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十五)
接下来我们再从《易传》里的“文言”来看是如何释《周易》的。《文言》在“十翼”里也被通称为释经（指《周易》）的文章。可《文言》只有对今本《周易》里的“乾”与“坤”进行了阐释。古人认为《乾》、《坤》两卦是《易》之门户，这是把《周易》赋予卦学内容后的认识。因为卦学上把《乾》、《坤》两卦卦符号是为阴阳之根基。并认为由“乾”与“坤”的卦画，产生了六十四卦画，这是卦学上的说法而已。“易学”中把“乾”、“坤”两卦看成门户，因“乾坤”又取象为天地，古人认为的是有天地而后方有万物，所以也特有了这《文言》对《乾》、《坤》两卦的解释。
说解释《乾》、《坤》的两篇《文言》，实则如同《象》、《彖》文那样，在所谓解释过程，是发挥与创新儒家的道德教化的新思想。从短短的《乾》篇不足50字，而《文言》一下发挥出八百多字的文章来。而这八百多字的内容构成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但并不能通过这《文言》所谓释《乾》的内容而理解《乾》篇的内容。这就是古人的“释”法与现今的“解释”是个不同的概念。人们看不懂《乾》所讲的是个什么义理内涵，即使有了《文言》还是依旧的不能明白。可以说这《文言》有点借题发挥的味道，即借《周易》之文题，而发挥出儒家新理论。那么《文言》是产生于何时，其性质与《周易》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从释《乾》、《坤》的《文言》里已出现的“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的说法来看。这“子曰”一般认为是孔子说的，但这里并不是孔子说过的话，这里的“子曰”应是尊称，是儒门假托孔子之说而已。从“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来看，与秦汉时期的神秘主义思潮影响有关。《荀子·大略》里有“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湿，夫类之相从也，如此之著也”的说法，显然《文言》里的“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之文句应在《荀子》之后出现，因比《荀子》里的说法增添了神秘主义思想。故《文言》的口味，是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际的作品。
又如：“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无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均是与西汉时期神秘主义思想有关，已受到神秘主义思潮的影响。为帝王统治，寻找君权神授的理论依据。《文言》反映了帝国时期儒家的思想，是通过所谓《乾》、《坤》两卦的训释，而装进去富有特色的时代思想观念。《文言》作者是发挥了《周易》的义理思想，并没有像史巫那样把《周易》看成是筮卜之书。凡说《周易》是卜筮之书，简直是对《象》、《彖》、《文言》文在释《周易》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者。《文言》更是沿着《周易》的义理之路发挥出一套与时代相适应的，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思想来。
我们看《文言》在释《乾》文时装进去了如何的政治思想。
我们可通过在本书里的“《周易》译解”已知《乾》篇内容是以龙比喻君子之道，以龙的几个变化阶段，象征君子应如何行为的道理，全篇是以龙喻君子的作为。而《文言》在“训释”“元亨利贞”四字时，变成了四德之说。《说文解字》：“训，说教也”。训之意，就是将原文全部顺其理说出来，那么能不能顺其理说出来，这个理，看个人是如何认识了。古代的“训”不同于现代的“译”，这里《文言》把《乾》里出现的“元亨利贞”上升为儒家的君子四德，即仁，义，礼，功业的“理”说出来。那么《乾》里的这四字原理，就是这四德之理吗？当然不是的。这“四德”说是帝国时期儒家的思想与《周易》原创之意是不一样的。《文言》通过这“元亨利贞”四字训出“四德”的这种新儒家的大道理之说，这是古代“训诂”的方式。按现代的眼光来看，这“训诂”岂没了章法，不成了任意的发挥吗？可那古代就是遵循的这一章法。而这被《文言》的作者训成“四德”的“元亨利贞”，其原义到底是什么呢？到目前学界里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一些译本还是从筮卜角度，去译为“大吉大利的占卜”。一些是以万物化生的角度译为“乾卦象征天是万物的渊源，特点是元始，发展，成熟和收获”。这是按取象意而释译，并不是《周易》原创之意。《周易》原创之文，并非是按画符号的取象来填充的辞文，因卦学与卦象（八卦）产生在《周易》一书之后。
