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十九)
“八卦”一词在《系辞》一文之前是没有这一词汇的，更别说在几千年前就有包牺氏创立了什么“八卦”。“八卦”一说出现在《系辞》里，而用八种物象类比人事吉凶，却出现在春秋时期史巫筮卜中（只是《左传》里记载，目前还没有得到考古材料的佐证），而在更早已没有史料可以为证了。而刻画符号经考古发现却在八千年前就已产生了，不过那只是一种刻画记事的简单符号，那时候有没有《系辞》里说的包牺氏创立了的“八卦”呢？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既然《系辞》里说包牺氏创立了“八卦”这一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故“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的话也就是妄说。也就是说，《周易》一书并不是《系辞传》里所说按包牺氏创立的八卦而按卦象附上了的文辞。《周易》一书每篇文章前确有一个“六联体”符号，虽然《周易》里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这里笔者不说有六十四卦符号，不带“卦”字是因为《周易》产生时，“卦”与“八卦”之说还没有出现呢？而那时早有了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我们通过对《周易》六十四篇文章的今译与分析，根本不是象《系辞》作者那样的说法，即认为《周易》文辞是通过卦象附记上的文辞。更不是像《系辞》作者那样认为是让“君子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的说法，那说法纯粹是《系辞》作者的无知而张冠李戴。
这只是以注《经》而产生出的文化超越，是建构出时代特色的新理念的一种方法而已。把春秋战国时期流传运用的八种自然物象来类比到人事吉凶的推断上，这与《周易》有何关系呢？《周易》用六十四画符号编排进去的是六十四篇哲理文章，而史巫用六十四画符号，装进去的是八种物象，而又通过取象，比附人事吉凶，这本是同途而殊归。可到了《系辞》的作者不加分析的把八种占筮的类象，取个名称为“八卦”，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而混淆视听。
《周易》一书虽利用了六十四画符号（即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不过所用符号是做六十四篇文章序目而已。虽然《周易》文章内容里也有不少吉凶悔吝之词，但根本的目的是让君子明白政治事理上的可行于否，没有说让君子当作占筮来明白政治事理的。故《系辞》里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中的“以卜筮者尚其占”，是错误之说。
至于《系辞》里的那段讲卜筮方法的“大衍之数”，更说明不了《周易》一书就是卜筮的。而这“大衍之数”同理是与《周易》无关。“大衍之数五十”里说的“《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这里出现的《乾》、《坤》说法，在卜筮学正是代表的是卦学里所谓的两个门户，这是筮卜上的一套起筮(起卦)方法，非《周易》里的东西。这里出现的“凡三百六十”与“累计布策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之说，都是筮卜里的东西。《周易》里没有这说法。《系辞》里讲述的“大衍之数”确实是占筮起卦的方法和推演占断之术，但不是《周易》里的东西。
从以上说明《系辞》作者所说的是流行于世的八卦术，而错误认为是《周易》里的东西了。也自然形成极大的影响，使后世“易学”跟着说《周易》是卜筮之书，而不看《周易》里的文辞到底是说了什么，误信于被奉为《经》之内容的《系辞》文里说法。
正因为汉时把《易传》上升为经，这《系辞》也成为《易》经的内容了，并且汉时又附会出孔子作了《易传》。这圣人作的《易传》能不让后人相信其中说的话么？把《易传》说成是孔子创作的，是汉人的附会。因为“易传”或“十翼”这种称谓到西汉时期才出现，先秦里的典章书籍是见不到这称谓。
司马迁的《史记》里始称“易大传”，并认为是孔子序。而“十翼”一词是始出于西汉时的《易纬》之书里。
《易纬乾坤凿度》卷下“坤凿度”里说：“周易，孔子附，仲尼……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几教……。”
可见《易传》里的内容到西汉中期才定编成集的，也才有了《易传》或《十翼》的称法，也才有了孔子作“十翼”的说法。这是维护其“道统”地位之目的，拉出孔圣人是《易传》作者，目的也是维护《系辞》里那种神学思想地位。
