爱因斯坦104劳布、布赫雷尔09.5
爱因斯坦104劳布、布赫雷尔09.5
就在劳布5月16日写信祝贺爱因斯坦就任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并简述了自己周边的科研情况的差不多同一时间，5月17日爱因斯坦也给劳布写了一封信，祝贺他就任海德堡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菲利普·莱纳德助教，爱因斯坦认为劳布能与莱纳德一起工作是难得的机会，莱纳德是有独创精神的大师：
“亲爱的劳布先生!
首先，我对您获得助教的职位和相应的工资收入表示衷心的祝贺。这个消息今我非常快乐。不过我认为，与莱纳德一起工作的机会，远比得到助教的职位和这份收入更为重要！
不管他会有多少想法，他的想法总是一时兴起所致。他是一位大师，一位有独创精神的人。也许当他学会尊敬别人后，他会非常和蔼可亲的。”
在信中爱因斯坦向劳布索要了他光电研究的实验方案，通报自己正在从事辐射构造的问题，并评价了一起通信研究辐射构造问题的亨德里克·安东·洛伦兹和普朗克的不同：
“我一直在忙于辐射构造问题，并且一直在就此问题与亨德里克·安东·洛伦兹和普朗克进行广泛的通信联系。
前一位有着惊人的造诣，同时又是一位很可亲的人。
普朗克的学术功底也很深。他惟一的弱点就是，他很难沿着别人的思路走。这也许可以解释他怎么会非常固执地反对我最近那篇关于辐射的论文。不过，他没有提出任何能反驳我的批评的理由。因此我希望他读过这篇文章并接受了其中的观点。”
爱因斯坦还先知先觉的提到了量子问题十分困难，目前自己对它研究的也不算成功，但照片他已经寄给劳布了：
“这个量子问题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每个人都得花很大力气去研究它。我已经在构想某种形式上有几分合理的东西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是“垃圾”。今年冬天我要去柏林作演讲，但我还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
我终于把这张照片寄出了。我耽搁了这么长时间，完全是由于懒散。不过您是宽宏大量的，如果需要的话，我对您也会如此。
谨致亲切的问候。您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收到劳布5月16日信后，5月19日爱因斯坦又给劳布发了一封回信，借向劳布解释自己成功就任副教授要感谢劳布的原因之机，阐述了自己二次演讲的曲折历程：
“现在，我也成了出卖才能者行会的一名正式成员了。谈到您在这件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事情是这样的：
当您写信告诉我您通过坎托得知我的课讲得很蹩脚的消息时，我立刻就知道了这个谣言传播的路径：克莱纳——布克哈特——坎托——劳布——爱因斯坦。
（注：马提亚·坎托，MatthiasCantor，1861年-1916年，维尔茨堡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不太重视闵科夫斯基关于运动媒质电动力学的论文，但却特别喜欢闵科夫斯基论文中提出的四维时空理论。
海因里希·布克哈特，HeinrichBurkhardt，苏黎世大学数学教授，克莱纳邀请其检查爱因斯坦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数学计算。）
因为有一次他曾来我的班里：“鉴定牲口”，那次我讲得的确不太好——这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准备得不充分，部分原因是由于处于受审查的状态让我感到有点紧张。
后来我给克莱纳（注：爱因斯坦的博导，为其申请副教授的主导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严厉地谴责了他散布对我很不利的谣言的行径，他的谣言给我的来之不易的职位最终定了性。由于这样的谣言，我想从事教育事业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
克莱纳后来后悔了。他说，如果他能使自己确信我具有教学才能，他将很高兴在苏黎世给我找一份副教授的职位。随后我向他建议，在苏黎世物理学会发表一份我在3个月以前作过的演讲。
我很幸运。与我平常的情况不同，那次我讲得很好——这样就出现了转机。我的工资大致相当于在专利局时的工资。原来他们想给我的工资要少得多，但是我拒绝在这种待遇下接受这份工作。”
借着，爱因斯坦为劳布跟随过、而自己也与之书信交往的威廉·维恩为人正派而高兴，至于海德堡他是去不了的：
“我很高兴，事实证明维恩是一个正派的人。如果一个人只有出众的才智而没有良好的品格，总会让我感到遗憾。关于去海德堡过五旬节一事，我不能那样对待我的妻子。因为那样的话她从我这儿就得不到什么了。
