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二篇(八)
2.从《诗》与《周易》里如诗的语句及手法对比来看《周易》产生的时间
《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汇集，其诗歌产生的时间大约从周初到公元前六世纪（春秋中期）的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产生了不同时期的诗歌，又经过不断地吟唱流传，最后到春秋时期汇集成册。学者研究认为汇集的工作是周王朝的乐师们做的。《诗》是官府行为汇编成集是可信的，因为《诗》里透出对周王朝初期诸王的歌颂。
西周时期被认为是崇尚礼乐的时代，用礼乐为周王朝的分封宗法等级制度服务。《诗》里的诗歌多是周王室收集或创作的乐歌，《诗》里的诗歌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历史文化。《诗》集到后封建社会里也变成了“经”，《诗》同其他几部“经”书，被罩上了神圣的光环。
《诗》里的诗歌是跨度整个西周时期，又延续到春秋前期。怎么分清哪些诗歌是西周的某个时期呢？这同样是个困难的问题。《诗》里的诗歌既没有诗作者，连做诗的时代也没有记录。《诗》里的诗歌横跨了几百年的时间，学者对诗的产生研究也只是分期说，如某诗歌作于西周前期，某诗歌作于西周后期，或晚期的说法。要用《诗》来分析《周易》产生的时间，有其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看《诗》里是否反映过《周易》一书；二是从《诗》里的诗歌表现手法与《周易》的表现手法对比分析，看两者相同与差异，而推断出《周易》一书产生的相关时间来。
首先，从《诗》里看不到对《周易》一书的反映，当然也就从《诗》里寻找不到《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来。那么，只有通过《诗》的体裁、表现手法来与《周易》一书的写作表现手法对比分析，看两者产生的相关时代背景。
《诗》是诗歌的汇集，“诗”有“诗”的艺术表现手法。《诗》里的诗句虽不是全是四言一句，但《诗》里的诗歌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诗》里的诗歌艺术特色是“赋、比、兴”的运用，这既是《诗》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赋:就是直接叙事，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喻，打比方，以彼物比此物，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即用它物起头，引起诗人的歌唱。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所以，“诗”有“诗”的表现手法，“诗”讲究音韵、句式，多以象征、比喻手法。而“文”有“文”的写作体裁与表现手法。《周易》属于文章体裁，但不难看出《周易》一书里有不少“诗”的表现手法。《周易》里一些文章讲究对仗和用韵，句式生动流畅、简明洗炼，在形式上呈现出诗歌的特征；而且运用了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那么，《周易》与《诗》里的诗歌谁是谁的先后继承关系呢？是《周易》作者受到诗歌表现手法的影响？还是《诗》里的诗歌的作者受到《周易》的表现手法的影响呢？当然是《周易》受到诗歌的影响，因从诗歌产生的历史来看，是远远早于《周易》一书的产生。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诗是人类语言的原始形式，在各种文学表现形式中，无疑诗歌形式出现的最早，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诗歌。《诗》里的诗歌虽然产生的较晚，但不等于说诗歌形式出现的晚。文学的源头是原始诗歌。