但不论帝国如何遮蔽历史的真相，以圣人言让人信服。但《系辞》里确实是讲了占筮原则与方法，当然《系辞》也论述了不少《易》（即《周易》）之道理，同样又发展了《易》学，即创立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理论。
以上我们略说《系辞》里所讲的筮术理论与方法。《系辞》的作者，虽然认为《周易》有占筮的功用，但已知那是一种跟着史巫错误使用《周易》为卜筮的错误认为。当然也不可否认有一种蓄意，即神道设教的目的。但也说明《系辞》确确实实在讲述了八卦占筮的起卦方法，和占筮的理论原则，这无疑是巫术理论内容。因为，筮术是巫术发展中的一支，筮术里面同样有神启的内涵，其宗旨是人神沟通的一种方式。卦辞不过是认为神启或神兆的一种再现过程而已，故不能把筮占排除在巫术思维与行为之外。所以《系辞》所讲的筮卜理论，就是巫术理论。
巫术与哲学是相背的世界观与方**，这就是说把《系辞》看成是哲学，是值得商榷的。也不论《系辞》里讲了多少《周易》里的义理，都不能弥补《系辞》里的巫术理论。正因《周易》里既没有讲筮卜理论，也没有讲如何筮卜的方法，讲的尽是义理，反而现在人把《周易》称之谓是卜筮之书，认为是古代卜筮的底本。而《系辞》里却讲述了筮卜的方法与原则，反而被当今学者称之谓哲学和辩证法的思想。
一些学者只认为《系辞》里真对《周易》讲了筮卜方法与理论原则，就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怎么就不认为那恰恰讲了筮卜理论与方法的《系辞》为卜筮之文章呢？若某个人将《论语》装入六十四卦里，也通过文句比附人事吉凶来，那么是否也就认为《论语》就是一部筮卜之书了吗？
至于《系辞》作者如何论《周易》一书的性质，就是上面说的，即“圣人之道四焉”的内容了，归根到底是把《周易》当占筮看待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系辞》在阐释《周易》而创出的新学说，即我们为何说《系辞》是帝王的宣言书。
《系辞》开篇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这把自然界里的寒来暑往，暑往寒来的自然现象，抽象出一种理论，比附到人类社会里来。认为社会里也应如天道那样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把天地自然现象，套到社会人生的头上，也就形成尊卑等级永恒的秩序。而社会里的君臣、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正是等级社会所造成的不合理现象，说成是天地本来的秩序，为维护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寻求理论依据；为寻求帝王家天下的理论根据，而把天地自然四季运行的规律，上升为一种“天道观”，而比附到人类社会，把不合理的等级制度说成是天经地义的根本，为帝王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寻找到“合理存在”的根据，以此来麻痹所统治下的人民，使人民甘愿做奴隶，子子孙孙做个好奴隶。
《系辞》开篇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而天缘何为尊呢？地缘何应是卑的呢？天与地本没有什么尊与卑的关系，把天地自然现象，而抽象为尊卑关系，为王权专制制度的合理化寻求思想上的理论的武器。
为了维护王权大一统的家天下里的尊卑等级秩序，就用自然中运行的现象，比类到社会政治上来，其维护社会既得利益者，想把那不合理的等级秩序永固下去。
《系辞》的作者就是运用春秋战国时期里筮卜的类比法，以天道法则，比类人道法则，通过解释八卦理论类象于社会，而抽象为一般的理论化高度。
《系辞》是集王道思想与巫术神学理论一体，成为新的神秘文化先锋，使汉以降的后封建社会里的儒者，遁者沉迷与陶醉。一篇《系辞》成为后来的帝王时空里的经学、玄学、理学以及庞大的数术文化的活水源头。正是《系辞》里的阴阳、太极、八卦、道器，成为后封建时期里的思想者、学者演义不完的神秘学说，可都无补于后封建社会里把人分为两类：道德上的君子与小人，现实生活里的主子与奴仆。君是主子，臣是奴仆。臣称君为我主，而自称是卑职或小人。夫是主，妇是仆。妇称丈夫是官人，而自称是奴。这种社会化过程，自然形成的是主奴身份的定式思维。而这两类社会角色，正是通过从天道观里抽象出的“阴阳”理念，才有那“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命题。这阴阳之道，成为了人类社会之道，阳为乾，阴为坤。天地之道，是阳尊阴卑，天刚阴柔，阳主阴从。这就铸模成了后封建社会人生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
把自然界的寒来暑往，暑往寒来，日落日出，阴晴圆缺的天地自然现象，抽象为一个“阴阳”概念，形成一个命题，“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阴一阳”成为认识事物的转化法则，成为了天地万物的转化法则，成为了事物相互交替循环往复的法则。把本来含有一点辩证法，变成了庸俗的循环论。
