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风水先生
一九八五年，也就是在改革开放第八个年头，这一年的夏收时节，樊小义出生在平原地区的一个小村庄，他出生时，既没有传说中的天降祥瑞，也没有蛟龙绕梁，更没有满屋香味，很明显他成不了帝王将相，注定是个普通人。那时候，我们那地方还很穷，没有什么医院，交通也不方便，最近的是镇卫生所，只能称为“所”，还称不上是医院。按照习惯，生孩子只能找接生婆，接生婆也说不上有多老，四十多岁，但是据说我们村的八零后基本都是她接生的。接生婆是个很受人尊重的职业，尽管后来它招致非议，但在那个医疗体系不健全的时代，接生婆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接生婆从我们村走过，无论老少都尊敬地喊她一声“先生”。
樊小义的父亲那年整整三十岁，这个岁数在农村也算是中年得子了。关于为孩子取名的事情，樊爱民显然没有前辈随意了，不能叫什么“狗剩”、“孩儿”、“狗蛋”这样的名字了。那时候他家里供奉着关公，本地人都称为“关爷”，关爷神像常年蒙着红布，红布很脏，但也不能拿下来洗，否则是对神不尊敬。这尊神像现在还供奉在樊小义的小叔樊爱农家里，去年回家过年，我还见到过，只是红布已经换成新的了。关爷终生信奉“义”字，樊爱民干脆为儿子取名樊小义，还说不敢叫“樊大义”或者“樊义”，名字太“大”，不好养活。
一九八五到八六年，一个不到三百人的村庄，竟然出生了十多个婴儿，包括后来与我和樊小义关系都不错的杨军华、张大成，还有樊鹏程、程丽珍。
如果不嫌啰嗦，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些我最好的朋友樊小义出生以前的故事，这样你就可以了解那各时候农村的一些风土人情，当然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出生，所以这些都是道听途说的事情。
在樊小义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八四年。这年秋天，樊老爷子就郑重其事的向樊爱民说明：“你结婚了，但是家里还有三个兄弟和两个妹妹没有结婚，你也知道，象咱这一大家子就这五间土窝子，住在一起也挺不方便。老二屋后边那片宅子就分给你了，瞅个好日子，咱们就开工。”“开工？没钱咋开工？”樊爱民说。“你那个头就是榆木疙瘩，咋就不开窍？只能咱们自己干，老二结婚了，就不参与了，咱和老三老六老七五个人就能把屋子盖起来。”樊老爷子说。
第二天，樊老爷子带着樊爱民兄弟四个，来到宅基地上，先在四个角上找石灰孔。之前“大队”分宅基地的时候，为了方便宅基地的主人后续查找，就在宅基地的四个角用铁棍打孔，再倒入石灰粉。我们当地称之为“灰角”。这种灰角可以历时几十年仍然可以被人辨别，但是如果当初铁棍打孔打偏了，或者宅基地上的土质比较松软，过不了几年灰角就辨别不清了，邻居就容易引起纠纷。为了宅基地打架，甚至是出人命官司，在那个时候的农村是很常见的。我记得，樊老爷子曾经说过那时候的农村人之所以生很多孩子，原因之一就是万一因为宅基地、地边纠纷要打架，人多了就有优势。若孩子生的少，连个帮手都没有，最终会吃亏的。
那天，樊家父子五人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三个灰角，但是西北角的灰角就是找不到。宅基地前边是老二家，他家早盖上了房子，不存在什么争议。宅基地后边是豆腐杨的宅基地，西北角是鞋匠张的，西边是木匠程的，东边是个宽约三米的巷子。他们四家都准备建房子，如果这西北角的灰角找不到，恐怕要引起纠纷了。樊老爷子带了四个儿子挖了一下午也没找到，村里人就开始推测，是不是当初忘了灌石灰了。樊老爷子道：“啊呸，当初，我亲自看着灌的石灰。”毕竟是没有动工，况且四家都没有盖房子，现在还说不上谁多占了宅子。
四家一致决定，请村支书过来看看。村支书来了之后，看了看被樊家挖了半米深、10平方的地方，也没见半点石灰，百思不得其解。但是问题总得解决吧，村支书说让他们都把宅基证拿出来吧。又一想，宅基证上只写到前后左右是谁的，宅基地的面积是多大，从这上面也不能看出灰角在哪呀。这些年，村支书没少碰到这种事情，既要做决定，还不能得罪人，处理这样的事情确实需要艺术。村支书说，你们四家不是今年盖、就是明年盖，这样吧，咱们让张先生来看看宅子吧，让他走个线！