《周易》一书虽多有诗的表现手法，但《周易》毕竟不是“诗”，而是“文”。《周易》的体裁是“文”。《周易》一书是有六十四篇文章所组成，而《周易》文章又实属我国论说文的先驱。虽然《周易》是文的体裁，但《周易》一书在写作手法上无疑受到诗歌的影响。《周易》一书里的文章主要运用隐喻、象征的方法来论证事理；而且形同于“诗”的语言与格式，这无疑是受到“诗”的影响。正确地说《周易》一书是“诗性思维”的结晶。
我们读《周易》不但读出政治道理，而且读出诗歌美韵来。《周易》一书的文章句子，有着诗歌的韵律之美，一些篇章本身就是诗的体裁、诗的语言、诗的表现手法。《周易》里不但有大量的如诗之句，而且还有通篇如诗的体裁与手法的文章有《贲》、《明夷》、《归妹》、《艮》、《渐》等。我们将《周易》里的《渐》文抄录如下：
女归吉，利贞。
鸿渐于干，
小子厉，
有言无咎。
鸿渐于磐，
饮食衎衎，吉。
鸿渐于陆，
夫征不复，
妇孕不育，凶，
利御寇。
鸿渐于木，
或得其桷，无咎。
鸿渐于陵，
妇三岁不孕，
终莫之胜，吉。
鸿渐于阿，
其羽可用为仪，吉。
我们看到上面的《周易》里《渐》文，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歌，完全是以诗的体裁、表现手法，来表达作者的思想与政治理念。《周易》不是诗歌的汇集，《周易》是通过每篇文章在表达作者的政治观。《周易》是在阐述政治道理，即为君子讲述安邦治国上的政治道理。《周易》实属政论文章。《渐》文虽然在写作上有诗的韵律，诗的格式，诗的表现手法，但《渐》文毕竟不是诗，与诗不同的是，《渐》文里如诗的句子里增加了“判词”，这就把诗句变成了判断与论说的句子了。《周易》在文法上，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巧用“判词”。《周易》里的文章虽有诗之体、诗之语、诗之法，但出现了判断字与词，就变成了说理的文章。“文”的体裁，我们还能从《尚书》里的“周书”（即“西周文”）中看到。从“西周文”里的大量政诰文中看到已是说理文章，即已有论说文的雏形，但相比于《周易》文章，《尚书》里的论说文显然还很不成熟。如“西周文”多是叙事中出现说理，而不像《周易》里的文章，已是成熟的论说文章。《周易》每篇都是在作政治教诲，而且都主旨明确，其论点，论据、论证之间的逻辑联系十分紧密。《周易》其文先是命题，然后展开论述，而多数的文章末尾恰到好处地收题，全篇构成一篇论说生动、内容完整的论说文。这显然是与“西周文”的论说不同，是“西周文”论说的突破与发展。由“西周文”与《周易》文的体裁对比，也表明《周易》一书不是西周初期产生的。《周易》文章虽突破并发展了“西周文”的说理文体，但并没有突破“诗性思维”。《周易》论说的特色，表现出诗的格式与手法。《周易》在运用诗的格式与手法的表现上，又灵活地运用“判词”，把诗体变成了说理的文体。这显然又是受西周前期诗作的影响，因为诗作的传播与影响比周初那些官方“诰令”文要大的多。《周易》作者受诗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周易》在“诗”的格式上进行了创造，即在诗的格式上运用“判词”，由此创造出一种新的文体——诗喻式论文。
这种文体应是受西周前期“诗”与“文”影响下产生的“合体”。《周易》一书里出现的“判词”，是有诗体式转向说理式文体。《周易》里的“判词”如：“吉”、“凶”、“无咎”、“厉”、“元吉”、“亨”、“利涉大川”等。这些出现在《周易》文章里的“吉凶”词语，我们称为“判词”，是因为它们是在《周易》文章所论说事理中，所起着判定正确与否的结论。《周易》里的“判词”，所起的作用是判定所论事理的正确与否，可行与否的结论。而不可理解成如《红楼梦》里所给出的那些人物命运的“判词”。《红楼梦》里的判词，是对部分主要人物结局的一种隐语（或“隐喻”）的总结。那些“隐语”不过是所认为冥冥之中命运注定的结论。如《红楼梦》里对薛宝钗、林黛玉的“判词”是：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从这些隐喻的诗句里隐藏着薛宝钗、林黛玉的命运注定。总之，《红楼梦》里的“判词”类似于秦汉时期的“谶纬”东西。所以《周易》里的“判词”，不要与《红楼梦》里的“判词”相提并论就是了。