后封建时期里的阴阳法则就是事物循环往复的法则，也就是泰极否来，否极泰来的往复现象，应用到人类社会，就是盛衰交替的事物现象，才有了兴衰更替的认可，认为那正是阴阳的规律。二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人们跳不出阴阳之道的思维方式。
《系辞》里的阴阳之变，即所谓的“变”之道理，无非是帝王社会里的主奴角色转变的诠释，也是先秦（前封建时代）里的历史经验。转眼即变之下，是社会不稳定的真实写照。后封建社会更是如此，后封建里把“阴阳”之概念认同为“阴阳互变”，“变”就是转换。“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皇帝轮流坐，何时到我家”。封建时代的社会角色转换是常见之举，故形成人们习惯思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正是封建帝制不能使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
如《红楼梦》里的好了歌解，无疑是后封建时期里阴阳之变哲学的最好注脚。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以他乡是故乡。”
自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学说来到世间，打破了东方封建帝王家天下的专制制度。新的时空里的“变”，是向着人权、民主、平等、自由、富裕里变化，而不在是那种主奴角色身份的转换。
《系辞》里说：“《易》，穷（帛书《系辞》里为“终”。笔者注）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若断章摘句来看这几句话，无疑是辩证思维。而后封建社会历史留下的是万劫不复的一轮轮劫难，这“终则变”成为后封建社会里往复循环的朝代更替，“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循环替代方式而已。
《系辞》里除了“天尊地卑”的阴阳之道，而为帝王专制服务的理念，就是不折不扣的神秘思想与巫术理论了。故《系辞》是帝王宣言书。
《系辞》既是帝王宣言，讲尊卑秩序，又是新的神秘学说集大成。昭示着帝王走向神与圣相结合的道路上，即神道与王道终于在此结合一起，成为中华民族二千多年里人们的精神信仰。《系辞》的诞生，宣告帝王时代的到来，也宣告先秦理性释解《周易》的终结。
正是《系辞》里的巫术理论与圣王思想孕育出后封建二千多年时空里庞大的数术文化与帝王思想。
“八卦”的卦，其前身是筮，筮的前身是占，筮占是万物有灵思维的产物。文献里出现“卦”是在《左传》一书里，而卦学理论出现在《系辞》里，而筮字出现在《西周文》里。《西周文》“君奭”篇里有“惟兹惟德称，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冏不是孚”。
这筮与卜的方法是有区别的。在史料里记载，西周初期主要是用龟卜，没有记录筮法。不得而知筮法是何，这筮法是何时出现还无法说得清楚。而商朝的甲骨文里已出现了六十四画符号（即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里的某些“六联体”符号，而这六十四画符号当时是何用还没有证据以说明。一些研究者认为那是“数字卦”，本身这种称法就是错误的。说成“数字”更是错误，那不是数字而是“画符号”，还不能称画卦。卦学产生的晚，商朝时期是用龟壳式牛骨来占卜，这是公认的事实。大量的甲骨卜辞说明商朝人的天命神学观信赖，这属原始神学观。早期神学观念不单单存在于东方，西方一样。从天命神学观念，到具体的运用实证，是体现在占卜上，占卜的是东西方都存在过，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而目的是人神的一种沟通，或是人想要得到神的启示。
神学观念，随着原始自然崇拜承传而上升为一种思想史观。西周已然是奉天信神的时代，只不过通过殷商王朝的灭亡，统治层的思想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产生“以德配天”的认识观。这是历史进程中取得的经验认识，但并没有放弃天命观，只是在天命观上附加了条件，即“以德配天”。西周时期的上层统治者已然用传统的龟占与神沟通，这是《西周文》有多处的反映，以致于司马迁对周人的误解。正是司马迁知周而不知殷的甲骨卜辞，才说出：“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史记·日者列传》）实则周与商相比，是商尤甚，事事都要占卜，而周到后期已逐步开始走出神话，最大的例证就是《周易》一书的产生。《周易》一书的产生，标志着西周后期意识领域已开始走出神话，走向人文理性的世界里来。正是《周易》一书理性的启蒙，后来继之出现《大象》文，这种儒家早期的义理文章开启了春秋战国理性时代的到来，也正是《周易》与《大象》文里的君子理论，启蒙了孔子思想的成熟。
