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三十九)
在《明夷待访录·原臣》里说：“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这是让做臣的如何去做，这实际是空话。在论述“宰相”与“学校”是赋予宰相的权力，但决不同与西方内阁制的君主立宪设想。而对“学校”的论述也不同与西方的议会制的政治学说。《明夷待访录》里的思想离“民主制”还差的很远、很远。后人对他在《原君》篇里“君之害”揭露的称赞，实乃黄宗羲也不过是向往的是“明君”而不是“暴君”而已。不去换醒民众，不去启蒙主体者觉醒，是离“民主”的梦想还相当的遥远。
当然，明未时期已是“西学东渐”，思想者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是可能的，明未清初王船山、黄宗羲等反对君权独断思想，启蒙了新儒学，新儒学的政治核心是由“内圣”希望开出“新外王”。
而黄宗羲在《易》学方面，即是开清考辩《易》学之先者，又是清朝复兴汉象数《易》学之先导。
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六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的那样：“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天、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而附以所著《原象》为内容，皆象也。后三卷论《太乙》、《乾凿度》、《元包》、《潜虚》、《洞极》、《洪范》数、《皇极》数以及“六壬”、“太乙”、“遁甲”为外篇，皆数也。大旨谓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者备而象穷矣。后儒之说，有纳甲，动爻，卦变，先天，四者杂而七者晦。故是编崇七象而斥四象，而七者之中又必求其合于古，以辨象学之讹。又《遁甲》、《太乙》、《六壬》三书；世谓之“三式”，皆主九宫，以参详人事，是编以郑康成之太乙行九宫法证《太乙》，以《吴越春秋》之占法，《国语》泛州鸠之对证《六壬》，而云后世皆失其传，以订“数”学之失。其持论皆有依据。盖宗羲究心象数，故一一能洞晓其始未，因而尽得其瑕疵……然其宏纲巨目，辨论精详，与胡渭《易图明辨》均可谓有功《易》道者矣。”
我们只要看一看黄的《易学象数论》纲目与内容，就知是什么了。内容虽然以考辩“象”与“数”，无非是将汉象数易学与后来产生的图式易学做考辩，得出什么圣人以象示人，其象有七之说，已然是以讹传讹。内容无非是彰显汉象数易学，排宋《易》学之说，是有其政治思想目的。其目的是超越宋明理学不切实际高谈心性的空疏学风。而黄开汉象易学复兴于清与宋易图学并无二致。从原创《周易》内容来说，都是讹传。与《周易》内容不相干。若从“八卦学”上来说，皆是“八卦学”上的发展，黄的《易学象数论》改称《八卦象数论》倒是贴切。“象数”实乃是“八卦筮术”里产生的东西。
而毛奇龄的“《推易始未》四卷，综核卦变之著作，举春秋内外传中，有得于筮占者汇编成书，汉晋以后占筮有合于古法者亦随类附于其后。”
毛已然是考辩的春秋与汉晋以后的筮卜方法，那均是八卦占筮术上的东西，即是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的卦术，与《周易》是风马牛不相及。
而胡渭作《易图明辩》解释“易卦”与“蓍筮”的关系，是用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一对范畴，“体用”关系释之（这是导致今天“易学”上的错误认为，往往称其“易学理论与应用”，这应用就是指“算卦”）。那本身是“八卦筮卜术”上的东西来，而胡渭的《易图明辩》却成了《周易》上的东西，这就非常错误了。可胡渭把“卦”看作是《周易》的根本，即“体”了，而“蓍”起卦占卜才是“用”。
实际“卦”不是《周易》一书里的东西，《周易》一书里既无卦字，又无卦说。“卦”学是史巫从六十四画符号上派生出的筮卜术，与《周易》所反映的义理内容是风马牛不相及。若把卦术从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剥离开来说“卦学”，胡谓说的“体用”关系就另当别论了。