我们如果再把《周易》“渐”篇里那些“吉凶”判词去掉，再来读读这篇文章的感觉。
鸿渐于干，
小子厉，
有言无咎。
鸿渐于磐，
饮食衎衎。
鸿渐于陆，
夫征不复，
妇孕不育，
利御寇。
鸿渐于木，
或得其桷。
鸿渐于陵，
妇三岁不孕，
终莫之胜。
鸿渐于阿，
其羽可用为仪。
这样看来，《渐》去掉“判词”无疑就是一首诗，不比《诗》里的诗歌逊色，更有诗之韵、诗之美、诗之意。《渐》同样以诗之手法，每段用鸿来起兴。这《渐》去掉“判词”，就是一首诗，变成了一首夫妻别离之情的诗。如《诗》里的《鸿雁》一诗，是抒发诗人的情感，其意变成了含蓄美。若加上“判词”就变成说理的文章，就成了判断推明事理的理论文章了。《渐》篇虽是讲述夫妻别离的故事，但这故事是明快向上的格调。通过对一对夫妻的夫征妻守，以鸿雁句句的起兴，更加深文章的艺术感染力。《渐》通篇没有哀伤，没有愁怨。作者通过夫征与妇守故事叙述，揭示出一个道理，夫妻别离，是为了保家卫国，也是守土有责，是应尽的义务。这不同于《诗》里一些单单描述别离之苦的爱情诗。此文的作者通过优美如诗的语言，讲述了保家卫国做出奉献精神的道理。并欧歌了默默守望在家乡的那位妻子的高尚情操。如同当今流行的那首“十五的月亮”歌曲，所唱出的政治含义。
《周易》里有很多如诗之句，及如诗之文章。我们认为《周易》文章句子并不难懂，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的。《周易》里一些文章句子是接近《诗》里的诗歌风格与写作手法，甚至比《诗》里的一些诗还易懂。我们就是要通过《周易》与《诗》里的诗歌来对比，寻找出《周易》产生的时代来。
我们通过《渐》文来看，就是一首优美地诗歌。而《诗》里也有一首诗，其名是《鸿雁》，不妨看看这首诗的写作手法与思想内涵。我们现将《鸿雁》一诗抄录如下：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
之子于征，劬劳于野。
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鸿雁于飞，集于中泽。
之子于垣，百堵皆作。
虽则劬劳，其究安宅。
鸿雁于飞，哀鸣嗸嗸。
维此哲人，谓我劬劳。
维彼愚人，谓我宣骄。
《诗》里的这首《鸿雁》一诗与《周易》里的《渐》对比来看，两者的写作手法似乎没有区别。两者都用鸿雁起兴，不过《周易》里的《渐》只是用来一个单字“鸿”，而《诗》里的《鸿雁》，则出现的是“鸿”与“雁”合成词。从中国文字发展来看，是从单字发展出词语的一个过程。《诗传》里说“大曰鸿，小曰雁”。起初的用法，“鸿”是一种飞鸟，“雁”也是一种飞鸟。后来就把“鸿”与“雁”合在一起称“鸿雁”，即指“大雁”或“雁”。如《周易》一书里出现的“道”与“德”字，而没有出现“道德”一词。后来才把“道德”二字合并而用。从《周易》里的《渐》与《诗》里的《鸿雁》两者中所称的“鸿”与“鸿雁”来看，显然两者不是同一时期的称法及同一时代的背景。从词语的发展来看，说明《诗歌》里的《鸿雁》一诗产生的晚。即晚于《周易》一书。就是从两者的体式来看，《鸿雁》一诗均是四言一句，并且对仗工整。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周易》里的《渐》文表现了一种积极向上格调，而《诗》里的《鸿雁》则表现的是一种消沉哀怨的情调。那么，这两者是谁影响了谁，谁在谁之前，就显而易见的。因《诗》里所汇集的诗篇不是一个时代产生的，也非一人创作的。而《周易》里的六十四篇文章的手法及思想是一致的，应是一个时期，一个人独立完成的。