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十)
卷一:正本清源话《周易》
第一讲:《周易》所用那套“符号”的初始与演变
第三节:(续二)考古上发现属《周易》一书所用“六十四画符号”的例证及刻写演变过程
（兼述考古上发现的“六十四画符号”，而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数字卦”的错误说法）
下面是在网上搜索到的所谓“数字卦”的图片或摹本，一并引用作为参考资料。
下面六个图片（包括“摹本”）里的排图一，是晚商时期的“卜骨”，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四盘磨村，这一片“卜骨”上有三个“六联体”的刻符。《楚竹书〈周易〉研究》（P438）里收录有此图片，张政烺《易辨》（《论易丛稿》第42页中华书局2012年版）一文里也有此图片。
排图二就是前面“引用资料”的“卜甲”图片（即《楚竹书〈周易〉研究》一书里收录的“河南安阳卜甲，商代晚期，安阳殷墟出土，数字卦”图片资料），这是在网上搜索到后，此处补出。
排图三是在南水北调东线山东段建设工程中，自2008年10月～201O年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青县陈庄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中出土的刻符龟甲。“陈庄遗址”是西周早期的城址，此遗址有西周贵族墓葬、祭坛、马坑、车马坑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陶器及较多的骨器、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这有两组“刻符”的龟甲应是西周早期的东西了。
排图四为西周初期龟甲上所刻的符号及文字（摹本）。
排图五是在陕西凤雏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龟甲（摹本）。
排图六是1980年春，在陕西扶风齐家村考古发现的属西周中期的卜骨（摹本）。
(因无法上传图片，故略)
以上我们所引用属西周至商朝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刻画符号，总共十一个器物图片（包括“摹本”），而在这十一个不同的器物上一共出现有35个“六联体”的“符号”。
当然这里所引用的属西周及之前刻写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刻符，只是一部分而已。不过我们以这些材料，来看商周（西周）时期这种“六联体”符号的组合规则及刻写特征，以此分析这些“六联体”的刻符是否是《周易》一书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若是《周易》里所用的那套符号，那么，这套符号在初始是什么性质及用途呢？是否起始就是算卦（即卜筮）的工具而称“数字卦”呢？
我们首先分析出现在这些不同器物上“刻符”的组合规则及刻写形状。
从这些不同器物上出现的“刻画符号”来看，应是“六联体”的组合，即每组是有六个刻划符号组合。我们还能看到这些“六联体”的“刻画符号”，刻写在不同器物上时，少者是一个“六联体”的“刻符”，而多时在一种器物上却刻写上去十一个这种“六联体”的“刻符”。从这些器物上刻写有“六联体”符号来看，有些器物中分别只刻写有一个“六联体”符号；有些器物上刻写有两个“六联体”符号；有些器物上刻写有三个“六联体”符号；有个器物上刻写有五个“六联体”符号；有一个器物上刻写有十一个“六联体”的符号。由此来看，商周（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多少，并不是有规律的运用。把“六联体”的符号刻写在某种器物上的多少，在于使用者而已。而不是“非一则两”的固定模式，即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出现一个这种“六联体”符号，是一次卜筮（算卦）的结果，出现两个“六联体”的符号，则是“变卦”筮法的结果。把出现在商周（西周）时期某种器物上有两个“六联体”符号，而说成是“变卦”筮法，无疑是一种妄说。我们通过这些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刻符”来看，目的是应知道这是一种“六联体”的组合。为什么是“六联体”的组合？这是关系着“六十四画符号”（即《周易》原创文本所用的六十四个符号）的发生、发展问题，后面将有分析。
从这些“六联体”刻符的刻写形状来看，从所举例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中的两个基础符号里，却偶然出现有第三种不同的刻划符号。
属商朝晚期和西周早期两例材料上，有六个“六联体”的符号，它们分别是：1.引用资料: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属西周早期，这一卜骨上有三个“六联体”符号。而在一个“六联体”符号里出现一个象甲骨文五，并且是横着的刻写法，其它则是“十”与“八”的刻画组合。
2.引用资料:安阳四盘磨村卜骨，属晚商时期，上刻写有三个“六联体”符号，其中有两个“六联体”符号里，分别出现一个家甲骨文五的符号。
这二个器物上出现的六个“六联体”刻符里，却有些“六联体”符号里出现第三种的刻划符号，它们分别像“＋”、“八”、“？”（？指甲骨文里的数字五写法）。这两种材料上出现的六个“六联体”刻符，除三个六联体符号的每个符号里篡入一个不同于两个基础符号另种符号外，其它则是以“十”与“八”这两种基础符号组成。
除了这两例外，还有同一时期的五例不同器物上刻写的六联体符号，分别是:
①河南安阳卜甲，商代晚期，卜甲上刻写有一个“六联体”符号。
②安阳苗圃北地遗址磨石上刻写有一个“六联体”符号，此出土物为商代晚期。
③“中方鼎“上的两个“六联体”符号，属西周早期。
④西周初期龟甲(摹本)上刻写的一个“六联体”符号。
⑤陕西凤雏村龟甲(摹本)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属西周早期。
这五种不同器物上共出现有六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均是有“十”与“八”这种两个基础符号组成。
从这些属西周初早期材料上的“六联体”的刻画符号来看，其组成的“六联体”刻符的写法基本与商代晚期“六联体”刻画符号一样。可以说是有两个基础“符号”组合的。即有“＋”与“八”所组合。
总之，西周初早期里的“六联体”刻符的刻写摸样与商朝时期里的“六联体”刻符刻写摸样保持的基本一样。