胡渭论《易》（指《周易》加《易传》：“伏羲有画而无辞，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子作《十巽》，皆递相发挥，以尽其义’，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辞者，所以明象数之难明者也。’”
胡对《易》的认识是停留在汉人的观点上，即“四圣”说。
“且《易》之所谓象数，蓍卦焉而己。卦主象，蓍主数”。
这就是胡渭认为的卦是《易》之“体”，而蓍是《易》之“用”的说法。
“按：象，辞，变，占四者，说《易》之纲领也，伊川归重于辞，平奄因之，愚则谓辞本乎象，象尤不可忽，故夫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又曰：八卦以象者，爻彖以情言。”
胡渭强调“谓辞本乎象”，认为程颐重于辞而勿视了象，这恰恰是胡渭的错误认识。“象数”皆为后学，言辞才能达义。而正是“象”说才偏离了《周易》的本义。胡谓已然认为四圣做《易》，又认为辞是明象之用的，也就是释卦象的。也就是说《周易》一书是先有"象"而后附"辞"。这种说法是以讹传讹而已。
而胡渭的《易图明辨》里考辨、易学图说，又是何意呢？既然也认为卦主"象"，蓍主"数"，那么“易学”上的各种图说，皆是卦象之产物，都是从“八卦”卦学里发展出的"象数"学，同理是受《易传》里的《系辞》和《说卦》这些“易学”影响，后封建的"象数易"学皆源自《系辞》与《说卦》里的思想，又何必考辨谁对谁错呢？谁宗谁末呢？
本身胡渭也是以讹传讹，从《系辞》、《说卦》里的讹，而考论陈抟、刘牧“图”说的讹，岂知自己又不是讹呢？本身胡渭同样认为《易》是四圣之为，又强调《易》之象数，那么考论陈抟、刘牧的“图”说，而比之“譬诸田功，圣人之《易》，五谷也，希夷之《易》，荑稗也；牧之《易》，进不可穷理以尽性，退不可养生以尽年，徒为稂莠而已矣。”
而恰恰希夷与刘牧的“图”说皆来自胡渭所认为圣人之《易》里的《系辞》与《说卦》中的内容，只是把文字意转换成图式表示而已，又怎能用种田比喻，圣人之《易》是五谷，而陈抟《易》说是夷稗呢？
而胡渭《易图明辨》也实难辨明宋时产生的“图式”真假与对否，更无意于揭示《周易》之本义。不过胡渭还可归为象数义理讲《周易》的，还是有别于象数筮术之说的。
在《易图明辨》未尾，胡渭质疑：“圣人岂专为卜筮而著一书，使天下后世之人日日端策拂龟，听命于鬼神而不务民义也哉，亭材论卜筮十则，可以箴宋人之膏盲，余故备录之而缀以管见如此。”
看来胡渭还是反对把《易》讲成是占筮的东西，但胡无法弄明白先秦筮卜与《易传》里的象数卦术理论根源，又以象数卦学之说去说《周易》，同样就陷入了传统象数释《易》的泥淖里去了。这也是以象数义理释《周易》的通病，关键是在于今本《周易》的结构体式误导的根源。
本身胡渭的“体用”易学论，也是有渊源的。
早在宋时的程颐就用“体用”关系以释《周易》里的象与辞的关系。但程颐可是被后学界里公认的里义理派释《易》者。
程颐的《易传序》里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程也强调自己在书中解释的是《周易》的辞语，从辞语中领会圣人之意。但程已然并没有摆脱《易》象占的说法，程已然是遵循《易传·系辞》里的“易学”谬误，并认为是孔圣人的话，“《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即观象与玩占，并且强调“作为本体的理和行为功用的象在根源上本是一体的，在呈现在外的象和隐微不见的理之间并没有一点点的间隔。”
这种理论本没有错，而错在人们理解与适用在《周易》里的辞与八卦卦术上的象错合一起，把“体用”之说变成了《周易》里的辞是为了占问吉凶的道理上去认识了，那就失去了对《周易》义理探讨的意义了。这无疑成了“哲学变成神学的婢女”，换言之“哲学成了筮术的婢女”，即哲学成为诠释占筮的理论了。
程颐无论如何释之《周易》里的“卦爻”辞之理，但终不抛弃象数之说，又不抛弃占筮《易》之说，可想他的义理与《周易》本义，岂不是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吗？故他释出的《周易》义理，与《周易》一书之意不是一回事。