那么，《鸿雁》一诗又是创作于何时呢？《诗》里的诗歌分“风”、“雅”、“颂”，《鸿雁》一诗属“小雅”里的诗歌。《鸿雁》一诗分三章，每章以“鸿雁”起兴。首章写流民被迫到野外去服劳役，连鳏寡之人也不能幸免。次章承接上章，描写流民服劳役筑墙的情景。虽然筑起很多堵高墙，却自己无安身之处。末章写流民悲哀作歌，诉说悲惨的命运。鸿雁是一种候鸟，即春南秋北的年年迁徙，这与流民被迫在野外服劳役，四处奔走，居无定所的境况十分相似。鸿雁长途旅行中的鸣叫，声音凄厉，听起来十分悲苦，使人触景生情，平添愁绪。诗人以此起兴，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后以“哀鸿片野”、即成了苦难人民流离失所的代名词。
经现代学者研究，认为“小雅”中大部分诗产生于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因有不少诗反映了时代的黑暗与动乱。《鸿雁》一诗被当今研究者认为是西周末期产生的，这首诗是乱世流浪者的哀歌。西周后期政治黑暗，即使是号称中兴的周宣王时期，也是危机四伏。当时频繁的对外战争，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造成庶民、隶农大量逃亡。其后周幽王统治时期，政治更加黑暗，更是外患内乱交迫，社会经济凋弊。这首诗以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黑暗与人民流离失所及无尽的劳役。《鸿雁》一诗是作者对西周末世的黑暗统治造成社会动荡的控诉。而《渐》文虽也以“鸿”起兴，但表现的是与《鸿雁》完全不同的情感及思想内涵。《渐》文把一对离人的远征与守望上升到一种爱国情怀来欧歌。《鸿雁》一诗应是西周末期还是春秋前期的时代背景。而从《渐》文的体例用词及思想含义来看，应在《鸿雁》一诗的前期，由此推及《周易》一书的产生不会晚于西周末期。
《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汇集，其诗歌产生的时间大约从周初到公元前六世纪（春秋中期）的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产生了不同时期的诗歌，又经过不断地吟唱流传，最后到春秋时期汇集成册。学者研究认为汇集的工作是周王朝的乐师们做的。《诗》是官府行为汇编成集是可信的，因为《诗》里透出对周王朝初期诸王的歌颂。
西周时期被认为是崇尚礼乐的时代，用礼乐为周王朝的分封宗法等级制度服务。《诗》里的诗歌多是周王室收集或创作的乐歌，《诗》里的诗歌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历史文化。《诗》集到后封建社会里也变成了“经”，《诗》同其他几部“经”书，被罩上了神圣的光环。
《诗》里的诗歌是跨度整个西周时期，又延续到春秋前期。怎么分清哪些诗歌是西周的某个时期呢？这同样是个困难的问题。《诗》里的诗歌既没有诗作者，连做诗的时代也没有记录。《诗》里的诗歌横跨了几百年的时间，学者对诗的产生研究也只是分期说，如某诗歌作于西周前期，某诗歌作于西周后期，或晚期的说法。要用《诗》来分析《周易》产生的时间，有其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看《诗》里是否反映过《周易》一书；二是从《诗》里的诗歌表现手法与《周易》的表现手法对比分析，看两者相同与差异，而推断出《周易》一书产生的相关时间来。
首先，从《诗》里看不到对《周易》一书的反映，当然也就从《诗》里寻找不到《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来。那么，只有通过《诗》的体裁、表现手法来与《周易》一书的写作表现手法对比分析，看两者产生的相关时代背景。