我们还记得前面讲过的《左传·宣公九年》里记载穆姜在史巫占筮出一卦时，而穆姜并不相信史巫的解释，而是自己从义理上释解《随》里的“无亨、利贞、无咎”这段话，并且是理性的解释“元亨利贞无咎”之义理，又结合自己的行为做出理性的判断。这穆姜即是从“四德”最早解释“元亨利贞”四字之义理，也是一次有力的排击巫术筮卜的那些虚妄邪说。
我们再把《左传》里记录的引来看一看。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在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的四德释“元亨利贞无咎”无疑是理性的，也是最早的义理释解《周易》。而这《文言》释解“元亨利贞”也正是从《左传》里移来那个说法吧？只是《文言》把这四德赋予给“君子”之行为了。
从《乾》篇的原文来看，并没有赋予“天”的象征。《乾》篇的内容只是用“龙”来比喻君子之为。文章的写法是处于形象比喻的思维方式，还没有以类象以“推”事理的方法出现。《乾》里以龙喻君子之道，这样看来，“元亨利贞”就不是象征天道的四季变化，即“育化收藏”的道理。到《文言》完全把《乾》统一到“天”的认识观上。自然也有这“训”，就“顺”到天道自然观上去了，再把“天道”引到社会人伦上来，就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理念。
《周易》原初的“元亨利贞”的意思也不过是寓说“君子”如此这样的话，其结果是大而亨通有利的好结果。就是由篇名到内容，来一个统领的概括含义。若对《乾》里的“元亨利贞”理解的正确，必须从篇名与篇里的内容结合通篇去分析认识。因为《周易》一书是作者精心编排而系统化的义理文章，既然是精心编排的内容，故篇名与题目和内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心思想也是明确的。《乾》篇的篇名是“乾”，而“乾：元亨利贞”，就如一篇文章的立论或命题。“乾”在《周易》原创之字应是“健”。“《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虽然后以“乾”并取象“乾”为天，但阐发的含义与《周易》原创之意并不背离。是赋予“君子”的一种精神。
《乾》篇里虽有“君子自强不息”的这层意思，但《乾》篇宗旨是“君子”为政上一种策略，是偏重于君子政治作为策略与政治理念，还不同于“君子自强不息”是偏重于自身人格精神，两者表述的含义还是有区别的。
《乾》篇的内容是围绕着题目（或叫命题）而展开的论述。这“乾元亨利贞”就是《乾》篇的题目（命题），意指“君子若能如此而为（这是指《乾》篇内容所讲述的君子之道，能按此而为）就是大而亨通有利的好结果。”这里的“贞”喻意前景，或未来事物发展的结果。而《乾》里的命题立下后，就是围绕这一命题开展的论述。《周易》一书六十四篇文章都是这一写作方法。
到了《文言》确把“元亨利贞”阐发“君子四德”来，若在《乾》篇里还可以按“四德”而释之。《乾》篇通篇就是围绕“君子”如何去“为”，若换到其它篇里出现的“元亨利贞”，按四德释之恐怕就更显牵强附会了。但《文言》确实是以儒家的思想来阐发《乾》篇的内容，阐发的也很好，但不同于法家那种“君王论”的理论思想，儒家是仁德为核心的学说，所希望王政以仁德为本。《文言》对《乾》篇里的文句逐句的解释，不外是以儒家的思想而释之。有些解释的也不错。如“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但大多解释的是借题发挥，而对“用九，群龙无首，吉”就不做解释。而在另一段里虽出现了“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的说法，这种解释法是与“群龙无首，吉”的原义不相符的。总之《文言》确实在《周易》的义理基础上阐发出新时代的新思想，反过来说是新时代里的新思想塞进了《周易》学术里去了。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超越”与“突破”吧。
《大象》、《彖》、《文言》并没有背离《周易》的义理这一理论方式，不过是《易传》里这些文章发挥的远远超出《周易》本来的思想内容。但这要比史巫用“六联体”符号取象，再借《周易》里的文辞来比附人事上吉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哲学突破，无疑是彰显了《周易》的哲学思想，这正是时代人文思想的进步体现。这正是体现了春秋后期与战国时期的思想大开放里与百家争鸣不无关系，才有了这人文新思潮的不断涌现与进步。但从《文言》里也流露出一种新的思潮，也有点《系辞传》里的思想，即开始滑向新的神秘地带。
