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老大的婚事
樊小义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曾给我讲过很多关于他父亲和爷爷的事情，当然有很多事情并不是他亲历的，而是他的父亲告诉他的，有些甚至是道听途说来的，但我都信了。
樊小义的父亲樊爱民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樊爱民兄妹七人，他是家里的老大，老二叫樊爱国，老三叫樊爱兵，老四老五都是女人，结婚之后基本跟樊小义家没什么往来，还有老六樊爱军、老七樊爱农。樊爱民仅仅上了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因为家里太穷了，实在上不起学，这一点应该跟大多数农民一样。不上学就要找事干，首先就是要学手艺，艺不压身嘛，有了手艺也就有了饭碗。手艺跟谁学呢，当然是跟他的父亲学，别人学的话还得交学费、还浪费时间，很明显，这对于穷得叮当响的樊家来说并不划算。学什么呢，当然是学剃头，无论是“军人热”“工人热”“教师热”，还是后来的“商品粮热”，与之相比剃头这门手艺不算光鲜。作为家里老大的樊爱民，在当时是没有任何选择的，子承父业嘛，无论他愿不愿意都需要走上这条道路。
樊爱民到了二十五岁还没结婚，这在当时铁定要打光棍了，因为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穷，究竟穷到什么地步，在我这个年龄可能还想象不到。但是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结婚就得盖房子，宅基地还是有，盖房子是一大笔支出，那时候如果是个土房子也能凑合，再用木头或者土围成一个院子，结了婚，这就是一个独立的“家”，但樊老爷子确实拿不出那么多钱。再说，樊老爷子是个剃头匠，“公社”的时候种地挣分，空闲的时候为大家剃头，根本就没有钱和商业的概念。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樊家逐渐有了一点起色，这点起色也仅仅是靠着剃头这门手艺饿不死人而已。
一九八零年春节，樊老爷子邀请同行的朋友到家里喝酒。说是喝酒，倒不如说是吃馒头，因为在那个时候大部分人还是会饿着肚子的。樊小义的爷爷让老婆蒸了一锅馒头，把家里所有的鸡蛋都拿了出来，炒了一大盘，还打了一锅红薯稀饭。两个人边吃边说，樊老爷子就把家里的情况和心事都跟他这个朋友说了说：男大当婚，家里的老大老二都到了结婚的年纪了，你看能不能和你那老表的闺女牵个线。那个朋友打了一个饱嗝，说：可以倒是可以，但是俺老表就一个闺女，给你家老大牵线呢还是老二牵线呢。樊爷爷说：那就给老二说媒吧，毕竟俺这家庭能办成一件大事就办成一件。他那个朋友说：老大没有结婚，老二先结婚恐怕不符合咱乡下的规矩。樊爷爷说老大都二十五了，早过了结婚的年纪了，你那老表的闺女今年十八了，怕也看不上老大了，你那边要是有离婚的女人再介绍给老大吧。
就这样，这件婚事就这么成了。当樊小义讲其这件事的时候，我感觉很有趣。确实在当时那个时代，穷人家结婚大概都是通过朋友、熟人介绍的吧。后来说道，他的奶奶离娘家有三十多公里，我想在那个交通不方便的年代，这桩婚姻也是另有原因的，果然也是樊小义的老爷通过同行朋友的朋友介绍的。这或许就是淳朴的“门当户对”。
后来，樊爱民知道了樊老爷子请人说媒的事情，也没有生气，毕竟已经有了打光棍的打算了，“好事”让弟弟摊上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打光棍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村里的张铁蛋、杨狗剩，还有那个杨大仓都是光棍，也没有谁看不起谁。至于老了怎么办，那都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看不了那么远，也想不了那么远。樊爱民自己也知道，像这样一个家庭，五个兄弟中能有一个结婚的就不错了，换句话说只要不全打光棍、家族后继有人就可以了！话虽如此，但樊爱民看到别人有家有口的，心里多少会有一些不痛快。
一九八二年，樊小义的大叔，也就是樊爱国有了第一个儿子。樊爱民心里更不是滋味，自己作为老大，婚姻“八”字还没一撇，但是老二都有了孩子！满月宴的那天，来了好多亲朋好友，全家人都很高兴，大家聊着聊着画风一转，就聊到了樊爱民的婚姻上了，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樊爱民剃头手艺好、长得也是人高马大，但是打光棍太可惜了！可惜也没办法呀，此时的樊老爷子已经完成抱孙子的心愿了，也不再操心樊爱民的婚事了。