《诗》是诗歌的汇集，“诗”有“诗”的艺术表现手法。《诗》里的诗句虽不是全是四言一句，但《诗》里的诗歌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诗》里的诗歌艺术特色是“赋、比、兴”的运用，这既是《诗》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赋:就是直接叙事，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喻，打比方，以彼物比此物，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即用它物起头，引起诗人的歌唱。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所以，“诗”有“诗”的表现手法，“诗”讲究音韵、句式，多以象征、比喻手法。而“文”有“文”的写作体裁与表现手法。《周易》属于文章体裁，但不难看出《周易》一书里有不少“诗”的表现手法。《周易》里一些文章讲究对仗和用韵，句式生动流畅、简明洗炼，在形式上呈现出诗歌的特征；而且运用了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那么，《周易》与《诗》里的诗歌谁是谁的先后继承关系呢？是《周易》作者受到诗歌表现手法的影响？还是《诗》里的诗歌的作者受到《周易》的表现手法的影响呢？当然是《周易》受到诗歌的影响，因从诗歌产生的历史来看，是远远早于《周易》一书的产生。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诗是人类语言的原始形式，在各种文学表现形式中，无疑诗歌形式出现的最早，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诗歌。《诗》里的诗歌虽然产生的较晚，但不等于说诗歌形式出现的晚。文学的源头是原始诗歌。
《周易》一书虽多有诗的表现手法，但《周易》毕竟不是“诗”，而是“文”。《周易》的体裁是“文”。《周易》一书是有六十四篇文章所组成，而《周易》文章又实属我国论说文的先驱。虽然《周易》是文的体裁，但《周易》一书在写作手法上无疑受到诗歌的影响。《周易》一书里的文章主要运用隐喻、象征的方法来论证事理；而且形同于“诗”的语言与格式，这无疑是受到“诗”的影响。正确地说《周易》一书是“诗性思维”的结晶。
我们读《周易》不但读出政治道理，而且读出诗歌美韵来。《周易》一书的文章句子，有着诗歌的韵律之美，一些篇章本身就是诗的体裁、诗的语言、诗的表现手法。《周易》里不但有大量的如诗之句，而且还有通篇如诗的体裁与手法的文章有《贲》、《明夷》、《归妹》、《艮》、《渐》等。我们将《周易》里的《渐》文抄录如下：
女归吉，利贞。
鸿渐于干，
小子厉，
有言无咎。
鸿渐于磐，
饮食衎衎，吉。
鸿渐于陆，
夫征不复，
妇孕不育，凶，
利御寇。
鸿渐于木，
或得其桷，无咎。
鸿渐于陵，
妇三岁不孕，
终莫之胜，吉。
鸿渐于阿，
其羽可用为仪，吉。
我们看到上面的《周易》里《渐》文，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歌，完全是以诗的体裁、表现手法，来表达作者的思想与政治理念。《周易》不是诗歌的汇集，《周易》是通过每篇文章在表达作者的政治观。《周易》是在阐述政治道理，即为君子讲述安邦治国上的政治道理。《周易》实属政论文章。《渐》文虽然在写作上有诗的韵律，诗的格式，诗的表现手法，但《渐》文毕竟不是诗，与诗不同的是，《渐》文里如诗的句子里增加了“判词”，这就把诗句变成了判断与论说的句子了。《周易》在文法上，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巧用“判词”。《周易》里的文章虽有诗之体、诗之语、诗之法，但出现了判断字与词，就变成了说理的文章。“文”的体裁，我们还能从《尚书》里的“周书”（即“西周文”）中看到。