我们再来看属西周中晚期刻写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刻划符号的刻写摸样。属这一时期的是：1.山东陈庄遗址出土的龟甲（西周早中期）。2.陕西扶风齐家村考古发现的属西周中期的卜骨(摹本)。3.淳化县石板乡石桥镇出土的西周陶罐（西周中晚期）。4.洛阳唐城花园发掘出土的西周陶簋（西周晚期）。这四个属于西周中晚期的不同器物，其上共刻写有23个“六联体”的刻符。这23个“六联体”的“符号”，基本是由“—”与“八”这两种“符号”组合，而没有再出现像“＋”的这种写法的“符号”，这说明自西周中期以后“六联体”刻划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变成了“—”与“八”，并以“—”替代了早期像“＋”的符号。
总之，我们看到属商周（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的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的刻写形状，可以说，总体是有两种“符号”组合而成。并且，组合成“六联体”符号的两种基础“符号”，也是一个有生成与发展的过程。
前面举例考古上所发现的属商代及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考古上所发现的属西周以后，即东周至汉朝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又是何种摸样。
下面所发的五个图例，给依次排序为①②③④⑤：
①图“楚地祷祝简”（包山楚墓竹简，战国中期）上的两“六联体”符号，写法是有两个基础符号“一”和“八”的组合。这竹简属战国中后期。这种在楚地出土大量祷祝辞竹简上有不少刻写有二个“六联体”符号。(“楚地祷祝简”上的“六联体”符号均不显示《周易》一书的蛛丝马迹，难道楚地在战国中期还传承着只是一套符号，在神秘地使用吗？这是《周易》解读上的一个难题。)
②图:秦简《归藏》里的“六联体”符号写法（这一图例里的一边三个“六联体”符号既是）
1993年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这批竹简里被研究者认为有《归藏》的东西，这座墓为战国晚期秦墓。从已公布的材料和有关研究成果来看，王家台秦简《归藏》编号者164支，未编号的残简230支，共计394支，总字数约4千余字。在这批竹简中，共有70组卦画，其中16组相同。除去相同数，不同的卦画有54种。卦画皆以“—”与“∧”组成的六联体。卦名有76个，其中重复者23个，实际卦名53个，此外，卦辞也有一部分重复。秦简《归藏》的卦画皆可与今本《周易》对应起来，卦名也与传本《归藏》、帛书《周易》及今本《周易》大部分相同。
③图:楚竹书《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战国末期）
④图:帛书《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西汉前期）
⑤图:汉石经《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东汉时期）
(因无法上传图片，故略)
从这几幅图里的“六联体”符号来看，唯有汉石经《周易》里的所组合的“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有一个与其它四图的写法不同外，其它四幅图里出现的所组合成“六联体”符号的两个基础符号的写法则是一样的。即战国中期楚地祭祷简上的“六联体”符号；战国晚期秦墓竹简（《归藏》）上的“六联体”符号；战国末期楚竹书《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西汉前期帛书《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这四幅图并分属四个时期里出现的所组合成“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的写法则是一样的，都是“—”与“八”的写法组合。只是到了东汉时期这种“六联体”的符号，变成了“—”与“一一”的写法组合，这种写法就是我们传承下来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
若从时间上来划分，这种“六联体”符号从生成到定型经过了三个时段变化。即第一时段是商朝至西周前期；第二时段是西周中期至西汉时期；第三时段是西汉以后。
在第一时段里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基本是“十”与“∧”。
在第二时段里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则是“—”与“八”。
在第三时段，即汉朝至今天，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是“—”与“一一”。
从这种“六联体”符号的发展时段来看，特别是通过上面所举例的战国至东汉时期的五幅图示来看，这种“六联体”符号出现在竹简、帛锦、石头上所刻写的《周易》里。由此我们知道，所传承下来的今本《周易》里的那套符号，一共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并且这套符号与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刻写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是一脉相承的。也由此使我们知道，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应是一套共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这应是无可置疑的，因有今本《周易》和《归藏》所足证的。
今天我们从今本《周易》一书里所看到的那套称为“卦符号”的，就是一共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成。那么，这套符号在商代产生时（至目前考古上所发现的这套“六联体”符号的最早时间，还没有超出商朝），是否已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呢？在考古上虽然发现属西周时期的某种器物上一次出现有十几个“六联体”的符号，但截至目前在考古上还没有发现属商朝及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出现有完整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那么，如何验证考古上发现的属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自产生时就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组成的一套符号系统呢？实际这是个很好证明的事情，因《周易》里所传承的这套符号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一看前面所举例的属商朝及西周时期的十一个器物上出现的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就可分析推理出这一问题。