既然《系辞》里说包牺氏创立了“八卦”这一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故“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的话也就是妄说。也就是说，《周易》一书并不是《系辞传》里所说按包牺氏创立的八卦而按卦象附上了的文辞。《周易》一书每篇文章前确有一个“六联体”符号，虽然《周易》里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这里笔者不说有六十四卦符号，不带“卦”字是因为《周易》产生时，“卦”与“八卦”之说还没有出现呢？而那时早有了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我们通过对《周易》六十四篇文章的今译与分析，根本不是象《系辞》作者那样的说法，即认为《周易》文辞是通过卦象附记上的文辞。更不是像《系辞》作者那样认为是让“君子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的说法，那说法纯粹是《系辞》作者的无知而张冠李戴。
这只是以注《经》而产生出的文化超越，是建构出时代特色的新理念的一种方法而已。把春秋战国时期流传运用的八种自然物象来类比到人事吉凶的推断上，这与《周易》有何关系呢？《周易》用六十四画符号编排进去的是六十四篇哲理文章，而史巫用六十四画符号，装进去的是八种物象，而又通过取象，比附人事吉凶，这本是同途而殊归。可到了《系辞》的作者不加分析的把八种占筮的类象，取个名称为“八卦”，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而混淆视听。
《周易》一书虽利用了六十四画符号（即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不过所用符号是做六十四篇文章序目而已。虽然《周易》文章内容里也有不少吉凶悔吝之词，但根本的目的是让君子明白政治事理上的可行于否，没有说让君子当作占筮来明白政治事理的。故《系辞》里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中的“以卜筮者尚其占”，是错误之说。
至于《系辞》里的那段讲卜筮方法的“大衍之数”，更说明不了《周易》一书就是卜筮的。而这“大衍之数”同理是与《周易》无关。“大衍之数五十”里说的“《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这里出现的《乾》、《坤》说法，在卜筮学正是代表的是卦学里所谓的两个门户，这是筮卜上的一套起筮(起卦)方法，非《周易》里的东西。这里出现的“凡三百六十”与“累计布策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之说，都是筮卜里的东西。《周易》里没有这说法。《系辞》里讲述的“大衍之数”确实是占筮起卦的方法和推演占断之术，但不是《周易》里的东西。
从以上说明《系辞》作者所说的是流行于世的八卦术，而错误认为是《周易》里的东西了。也自然形成极大的影响，使后世“易学”跟着说《周易》是卜筮之书，而不看《周易》里的文辞到底是说了什么，误信于被奉为《经》之内容的《系辞》文里说法。
正因为汉时把《易传》上升为经，这《系辞》也成为《易》经的内容了，并且汉时又附会出孔子作了《易传》。这圣人作的《易传》能不让后人相信其中说的话么？把《易传》说成是孔子创作的，是汉人的附会。因为“易传”或“十翼”这种称谓到西汉时期才出现，先秦里的典章书籍是见不到这称谓。
司马迁的《史记》里始称“易大传”，并认为是孔子序。而“十翼”一词是始出于西汉时的《易纬》之书里。
《易纬乾坤凿度》卷下“坤凿度”里说：“周易，孔子附，仲尼……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几教……。”
可见《易传》里的内容到西汉中期才定编成集的，也才有了《易传》或《十翼》的称法，也才有了孔子作“十翼”的说法。这是维护其“道统”地位之目的，拉出孔圣人是《易传》作者，目的也是维护《系辞》里那种神学思想地位。
但不论帝国如何遮蔽历史的真相，以圣人言让人信服。但《系辞》里确实是讲了占筮原则与方法，当然《系辞》也论述了不少《易》（即《周易》）之道理，同样又发展了《易》学，即创立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理论。
