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二十)
而另一路的占筮术，虽在春秋时期继承与发展了以往的占筮术，但到战国时期，占筮这一套却趋于销声匿迹。可到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巫术占卜及神秘文化是甚嚣尘上。始说于筮术理论是《系辞》，自《系辞》把先秦《易》理（《周易》义理）与筮术（八卦筮卜）并归一体而论述。而在先秦的《易》学与筮学是殊途并无同归，一路是《易传》里的《象》、《彖》，继承《周易》里的义理思想而阐发与发展；而另一路是筮术，在春秋是以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八卦取象的内容，用于筮卜，那时却用《周易》里的文辞来比附人事吉凶。而随着战国《传》外（即《易传》以外）“易学”对《周易》义理的彰显，战国的典章书籍里已没有出现记录筮占之事。而到秦汉是个筮术大发展的时代，西汉又出现了对今本《周易》改造版本，并增添进去了卜事之辞。而到西汉后期，京房彻底抛弃先秦的史巫所用的筮卜方法，而建构出新的八卦筮术（八宫纳甲筮术）。自此，很少有人再用，或再打《周易》旗号而筮卜了，即不再用《周易》里的文辞比附人事吉凶了，而是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的生克出“六亲”来比附人事吉凶了。京房彻底把八卦筮卜术借《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给剥离了出去。
早期的“易学”（即《周易》学）与八卦筮卜是经渭分明，但随后的“易学”却逐步脱离《周易》里的义理思想，逐步走向圣化王道思想上去了。而在战国后期道家、阴阳家学说出现，文化思潮却向神秘主义滑去。战国时期筮术并没有彻底的排击出局，而是沉于民间，到帝王思想上升时期，神秘主义、圣王学说、阴阳五行学说都浮出水面，并成为显学，也都滋养了《系辞》，《系辞》把战国末期帝王思潮里的各种理论柔合进去，亦筮亦理的理论诞生了。也正是帝王思想上升时期需要神道与圣道结合，无论神秘主义的学说，或是圣王学说，要卖于帝王家。在战国时期，只有手握生杀之权的诸侯王，是最大的有生资源与资本的占有者，无论各家学说的学者，都想靠近诸侯王，才能使自己的学说传播与施行，否则都是空话（因为先秦的各家学说都与政治有关，都是一种政治主张，无论儒、道、墨、法、兵、阴阳及占筮、筮术等）。无论神与圣都走向王权政治学说上去了，都想打动诸侯王，谁的学说能得到诸侯王的青睐，谁就摇身一变成为君主的坐上宾，也就成为一夜暴富与成名者。
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时期，也是诸侯升格称王的时期，周天子早已是名不存，而实亡了。秦公变成了秦王，齐公变成齐王，自然王权思想也跟着上升。思想家们无不注意王权思想的理论研究。圣化对王权思想理论最有用处，战国中后期的圣王学说取代了先前的君子理论。在诸侯王争霸的时代更注意王权专制思想的研究成果，这时的法家走在前头，阴阳家也紧随其后，儒家王道思想也不落伍，道家从阴柔的一面对王权专制更有互补作用，而筮术曾一度沉寂下去。战国时期的文献里已看不到筮卜者的活动身影，多是雄辩家，包括实业家，法家所提出的富国强兵之策，才适应王权霸术的时代。若用一个乌龟壳或一把蓍草来占筮问询国家战争与攻城略地，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从几十成百的诸侯，经过不断的争战兼并，战国时期形成了七雄，就是七雄里，还有一个西边发展起来的被东方之国称之为虎狼之国的秦国，已成为其它六国的心头之患。秦国还没有吞并六国之前，而王权专制国体早已建构完善，已不再是分封制，而实行的是郡县制，建立的是王权官僚体制制度。在战国后期从诸侯公称王，还要升格要称帝号。秦一度称帝，后取消。战国王权专制思想理论的加强与完善，成为天下归一是个早晚的时间问题，秦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这自然得宜于几百年来王权思想的不断理论与深化，终于可实现天下归一了，也终于完成了神与圣的合一，也终于诞生了《系辞传》。
经过秦帝国的一段建制实践，才能经过汉武的独尊儒术，才有现在所看到传世《系辞》本的内容，也就埋葬了《要》文孔子所发出的理性声音，传世《系辞》才添进去“大衍之数”的筮术方法内容，有了筮术方法，也有了筮术的理论，才完成了神道设教与圣王殊途同归。