“《文言》曰：……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这虽假托孔子之言，但无疑用“圣人”之名，开始把天道自然观引向人类社会，为王权等级秩序寻求“天经地义”上的理论根据。这口味分明是帝王目的论。在《文言》里还引述《彖》文里的句了“地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这说明先有《彖》文，后产生了《文言》，战国末期，是新的王权大一统思想产生的时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以“乾”（天）喻君王，希寄新的君王一统天下，普天之下同亨和平，这为后封建社会乌托邦政治建构出一个无限向往的七彩光环。
“时乘六龙以御天，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这里已不是希望周天子“以建万国，亲诸侯”（《大象》传）的那种共王社会，而是希望新的王者统一天下，建立一个“天下平也”的社会，是为帝王唱赞歌的时代。
《文言》还体现政治学说上的神秘与虚妄主义的倾向。如“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无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乎人乎，况乎鬼神乎。”这《文言》可以说是《系辞》的药引子，《文言》在《易传》里是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彖》文，下启《系辞》。
再如释《坤》的《文言》：“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这是说“地道多么柔顺呵，顺承天道而依准四时运行。”这是为不平等的宗法等级制度寻找理论根据。从直观和感性上的天地变化中抽象出天刚地柔的理论，套到社会人生里，形成男尊女卑的人伦道德政治观。这本不成理论而成为理论，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不变天道法则。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这种天道观已不是《周易》里的本义。这是后儒者“训”出来的新理念，把“坤”道法则化、拟人化，把想象中的天道法则套向人类社会。自战国时期的儒者开始不断的打造这“天道”的“金箍咒”。古人看到头上的天，脚下的地，就寻出个天高地下的天道观，上升到人伦社会中就形成了尊卑理念。这来自于天道自然观的认识，就认为地道柔顺，是顺承天道，而依准四时运行。为人类社会寻长到永恒秩序的自然法则。而古人为何不去认为是天道的柔顺，才给于地道上四时的光明普照呢？因为这样就不能类比推理现实王权等级专制秩序的合理依据了。这是类比思维的方式所决定天道自然法则的理念形成，还不会上升到理性的逻辑推理，而只是带有原始思维类比联想。这也与先秦时期，而缺乏古希腊古典时期哲学中的逻辑学发达有关。苏格拉底从日常的辩论（对话）中去寻求事物的真理，而先秦的哲人们却是从“仰观”与“俯察”这天与地的直观思维上去寻求比类事物的道理。儒学的目的论很明确，儒学从神学中突破出来，走进了王权等级秩序的目的上。
如《文言》：“阴虽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化有终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
这终于把天道法则引向社会人伦政治上来，战国时期的后儒者终于锻造完成天道自然法链，套在人类社会中。天如何，地则如何，社会人伦则应如何，这就是先秦政治理论思维模式。无疑这种比类思维与《诗》、《周易》这早期文化典籍里的思维方法的影响分不开。在先秦时期在认知思维上没有出现过断裂，一致于这种思维方式延续了二千多年，至到西方船坚炮利打开那古老而神话般封闭的王国，这种传统上比类思维的天道自然法则的链条才断裂，并逐步被解体。
天道法则，已体现在《文言》里，而《周易》里的《乾》、《坤》两篇内容是不同于这《文言》里所发挥出来的道理。《乾》原文里的“群龙无首，吉”，与《文言》里所体现王权思想，恰恰是两个不同时代政治思潮的反映。而《坤》原文无非讲述大地的“厚德”让“君子”立足大地，才能建功立业。还没有出现什么天道，地道，臣道，妻道这种等级秩序理念。《周易》里“君子”之治的思想观念，在《文言》里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完全把《周易》当成装进时代新思想的筐筐，被《文言》作者装进去了君道，臣道，妻道，这王权等级秩序的新理念。
从《易传》文里的《大象》、《小象》、《彖》、《文言》一路走下来，确是走在《周易》义理的大道上。这释《周易》是遵循着《周易》的义理基础，承继着《周易》里义理思想。不过是发展了《周易》，从释《周易》过程中，阐发出时代特色的新观念，既不是回答筮卜之说，也不是解答如何筮卜（算卦）的。
我们从《象》、《彖》、《文言》来看确实是遵循着《周易》始创的义理学说，释解发挥，再到发展与创新。那是随时代的发展，《易传》的作者们也不断的把时代的文化思潮、观念装进《周易》解释的筐子（即《周易》学）里去了。终于在时代的召唤里，背离了《周易》原来的义理宗旨，突破了《周易》里的思想而阐发出新的思想与价值观。