到胡渭的“体用”《易》说，只能成为清朝时期里算命的“技术之书”在“用”学上才发挥，故清后期与民国初的数术有如此的蔚然大观。清朝越来越多的算卦（算命）之书，层出不穷，恐怕是得益于哲学上的“体用”理论的诠释吧？
无论清朝时期复兴的汉象数“易学”，还是所谓的考辩“易学”，都无法离开“象数”而说《易》理，但都不是《周易》里的义理。象数“易学”在清代是蔚然大观，至清未尚秉和与杭辛斋为止，终于在复兴的汉象数“易学”与新兴的考辩“易学”影响与应用于筮卜术（算卦）是越来越紧密了。
而尚秉和（1870－1950）却主张“象”为学《易》之本，曾全面考究汉《易》象数学的特点，使西汉象数易学“复明于世”。
尚认为学易必须寻根溯源，只有先明《周易》的占筮方法，方能进入《周易》之门。他说：“易本用以卜筮，不娴筮法，九六之义即不知何来，而《系辞》大衍一章尤难索解，春秋传所谓某卜之某卦莫明其故。故学易者宜先明筮法。”（《周易古筮考》）
尚的《周易古筮考》一书是“上自《春秋左传》、《国语》，下迄明清传记所载，凡以辞象为占而存有本卦者，概为辑录，凡得筮案一百有六则，一百一十卦，依类排列，逐一剖析，揲蓍之法遂昭然若揭。其或词义，怪奇，深奥难知者，则推求本卦，章解句释，以俾学者，洞明筮辞及旨趣，而有所遵循。”（《周易古筮考》）
“读易者须先从六十四卦象动手，弄清诸卦得名之义。而卦名皆因卦象而生，卦名者不解，因此卦爻辞亦不解”。（《周易尚氏学》卷首说例）
“读易者欲明诸卦爻辞之含义，须先知卦爻辞从何象，而生，然后象与辞方相属。辞而吉，象吉也。辞而凶，象凶也。”（《周易古筮》卷首说例）
尚秉和的以上诸说，无疑是同春秋史巫一样是阉割《周易》哲学的刀斧手。
尚通过对象数的阐发和筮法的研究提出了解《周易》的新说，推崇“未学易，先学筮”。尚的象数易学，对民国影响很大。其著《周易尚氏学》，《周易古筮考》，《易筮卦验集存》，《洞林筮案》等。尚完全是以一个筮术者的身份研究《易》学，并完全走向《周易》的反动，即将《周易》引向筮术之学的死胡同。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这是让做臣的如何去做，这实际是空话。在论述“宰相”与“学校”是赋予宰相的权力，但决不同与西方内阁制的君主立宪设想。而对“学校”的论述也不同与西方的议会制的政治学说。《明夷待访录》里的思想离“民主制”还差的很远、很远。后人对他在《原君》篇里“君之害”揭露的称赞，实乃黄宗羲也不过是向往的是“明君”而不是“暴君”而已。不去换醒民众，不去启蒙主体者觉醒，是离“民主”的梦想还相当的遥远。
当然，明未时期已是“西学东渐”，思想者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是可能的，明未清初王船山、黄宗羲等反对君权独断思想，启蒙了新儒学，新儒学的政治核心是由“内圣”希望开出“新外王”。
而黄宗羲在《易》学方面，即是开清考辩《易》学之先者，又是清朝复兴汉象数《易》学之先导。
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六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的那样：“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天、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而附以所著《原象》为内容，皆象也。后三卷论《太乙》、《乾凿度》、《元包》、《潜虚》、《洞极》、《洪范》数、《皇极》数以及“六壬”、“太乙”、“遁甲”为外篇，皆数也。大旨谓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者备而象穷矣。后儒之说，有纳甲，动爻，卦变，先天，四者杂而七者晦。故是编崇七象而斥四象，而七者之中又必求其合于古，以辨象学之讹。又《遁甲》、《太乙》、《六壬》三书；世谓之“三式”，皆主九宫，以参详人事，是编以郑康成之太乙行九宫法证《太乙》，以《吴越春秋》之占法，《国语》泛州鸠之对证《六壬》，而云后世皆失其传，以订“数”学之失。其持论皆有依据。盖宗羲究心象数，故一一能洞晓其始未，因而尽得其瑕疵……然其宏纲巨目，辨论精详，与胡渭《易图明辨》均可谓有功《易》道者矣。”