10月初我将动身去苏黎世（注：就职苏黎世大学副教授）。如果我们能够再次见面，我会很高兴。但这必须是在苏黎世或伯尔尼。因为我没有或几乎没有时间休假。”
对劳布5月16日的信中提及的保罗·赫兹（PaulHertz，1881年-1940年，海德堡大学数学物理学的编外讲师）想独吞科研成果，把科研当成前途来看待的事，爱因斯坦也进行了评价：
“我觉得和赫兹的这段小插曲很有趣。一个可怜又可爱的年轻人，很不幸，被学术界的病菌传染了。相对于这么一个在与有权势的人打交道时几乎完全失去了自尊的可怜的家伙而言，每个平庸的商人真可算得上是杰出的人物了，您谈到的那些有钱的德国犹太人的情况很滑稽，不过您说得很对。
对怎样在个人事业中取得成功了如指掌的人，为什么对官方的职位那么热衷呢？
他们为什么要低三下四地向政府摇尾乞怜呢？
为什么像亚伯拉罕（Abraham）这样的家伙不能体面地退出呢？这对国库来说是大有好处的。
与狗相处总比与狼共舞要容易些。”
在信的最后，爱因斯坦向劳布简要通报了柏林方面荷质比的检测、与洛伦兹交流辐射构造、光量子和小机器的相关情况：
“普朗克已经告诉我在柏林从实验上进行的相对论研究工作。他希望我在我最近的这篇论文（注：《论辐射问题的现状》）中加上这个特别的“附录”。
我现在怀着极大的兴趣就辐射问题与亨德里克·安东·洛伦兹进行通信交流。我对别人从没有像对这个人这么佩服；我也许要说，我爱他。
我关于光量子的研究正在缓慢地进行。我相信，我的思路是对的。线性微分方程具有奇点。不过，我还没多大进展。
我的小机器的事又往后拖了，因为轴太细了，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5月20日，英国剑桥大学实验物理学讲师乔治·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塞尔（GeorgeFrederickCharlesSearle，1864年-1954年）给爱因斯坦发了一封邮寄论文的感谢信：
“亲受的先生：
非常抱歉，拖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对您——应布赫雷尔博士（注：阿尔弗雷德·布赫雷尔，AlfredBucherer，实验检测荷质比证明相对论是正确的）的要求——给我寄来您关于相对性原理的论文（注：1907年12月4日的总结展望论文《关于相对性原理和由此得出的结论》）表示感谢。
收到论文时正赶上我被我的工作搞得疲惫不堪。随后我去度假。可是从我度假回来时起我就觉得身体不适，甚至至今也未痊愈。我现在正处在恢复阶段，但愿过几天能完全康复。我原希望在给您回信前仔细研究一下您的论文，但是我还没能做到。”
当然，塞尔没太搞懂狭义相对论不仅是身体不适，主要是英国同仁对德语不太精通，因此，塞尔建议爱因斯坦发个英文版的论文：
“迄今为止，对这些复杂的原理或它们的意义，我还未能获得十分清晰的概念，在英国和我谈起这个问题的那些人似乎也有同感。
我想，如果您能就此问题写个简短的说明，并把它译成英文在某个英文杂志——比如说《哲学杂志》上发表，那对我们是会有帮助的。如果我能为此事帮点什么忙，我很愿意去做。不过我得说明，我对德语并不精通。”
随信塞尔还邮寄了自己的几篇论文给爱因斯坦，并表示自己教学任务重，不太有时间读别人的东西：
“寄去几篇拙作希望您能收下。这些文章都是关于我自己的专业的，与别人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我有教学工作在身，无达抽出时间去读很多别人写的东西。”
爱因斯坦的理论塞尔虽然不太熟悉，但爱因斯坦所在的伯尔尼他略有了解：
“我曾去过伯尔尼几次。1907年9月我妻子和我曾在那里过了一夜。我第一次非常清楚地看到了阿尔卑斯山。我想，它们从远处看起来比从米伦（Mürren）和格林德瓦（Grindewald）看上去大概美得多。
如果我再去伯尔尼，我希望能有幸见到您。”
在信的最后，塞尔向爱因斯坦推荐了一位新的可能对其理论感兴趣的同仁：
“我最近去了托基(Torquay)，并与奥利弗·亥维赛（注：OliverHeaviside，1850年-1925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独立研究者）博士就电学问题谈过几次话。我想，他可能想得到一份您的论文。他的地址是：
托基市Homefield区LowerWarberry路。
再次感谢您的论文。
您永远忠实的
乔治·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塞尔”
就在劳布5月16日写信祝贺爱因斯坦就任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并简述了自己周边的科研情况的差不多同一时间，5月17日爱因斯坦也给劳布写了一封信，祝贺他就任海德堡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菲利普·莱纳德助教，爱因斯坦认为劳布能与莱纳德一起工作是难得的机会，莱纳德是有独创精神的大师：
“亲爱的劳布先生!