战汉之际的思想家们，也终于建构出了帝王理论架构，为中国帝王时代的开幕，完成了一篇精彩的帝王宣言——《系辞传》。
说解释《乾》、《坤》的两篇《文言》，实则如同《象》、《彖》文那样，在所谓解释过程，是发挥与创新儒家的道德教化的新思想。从短短的《乾》篇不足50字，而《文言》一下发挥出八百多字的文章来。而这八百多字的内容构成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但并不能通过这《文言》所谓释《乾》的内容而理解《乾》篇的内容。这就是古人的“释”法与现今的“解释”是个不同的概念。人们看不懂《乾》所讲的是个什么义理内涵，即使有了《文言》还是依旧的不能明白。可以说这《文言》有点借题发挥的味道，即借《周易》之文题，而发挥出儒家新理论。那么《文言》是产生于何时，其性质与《周易》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从释《乾》、《坤》的《文言》里已出现的“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的说法来看。这“子曰”一般认为是孔子说的，但这里并不是孔子说过的话，这里的“子曰”应是尊称，是儒门假托孔子之说而已。从“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来看，与秦汉时期的神秘主义思潮影响有关。《荀子·大略》里有“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湿，夫类之相从也，如此之著也”的说法，显然《文言》里的“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之文句应在《荀子》之后出现，因比《荀子》里的说法增添了神秘主义思想。故《文言》的口味，是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际的作品。
又如：“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无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均是与西汉时期神秘主义思想有关，已受到神秘主义思潮的影响。为帝王统治，寻找君权神授的理论依据。《文言》反映了帝国时期儒家的思想，是通过所谓《乾》、《坤》两卦的训释，而装进去富有特色的时代思想观念。《文言》作者是发挥了《周易》的义理思想，并没有像史巫那样把《周易》看成是筮卜之书。凡说《周易》是卜筮之书，简直是对《象》、《彖》、《文言》文在释《周易》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者。《文言》更是沿着《周易》的义理之路发挥出一套与时代相适应的，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思想来。
我们看《文言》在释《乾》文时装进去了如何的政治思想。
我们可通过在本书里的“《周易》译解”已知《乾》篇内容是以龙比喻君子之道，以龙的几个变化阶段，象征君子应如何行为的道理，全篇是以龙喻君子的作为。而《文言》在“训释”“元亨利贞”四字时，变成了四德之说。《说文解字》：“训，说教也”。训之意，就是将原文全部顺其理说出来，那么能不能顺其理说出来，这个理，看个人是如何认识了。古代的“训”不同于现代的“译”，这里《文言》把《乾》里出现的“元亨利贞”上升为儒家的君子四德，即仁，义，礼，功业的“理”说出来。那么《乾》里的这四字原理，就是这四德之理吗？当然不是的。这“四德”说是帝国时期儒家的思想与《周易》原创之意是不一样的。《文言》通过这“元亨利贞”四字训出“四德”的这种新儒家的大道理之说，这是古代“训诂”的方式。按现代的眼光来看，这“训诂”岂没了章法，不成了任意的发挥吗？可那古代就是遵循的这一章法。而这被《文言》的作者训成“四德”的“元亨利贞”，其原义到底是什么呢？到目前学界里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一些译本还是从筮卜角度，去译为“大吉大利的占卜”。一些是以万物化生的角度译为“乾卦象征天是万物的渊源，特点是元始，发展，成熟和收获”。这是按取象意而释译，并不是《周易》原创之意。《周易》原创之文，并非是按画符号的取象来填充的辞文，因卦学与卦象（八卦）产生在《周易》一书之后。
我们还记得前面讲过的《左传·宣公九年》里记载穆姜在史巫占筮出一卦时，而穆姜并不相信史巫的解释，而是自己从义理上释解《随》里的“无亨、利贞、无咎”这段话，并且是理性的解释“元亨利贞无咎”之义理，又结合自己的行为做出理性的判断。这穆姜即是从“四德”最早解释“元亨利贞”四字之义理，也是一次有力的排击巫术筮卜的那些虚妄邪说。