以上我们略说《系辞》里所讲的筮术理论与方法。《系辞》的作者，虽然认为《周易》有占筮的功用，但已知那是一种跟着史巫错误使用《周易》为卜筮的错误认为。当然也不可否认有一种蓄意，即神道设教的目的。但也说明《系辞》确确实实在讲述了八卦占筮的起卦方法，和占筮的理论原则，这无疑是巫术理论内容。因为，筮术是巫术发展中的一支，筮术里面同样有神启的内涵，其宗旨是人神沟通的一种方式。卦辞不过是认为神启或神兆的一种再现过程而已，故不能把筮占排除在巫术思维与行为之外。所以《系辞》所讲的筮卜理论，就是巫术理论。
巫术与哲学是相背的世界观与方**，这就是说把《系辞》看成是哲学，是值得商榷的。也不论《系辞》里讲了多少《周易》里的义理，都不能弥补《系辞》里的巫术理论。正因《周易》里既没有讲筮卜理论，也没有讲如何筮卜的方法，讲的尽是义理，反而现在人把《周易》称之谓是卜筮之书，认为是古代卜筮的底本。而《系辞》里却讲述了筮卜的方法与原则，反而被当今学者称之谓哲学和辩证法的思想。
一些学者只认为《系辞》里真对《周易》讲了筮卜方法与理论原则，就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怎么就不认为那恰恰讲了筮卜理论与方法的《系辞》为卜筮之文章呢？若某个人将《论语》装入六十四卦里，也通过文句比附人事吉凶来，那么是否也就认为《论语》就是一部筮卜之书了吗？
至于《系辞》作者如何论《周易》一书的性质，就是上面说的，即“圣人之道四焉”的内容了，归根到底是把《周易》当占筮看待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系辞》在阐释《周易》而创出的新学说，即我们为何说《系辞》是帝王的宣言书。
《系辞》开篇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这把自然界里的寒来暑往，暑往寒来的自然现象，抽象出一种理论，比附到人类社会里来。认为社会里也应如天道那样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把天地自然现象，套到社会人生的头上，也就形成尊卑等级永恒的秩序。而社会里的君臣、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正是等级社会所造成的不合理现象，说成是天地本来的秩序，为维护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寻求理论依据；为寻求帝王家天下的理论根据，而把天地自然四季运行的规律，上升为一种“天道观”，而比附到人类社会，把不合理的等级制度说成是天经地义的根本，为帝王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寻找到“合理存在”的根据，以此来麻痹所统治下的人民，使人民甘愿做奴隶，子子孙孙做个好奴隶。
《系辞》开篇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而天缘何为尊呢？地缘何应是卑的呢？天与地本没有什么尊与卑的关系，把天地自然现象，而抽象为尊卑关系，为王权专制制度的合理化寻求思想上的理论的武器。
为了维护王权大一统的家天下里的尊卑等级秩序，就用自然中运行的现象，比类到社会政治上来，其维护社会既得利益者，想把那不合理的等级秩序永固下去。
《系辞》的作者就是运用春秋战国时期里筮卜的类比法，以天道法则，比类人道法则，通过解释八卦理论类象于社会，而抽象为一般的理论化高度。
《系辞》是集王道思想与巫术神学理论一体，成为新的神秘文化先锋，使汉以降的后封建社会里的儒者，遁者沉迷与陶醉。一篇《系辞》成为后来的帝王时空里的经学、玄学、理学以及庞大的数术文化的活水源头。正是《系辞》里的阴阳、太极、八卦、道器，成为后封建时期里的思想者、学者演义不完的神秘学说，可都无补于后封建社会里把人分为两类：道德上的君子与小人，现实生活里的主子与奴仆。君是主子，臣是奴仆。臣称君为我主，而自称是卑职或小人。夫是主，妇是仆。妇称丈夫是官人，而自称是奴。这种社会化过程，自然形成的是主奴身份的定式思维。而这两类社会角色，正是通过从天道观里抽象出的“阴阳”理念，才有那“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命题。这阴阳之道，成为了人类社会之道，阳为乾，阴为坤。天地之道，是阳尊阴卑，天刚阴柔，阳主阴从。这就铸模成了后封建社会人生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
把自然界的寒来暑往，暑往寒来，日落日出，阴晴圆缺的天地自然现象，抽象为一个“阴阳”概念，形成一个命题，“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阴一阳”成为认识事物的转化法则，成为了天地万物的转化法则，成为了事物相互交替循环往复的法则。把本来含有一点辩证法，变成了庸俗的循环论。
后封建时期里的阴阳法则就是事物循环往复的法则，也就是泰极否来，否极泰来的往复现象，应用到人类社会，就是盛衰交替的事物现象，才有了兴衰更替的认可，认为那正是阴阳的规律。二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人们跳不出阴阳之道的思维方式。