说来事情也巧。那一年的夏天，樊爱民到离家十里的村去干活，走到路过一个集市的的时候天降大雨，樊爱民赶快找了一户人家避雨。主人热情好客，雨下了一个多时辰，樊爱民与主人聊了一个多时辰。得知主人姓刘，身体老不好，有严重的哮喘病，怕冷怕热，干不了重活。樊爱民吹牛说他有一个偏方可以治哮喘病，就把偏方告诉了他。没过多久，主人的病情竟然真的减轻了。还专门跑到樊爱民家表示感谢。有时，樊爱民经过刘家的时候还进去询问一下病情。一回生，二回熟。就这样，樊爱民与刘家主人成了忘年交。有一次刘家主人询问了樊爱民有几个孩子了，樊爱民颇为尴尬，然后打趣的说老天爷还没有给他送上这样的好事呢。刘家主人说，他有五个孩子，两男三女，这两个儿子都结了婚，大女儿也结了婚，还有四女儿和五女儿没有结婚，四女儿今年17岁，准备今年说媒。还说如果樊爱民愿意，可以跟四女儿见一面，毕竟是新社会了，谁也不强求谁，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见了面就直接说。樊爱民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高兴地差点跳了出来。
见面之后，刘家四女儿真看不上樊爱民，但是樊爱民倒也无所谓，毕竟看不上他的人遍地都是，早有心理准备。可刘家主人想一心成就这段姻缘，他素知四女儿孝顺，就劝说：“我这病是人家治好的，人家对我有救命之恩，咱们得报答人家，欠着这份情，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呢！”说着说着，都上升到了“生死”，四女儿就只得答应了。
一九八三年，他们结了婚。刘家四女儿，叫刘桂枝，也就是樊小义的母亲。那一年，樊爱民二十八岁，刘桂芝十八岁，这段婚姻在我们村成为传奇，后来樊小义常说他父亲是运气好，而他父亲则说这是“命中注定”。
一九八四年，樊小义的大叔樊爱国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取名樊小伟。这个时候，樊爱民并没有那么嫉妒，因为他的老婆也怀孕了。
樊小义的父亲樊爱民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樊爱民兄妹七人，他是家里的老大，老二叫樊爱国，老三叫樊爱兵，老四老五都是女人，结婚之后基本跟樊小义家没什么往来，还有老六樊爱军、老七樊爱农。樊爱民仅仅上了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因为家里太穷了，实在上不起学，这一点应该跟大多数农民一样。不上学就要找事干，首先就是要学手艺，艺不压身嘛，有了手艺也就有了饭碗。手艺跟谁学呢，当然是跟他的父亲学，别人学的话还得交学费、还浪费时间，很明显，这对于穷得叮当响的樊家来说并不划算。学什么呢，当然是学剃头，无论是“军人热”“工人热”“教师热”，还是后来的“商品粮热”，与之相比剃头这门手艺不算光鲜。作为家里老大的樊爱民，在当时是没有任何选择的，子承父业嘛，无论他愿不愿意都需要走上这条道路。
樊爱民到了二十五岁还没结婚，这在当时铁定要打光棍了，因为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穷，究竟穷到什么地步，在我这个年龄可能还想象不到。但是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结婚就得盖房子，宅基地还是有，盖房子是一大笔支出，那时候如果是个土房子也能凑合，再用木头或者土围成一个院子，结了婚，这就是一个独立的“家”，但樊老爷子确实拿不出那么多钱。再说，樊老爷子是个剃头匠，“公社”的时候种地挣分，空闲的时候为大家剃头，根本就没有钱和商业的概念。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樊家逐渐有了一点起色，这点起色也仅仅是靠着剃头这门手艺饿不死人而已。
