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五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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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一书里有一处出现了一个“帝”字，我们看这一“帝”字的用意。
《益》：“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这里的“帝”不能不认为是指“至上神”，即“上帝”。“享”：是把祭品献给神。殷商时代，已将自然里的神秘力量人格化，已以“帝”作为天地人的主宰（当然，“帝”字在商朝也用于人名，如“帝乙”）。殷商王朝整个社会里弥漫着鬼神至尊的神秘色彩。人们认为上帝主宰天地人间，人们要问询祸福吉凶，就通过占卜与神沟通，故商朝的祭祀、占卜迷信非常盛行。到周族从西边发展壮大，以武力征服商纣，建立周朝后，依然接受的是中原商朝文化，自然也把殷商的巫术迷信继承了下来。但周统治者也看到了一场王朝权力移位背后的力量。殷商对“天命”，“帝神”非常的推崇和祭拜，却未能挽救亡国之祸。周统治者已对“天命”有所怀疑，周初采取了内外有别的“天命”观念，也由此产生了“以德配天”的与人与神互补的统治理念。而到了西周后期，一部《周易》政治哲学的出现，完全彰显的是“人本”精神（这里说的“人本”不是西方的人本主义）。
《周书》反映的是西周初期的统治者，既要敬神求得庇护，相信的是君权神授，又要修德保民，不使统治的矛盾激化，而失去神的护佑。而《周易》突破了西周的“神道”思想，所强调的是以“人”（即“民本”）为根本，并淡化了神权思想。《周易》里也无“君权神授”的思想。而这《益》里出现的“帝”说，也是《周易》一书里唯一的一处“帝”说，而且是有前提下的“帝”说，并不影响《周易》的无神论思想。
《益》里说“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这里的“享于帝”，确实是讲对“帝”的献祭。《益》是排在《损》后的文章，《损》里对祭祀强调的是“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而此处却出现了“王用享于帝，吉”。是否是矛盾的呢？《损》里强调的是在执政为民上不能“减损”，如同现在所讲的惠民政策上要多增加财政投入。但对祭祀上的开支要减少下来，即可用最简单的两种原粮替代。《损》突出的是执政为民的思想，而《益》也一样。《益》的中心不是讲祭祀的，而是讲国家经济发展的道理。本句里虽出现对“帝”的祭祀，但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增加了财富，又不苛刻，不做危害的事情，君王用来祭祀上帝，也是吉祥的”。若相反，国家经济得不到发展与积累，执政不为民，百姓没饭吃，君王还搞什么对上帝的祭祀敬拜呢？这是作者通过《损》、《益》两篇对比，辩证地说明了“减损”和“增益”与执政为民的关系。这是作者面对西周的统治者对上帝，天命的崇拜，而提出了新的课题，也是为统治者指明了一条光明的正道。这里没有宣扬神权的思想，也无迷信的成分。当然作者此处拿祭祀来做对比，说明作者的思想还受历史的局限性。
《周易》里还有两处反映的“祭祀”观。即《困》篇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这《困》篇里的两段话，涉及到了祭祀，并且出现了“祭祀”一词。
《困》篇里是明确无误的提出了“利用祭祀”是何道理呢？我们且看《困》篇所论述的什么内容，才能更好的理解篇中出现的“利用享祀”和“利用祭祀”的主张。《困》是《周易》一书排列于第47篇的文章。《困》是为君子讲述身处官道，围困于险境之中的利害关系。我们先把《困r》文抄录如下：
“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臀困于株木，人于幽谷，三岁不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
《困》篇是为君子讲述身处官道上，被身份名位及荣华富贵所诱惑而产生的祸福依存转化关系。这是告诫君子别困于名位，荣华的陷阱里。本篇内容的第一自然段是敲了一个警钟，讲道屁股遭受了刑杖，又投入到昏暗的牢房，三年不得相见的这种现象，让君子警惕名位与富贵道上的潜在危险。跟着讲到“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这是说：“受困于宴会酒食，身配大红色的绶带，接待方国的来宾，利用好礼乐教化，征伐凶险，（用礼乐教化）没有害咎。”这里的“享祀”，从段落内容来看，是讲对方国来宾以一种礼乐教化手段开化他们，影响他们，而不是以战争征服他们。这里的“利用享祀”不是宣扬迷信，而是对夷族（方国）采取一种礼仪教化的影响手段。这里的“享祀”，是当时没有发达的词汇出现所致语词，“享祀”就是代表了一种礼仪教化内涵。《困》文中“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这是告诫君子的又一种困境，而如何摆脱那困境，作者给指明了一方向。本段意思是“遭受了割鼻断足之刑，这是迷恋与身佩红色绶带的显官爵位之中。后脱离了那种险境，是利用于祭祀（缅怀先祖，反省自己）。”这里的“利用祭祀”，是指缅怀先祖的功德，美德的意思，是自我反省的寓意，而不能理解成是利用祭神来祈求神灵保佑。要以文章的中心思想去理解“享祀”与“利用祭祀”的含义。