首先，我对您获得助教的职位和相应的工资收入表示衷心的祝贺。这个消息今我非常快乐。不过我认为，与莱纳德一起工作的机会，远比得到助教的职位和这份收入更为重要！
不管他会有多少想法，他的想法总是一时兴起所致。他是一位大师，一位有独创精神的人。也许当他学会尊敬别人后，他会非常和蔼可亲的。”
在信中爱因斯坦向劳布索要了他光电研究的实验方案，通报自己正在从事辐射构造的问题，并评价了一起通信研究辐射构造问题的亨德里克·安东·洛伦兹和普朗克的不同：
“我一直在忙于辐射构造问题，并且一直在就此问题与亨德里克·安东·洛伦兹和普朗克进行广泛的通信联系。
前一位有着惊人的造诣，同时又是一位很可亲的人。
普朗克的学术功底也很深。他惟一的弱点就是，他很难沿着别人的思路走。这也许可以解释他怎么会非常固执地反对我最近那篇关于辐射的论文。不过，他没有提出任何能反驳我的批评的理由。因此我希望他读过这篇文章并接受了其中的观点。”
爱因斯坦还先知先觉的提到了量子问题十分困难，目前自己对它研究的也不算成功，但照片他已经寄给劳布了：
“这个量子问题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每个人都得花很大力气去研究它。我已经在构想某种形式上有几分合理的东西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是“垃圾”。今年冬天我要去柏林作演讲，但我还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
我终于把这张照片寄出了。我耽搁了这么长时间，完全是由于懒散。不过您是宽宏大量的，如果需要的话，我对您也会如此。
谨致亲切的问候。您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收到劳布5月16日信后，5月19日爱因斯坦又给劳布发了一封回信，借向劳布解释自己成功就任副教授要感谢劳布的原因之机，阐述了自己二次演讲的曲折历程：
“现在，我也成了出卖才能者行会的一名正式成员了。谈到您在这件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事情是这样的：
当您写信告诉我您通过坎托得知我的课讲得很蹩脚的消息时，我立刻就知道了这个谣言传播的路径：克莱纳——布克哈特——坎托——劳布——爱因斯坦。
（注：马提亚·坎托，MatthiasCantor，1861年-1916年，维尔茨堡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不太重视闵科夫斯基关于运动媒质电动力学的论文，但却特别喜欢闵科夫斯基论文中提出的四维时空理论。
海因里希·布克哈特，HeinrichBurkhardt，苏黎世大学数学教授，克莱纳邀请其检查爱因斯坦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数学计算。）
因为有一次他曾来我的班里：“鉴定牲口”，那次我讲得的确不太好——这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准备得不充分，部分原因是由于处于受审查的状态让我感到有点紧张。
后来我给克莱纳（注：爱因斯坦的博导，为其申请副教授的主导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严厉地谴责了他散布对我很不利的谣言的行径，他的谣言给我的来之不易的职位最终定了性。由于这样的谣言，我想从事教育事业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
克莱纳后来后悔了。他说，如果他能使自己确信我具有教学才能，他将很高兴在苏黎世给我找一份副教授的职位。随后我向他建议，在苏黎世物理学会发表一份我在3个月以前作过的演讲。
我很幸运。与我平常的情况不同，那次我讲得很好——这样就出现了转机。我的工资大致相当于在专利局时的工资。原来他们想给我的工资要少得多，但是我拒绝在这种待遇下接受这份工作。”
借着，爱因斯坦为劳布跟随过、而自己也与之书信交往的威廉·维恩为人正派而高兴，至于海德堡他是去不了的：
“我很高兴，事实证明维恩是一个正派的人。如果一个人只有出众的才智而没有良好的品格，总会让我感到遗憾。关于去海德堡过五旬节一事，我不能那样对待我的妻子。因为那样的话她从我这儿就得不到什么了。
10月初我将动身去苏黎世（注：就职苏黎世大学副教授）。如果我们能够再次见面，我会很高兴。但这必须是在苏黎世或伯尔尼。因为我没有或几乎没有时间休假。”