从“西周文”里的大量政诰文中看到已是说理文章，即已有论说文的雏形，但相比于《周易》文章，《尚书》里的论说文显然还很不成熟。如“西周文”多是叙事中出现说理，而不像《周易》里的文章，已是成熟的论说文章。《周易》每篇都是在作政治教诲，而且都主旨明确，其论点，论据、论证之间的逻辑联系十分紧密。《周易》其文先是命题，然后展开论述，而多数的文章末尾恰到好处地收题，全篇构成一篇论说生动、内容完整的论说文。这显然是与“西周文”的论说不同，是“西周文”论说的突破与发展。由“西周文”与《周易》文的体裁对比，也表明《周易》一书不是西周初期产生的。《周易》文章虽突破并发展了“西周文”的说理文体，但并没有突破“诗性思维”。《周易》论说的特色，表现出诗的格式与手法。《周易》在运用诗的格式与手法的表现上，又灵活地运用“判词”，把诗体变成了说理的文体。这显然又是受西周前期诗作的影响，因为诗作的传播与影响比周初那些官方“诰令”文要大的多。《周易》作者受诗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周易》在“诗”的格式上进行了创造，即在诗的格式上运用“判词”，由此创造出一种新的文体——诗喻式论文。
这种文体应是受西周前期“诗”与“文”影响下产生的“合体”。《周易》一书里出现的“判词”，是有诗体式转向说理式文体。《周易》里的“判词”如：“吉”、“凶”、“无咎”、“厉”、“元吉”、“亨”、“利涉大川”等。这些出现在《周易》文章里的“吉凶”词语，我们称为“判词”，是因为它们是在《周易》文章所论说事理中，所起着判定正确与否的结论。《周易》里的“判词”，所起的作用是判定所论事理的正确与否，可行与否的结论。而不可理解成如《红楼梦》里所给出的那些人物命运的“判词”。《红楼梦》里的判词，是对部分主要人物结局的一种隐语（或“隐喻”）的总结。那些“隐语”不过是所认为冥冥之中命运注定的结论。如《红楼梦》里对薛宝钗、林黛玉的“判词”是：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从这些隐喻的诗句里隐藏着薛宝钗、林黛玉的命运注定。总之，《红楼梦》里的“判词”类似于秦汉时期的“谶纬”东西。所以《周易》里的“判词”，不要与《红楼梦》里的“判词”相提并论就是了。
我们如果再把《周易》“渐”篇里那些“吉凶”判词去掉，再来读读这篇文章的感觉。
鸿渐于干，
小子厉，
有言无咎。
鸿渐于磐，
饮食衎衎。
鸿渐于陆，
夫征不复，
妇孕不育，
利御寇。
鸿渐于木，
或得其桷。
鸿渐于陵，
妇三岁不孕，
终莫之胜。
鸿渐于阿，
其羽可用为仪。
这样看来，《渐》去掉“判词”无疑就是一首诗，不比《诗》里的诗歌逊色，更有诗之韵、诗之美、诗之意。《渐》同样以诗之手法，每段用鸿来起兴。这《渐》去掉“判词”，就是一首诗，变成了一首夫妻别离之情的诗。如《诗》里的《鸿雁》一诗，是抒发诗人的情感，其意变成了含蓄美。若加上“判词”就变成说理的文章，就成了判断推明事理的理论文章了。《渐》篇虽是讲述夫妻别离的故事，但这故事是明快向上的格调。通过对一对夫妻的夫征妻守，以鸿雁句句的起兴，更加深文章的艺术感染力。《渐》通篇没有哀伤，没有愁怨。作者通过夫征与妇守故事叙述，揭示出一个道理，夫妻别离，是为了保家卫国，也是守土有责，是应尽的义务。这不同于《诗》里一些单单描述别离之苦的爱情诗。此文的作者通过优美如诗的语言，讲述了保家卫国做出奉献精神的道理。并欧歌了默默守望在家乡的那位妻子的高尚情操。如同当今流行的那首“十五的月亮”歌曲，所唱出的政治含义。
《周易》里有很多如诗之句，及如诗之文章。我们认为《周易》文章句子并不难懂，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的。《周易》里一些文章句子是接近《诗》里的诗歌风格与写作手法，甚至比《诗》里的一些诗还易懂。我们就是要通过《周易》与《诗》里的诗歌来对比，寻找出《周易》产生的时代来。