以上是从占筮与祭祀看《周易》里的无神论思想。那么我们从第三个方面来看《周易》里的无神论思想，即从《周易》里的“天”与“命”字的出现，看《周易》里有无“天命观”思想。
《周易》一书中有四处涉及到“天”与“命“字。
⑴《否》：“有命无咎，畴离祉。”
⑵《大有》：“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⑶《大畜》：“何天之衢，亨”。
⑷《姤》：“以杞包瓜，有损自天”。
⑸《革》：“悔亡，有孚，改命吉”。
《周易》里没有出现“天命”一词，不像《周书》里已有了“天命”一词的出现。因周初统治者非常迷信于“天命”，才有《周书》里出现的“天命”之说。如：
《大诰》：“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命。”
《酒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召诰》：“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洛诰》：“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多士》：“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非予罪，时惟天命”。
《周易》里只在《否》和《革》篇里出现两个“命”字。“命”字在甲骨文里已出现，本义是命令。如甲骨文卜辞里有不少“帝命”如何，如何。我们看《周易》里出现的两个“命”字是何意，《否》里出现“命”字的全句是“有命无咎，畴离祉”，这里的“命”之意，非指命令，而是指“规律”讲。这里的出现的“命”，更不是指“天命”。从《否》的全文内容看，这个“命”字是指“遵循规律”。“有命无咎，畴离祉”。其意思是说“应遵循规律办事，就不会有问题，谁能分离这福祉呢？”《否》篇是论述正道闭塞，使不正道的人得势，是不利于君子的形势。要打破这种局面，就要必须打破政治上闭塞不通和蒙蔽视听的局面，那么好的结果就会出现。这里出现的“命”既非西周前期的“天命观”，也非后封建社会里的“命定论”里的“命”。这里的“命”是指对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如同孔子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里所讲的“命”，同是规律的意思。《革》篇中的“悔亡，有孚，改命吉”里的“命”字，同样不是指“天命”。本句意思是“有了成熟的改革方案，没有后顾之忧。有了爱作为准则，革命就能成功。”这里的“命”是指推陈出新。《革》篇是论述改故鼎新的道理，也正是《革》篇里提出“大人虎变，未占有孚”的新思想。故《周易》里出现的“命”，既非“天命”，也非讲“命定论”。
《周易》一书里有一处出现了一个“帝”字，我们看这一“帝”字的用意。
《益》：“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这里的“帝”不能不认为是指“至上神”，即“上帝”。“享”：是把祭品献给神。殷商时代，已将自然里的神秘力量人格化，已以“帝”作为天地人的主宰（当然，“帝”字在商朝也用于人名，如“帝乙”）。殷商王朝整个社会里弥漫着鬼神至尊的神秘色彩。人们认为上帝主宰天地人间，人们要问询祸福吉凶，就通过占卜与神沟通，故商朝的祭祀、占卜迷信非常盛行。到周族从西边发展壮大，以武力征服商纣，建立周朝后，依然接受的是中原商朝文化，自然也把殷商的巫术迷信继承了下来。但周统治者也看到了一场王朝权力移位背后的力量。殷商对“天命”，“帝神”非常的推崇和祭拜，却未能挽救亡国之祸。周统治者已对“天命”有所怀疑，周初采取了内外有别的“天命”观念，也由此产生了“以德配天”的与人与神互补的统治理念。而到了西周后期，一部《周易》政治哲学的出现，完全彰显的是“人本”精神（这里说的“人本”不是西方的人本主义）。
《周书》反映的是西周初期的统治者，既要敬神求得庇护，相信的是君权神授，又要修德保民，不使统治的矛盾激化，而失去神的护佑。而《周易》突破了西周的“神道”思想，所强调的是以“人”（即“民本”）为根本，并淡化了神权思想。《周易》里也无“君权神授”的思想。而这《益》里出现的“帝”说，也是《周易》一书里唯一的一处“帝”说，而且是有前提下的“帝”说，并不影响《周易》的无神论思想。
《益》里说“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这里的“享于帝”，确实是讲对“帝”的献祭。《益》是排在《损》后的文章，《损》里对祭祀强调的是“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而此处却出现了“王用享于帝，吉”。是否是矛盾的呢？《损》里强调的是在执政为民上不能“减损”，如同现在所讲的惠民政策上要多增加财政投入。但对祭祀上的开支要减少下来，即可用最简单的两种原粮替代。《损》突出的是执政为民的思想，而《益》也一样。《益》的中心不是讲祭祀的，而是讲国家经济发展的道理。本句里虽出现对“帝”的祭祀，但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增加了财富，又不苛刻，不做危害的事情，君王用来祭祀上帝，也是吉祥的”。若相反，国家经济得不到发展与积累，执政不为民，百姓没饭吃，君王还搞什么对上帝的祭祀敬拜呢？这是作者通过《损》、《益》两篇对比，辩证地说明了“减损”和“增益”与执政为民的关系。这是作者面对西周的统治者对上帝，天命的崇拜，而提出了新的课题，也是为统治者指明了一条光明的正道。这里没有宣扬神权的思想，也无迷信的成分。当然作者此处拿祭祀来做对比，说明作者的思想还受历史的局限性。