对劳布5月16日的信中提及的保罗·赫兹（PaulHertz，1881年-1940年，海德堡大学数学物理学的编外讲师）想独吞科研成果，把科研当成前途来看待的事，爱因斯坦也进行了评价：
“我觉得和赫兹的这段小插曲很有趣。一个可怜又可爱的年轻人，很不幸，被学术界的病菌传染了。相对于这么一个在与有权势的人打交道时几乎完全失去了自尊的可怜的家伙而言，每个平庸的商人真可算得上是杰出的人物了，您谈到的那些有钱的德国犹太人的情况很滑稽，不过您说得很对。
对怎样在个人事业中取得成功了如指掌的人，为什么对官方的职位那么热衷呢？
他们为什么要低三下四地向政府摇尾乞怜呢？
为什么像亚伯拉罕（Abraham）这样的家伙不能体面地退出呢？这对国库来说是大有好处的。
与狗相处总比与狼共舞要容易些。”
在信的最后，爱因斯坦向劳布简要通报了柏林方面荷质比的检测、与洛伦兹交流辐射构造、光量子和小机器的相关情况：
“普朗克已经告诉我在柏林从实验上进行的相对论研究工作。他希望我在我最近的这篇论文（注：《论辐射问题的现状》）中加上这个特别的“附录”。
我现在怀着极大的兴趣就辐射问题与亨德里克·安东·洛伦兹进行通信交流。我对别人从没有像对这个人这么佩服；我也许要说，我爱他。
我关于光量子的研究正在缓慢地进行。我相信，我的思路是对的。线性微分方程具有奇点。不过，我还没多大进展。
我的小机器的事又往后拖了，因为轴太细了，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5月20日，英国剑桥大学实验物理学讲师乔治·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塞尔（GeorgeFrederickCharlesSearle，1864年-1954年）给爱因斯坦发了一封邮寄论文的感谢信：
“亲受的先生：
非常抱歉，拖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对您——应布赫雷尔博士（注：阿尔弗雷德·布赫雷尔，AlfredBucherer，实验检测荷质比证明相对论是正确的）的要求——给我寄来您关于相对性原理的论文（注：1907年12月4日的总结展望论文《关于相对性原理和由此得出的结论》）表示感谢。
收到论文时正赶上我被我的工作搞得疲惫不堪。随后我去度假。可是从我度假回来时起我就觉得身体不适，甚至至今也未痊愈。我现在正处在恢复阶段，但愿过几天能完全康复。我原希望在给您回信前仔细研究一下您的论文，但是我还没能做到。”
当然，塞尔没太搞懂狭义相对论不仅是身体不适，主要是英国同仁对德语不太精通，因此，塞尔建议爱因斯坦发个英文版的论文：
“迄今为止，对这些复杂的原理或它们的意义，我还未能获得十分清晰的概念，在英国和我谈起这个问题的那些人似乎也有同感。
我想，如果您能就此问题写个简短的说明，并把它译成英文在某个英文杂志——比如说《哲学杂志》上发表，那对我们是会有帮助的。如果我能为此事帮点什么忙，我很愿意去做。不过我得说明，我对德语并不精通。”
随信塞尔还邮寄了自己的几篇论文给爱因斯坦，并表示自己教学任务重，不太有时间读别人的东西：
“寄去几篇拙作希望您能收下。这些文章都是关于我自己的专业的，与别人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我有教学工作在身，无达抽出时间去读很多别人写的东西。”
爱因斯坦的理论塞尔虽然不太熟悉，但爱因斯坦所在的伯尔尼他略有了解：
“我曾去过伯尔尼几次。1907年9月我妻子和我曾在那里过了一夜。我第一次非常清楚地看到了阿尔卑斯山。我想，它们从远处看起来比从米伦（Mürren）和格林德瓦（Grindewald）看上去大概美得多。
如果我再去伯尔尼，我希望能有幸见到您。”
在信的最后，塞尔向爱因斯坦推荐了一位新的可能对其理论感兴趣的同仁：
“我最近去了托基(Torquay)，并与奥利弗·亥维赛（注：OliverHeaviside，1850年-1925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独立研究者）博士就电学问题谈过几次话。我想，他可能想得到一份您的论文。他的地址是：
托基市Homefield区LowerWarberry路。
再次感谢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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