我们再把《左传》里记录的引来看一看。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在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的四德释“元亨利贞无咎”无疑是理性的，也是最早的义理释解《周易》。而这《文言》释解“元亨利贞”也正是从《左传》里移来那个说法吧？只是《文言》把这四德赋予给“君子”之行为了。
从《乾》篇的原文来看，并没有赋予“天”的象征。《乾》篇的内容只是用“龙”来比喻君子之为。文章的写法是处于形象比喻的思维方式，还没有以类象以“推”事理的方法出现。《乾》里以龙喻君子之道，这样看来，“元亨利贞”就不是象征天道的四季变化，即“育化收藏”的道理。到《文言》完全把《乾》统一到“天”的认识观上。自然也有这“训”，就“顺”到天道自然观上去了，再把“天道”引到社会人伦上来，就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理念。
《周易》原初的“元亨利贞”的意思也不过是寓说“君子”如此这样的话，其结果是大而亨通有利的好结果。就是由篇名到内容，来一个统领的概括含义。若对《乾》里的“元亨利贞”理解的正确，必须从篇名与篇里的内容结合通篇去分析认识。因为《周易》一书是作者精心编排而系统化的义理文章，既然是精心编排的内容，故篇名与题目和内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心思想也是明确的。《乾》篇的篇名是“乾”，而“乾：元亨利贞”，就如一篇文章的立论或命题。“乾”在《周易》原创之字应是“健”。“《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虽然后以“乾”并取象“乾”为天，但阐发的含义与《周易》原创之意并不背离。是赋予“君子”的一种精神。
《乾》篇里虽有“君子自强不息”的这层意思，但《乾》篇宗旨是“君子”为政上一种策略，是偏重于君子政治作为策略与政治理念，还不同于“君子自强不息”是偏重于自身人格精神，两者表述的含义还是有区别的。
《乾》篇的内容是围绕着题目（或叫命题）而展开的论述。这“乾元亨利贞”就是《乾》篇的题目（命题），意指“君子若能如此而为（这是指《乾》篇内容所讲述的君子之道，能按此而为）就是大而亨通有利的好结果。”这里的“贞”喻意前景，或未来事物发展的结果。而《乾》里的命题立下后，就是围绕这一命题开展的论述。《周易》一书六十四篇文章都是这一写作方法。
到了《文言》确把“元亨利贞”阐发“君子四德”来，若在《乾》篇里还可以按“四德”而释之。《乾》篇通篇就是围绕“君子”如何去“为”，若换到其它篇里出现的“元亨利贞”，按四德释之恐怕就更显牵强附会了。但《文言》确实是以儒家的思想来阐发《乾》篇的内容，阐发的也很好，但不同于法家那种“君王论”的理论思想，儒家是仁德为核心的学说，所希望王政以仁德为本。《文言》对《乾》篇里的文句逐句的解释，不外是以儒家的思想而释之。有些解释的也不错。如“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但大多解释的是借题发挥，而对“用九，群龙无首，吉”就不做解释。而在另一段里虽出现了“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的说法，这种解释法是与“群龙无首，吉”的原义不相符的。总之《文言》确实在《周易》的义理基础上阐发出新时代的新思想，反过来说是新时代里的新思想塞进了《周易》学术里去了。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超越”与“突破”吧。
《大象》、《彖》、《文言》并没有背离《周易》的义理这一理论方式，不过是《易传》里这些文章发挥的远远超出《周易》本来的思想内容。但这要比史巫用“六联体”符号取象，再借《周易》里的文辞来比附人事上吉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哲学突破，无疑是彰显了《周易》的哲学思想，这正是时代人文思想的进步体现。这正是体现了春秋后期与战国时期的思想大开放里与百家争鸣不无关系，才有了这人文新思潮的不断涌现与进步。但从《文言》里也流露出一种新的思潮，也有点《系辞传》里的思想，即开始滑向新的神秘地带。
“《文言》曰：……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这虽假托孔子之言，但无疑用“圣人”之名，开始把天道自然观引向人类社会，为王权等级秩序寻求“天经地义”上的理论根据。这口味分明是帝王目的论。在《文言》里还引述《彖》文里的句了“地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这说明先有《彖》文，后产生了《文言》，战国末期，是新的王权大一统思想产生的时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以“乾”（天）喻君王，希寄新的君王一统天下，普天之下同亨和平，这为后封建社会乌托邦政治建构出一个无限向往的七彩光环。