前面所举的十一个器物上出现的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中，已有三个“六联体”符号是重复出现的。这三个重复出现的“六联体”符号其中之一是：引用资料：安阳苗圃北地遗址磨石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商代晚期）与引用资料：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商末至周初）相同。两个都是以“八八十八八八”的“六联体”。若是将这一个“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中的一个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六联体”符号就与《周易》里《豫》篇里的符号相同。这个符号后来也就演变成六十四卦里的《豫》卦符号。
另一个是淳化县石板乡石桥镇出土的西周陶罐（西周中晚期）上有一个“六联体”符号与洛阳唐城花园发掘出土的西周陶簋（西周晚期）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完全相同。两个都是“—八—八——”(这个符号也是上下排列组成)。若是将这个重复的“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中的一个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六联体”符号就与《周易》里《睽》篇里的符号相同。
第三个重复出现的是洛阳唐城花园发掘出土的西周陶簋（西周晚期）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与山东陈庄遗址出土的龟甲（西周早中期）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写法排列完全相同，即都是“一八八一八八”这种符号和上下排列方法。若是将这个重复的“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中的一个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六联体”符号就与《周易》里《艮》篇里所用的符号相同。
通过以上考古所发现的商和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的对比，我们发现其中就有三个“六联体”符号是重复的出现，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这种“六联体”符号是一个有规则的组合系统，这种有规则的“六联体”组合，只能是有两种“符号”作为基础符号，才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来，否则就不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了，也不会是“六联体”的组合了。从这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中，就发现有三个“六联体”符号的重复出现，无疑说明出现在商代与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已是一套有规则的符号组合。即正是那套不多不少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故运用时才会重复出现。
为何我们要证明这套符号在产生时就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所组成呢？这是关系到这套符号的初始及早期流传中，是否如当今易学界里把这些“六联体”符号释解成是“数字”而称之为“数字卦”的正确与否问题。即出现在商周（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被当今易学里说成是“数字”而称之为“数字卦”是否成立的问题。这也是关系到《周易》一书（即原创《周易》文本）所传承的早已是一套（“数字卦”）算卦工具呢？还是《周易》作者所用这套符号时，这套符号还根本没有成为卜筮工具而只是一套记事符号，《周易》作者才作为文章的排序而用呢？
以上我们通过考古上所发现的商代及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比较与分析，无疑证明了商周（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也就是《周易》一书里所用并传承下来的那套符号。既然这套“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成，那么，这套“六联体”的符号就不可能是数字组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只要证明这套符号是个“六联体”组合，那么，这套“六联体”符号必须有两个不同的符号作为基础符号，才能排演出“六联体”的六十四个不重样的组合来。即使是以两个数字组合出这套符号，但已不再是数字符号，而是一套新的符号系统诞生了。若是有两个以上的数字来组合，就不可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重样的“六联体”组合来，这是有“六十四画符号”自身组合规律所决定的。只要验证了这套符号起始就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合，就必定是有两个不同的符号（即基础符号）才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重样的“六联体”符号来，那么，这就关系着“数字”组合说的破产，也更是使“数字卦”之说不攻自破。