大一统专制文化更需要神话的东西，君权神授也就成为帝国时期人们的世界观与方**。自然也就出现两汉象数筮术大发展时代，战汉时期产生的《系辞》无疑成为帝王入世的宣言，即是神秘文化的活水之源也是王道政治的乌托邦。
《系辞》是神话与圣道的帝王哲学，而正是帝王需要“神”与“圣”的结合，事实上后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帝王时空，就是“神”与“圣”的帝王文化所主宰。
这神与圣，均体现在《系辞》里，这无疑是先秦神道与圣道思想一路发展而下，才有了《系辞》的诞生。我们且不可小视这不足四千五百言的《系辞》，它正是帝王文化的活水之源。整个后封建二千多年的帝王文化，都可以在《系辞》里找到渊源。这可从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里看的一清二楚，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史，无疑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史路，也成为中国后封建社会里的文化脊梁。也可以从后封建社会二千多年里形成的庞大的神秘文化里看的一清而楚，无不是从《系辞》这活水源头里流出。《系辞》（也包括《说卦》）无疑是后封建社会（即帝王专制社会）文化意识的活水源头（堪称为“祸水源头”）。
总之，《易传·系辞》是帝王时代的产物，是为帝王专制思想服务的理论武器。《系辞》的产生也正体现了中国式的文化超越，《系辞》完全超越了《周易》里的思想理念，为神道、圣道合二为一开辟出了广阔的生长空间。
《易传》里还有三篇文章，皆名称与“卦”有关，即《说卦》、《序卦》、《杂卦》这三篇，当属《易传》里最晚的编辑篇章。
《说卦》主要是论述筮卜的原则与方法。从名称与内容来看，已与《周易》无关。是《说卦》的作者，误解《周易》。因《说卦》里的理论，才是后来的八卦筮术有了长足的发展。《说卦》里的八卦理论，特别是八卦方位，八卦取象，成为后来八卦新内容的源泉。如后来的八卦分宫纳甲术，八卦图式，即《说卦》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算卦批命及一切数术内含的活水源头。
总之，《说卦》是对先前筮卜学问的一次系统化的理论总结，与《周易》的义理不沾边了。不能把《说卦》看待成是对《周易》一书的注释与研究。《说卦》无疑是总结先前八卦筮术的理论与原则。
至于《序卦》、《杂卦》应当是编撰《易传》文章时写出的，如同今天一部书籍的前言与后记的那种文体。其内容总述六十四卦名的含义，所做出一个概要性的说法。这两篇虽与“卦”为名，但内容不像《说卦》那样，则体现了儒家的义理思想，非与八卦筮卜有关的内容。
《序卦》的作者，意图用天地秩序串起六十四卦的含义，想说明六十四卦的道理来。但毕竟《序卦》作者的主观性之大，把六十四卦名按序列说出的天地人之间的道理，并不与《周易》六十四篇实质内容相符合，不过所言的卦名内容，还是义理之说，一些说法还是与《周易》里的某些篇名的含义相符合的，总比把《周易》当成筮卜来议论一通强过百倍。
《杂卦》与《序卦》的写法基本一样，是把卦名称，从字义上串讲起来，想说明一个大道理来。但《杂卦》确不按通行读本《周易》里篇名排序，始《乾》终《未济》那样，而是打乱排序，按认为的含义排列，想说出一个连贯的道理来。虽然也在说的某一卦名字的意思，与《周易》里的名称，也有相符合的意思，但这两篇虽然看似把六十四卦名都简要的说出一个含义，但并无补于对《周易》一书内容整体的理解。否则后人不会认为《周易》是筮卜之书，这说明《序卦》、《杂卦》两篇从义理上想串讲起今本《周易》一书的整体内涵来，但过于主观（认为《周易》六十四卦是按六十四卦名有机的联系在一起，说明的天地人之间的道理）和简单化，并不能把《周易》一书的义理内涵讲清楚。本身《杂卦》、《序卦》的作者所见到是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文本），对《周易》文本的演变史不知就里，自然以卦名来说《周易》。才使后世人们忽略这两篇以“卦名”而实质从《周易》名称的义理角度阐述《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名称。说明这《序卦》与《杂卦》两篇从义理内容上串讲六十四卦名的内涵，还是很可贵的，可贵之处不是从筮卜上去讲《周易》，虽然是从天道上（“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比类到人间秩序上来，但毕竟是义理文章。这正是汉帝国前期神与圣结合的文化思潮。这义理之说并不违背帝国的统治思想，才得于编撰流传下来，否则象帛书《要》篇那样更理性文章只能埋葬于地下，在帝国里永不得见天日。