“时乘六龙以御天，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这里已不是希望周天子“以建万国，亲诸侯”（《大象》传）的那种共王社会，而是希望新的王者统一天下，建立一个“天下平也”的社会，是为帝王唱赞歌的时代。
《文言》还体现政治学说上的神秘与虚妄主义的倾向。如“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无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乎人乎，况乎鬼神乎。”这《文言》可以说是《系辞》的药引子，《文言》在《易传》里是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彖》文，下启《系辞》。
再如释《坤》的《文言》：“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这是说“地道多么柔顺呵，顺承天道而依准四时运行。”这是为不平等的宗法等级制度寻找理论根据。从直观和感性上的天地变化中抽象出天刚地柔的理论，套到社会人生里，形成男尊女卑的人伦道德政治观。这本不成理论而成为理论，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不变天道法则。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这种天道观已不是《周易》里的本义。这是后儒者“训”出来的新理念，把“坤”道法则化、拟人化，把想象中的天道法则套向人类社会。自战国时期的儒者开始不断的打造这“天道”的“金箍咒”。古人看到头上的天，脚下的地，就寻出个天高地下的天道观，上升到人伦社会中就形成了尊卑理念。这来自于天道自然观的认识，就认为地道柔顺，是顺承天道，而依准四时运行。为人类社会寻长到永恒秩序的自然法则。而古人为何不去认为是天道的柔顺，才给于地道上四时的光明普照呢？因为这样就不能类比推理现实王权等级专制秩序的合理依据了。这是类比思维的方式所决定天道自然法则的理念形成，还不会上升到理性的逻辑推理，而只是带有原始思维类比联想。这也与先秦时期，而缺乏古希腊古典时期哲学中的逻辑学发达有关。苏格拉底从日常的辩论（对话）中去寻求事物的真理，而先秦的哲人们却是从“仰观”与“俯察”这天与地的直观思维上去寻求比类事物的道理。儒学的目的论很明确，儒学从神学中突破出来，走进了王权等级秩序的目的上。
如《文言》：“阴虽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化有终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
这终于把天道法则引向社会人伦政治上来，战国时期的后儒者终于锻造完成天道自然法链，套在人类社会中。天如何，地则如何，社会人伦则应如何，这就是先秦政治理论思维模式。无疑这种比类思维与《诗》、《周易》这早期文化典籍里的思维方法的影响分不开。在先秦时期在认知思维上没有出现过断裂，一致于这种思维方式延续了二千多年，至到西方船坚炮利打开那古老而神话般封闭的王国，这种传统上比类思维的天道自然法则的链条才断裂，并逐步被解体。
天道法则，已体现在《文言》里，而《周易》里的《乾》、《坤》两篇内容是不同于这《文言》里所发挥出来的道理。《乾》原文里的“群龙无首，吉”，与《文言》里所体现王权思想，恰恰是两个不同时代政治思潮的反映。而《坤》原文无非讲述大地的“厚德”让“君子”立足大地，才能建功立业。还没有出现什么天道，地道，臣道，妻道这种等级秩序理念。《周易》里“君子”之治的思想观念，在《文言》里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完全把《周易》当成装进时代新思想的筐筐，被《文言》作者装进去了君道，臣道，妻道，这王权等级秩序的新理念。
从《易传》文里的《大象》、《小象》、《彖》、《文言》一路走下来，确是走在《周易》义理的大道上。这释《周易》是遵循着《周易》的义理基础，承继着《周易》里义理思想。不过是发展了《周易》，从释《周易》过程中，阐发出时代特色的新观念，既不是回答筮卜之说，也不是解答如何筮卜（算卦）的。
我们从《象》、《彖》、《文言》来看确实是遵循着《周易》始创的义理学说，释解发挥，再到发展与创新。那是随时代的发展，《易传》的作者们也不断的把时代的文化思潮、观念装进《周易》解释的筐子（即《周易》学）里去了。终于在时代的召唤里，背离了《周易》原来的义理宗旨，突破了《周易》里的思想而阐发出新的思想与价值观。
战汉之际的思想家们，也终于建构出了帝王理论架构，为中国帝王时代的开幕，完成了一篇精彩的帝王宣言——《系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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