我们只要看一看黄的《易学象数论》纲目与内容，就知是什么了。内容虽然以考辩“象”与“数”，无非是将汉象数易学与后来产生的图式易学做考辩，得出什么圣人以象示人，其象有七之说，已然是以讹传讹。内容无非是彰显汉象数易学，排宋《易》学之说，是有其政治思想目的。其目的是超越宋明理学不切实际高谈心性的空疏学风。而黄开汉象易学复兴于清与宋易图学并无二致。从原创《周易》内容来说，都是讹传。与《周易》内容不相干。若从“八卦学”上来说，皆是“八卦学”上的发展，黄的《易学象数论》改称《八卦象数论》倒是贴切。“象数”实乃是“八卦筮术”里产生的东西。
而毛奇龄的“《推易始未》四卷，综核卦变之著作，举春秋内外传中，有得于筮占者汇编成书，汉晋以后占筮有合于古法者亦随类附于其后。”
毛已然是考辩的春秋与汉晋以后的筮卜方法，那均是八卦占筮术上的东西，即是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的卦术，与《周易》是风马牛不相及。
而胡渭作《易图明辩》解释“易卦”与“蓍筮”的关系，是用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一对范畴，“体用”关系释之（这是导致今天“易学”上的错误认为，往往称其“易学理论与应用”，这应用就是指“算卦”）。那本身是“八卦筮卜术”上的东西来，而胡渭的《易图明辩》却成了《周易》上的东西，这就非常错误了。可胡渭把“卦”看作是《周易》的根本，即“体”了，而“蓍”起卦占卜才是“用”。
实际“卦”不是《周易》一书里的东西，《周易》一书里既无卦字，又无卦说。“卦”学是史巫从六十四画符号上派生出的筮卜术，与《周易》所反映的义理内容是风马牛不相及。若把卦术从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剥离开来说“卦学”，胡谓说的“体用”关系就另当别论了。
胡渭论《易》（指《周易》加《易传》：“伏羲有画而无辞，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子作《十巽》，皆递相发挥，以尽其义’，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辞者，所以明象数之难明者也。’”
胡对《易》的认识是停留在汉人的观点上，即“四圣”说。
“且《易》之所谓象数，蓍卦焉而己。卦主象，蓍主数”。
这就是胡渭认为的卦是《易》之“体”，而蓍是《易》之“用”的说法。
“按：象，辞，变，占四者，说《易》之纲领也，伊川归重于辞，平奄因之，愚则谓辞本乎象，象尤不可忽，故夫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又曰：八卦以象者，爻彖以情言。”
胡渭强调“谓辞本乎象”，认为程颐重于辞而勿视了象，这恰恰是胡渭的错误认识。“象数”皆为后学，言辞才能达义。而正是“象”说才偏离了《周易》的本义。胡谓已然认为四圣做《易》，又认为辞是明象之用的，也就是释卦象的。也就是说《周易》一书是先有"象"而后附"辞"。这种说法是以讹传讹而已。
而胡渭的《易图明辨》里考辨、易学图说，又是何意呢？既然也认为卦主"象"，蓍主"数"，那么“易学”上的各种图说，皆是卦象之产物，都是从“八卦”卦学里发展出的"象数"学，同理是受《易传》里的《系辞》和《说卦》这些“易学”影响，后封建的"象数易"学皆源自《系辞》与《说卦》里的思想，又何必考辨谁对谁错呢？谁宗谁末呢？
本身胡渭也是以讹传讹，从《系辞》、《说卦》里的讹，而考论陈抟、刘牧“图”说的讹，岂知自己又不是讹呢？本身胡渭同样认为《易》是四圣之为，又强调《易》之象数，那么考论陈抟、刘牧的“图”说，而比之“譬诸田功，圣人之《易》，五谷也，希夷之《易》，荑稗也；牧之《易》，进不可穷理以尽性，退不可养生以尽年，徒为稂莠而已矣。”
而恰恰希夷与刘牧的“图”说皆来自胡渭所认为圣人之《易》里的《系辞》与《说卦》中的内容，只是把文字意转换成图式表示而已，又怎能用种田比喻，圣人之《易》是五谷，而陈抟《易》说是夷稗呢？