我们通过对《周易》一书诠释与研究的最早汇编的《易传》之文章的粗浅分析认识，已知《易传》里的文章产生的时代不同而所谓的解释与论述《周易》的说法与内容则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易传》因跨度的时间长，即非一时一人之作，就连《系辞》文也非一时一人之作。所以其本身的内容性质也有不同之处。
从《易传》文章来看，除《系辞》、《说卦》既从义理又从筮术角度来对《易》（即今本《周易》）一书的阐述之外，《易传》里其它文章皆是从义理角度去认识《周易》，虽然认识的并不与《周易》内容相同。但已然是从义理上阐发《周易》的。虽然《易传》里占篇目数之大是从义理角度解释《周易》的，而从义理角度释解《周易》的一些文章是出自先秦时期的文章，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而进入帝国时期的《系辞》才始从筮卜角度对今本《周易》理论化，《系辞》是应帝运而生成的神秘与圣道文化理念，后封建社会里再没有出现能超越和突破先秦文化了。后封建文化都不过是先秦儒家文化的注脚，而由《系辞》滋养生长的文化，只不过都是这《系辞》文化的注脚而已。
《系辞》亦理亦筮对《周易》的释解与论述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
这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把今本《周易》从筮卜做出理论化的是出自《系辞》，在先秦的典章书籍里没有出现过对《周易》一书从理论上做为筮卜来阐述，至到帝国时期，才有这《系辞》把今本《周易》做为筮书的一面(当然《系辞》作者们不知有原创《周易》文本)来论述。但已知《系辞》里把今本《周易》做为筮卜之书论述是如何的错误与张冠李戴。可帝国专制文化里正需要那种神道设教，以愚民众。才得以那种文化思维在帝国二千多年的时空里无限的发育成长。人们无不陷入那种神秘文化之中，听任“天命”的摆布与统治者的奴役。这也无疑使我们不言而明，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还能有何新的突破么？还能理性的去认识《周易》吗？但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后封建社会里，是如何认识《周易》的。
早期的“易学”（即《周易》学）与八卦筮卜是经渭分明，但随后的“易学”却逐步脱离《周易》里的义理思想，逐步走向圣化王道思想上去了。而在战国后期道家、阴阳家学说出现，文化思潮却向神秘主义滑去。战国时期筮术并没有彻底的排击出局，而是沉于民间，到帝王思想上升时期，神秘主义、圣王学说、阴阳五行学说都浮出水面，并成为显学，也都滋养了《系辞》，《系辞》把战国末期帝王思潮里的各种理论柔合进去，亦筮亦理的理论诞生了。也正是帝王思想上升时期需要神道与圣道结合，无论神秘主义的学说，或是圣王学说，要卖于帝王家。在战国时期，只有手握生杀之权的诸侯王，是最大的有生资源与资本的占有者，无论各家学说的学者，都想靠近诸侯王，才能使自己的学说传播与施行，否则都是空话（因为先秦的各家学说都与政治有关，都是一种政治主张，无论儒、道、墨、法、兵、阴阳及占筮、筮术等）。无论神与圣都走向王权政治学说上去了，都想打动诸侯王，谁的学说能得到诸侯王的青睐，谁就摇身一变成为君主的坐上宾，也就成为一夜暴富与成名者。