《周易》里还有两处反映的“祭祀”观。即《困》篇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这《困》篇里的两段话，涉及到了祭祀，并且出现了“祭祀”一词。
《困》篇里是明确无误的提出了“利用祭祀”是何道理呢？我们且看《困》篇所论述的什么内容，才能更好的理解篇中出现的“利用享祀”和“利用祭祀”的主张。《困》是《周易》一书排列于第47篇的文章。《困》是为君子讲述身处官道，围困于险境之中的利害关系。我们先把《困r》文抄录如下：
“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臀困于株木，人于幽谷，三岁不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
《困》篇是为君子讲述身处官道上，被身份名位及荣华富贵所诱惑而产生的祸福依存转化关系。这是告诫君子别困于名位，荣华的陷阱里。本篇内容的第一自然段是敲了一个警钟，讲道屁股遭受了刑杖，又投入到昏暗的牢房，三年不得相见的这种现象，让君子警惕名位与富贵道上的潜在危险。跟着讲到“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这是说：“受困于宴会酒食，身配大红色的绶带，接待方国的来宾，利用好礼乐教化，征伐凶险，（用礼乐教化）没有害咎。”这里的“享祀”，从段落内容来看，是讲对方国来宾以一种礼乐教化手段开化他们，影响他们，而不是以战争征服他们。这里的“利用享祀”不是宣扬迷信，而是对夷族（方国）采取一种礼仪教化的影响手段。这里的“享祀”，是当时没有发达的词汇出现所致语词，“享祀”就是代表了一种礼仪教化内涵。《困》文中“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这是告诫君子的又一种困境，而如何摆脱那困境，作者给指明了一方向。本段意思是“遭受了割鼻断足之刑，这是迷恋与身佩红色绶带的显官爵位之中。后脱离了那种险境，是利用于祭祀（缅怀先祖，反省自己）。”这里的“利用祭祀”，是指缅怀先祖的功德，美德的意思，是自我反省的寓意，而不能理解成是利用祭神来祈求神灵保佑。要以文章的中心思想去理解“享祀”与“利用祭祀”的含义。
以上是从占筮与祭祀看《周易》里的无神论思想。那么我们从第三个方面来看《周易》里的无神论思想，即从《周易》里的“天”与“命”字的出现，看《周易》里有无“天命观”思想。
《周易》一书中有四处涉及到“天”与“命“字。
⑴《否》：“有命无咎，畴离祉。”
⑵《大有》：“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⑶《大畜》：“何天之衢，亨”。
⑷《姤》：“以杞包瓜，有损自天”。
⑸《革》：“悔亡，有孚，改命吉”。
《周易》里没有出现“天命”一词，不像《周书》里已有了“天命”一词的出现。因周初统治者非常迷信于“天命”，才有《周书》里出现的“天命”之说。如：
《大诰》：“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命。”
《酒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召诰》：“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洛诰》：“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多士》：“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非予罪，时惟天命”。
《周易》里只在《否》和《革》篇里出现两个“命”字。“命”字在甲骨文里已出现，本义是命令。如甲骨文卜辞里有不少“帝命”如何，如何。我们看《周易》里出现的两个“命”字是何意，《否》里出现“命”字的全句是“有命无咎，畴离祉”，这里的“命”之意，非指命令，而是指“规律”讲。这里的出现的“命”，更不是指“天命”。从《否》的全文内容看，这个“命”字是指“遵循规律”。“有命无咎，畴离祉”。其意思是说“应遵循规律办事，就不会有问题，谁能分离这福祉呢？”《否》篇是论述正道闭塞，使不正道的人得势，是不利于君子的形势。要打破这种局面，就要必须打破政治上闭塞不通和蒙蔽视听的局面，那么好的结果就会出现。这里出现的“命”既非西周前期的“天命观”，也非后封建社会里的“命定论”里的“命”。这里的“命”是指对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如同孔子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里所讲的“命”，同是规律的意思。《革》篇中的“悔亡，有孚，改命吉”里的“命”字，同样不是指“天命”。本句意思是“有了成熟的改革方案，没有后顾之忧。有了爱作为准则，革命就能成功。”这里的“命”是指推陈出新。《革》篇是论述改故鼎新的道理，也正是《革》篇里提出“大人虎变，未占有孚”的新思想。故《周易》里出现的“命”，既非“天命”，也非讲“命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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