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五篇(十一)
我们再看《周易》里出现的三个“天”字是何意。甲骨文里的“天”字，本义是指人的头顶，顶上为天。后来这个“天”字又有多种意思。有自然所成，非人力所为的都叫天。又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是有意志的神。又当命运等讲。
《周易·大有》篇中出现的“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里的“天”是指自然的天。《大有》是讲农业生产问题。前面已经讲过“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是指农业上的风调雨顺，就能大丰收，是个好年景。
《大畜》里的“何天之衢，亨”的“天”是何意呢？通过对《大畜》篇内容的整体认识，这个“天”字的含义就不难理解了。《大畜》是通过家畜的饲养，而联想到的政治道理。通过“良马逐”，“童牛之牯”，“豶豕之牙”这些饲养牲畜及驯养方法，即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被作者比喻引申到政治上阐述其道理。文章的最后用“何天之衢，亨”来说明，从牲畜饲养上所看见的道理是个“自然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亨通之道”。这里的“天”是指“自然界”，而非“天命”的天。
《周易》里没有“天命”思想，虽出现的“天”字，是讲自然规律的，是指自然的天。而在《姤》篇里出现的“天”字，是个比喻。比喻妇女身孕，好比瓜熟蒂落的意思。“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这是说“包瓜绕着杞树生长，瓜彰显在外。瓜熟自上蒂落下来”。这里是比喻，寓意《姤》篇中的女主人公有了身孕并产生下了儿子。这里的“天”是指上下的上意思。
《周易》里出现的两个“命”字，三个“天”字，皆非讲“天命”，并无神学内容。《周易》已走出了神秘的“天命”、“鬼神”、“巫术”地带，走向了理性。《周易》是先秦划时代里的巨著，又是一部无神论的思想巨著。而在《周易》之后的战国时期产生的一部犹如东方的“圣经’——《论语》。已然充塞着“天命”思想。如《论语·颜渊》：“子夏曰：‘商闻之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虽非孔子言，但毕竟写进了《论语》里而成为圣人语，也成为后封建社会里“天命”信仰的理论支柱。
实乃孔子也没有摆脱天命思想，《论语》里云：“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不能不让人理解孔子已然是相信符瑞。这不过是天命征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不能不认为孔子头脑中的宗教迷信思想。而这一句“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却成了后封建社会里多少神秘学说的活水源头。
《论语》里云：“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也许孔子所说的“天命”，是指人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或自然规律。并不同于《周书》里的“天命”含义，即神的主宰。但在漫长的后封建社会里的人们可不好把“天命”理解成“客观规律”。“天命”在古代政治层面上，始终是统治者谋求其统治合法性的“神道设教”，即君主为其专制统治所谋求“君权神授”的理论，也是为获得被统治者的认同感。而“天命”正带有神秘性，使被统治的人民相信它，归根结底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故帝王时代里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正是“君权神授”天命思想上的最好注脚。故《论语》里的“天命”，在后封建时代里无疑是被诠释为上天的旨意，所起到的作用是统治者把它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思想工具。
在整个前后封建时代，《周易》里的理性思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是《周易》哲学突破了漫长原始宗教巫术的束缚，而开启了东方的理性大门，迎来了人类史上东方中国的那场“精神运动”。
巫术，占卜是原始宗教的蛮生体。《周易》之前的中国是原始宗教神权巫术之国，是《周易》哲学突破了神权巫术思想，开启了人文精神。《周易》哲学及先秦诸子（儒，道，法）进行了一场中国式的“祛魅”运动。不能不承认先秦的那场“精神运动”，对巫术，占卜迷信的排击，尤其是《周易》及战国末期的法家思想者。但先秦的那场东方的精神文化运动，由后儒家及诸子百家，尤其是所谓的“法家”却迎接的是王权专制，走向了帝王制度。而在“轴心时期”（或称“轴心时代”）的西方经历了一场“精神运动”之后同样迎来的是教会之国家的黑暗的中世纪。那场东西方的“轴心时代”里的“精神运动”，却使东西方都走向一段漫长而黑暗的时代。西方是教会之国的统治黑暗，而东方的中国是皇权官僚的统治黑暗。这两种黑暗的统治里，西方的一神教进一步排斥了巫术，占卜迷信，而中国的皇权专制里却复活了巫术，占卜这种非理性的东西。后封建时代里，鬼神、巫术迷信却横行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中国的“祛魅”中断，天命，巫术迷信复活，究其原因是帝王专制的结果。这就是政治上一有竞争，人们就理性；而政治上一搞专制，人们就迷信。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着激烈的王国之间的竞争，才有了诸子学术上的自由，才有另类的思想产生，才有了思想上的进步。虽东西方同样走过漫长而黑暗的‘封建’时代，但西方在近代反神权的同时，进一步反封建专制。而东方的中国却保持了先秦文化的连续性，从不反王权专制，这是东西方近代文化上的最大差别，直到五四时期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打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才得以对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进行了批判。后到“*****”，可以说中国又经历了一场新的“祛魅”运动，但这是一场更可怕下的恐怖与暴力“祛魅”运动。不但没有起到理性思想的启蒙，反而使人们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愚昧与迷信。也才有了“改革开放”后的巫术，占卜，鬼神迷信文化的大复兴。但这种‘复兴’也说明了中国的“祛魅”与“理性启蒙”还任重道远。不过，只要政治上不断的深化改革，学术自由的天地就无限的宽广，而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的人，必将越来越多。思想学术不受政治干预，中国人民将会越来越理性，中国的路将会越走越宽广，中国的未来将会越来越强大。这因为我们也有理性的传统，正是《周易》一书的理性精神，即《周易》所宣扬的“未占有孚”，“舍尔灵龟”的理性思想（即反对巫术占卜迷信），将是中国人巨大的一笔精神财富，也将激励着中国人发扬理性的精神传统。