村支书所说的张先生，名叫张广德，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最著名的风水大师，大家都尊称他为张先生，而不是什么张大仙、张半仙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名字。困难时刻，连村支书都能想到的人，应该是个人物！张先生最擅长看宅基地和坟地风水，用他的话说，风水很重要，“宅子影响现在的人，坟地影响后来的人”。咱们这片，没有山，除了村前的水沟也没有什么“水”，出不了大富大贵之人，风水处置好的话但求无病无灾就可以了。据说，镇上有一人家，女主人常年生病，久治不愈，便请张先生去看风水。张先生一进大门，就道：“你们院子中间有一棵树影响了风水，才导致家人生病。院子就像一个‘口’字，中间有一‘木’就是‘困’字。困，是穷困的‘困’，表示要破财。病了，当然要花钱，花钱就是破财。”主人连连称是。后来，主人拔掉了那棵树，女主人的病真的好了。其实，张先生并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第二天一大早，张先生就来到了樊家宅基地。按照看宅子风水的规矩，必须要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才能精确判断风水好坏。樊家父子、村支书和豆腐杨、鞋匠张、木匠程都悉数到场，还有一些看热闹的村民。张先生小心翼翼地从红布袋里拿出了罗盘，又从另一个红布袋里拿出了红线盘。这时，太阳像个火球一样从东方升起，张先生拿出红线盘一头的楔子插在樊家宅基地的西南角的灰角上，将红线盘放在罗盘上方向北边拉，此时罗盘指针正对“离”卦。樊爱民根据规矩赶快沿着这条红线撒石灰做标记。然后，张先生拔掉西南角的红线楔子，插在了东北角的灰角上，将红线盘依旧放在罗盘上向西边拉，直到与刚才樊爱民撒的石灰线交叉在一起，此时红线正对“震”卦。到了初中，我才知道这是几何知识。但实际上在农村，这事却没有那么简单。两条线的交叉点就是西北角的灰角，大家对此都没有什么异议。
樊老爷子说：“既然大家都同意这是灰角，我们家就盖屋子了。今天早晨的饭俺请张先生，嘿嘿，烦请张先生再帮按看看堂屋应该建哪里？”然后转脸对樊爱民说，“去告诉你妈，张先生要在咱家吃饭，做点白面馍。”
张先生问：“你是盖砖房呢还是土房呢？”
“俺家也没什么钱，能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就不错了，凑合着盖个土屋子吧，孩子要是有本事了，就自己折腾着吧”樊老爷子说道。
张先生说：“你这宅子东西四丈八、南北五丈六，要盖土屋子的话，堂屋两丈八，左右各留一丈吧。”说着就拿罗盘和红线盘去比划，确定了堂屋的长和宽，樊爱民依旧是屁颠屁颠地拿着石灰跟着撒，仿佛屋子马上要建起来似的。
堂屋的轮廓定下来了，又定了西屋的轮廓。张先生准备定东屋的轮廓的时候，樊老爷子苦笑说：“堂屋呢，白天来个亲戚能坐坐，晚上自家人还能睡觉，西屋呢，做饭用，实在不行了，晚上也能躺个人。但是这东屋……就不建了，还有那个过道也不建了，这屋子虽然是俺们几个出力建的，不费什么钱，但是这木料没有那么多啊。你看着宅基地里还有五六棵榆树，但是都太小，还不是材料。”
张先生也是见怪不怪了，毕竟那个年代能盖起房子的人家真不多，基本上是能不建就不建，能少建就少建。其实，对于张先生来说，这宅子实在没有什么风水可言，也没有什么可看的，毕竟前不临坑，后不临河，只是一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得宅子了。作为风水先生说，谁也没那么大本事通过风水改变一个普通人家的命运。《三国演义》说刘备，“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相着云‘此家必出贵人’”。这都是刘备成事之后，被史官们杜撰的。如果樊小义哪天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恐怕也会有类似传说。