我们通过《渐》文来看，就是一首优美地诗歌。而《诗》里也有一首诗，其名是《鸿雁》，不妨看看这首诗的写作手法与思想内涵。我们现将《鸿雁》一诗抄录如下：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
之子于征，劬劳于野。
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鸿雁于飞，集于中泽。
之子于垣，百堵皆作。
虽则劬劳，其究安宅。
鸿雁于飞，哀鸣嗸嗸。
维此哲人，谓我劬劳。
维彼愚人，谓我宣骄。
《诗》里的这首《鸿雁》一诗与《周易》里的《渐》对比来看，两者的写作手法似乎没有区别。两者都用鸿雁起兴，不过《周易》里的《渐》只是用来一个单字“鸿”，而《诗》里的《鸿雁》，则出现的是“鸿”与“雁”合成词。从中国文字发展来看，是从单字发展出词语的一个过程。《诗传》里说“大曰鸿，小曰雁”。起初的用法，“鸿”是一种飞鸟，“雁”也是一种飞鸟。后来就把“鸿”与“雁”合在一起称“鸿雁”，即指“大雁”或“雁”。如《周易》一书里出现的“道”与“德”字，而没有出现“道德”一词。后来才把“道德”二字合并而用。从《周易》里的《渐》与《诗》里的《鸿雁》两者中所称的“鸿”与“鸿雁”来看，显然两者不是同一时期的称法及同一时代的背景。从词语的发展来看，说明《诗歌》里的《鸿雁》一诗产生的晚。即晚于《周易》一书。就是从两者的体式来看，《鸿雁》一诗均是四言一句，并且对仗工整。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周易》里的《渐》文表现了一种积极向上格调，而《诗》里的《鸿雁》则表现的是一种消沉哀怨的情调。那么，这两者是谁影响了谁，谁在谁之前，就显而易见的。因《诗》里所汇集的诗篇不是一个时代产生的，也非一人创作的。而《周易》里的六十四篇文章的手法及思想是一致的，应是一个时期，一个人独立完成的。那么，《鸿雁》一诗又是创作于何时呢？《诗》里的诗歌分“风”、“雅”、“颂”，《鸿雁》一诗属“小雅”里的诗歌。《鸿雁》一诗分三章，每章以“鸿雁”起兴。首章写流民被迫到野外去服劳役，连鳏寡之人也不能幸免。次章承接上章，描写流民服劳役筑墙的情景。虽然筑起很多堵高墙，却自己无安身之处。末章写流民悲哀作歌，诉说悲惨的命运。鸿雁是一种候鸟，即春南秋北的年年迁徙，这与流民被迫在野外服劳役，四处奔走，居无定所的境况十分相似。鸿雁长途旅行中的鸣叫，声音凄厉，听起来十分悲苦，使人触景生情，平添愁绪。诗人以此起兴，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后以“哀鸿片野”、即成了苦难人民流离失所的代名词。
经现代学者研究，认为“小雅”中大部分诗产生于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因有不少诗反映了时代的黑暗与动乱。《鸿雁》一诗被当今研究者认为是西周末期产生的，这首诗是乱世流浪者的哀歌。西周后期政治黑暗，即使是号称中兴的周宣王时期，也是危机四伏。当时频繁的对外战争，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造成庶民、隶农大量逃亡。其后周幽王统治时期，政治更加黑暗，更是外患内乱交迫，社会经济凋弊。这首诗以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黑暗与人民流离失所及无尽的劳役。《鸿雁》一诗是作者对西周末世的黑暗统治造成社会动荡的控诉。而《渐》文虽也以“鸿”起兴，但表现的是与《鸿雁》完全不同的情感及思想内涵。《渐》文把一对离人的远征与守望上升到一种爱国情怀来欧歌。《鸿雁》一诗应是西周末期还是春秋前期的时代背景。而从《渐》文的体例用词及思想含义来看，应在《鸿雁》一诗的前期，由此推及《周易》一书的产生不会晚于西周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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