前面我们通过对考古上所发现的商代及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六联体”符号的举例，并由此证明这套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合。既然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而在所举例的属西周早期之前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里却有第三种符号的出现，这是为何(后面还会讲述到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到“六十四画符号”（即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的起源与早期不同地域里误传误写问题。那些偶然出现的个别误写“符号”，并不影响那是一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的传承，从早期上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出现那么大的刻写变化，岂能说不是那一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吗？《周易》一书所用的那套符号，正是传承了早在商代就已出现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
总之，《周易》里所用那套“符号”，从考古上已知早在商代已经出现。也从考古发掘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已知在商朝至西周前期，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基本是是“十”与“∧”。如"十十∧十∧十"的上下排列组合。
西周中期至西汉前期，这一时期里所组成的“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则是“—”与“八”。如“一八八一八一”的上下排列组合。
汉朝至今天，所组成的“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是“—”与“一一”。
《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在历史上虽组合没有变化，均是"六联体"符号组合。但"六联体"符号组合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刻写，则是个不断演变过程。
接下来我们看《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之前，是个什么性质用途。
第一讲:《周易》所用那套“符号”的初始与演变
第三节:(续二)考古上发现属《周易》一书所用“六十四画符号”的例证及刻写演变过程
（兼述考古上发现的“六十四画符号”，而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数字卦”的错误说法）
下面是在网上搜索到的所谓“数字卦”的图片或摹本，一并引用作为参考资料。
下面六个图片（包括“摹本”）里的排图一，是晚商时期的“卜骨”，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四盘磨村，这一片“卜骨”上有三个“六联体”的刻符。《楚竹书〈周易〉研究》（P438）里收录有此图片，张政烺《易辨》（《论易丛稿》第42页中华书局2012年版）一文里也有此图片。
排图二就是前面“引用资料”的“卜甲”图片（即《楚竹书〈周易〉研究》一书里收录的“河南安阳卜甲，商代晚期，安阳殷墟出土，数字卦”图片资料），这是在网上搜索到后，此处补出。
排图三是在南水北调东线山东段建设工程中，自2008年10月～201O年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青县陈庄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中出土的刻符龟甲。“陈庄遗址”是西周早期的城址，此遗址有西周贵族墓葬、祭坛、马坑、车马坑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陶器及较多的骨器、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这有两组“刻符”的龟甲应是西周早期的东西了。
排图四为西周初期龟甲上所刻的符号及文字（摹本）。
排图五是在陕西凤雏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龟甲（摹本）。
排图六是1980年春，在陕西扶风齐家村考古发现的属西周中期的卜骨（摹本）。
(因无法上传图片，故略)
以上我们所引用属西周至商朝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刻画符号，总共十一个器物图片（包括“摹本”），而在这十一个不同的器物上一共出现有35个“六联体”的“符号”。
当然这里所引用的属西周及之前刻写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刻符，只是一部分而已。不过我们以这些材料，来看商周（西周）时期这种“六联体”符号的组合规则及刻写特征，以此分析这些“六联体”的刻符是否是《周易》一书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若是《周易》里所用的那套符号，那么，这套符号在初始是什么性质及用途呢？是否起始就是算卦（即卜筮）的工具而称“数字卦”呢？
我们首先分析出现在这些不同器物上“刻符”的组合规则及刻写形状。
从这些不同器物上出现的“刻画符号”来看，应是“六联体”的组合，即每组是有六个刻划符号组合。我们还能看到这些“六联体”的“刻画符号”，刻写在不同器物上时，少者是一个“六联体”的“刻符”，而多时在一种器物上却刻写上去十一个这种“六联体”的“刻符”。从这些器物上刻写有“六联体”符号来看，有些器物中分别只刻写有一个“六联体”符号；有些器物上刻写有两个“六联体”符号；有些器物上刻写有三个“六联体”符号；有个器物上刻写有五个“六联体”符号；有一个器物上刻写有十一个“六联体”的符号。由此来看，商周（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多少，并不是有规律的运用。把“六联体”的符号刻写在某种器物上的多少，在于使用者而已。而不是“非一则两”的固定模式，即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出现一个这种“六联体”符号，是一次卜筮（算卦）的结果，出现两个“六联体”的符号，则是“变卦”筮法的结果。把出现在商周（西周）时期某种器物上有两个“六联体”符号，而说成是“变卦”筮法，无疑是一种妄说。我们通过这些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刻符”来看，目的是应知道这是一种“六联体”的组合。为什么是“六联体”的组合？这是关系着“六十四画符号”（即《周易》原创文本所用的六十四个符号）的发生、发展问题，后面将有分析。