《周易·大有》篇中出现的“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里的“天”是指自然的天。《大有》是讲农业生产问题。前面已经讲过“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是指农业上的风调雨顺，就能大丰收，是个好年景。
《大畜》里的“何天之衢，亨”的“天”是何意呢？通过对《大畜》篇内容的整体认识，这个“天”字的含义就不难理解了。《大畜》是通过家畜的饲养，而联想到的政治道理。通过“良马逐”，“童牛之牯”，“豶豕之牙”这些饲养牲畜及驯养方法，即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被作者比喻引申到政治上阐述其道理。文章的最后用“何天之衢，亨”来说明，从牲畜饲养上所看见的道理是个“自然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亨通之道”。这里的“天”是指“自然界”，而非“天命”的天。
《周易》里没有“天命”思想，虽出现的“天”字，是讲自然规律的，是指自然的天。而在《姤》篇里出现的“天”字，是个比喻。比喻妇女身孕，好比瓜熟蒂落的意思。“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这是说“包瓜绕着杞树生长，瓜彰显在外。瓜熟自上蒂落下来”。这里是比喻，寓意《姤》篇中的女主人公有了身孕并产生下了儿子。这里的“天”是指上下的上意思。
《周易》里出现的两个“命”字，三个“天”字，皆非讲“天命”，并无神学内容。《周易》已走出了神秘的“天命”、“鬼神”、“巫术”地带，走向了理性。《周易》是先秦划时代里的巨著，又是一部无神论的思想巨著。而在《周易》之后的战国时期产生的一部犹如东方的“圣经’——《论语》。已然充塞着“天命”思想。如《论语·颜渊》：“子夏曰：‘商闻之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虽非孔子言，但毕竟写进了《论语》里而成为圣人语，也成为后封建社会里“天命”信仰的理论支柱。
实乃孔子也没有摆脱天命思想，《论语》里云：“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不能不让人理解孔子已然是相信符瑞。这不过是天命征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不能不认为孔子头脑中的宗教迷信思想。而这一句“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却成了后封建社会里多少神秘学说的活水源头。
《论语》里云：“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也许孔子所说的“天命”，是指人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或自然规律。并不同于《周书》里的“天命”含义，即神的主宰。但在漫长的后封建社会里的人们可不好把“天命”理解成“客观规律”。“天命”在古代政治层面上，始终是统治者谋求其统治合法性的“神道设教”，即君主为其专制统治所谋求“君权神授”的理论，也是为获得被统治者的认同感。而“天命”正带有神秘性，使被统治的人民相信它，归根结底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故帝王时代里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正是“君权神授”天命思想上的最好注脚。故《论语》里的“天命”，在后封建时代里无疑是被诠释为上天的旨意，所起到的作用是统治者把它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思想工具。
在整个前后封建时代，《周易》里的理性思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是《周易》哲学突破了漫长原始宗教巫术的束缚，而开启了东方的理性大门，迎来了人类史上东方中国的那场“精神运动”。
巫术，占卜是原始宗教的蛮生体。《周易》之前的中国是原始宗教神权巫术之国，是《周易》哲学突破了神权巫术思想，开启了人文精神。《周易》哲学及先秦诸子（儒，道，法）进行了一场中国式的“祛魅”运动。不能不承认先秦的那场“精神运动”，对巫术，占卜迷信的排击，尤其是《周易》及战国末期的法家思想者。但先秦的那场东方的精神文化运动，由后儒家及诸子百家，尤其是所谓的“法家”却迎接的是王权专制，走向了帝王制度。而在“轴心时期”（或称“轴心时代”）的西方经历了一场“精神运动”之后同样迎来的是教会之国家的黑暗的中世纪。那场东西方的“轴心时代”里的“精神运动”，却使东西方都走向一段漫长而黑暗的时代。西方是教会之国的统治黑暗，而东方的中国是皇权官僚的统治黑暗。这两种黑暗的统治里，西方的一神教进一步排斥了巫术，占卜迷信，而中国的皇权专制里却复活了巫术，占卜这种非理性的东西。后封建时代里，鬼神、巫术迷信却横行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中国的“祛魅”中断，天命，巫术迷信复活，究其原因是帝王专制的结果。这就是政治上一有竞争，人们就理性；而政治上一搞专制，人们就迷信。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着激烈的王国之间的竞争，才有了诸子学术上的自由，才有另类的思想产生，才有了思想上的进步。虽东西方同样走过漫长而黑暗的‘封建’时代，但西方在近代反神权的同时，进一步反封建专制。而东方的中国却保持了先秦文化的连续性，从不反王权专制，这是东西方近代文化上的最大差别，直到五四时期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打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才得以对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进行了批判。后到“*****”，可以说中国又经历了一场新的“祛魅”运动，但这是一场更可怕下的恐怖与暴力“祛魅”运动。不但没有起到理性思想的启蒙，反而使人们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愚昧与迷信。也才有了“改革开放”后的巫术，占卜，鬼神迷信文化的大复兴。但这种‘复兴’也说明了中国的“祛魅”与“理性启蒙”还任重道远。不过，只要政治上不断的深化改革，学术自由的天地就无限的宽广，而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的人，必将越来越多。思想学术不受政治干预，中国人民将会越来越理性，中国的路将会越走越宽广，中国的未来将会越来越强大。这因为我们也有理性的传统，正是《周易》一书的理性精神，即《周易》所宣扬的“未占有孚”，“舍尔灵龟”的理性思想（即反对巫术占卜迷信），将是中国人巨大的一笔精神财富，也将激励着中国人发扬理性的精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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