樊老爷子又问张先生：“院子里这几棵榆树是否影响风水？”
张先生说道：“榆树代表‘富裕’，是好树。”
然后，张先生又指点了一下水井、大门、粪坑的位置，还交待了几点注意事项，比如不要在门口放石磨、不要在院里放石头等等。到此，张先生的工作就算结束了。
樊小义的父亲那年整整三十岁，这个岁数在农村也算是中年得子了。关于为孩子取名的事情，樊爱民显然没有前辈随意了，不能叫什么“狗剩”、“孩儿”、“狗蛋”这样的名字了。那时候他家里供奉着关公，本地人都称为“关爷”，关爷神像常年蒙着红布，红布很脏，但也不能拿下来洗，否则是对神不尊敬。这尊神像现在还供奉在樊小义的小叔樊爱农家里，去年回家过年，我还见到过，只是红布已经换成新的了。关爷终生信奉“义”字，樊爱民干脆为儿子取名樊小义，还说不敢叫“樊大义”或者“樊义”，名字太“大”，不好养活。
一九八五到八六年，一个不到三百人的村庄，竟然出生了十多个婴儿，包括后来与我和樊小义关系都不错的杨军华、张大成，还有樊鹏程、程丽珍。
如果不嫌啰嗦，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些我最好的朋友樊小义出生以前的故事，这样你就可以了解那各时候农村的一些风土人情，当然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出生，所以这些都是道听途说的事情。
在樊小义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八四年。这年秋天，樊老爷子就郑重其事的向樊爱民说明：“你结婚了，但是家里还有三个兄弟和两个妹妹没有结婚，你也知道，象咱这一大家子就这五间土窝子，住在一起也挺不方便。老二屋后边那片宅子就分给你了，瞅个好日子，咱们就开工。”“开工？没钱咋开工？”樊爱民说。“你那个头就是榆木疙瘩，咋就不开窍？只能咱们自己干，老二结婚了，就不参与了，咱和老三老六老七五个人就能把屋子盖起来。”樊老爷子说。
第二天，樊老爷子带着樊爱民兄弟四个，来到宅基地上，先在四个角上找石灰孔。之前“大队”分宅基地的时候，为了方便宅基地的主人后续查找，就在宅基地的四个角用铁棍打孔，再倒入石灰粉。我们当地称之为“灰角”。这种灰角可以历时几十年仍然可以被人辨别，但是如果当初铁棍打孔打偏了，或者宅基地上的土质比较松软，过不了几年灰角就辨别不清了，邻居就容易引起纠纷。为了宅基地打架，甚至是出人命官司，在那个时候的农村是很常见的。我记得，樊老爷子曾经说过那时候的农村人之所以生很多孩子，原因之一就是万一因为宅基地、地边纠纷要打架，人多了就有优势。若孩子生的少，连个帮手都没有，最终会吃亏的。
那天，樊家父子五人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三个灰角，但是西北角的灰角就是找不到。宅基地前边是老二家，他家早盖上了房子，不存在什么争议。宅基地后边是豆腐杨的宅基地，西北角是鞋匠张的，西边是木匠程的，东边是个宽约三米的巷子。他们四家都准备建房子，如果这西北角的灰角找不到，恐怕要引起纠纷了。樊老爷子带了四个儿子挖了一下午也没找到，村里人就开始推测，是不是当初忘了灌石灰了。樊老爷子道：“啊呸，当初，我亲自看着灌的石灰。”毕竟是没有动工，况且四家都没有盖房子，现在还说不上谁多占了宅子。
四家一致决定，请村支书过来看看。村支书来了之后，看了看被樊家挖了半米深、10平方的地方，也没见半点石灰，百思不得其解。但是问题总得解决吧，村支书说让他们都把宅基证拿出来吧。又一想，宅基证上只写到前后左右是谁的，宅基地的面积是多大，从这上面也不能看出灰角在哪呀。这些年，村支书没少碰到这种事情，既要做决定，还不能得罪人，处理这样的事情确实需要艺术。村支书说，你们四家不是今年盖、就是明年盖，这样吧，咱们让张先生来看看宅子吧，让他走个线！