从这些“六联体”刻符的刻写形状来看，从所举例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中的两个基础符号里，却偶然出现有第三种不同的刻划符号。
属商朝晚期和西周早期两例材料上，有六个“六联体”的符号，它们分别是：1.引用资料: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属西周早期，这一卜骨上有三个“六联体”符号。而在一个“六联体”符号里出现一个象甲骨文五，并且是横着的刻写法，其它则是“十”与“八”的刻画组合。
2.引用资料:安阳四盘磨村卜骨，属晚商时期，上刻写有三个“六联体”符号，其中有两个“六联体”符号里，分别出现一个家甲骨文五的符号。
这二个器物上出现的六个“六联体”刻符里，却有些“六联体”符号里出现第三种的刻划符号，它们分别像“＋”、“八”、“？”（？指甲骨文里的数字五写法）。这两种材料上出现的六个“六联体”刻符，除三个六联体符号的每个符号里篡入一个不同于两个基础符号另种符号外，其它则是以“十”与“八”这两种基础符号组成。
除了这两例外，还有同一时期的五例不同器物上刻写的六联体符号，分别是:
①河南安阳卜甲，商代晚期，卜甲上刻写有一个“六联体”符号。
②安阳苗圃北地遗址磨石上刻写有一个“六联体”符号，此出土物为商代晚期。
③“中方鼎“上的两个“六联体”符号，属西周早期。
④西周初期龟甲(摹本)上刻写的一个“六联体”符号。
⑤陕西凤雏村龟甲(摹本)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属西周早期。
这五种不同器物上共出现有六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均是有“十”与“八”这种两个基础符号组成。
从这些属西周初早期材料上的“六联体”的刻画符号来看，其组成的“六联体”刻符的写法基本与商代晚期“六联体”刻画符号一样。可以说是有两个基础“符号”组合的。即有“＋”与“八”所组合。
总之，西周初早期里的“六联体”刻符的刻写摸样与商朝时期里的“六联体”刻符刻写摸样保持的基本一样。
我们再来看属西周中晚期刻写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刻划符号的刻写摸样。属这一时期的是：1.山东陈庄遗址出土的龟甲（西周早中期）。2.陕西扶风齐家村考古发现的属西周中期的卜骨(摹本)。3.淳化县石板乡石桥镇出土的西周陶罐（西周中晚期）。4.洛阳唐城花园发掘出土的西周陶簋（西周晚期）。这四个属于西周中晚期的不同器物，其上共刻写有23个“六联体”的刻符。这23个“六联体”的“符号”，基本是由“—”与“八”这两种“符号”组合，而没有再出现像“＋”的这种写法的“符号”，这说明自西周中期以后“六联体”刻划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变成了“—”与“八”，并以“—”替代了早期像“＋”的符号。
总之，我们看到属商周（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的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的刻写形状，可以说，总体是有两种“符号”组合而成。并且，组合成“六联体”符号的两种基础“符号”，也是一个有生成与发展的过程。
前面举例考古上所发现的属商代及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考古上所发现的属西周以后，即东周至汉朝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又是何种摸样。
下面所发的五个图例，给依次排序为①②③④⑤：
①图“楚地祷祝简”（包山楚墓竹简，战国中期）上的两“六联体”符号，写法是有两个基础符号“一”和“八”的组合。这竹简属战国中后期。这种在楚地出土大量祷祝辞竹简上有不少刻写有二个“六联体”符号。(“楚地祷祝简”上的“六联体”符号均不显示《周易》一书的蛛丝马迹，难道楚地在战国中期还传承着只是一套符号，在神秘地使用吗？这是《周易》解读上的一个难题。)
②图:秦简《归藏》里的“六联体”符号写法（这一图例里的一边三个“六联体”符号既是）
1993年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这批竹简里被研究者认为有《归藏》的东西，这座墓为战国晚期秦墓。从已公布的材料和有关研究成果来看，王家台秦简《归藏》编号者164支，未编号的残简230支，共计394支，总字数约4千余字。在这批竹简中，共有70组卦画，其中16组相同。除去相同数，不同的卦画有54种。卦画皆以“—”与“∧”组成的六联体。卦名有76个，其中重复者23个，实际卦名53个，此外，卦辞也有一部分重复。秦简《归藏》的卦画皆可与今本《周易》对应起来，卦名也与传本《归藏》、帛书《周易》及今本《周易》大部分相同。
③图:楚竹书《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战国末期）
④图:帛书《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西汉前期）
⑤图:汉石经《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东汉时期）
(因无法上传图片，故略)
从这几幅图里的“六联体”符号来看，唯有汉石经《周易》里的所组合的“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有一个与其它四图的写法不同外，其它四幅图里出现的所组合成“六联体”符号的两个基础符号的写法则是一样的。即战国中期楚地祭祷简上的“六联体”符号；战国晚期秦墓竹简（《归藏》）上的“六联体”符号；战国末期楚竹书《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西汉前期帛书《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这四幅图并分属四个时期里出现的所组合成“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的写法则是一样的，都是“—”与“八”的写法组合。只是到了东汉时期这种“六联体”的符号，变成了“—”与“一一”的写法组合，这种写法就是我们传承下来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
若从时间上来划分，这种“六联体”符号从生成到定型经过了三个时段变化。即第一时段是商朝至西周前期；第二时段是西周中期至西汉时期；第三时段是西汉以后。
在第一时段里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基本是“十”与“∧”。
在第二时段里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则是“—”与“八”。