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时期，也是诸侯升格称王的时期，周天子早已是名不存，而实亡了。秦公变成了秦王，齐公变成齐王，自然王权思想也跟着上升。思想家们无不注意王权思想的理论研究。圣化对王权思想理论最有用处，战国中后期的圣王学说取代了先前的君子理论。在诸侯王争霸的时代更注意王权专制思想的研究成果，这时的法家走在前头，阴阳家也紧随其后，儒家王道思想也不落伍，道家从阴柔的一面对王权专制更有互补作用，而筮术曾一度沉寂下去。战国时期的文献里已看不到筮卜者的活动身影，多是雄辩家，包括实业家，法家所提出的富国强兵之策，才适应王权霸术的时代。若用一个乌龟壳或一把蓍草来占筮问询国家战争与攻城略地，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从几十成百的诸侯，经过不断的争战兼并，战国时期形成了七雄，就是七雄里，还有一个西边发展起来的被东方之国称之为虎狼之国的秦国，已成为其它六国的心头之患。秦国还没有吞并六国之前，而王权专制国体早已建构完善，已不再是分封制，而实行的是郡县制，建立的是王权官僚体制制度。在战国后期从诸侯公称王，还要升格要称帝号。秦一度称帝，后取消。战国王权专制思想理论的加强与完善，成为天下归一是个早晚的时间问题，秦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这自然得宜于几百年来王权思想的不断理论与深化，终于可实现天下归一了，也终于完成了神与圣的合一，也终于诞生了《系辞传》。
经过秦帝国的一段建制实践，才能经过汉武的独尊儒术，才有现在所看到传世《系辞》本的内容，也就埋葬了《要》文孔子所发出的理性声音，传世《系辞》才添进去“大衍之数”的筮术方法内容，有了筮术方法，也有了筮术的理论，才完成了神道设教与圣王殊途同归。
大一统专制文化更需要神话的东西，君权神授也就成为帝国时期人们的世界观与方**。自然也就出现两汉象数筮术大发展时代，战汉时期产生的《系辞》无疑成为帝王入世的宣言，即是神秘文化的活水之源也是王道政治的乌托邦。
《系辞》是神话与圣道的帝王哲学，而正是帝王需要“神”与“圣”的结合，事实上后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帝王时空，就是“神”与“圣”的帝王文化所主宰。
这神与圣，均体现在《系辞》里，这无疑是先秦神道与圣道思想一路发展而下，才有了《系辞》的诞生。我们且不可小视这不足四千五百言的《系辞》，它正是帝王文化的活水之源。整个后封建二千多年的帝王文化，都可以在《系辞》里找到渊源。这可从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里看的一清二楚，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史，无疑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史路，也成为中国后封建社会里的文化脊梁。也可以从后封建社会二千多年里形成的庞大的神秘文化里看的一清而楚，无不是从《系辞》这活水源头里流出。《系辞》（也包括《说卦》）无疑是后封建社会（即帝王专制社会）文化意识的活水源头（堪称为“祸水源头”）。
总之，《易传·系辞》是帝王时代的产物，是为帝王专制思想服务的理论武器。《系辞》的产生也正体现了中国式的文化超越，《系辞》完全超越了《周易》里的思想理念，为神道、圣道合二为一开辟出了广阔的生长空间。
《易传》里还有三篇文章，皆名称与“卦”有关，即《说卦》、《序卦》、《杂卦》这三篇，当属《易传》里最晚的编辑篇章。
《说卦》主要是论述筮卜的原则与方法。从名称与内容来看，已与《周易》无关。是《说卦》的作者，误解《周易》。因《说卦》里的理论，才是后来的八卦筮术有了长足的发展。《说卦》里的八卦理论，特别是八卦方位，八卦取象，成为后来八卦新内容的源泉。如后来的八卦分宫纳甲术，八卦图式，即《说卦》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算卦批命及一切数术内含的活水源头。
总之，《说卦》是对先前筮卜学问的一次系统化的理论总结，与《周易》的义理不沾边了。不能把《说卦》看待成是对《周易》一书的注释与研究。《说卦》无疑是总结先前八卦筮术的理论与原则。
至于《序卦》、《杂卦》应当是编撰《易传》文章时写出的，如同今天一部书籍的前言与后记的那种文体。其内容总述六十四卦名的含义，所做出一个概要性的说法。这两篇虽与“卦”为名，但内容不像《说卦》那样，则体现了儒家的义理思想，非与八卦筮卜有关的内容。
《序卦》的作者，意图用天地秩序串起六十四卦的含义，想说明六十四卦的道理来。但毕竟《序卦》作者的主观性之大，把六十四卦名按序列说出的天地人之间的道理，并不与《周易》六十四篇实质内容相符合，不过所言的卦名内容，还是义理之说，一些说法还是与《周易》里的某些篇名的含义相符合的，总比把《周易》当成筮卜来议论一通强过百倍。