村支书所说的张先生，名叫张广德，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最著名的风水大师，大家都尊称他为张先生，而不是什么张大仙、张半仙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名字。困难时刻，连村支书都能想到的人，应该是个人物！张先生最擅长看宅基地和坟地风水，用他的话说，风水很重要，“宅子影响现在的人，坟地影响后来的人”。咱们这片，没有山，除了村前的水沟也没有什么“水”，出不了大富大贵之人，风水处置好的话但求无病无灾就可以了。据说，镇上有一人家，女主人常年生病，久治不愈，便请张先生去看风水。张先生一进大门，就道：“你们院子中间有一棵树影响了风水，才导致家人生病。院子就像一个‘口’字，中间有一‘木’就是‘困’字。困，是穷困的‘困’，表示要破财。病了，当然要花钱，花钱就是破财。”主人连连称是。后来，主人拔掉了那棵树，女主人的病真的好了。其实，张先生并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第二天一大早，张先生就来到了樊家宅基地。按照看宅子风水的规矩，必须要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才能精确判断风水好坏。樊家父子、村支书和豆腐杨、鞋匠张、木匠程都悉数到场，还有一些看热闹的村民。张先生小心翼翼地从红布袋里拿出了罗盘，又从另一个红布袋里拿出了红线盘。这时，太阳像个火球一样从东方升起，张先生拿出红线盘一头的楔子插在樊家宅基地的西南角的灰角上，将红线盘放在罗盘上方向北边拉，此时罗盘指针正对“离”卦。樊爱民根据规矩赶快沿着这条红线撒石灰做标记。然后，张先生拔掉西南角的红线楔子，插在了东北角的灰角上，将红线盘依旧放在罗盘上向西边拉，直到与刚才樊爱民撒的石灰线交叉在一起，此时红线正对“震”卦。到了初中，我才知道这是几何知识。但实际上在农村，这事却没有那么简单。两条线的交叉点就是西北角的灰角，大家对此都没有什么异议。
樊老爷子说：“既然大家都同意这是灰角，我们家就盖屋子了。今天早晨的饭俺请张先生，嘿嘿，烦请张先生再帮按看看堂屋应该建哪里？”然后转脸对樊爱民说，“去告诉你妈，张先生要在咱家吃饭，做点白面馍。”
张先生问：“你是盖砖房呢还是土房呢？”
“俺家也没什么钱，能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就不错了，凑合着盖个土屋子吧，孩子要是有本事了，就自己折腾着吧”樊老爷子说道。
张先生说：“你这宅子东西四丈八、南北五丈六，要盖土屋子的话，堂屋两丈八，左右各留一丈吧。”说着就拿罗盘和红线盘去比划，确定了堂屋的长和宽，樊爱民依旧是屁颠屁颠地拿着石灰跟着撒，仿佛屋子马上要建起来似的。
堂屋的轮廓定下来了，又定了西屋的轮廓。张先生准备定东屋的轮廓的时候，樊老爷子苦笑说：“堂屋呢，白天来个亲戚能坐坐，晚上自家人还能睡觉，西屋呢，做饭用，实在不行了，晚上也能躺个人。但是这东屋……就不建了，还有那个过道也不建了，这屋子虽然是俺们几个出力建的，不费什么钱，但是这木料没有那么多啊。你看着宅基地里还有五六棵榆树，但是都太小，还不是材料。”
张先生也是见怪不怪了，毕竟那个年代能盖起房子的人家真不多，基本上是能不建就不建，能少建就少建。其实，对于张先生来说，这宅子实在没有什么风水可言，也没有什么可看的，毕竟前不临坑，后不临河，只是一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得宅子了。作为风水先生说，谁也没那么大本事通过风水改变一个普通人家的命运。《三国演义》说刘备，“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相着云‘此家必出贵人’”。这都是刘备成事之后，被史官们杜撰的。如果樊小义哪天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恐怕也会有类似传说。
樊老爷子又问张先生：“院子里这几棵榆树是否影响风水？”
张先生说道：“榆树代表‘富裕’，是好树。”
然后，张先生又指点了一下水井、大门、粪坑的位置，还交待了几点注意事项，比如不要在门口放石磨、不要在院里放石头等等。到此，张先生的工作就算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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