而胡渭《易图明辨》也实难辨明宋时产生的“图式”真假与对否，更无意于揭示《周易》之本义。不过胡渭还可归为象数义理讲《周易》的，还是有别于象数筮术之说的。
在《易图明辨》未尾，胡渭质疑：“圣人岂专为卜筮而著一书，使天下后世之人日日端策拂龟，听命于鬼神而不务民义也哉，亭材论卜筮十则，可以箴宋人之膏盲，余故备录之而缀以管见如此。”
看来胡渭还是反对把《易》讲成是占筮的东西，但胡无法弄明白先秦筮卜与《易传》里的象数卦术理论根源，又以象数卦学之说去说《周易》，同样就陷入了传统象数释《易》的泥淖里去了。这也是以象数义理释《周易》的通病，关键是在于今本《周易》的结构体式误导的根源。
本身胡渭的“体用”易学论，也是有渊源的。
早在宋时的程颐就用“体用”关系以释《周易》里的象与辞的关系。但程颐可是被后学界里公认的里义理派释《易》者。
程颐的《易传序》里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程也强调自己在书中解释的是《周易》的辞语，从辞语中领会圣人之意。但程已然并没有摆脱《易》象占的说法，程已然是遵循《易传·系辞》里的“易学”谬误，并认为是孔圣人的话，“《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即观象与玩占，并且强调“作为本体的理和行为功用的象在根源上本是一体的，在呈现在外的象和隐微不见的理之间并没有一点点的间隔。”
这种理论本没有错，而错在人们理解与适用在《周易》里的辞与八卦卦术上的象错合一起，把“体用”之说变成了《周易》里的辞是为了占问吉凶的道理上去认识了，那就失去了对《周易》义理探讨的意义了。这无疑成了“哲学变成神学的婢女”，换言之“哲学成了筮术的婢女”，即哲学成为诠释占筮的理论了。
程颐无论如何释之《周易》里的“卦爻”辞之理，但终不抛弃象数之说，又不抛弃占筮《易》之说，可想他的义理与《周易》本义，岂不是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吗？故他释出的《周易》义理，与《周易》一书之意不是一回事。
到胡渭的“体用”《易》说，只能成为清朝时期里算命的“技术之书”在“用”学上才发挥，故清后期与民国初的数术有如此的蔚然大观。清朝越来越多的算卦（算命）之书，层出不穷，恐怕是得益于哲学上的“体用”理论的诠释吧？
无论清朝时期复兴的汉象数“易学”，还是所谓的考辩“易学”，都无法离开“象数”而说《易》理，但都不是《周易》里的义理。象数“易学”在清代是蔚然大观，至清未尚秉和与杭辛斋为止，终于在复兴的汉象数“易学”与新兴的考辩“易学”影响与应用于筮卜术（算卦）是越来越紧密了。
而尚秉和（1870－1950）却主张“象”为学《易》之本，曾全面考究汉《易》象数学的特点，使西汉象数易学“复明于世”。
尚认为学易必须寻根溯源，只有先明《周易》的占筮方法，方能进入《周易》之门。他说：“易本用以卜筮，不娴筮法，九六之义即不知何来，而《系辞》大衍一章尤难索解，春秋传所谓某卜之某卦莫明其故。故学易者宜先明筮法。”（《周易古筮考》）
尚的《周易古筮考》一书是“上自《春秋左传》、《国语》，下迄明清传记所载，凡以辞象为占而存有本卦者，概为辑录，凡得筮案一百有六则，一百一十卦，依类排列，逐一剖析，揲蓍之法遂昭然若揭。其或词义，怪奇，深奥难知者，则推求本卦，章解句释，以俾学者，洞明筮辞及旨趣，而有所遵循。”（《周易古筮考》）
“读易者须先从六十四卦象动手，弄清诸卦得名之义。而卦名皆因卦象而生，卦名者不解，因此卦爻辞亦不解”。（《周易尚氏学》卷首说例）
“读易者欲明诸卦爻辞之含义，须先知卦爻辞从何象，而生，然后象与辞方相属。辞而吉，象吉也。辞而凶，象凶也。”（《周易古筮》卷首说例）
尚秉和的以上诸说，无疑是同春秋史巫一样是阉割《周易》哲学的刀斧手。
尚通过对象数的阐发和筮法的研究提出了解《周易》的新说，推崇“未学易，先学筮”。尚的象数易学，对民国影响很大。其著《周易尚氏学》，《周易古筮考》，《易筮卦验集存》，《洞林筮案》等。尚完全是以一个筮术者的身份研究《易》学，并完全走向《周易》的反动，即将《周易》引向筮术之学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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