《杂卦》与《序卦》的写法基本一样，是把卦名称，从字义上串讲起来，想说明一个大道理来。但《杂卦》确不按通行读本《周易》里篇名排序，始《乾》终《未济》那样，而是打乱排序，按认为的含义排列，想说出一个连贯的道理来。虽然也在说的某一卦名字的意思，与《周易》里的名称，也有相符合的意思，但这两篇虽然看似把六十四卦名都简要的说出一个含义，但并无补于对《周易》一书内容整体的理解。否则后人不会认为《周易》是筮卜之书，这说明《序卦》、《杂卦》两篇从义理上想串讲起今本《周易》一书的整体内涵来，但过于主观（认为《周易》六十四卦是按六十四卦名有机的联系在一起，说明的天地人之间的道理）和简单化，并不能把《周易》一书的义理内涵讲清楚。本身《杂卦》、《序卦》的作者所见到是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文本），对《周易》文本的演变史不知就里，自然以卦名来说《周易》。才使后世人们忽略这两篇以“卦名”而实质从《周易》名称的义理角度阐述《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名称。说明这《序卦》与《杂卦》两篇从义理内容上串讲六十四卦名的内涵，还是很可贵的，可贵之处不是从筮卜上去讲《周易》，虽然是从天道上（“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比类到人间秩序上来，但毕竟是义理文章。这正是汉帝国前期神与圣结合的文化思潮。这义理之说并不违背帝国的统治思想，才得于编撰流传下来，否则象帛书《要》篇那样更理性文章只能埋葬于地下，在帝国里永不得见天日。
我们通过对《周易》一书诠释与研究的最早汇编的《易传》之文章的粗浅分析认识，已知《易传》里的文章产生的时代不同而所谓的解释与论述《周易》的说法与内容则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易传》因跨度的时间长，即非一时一人之作，就连《系辞》文也非一时一人之作。所以其本身的内容性质也有不同之处。
从《易传》文章来看，除《系辞》、《说卦》既从义理又从筮术角度来对《易》（即今本《周易》）一书的阐述之外，《易传》里其它文章皆是从义理角度去认识《周易》，虽然认识的并不与《周易》内容相同。但已然是从义理上阐发《周易》的。虽然《易传》里占篇目数之大是从义理角度解释《周易》的，而从义理角度释解《周易》的一些文章是出自先秦时期的文章，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而进入帝国时期的《系辞》才始从筮卜角度对今本《周易》理论化，《系辞》是应帝运而生成的神秘与圣道文化理念，后封建社会里再没有出现能超越和突破先秦文化了。后封建文化都不过是先秦儒家文化的注脚，而由《系辞》滋养生长的文化，只不过都是这《系辞》文化的注脚而已。
《系辞》亦理亦筮对《周易》的释解与论述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
这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把今本《周易》从筮卜做出理论化的是出自《系辞》，在先秦的典章书籍里没有出现过对《周易》一书从理论上做为筮卜来阐述，至到帝国时期，才有这《系辞》把今本《周易》做为筮书的一面(当然《系辞》作者们不知有原创《周易》文本)来论述。但已知《系辞》里把今本《周易》做为筮卜之书论述是如何的错误与张冠李戴。可帝国专制文化里正需要那种神道设教，以愚民众。才得以那种文化思维在帝国二千多年的时空里无限的发育成长。人们无不陷入那种神秘文化之中，听任“天命”的摆布与统治者的奴役。这也无疑使我们不言而明，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还能有何新的突破么？还能理性的去认识《周易》吗？但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后封建社会里，是如何认识《周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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