《系辞》里的阴阳之变，即所谓的“变”之道理，无非是帝王社会里的主奴角色转变的诠释，也是先秦（前封建时代）里的历史经验。转眼即变之下，是社会不稳定的真实写照。后封建社会更是如此，后封建里把“阴阳”之概念认同为“阴阳互变”，“变”就是转换。“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皇帝轮流坐，何时到我家”。封建时代的社会角色转换是常见之举，故形成人们习惯思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正是封建帝制不能使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
如《红楼梦》里的好了歌解，无疑是后封建时期里阴阳之变哲学的最好注脚。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以他乡是故乡。”
自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学说来到世间，打破了东方封建帝王家天下的专制制度。新的时空里的“变”，是向着人权、民主、平等、自由、富裕里变化，而不在是那种主奴角色身份的转换。
《系辞》里说：“《易》，穷（帛书《系辞》里为“终”。笔者注）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若断章摘句来看这几句话，无疑是辩证思维。而后封建社会历史留下的是万劫不复的一轮轮劫难，这“终则变”成为后封建社会里往复循环的朝代更替，“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循环替代方式而已。
《系辞》里除了“天尊地卑”的阴阳之道，而为帝王专制服务的理念，就是不折不扣的神秘思想与巫术理论了。故《系辞》是帝王宣言书。
《系辞》既是帝王宣言，讲尊卑秩序，又是新的神秘学说集大成。昭示着帝王走向神与圣相结合的道路上，即神道与王道终于在此结合一起，成为中华民族二千多年里人们的精神信仰。《系辞》的诞生，宣告帝王时代的到来，也宣告先秦理性释解《周易》的终结。
正是《系辞》里的巫术理论与圣王思想孕育出后封建二千多年时空里庞大的数术文化与帝王思想。
“八卦”的卦，其前身是筮，筮的前身是占，筮占是万物有灵思维的产物。文献里出现“卦”是在《左传》一书里，而卦学理论出现在《系辞》里，而筮字出现在《西周文》里。《西周文》“君奭”篇里有“惟兹惟德称，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冏不是孚”。
这筮与卜的方法是有区别的。在史料里记载，西周初期主要是用龟卜，没有记录筮法。不得而知筮法是何，这筮法是何时出现还无法说得清楚。而商朝的甲骨文里已出现了六十四画符号（即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里的某些“六联体”符号，而这六十四画符号当时是何用还没有证据以说明。一些研究者认为那是“数字卦”，本身这种称法就是错误的。说成“数字”更是错误，那不是数字而是“画符号”，还不能称画卦。卦学产生的晚，商朝时期是用龟壳式牛骨来占卜，这是公认的事实。大量的甲骨卜辞说明商朝人的天命神学观信赖，这属原始神学观。早期神学观念不单单存在于东方，西方一样。从天命神学观念，到具体的运用实证，是体现在占卜上，占卜的是东西方都存在过，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而目的是人神的一种沟通，或是人想要得到神的启示。
神学观念，随着原始自然崇拜承传而上升为一种思想史观。西周已然是奉天信神的时代，只不过通过殷商王朝的灭亡，统治层的思想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产生“以德配天”的认识观。这是历史进程中取得的经验认识，但并没有放弃天命观，只是在天命观上附加了条件，即“以德配天”。西周时期的上层统治者已然用传统的龟占与神沟通，这是《西周文》有多处的反映，以致于司马迁对周人的误解。正是司马迁知周而不知殷的甲骨卜辞，才说出：“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史记·日者列传》）实则周与商相比，是商尤甚，事事都要占卜，而周到后期已逐步开始走出神话，最大的例证就是《周易》一书的产生。《周易》一书的产生，标志着西周后期意识领域已开始走出神话，走向人文理性的世界里来。正是《周易》一书理性的启蒙，后来继之出现《大象》文，这种儒家早期的义理文章开启了春秋战国理性时代的到来，也正是《周易》与《大象》文里的君子理论，启蒙了孔子思想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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