一九八零年春节，樊老爷子邀请同行的朋友到家里喝酒。说是喝酒，倒不如说是吃馒头，因为在那个时候大部分人还是会饿着肚子的。樊小义的爷爷让老婆蒸了一锅馒头，把家里所有的鸡蛋都拿了出来，炒了一大盘，还打了一锅红薯稀饭。两个人边吃边说，樊老爷子就把家里的情况和心事都跟他这个朋友说了说：男大当婚，家里的老大老二都到了结婚的年纪了，你看能不能和你那老表的闺女牵个线。那个朋友打了一个饱嗝，说：可以倒是可以，但是俺老表就一个闺女，给你家老大牵线呢还是老二牵线呢。樊爷爷说：那就给老二说媒吧，毕竟俺这家庭能办成一件大事就办成一件。他那个朋友说：老大没有结婚，老二先结婚恐怕不符合咱乡下的规矩。樊爷爷说老大都二十五了，早过了结婚的年纪了，你那老表的闺女今年十八了，怕也看不上老大了，你那边要是有离婚的女人再介绍给老大吧。
就这样，这件婚事就这么成了。当樊小义讲其这件事的时候，我感觉很有趣。确实在当时那个时代，穷人家结婚大概都是通过朋友、熟人介绍的吧。后来说道，他的奶奶离娘家有三十多公里，我想在那个交通不方便的年代，这桩婚姻也是另有原因的，果然也是樊小义的老爷通过同行朋友的朋友介绍的。这或许就是淳朴的“门当户对”。
后来，樊爱民知道了樊老爷子请人说媒的事情，也没有生气，毕竟已经有了打光棍的打算了，“好事”让弟弟摊上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打光棍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村里的张铁蛋、杨狗剩，还有那个杨大仓都是光棍，也没有谁看不起谁。至于老了怎么办，那都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看不了那么远，也想不了那么远。樊爱民自己也知道，像这样一个家庭，五个兄弟中能有一个结婚的就不错了，换句话说只要不全打光棍、家族后继有人就可以了！话虽如此，但樊爱民看到别人有家有口的，心里多少会有一些不痛快。
一九八二年，樊小义的大叔，也就是樊爱国有了第一个儿子。樊爱民心里更不是滋味，自己作为老大，婚姻“八”字还没一撇，但是老二都有了孩子！满月宴的那天，来了好多亲朋好友，全家人都很高兴，大家聊着聊着画风一转，就聊到了樊爱民的婚姻上了，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樊爱民剃头手艺好、长得也是人高马大，但是打光棍太可惜了！可惜也没办法呀，此时的樊老爷子已经完成抱孙子的心愿了，也不再操心樊爱民的婚事了。
说来事情也巧。那一年的夏天，樊爱民到离家十里的村去干活，走到路过一个集市的的时候天降大雨，樊爱民赶快找了一户人家避雨。主人热情好客，雨下了一个多时辰，樊爱民与主人聊了一个多时辰。得知主人姓刘，身体老不好，有严重的哮喘病，怕冷怕热，干不了重活。樊爱民吹牛说他有一个偏方可以治哮喘病，就把偏方告诉了他。没过多久，主人的病情竟然真的减轻了。还专门跑到樊爱民家表示感谢。有时，樊爱民经过刘家的时候还进去询问一下病情。一回生，二回熟。就这样，樊爱民与刘家主人成了忘年交。有一次刘家主人询问了樊爱民有几个孩子了，樊爱民颇为尴尬，然后打趣的说老天爷还没有给他送上这样的好事呢。刘家主人说，他有五个孩子，两男三女，这两个儿子都结了婚，大女儿也结了婚，还有四女儿和五女儿没有结婚，四女儿今年17岁，准备今年说媒。还说如果樊爱民愿意，可以跟四女儿见一面，毕竟是新社会了，谁也不强求谁，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见了面就直接说。樊爱民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高兴地差点跳了出来。
见面之后，刘家四女儿真看不上樊爱民，但是樊爱民倒也无所谓，毕竟看不上他的人遍地都是，早有心理准备。可刘家主人想一心成就这段姻缘，他素知四女儿孝顺，就劝说：“我这病是人家治好的，人家对我有救命之恩，咱们得报答人家，欠着这份情，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呢！”说着说着，都上升到了“生死”，四女儿就只得答应了。
一九八三年，他们结了婚。刘家四女儿，叫刘桂枝，也就是樊小义的母亲。那一年，樊爱民二十八岁，刘桂芝十八岁，这段婚姻在我们村成为传奇，后来樊小义常说他父亲是运气好，而他父亲则说这是“命中注定”。
一九八四年，樊小义的大叔樊爱国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取名樊小伟。这个时候，樊爱民并没有那么嫉妒，因为他的老婆也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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