在第三时段，即汉朝至今天，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是“—”与“一一”。
从这种“六联体”符号的发展时段来看，特别是通过上面所举例的战国至东汉时期的五幅图示来看，这种“六联体”符号出现在竹简、帛锦、石头上所刻写的《周易》里。由此我们知道，所传承下来的今本《周易》里的那套符号，一共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并且这套符号与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刻写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是一脉相承的。也由此使我们知道，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应是一套共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这应是无可置疑的，因有今本《周易》和《归藏》所足证的。
今天我们从今本《周易》一书里所看到的那套称为“卦符号”的，就是一共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成。那么，这套符号在商代产生时（至目前考古上所发现的这套“六联体”符号的最早时间，还没有超出商朝），是否已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呢？在考古上虽然发现属西周时期的某种器物上一次出现有十几个“六联体”的符号，但截至目前在考古上还没有发现属商朝及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出现有完整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那么，如何验证考古上发现的属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自产生时就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组成的一套符号系统呢？实际这是个很好证明的事情，因《周易》里所传承的这套符号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一看前面所举例的属商朝及西周时期的十一个器物上出现的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就可分析推理出这一问题。
前面所举的十一个器物上出现的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中，已有三个“六联体”符号是重复出现的。这三个重复出现的“六联体”符号其中之一是：引用资料：安阳苗圃北地遗址磨石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商代晚期）与引用资料：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商末至周初）相同。两个都是以“八八十八八八”的“六联体”。若是将这一个“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中的一个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六联体”符号就与《周易》里《豫》篇里的符号相同。这个符号后来也就演变成六十四卦里的《豫》卦符号。
另一个是淳化县石板乡石桥镇出土的西周陶罐（西周中晚期）上有一个“六联体”符号与洛阳唐城花园发掘出土的西周陶簋（西周晚期）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完全相同。两个都是“—八—八——”(这个符号也是上下排列组成)。若是将这个重复的“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中的一个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六联体”符号就与《周易》里《睽》篇里的符号相同。
第三个重复出现的是洛阳唐城花园发掘出土的西周陶簋（西周晚期）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与山东陈庄遗址出土的龟甲（西周早中期）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写法排列完全相同，即都是“一八八一八八”这种符号和上下排列方法。若是将这个重复的“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中的一个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六联体”符号就与《周易》里《艮》篇里所用的符号相同。
通过以上考古所发现的商和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的对比，我们发现其中就有三个“六联体”符号是重复的出现，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这种“六联体”符号是一个有规则的组合系统，这种有规则的“六联体”组合，只能是有两种“符号”作为基础符号，才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来，否则就不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了，也不会是“六联体”的组合了。从这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中，就发现有三个“六联体”符号的重复出现，无疑说明出现在商代与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已是一套有规则的符号组合。即正是那套不多不少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故运用时才会重复出现。
为何我们要证明这套符号在产生时就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所组成呢？这是关系到这套符号的初始及早期流传中，是否如当今易学界里把这些“六联体”符号释解成是“数字”而称之为“数字卦”的正确与否问题。即出现在商周（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被当今易学里说成是“数字”而称之为“数字卦”是否成立的问题。这也是关系到《周易》一书（即原创《周易》文本）所传承的早已是一套（“数字卦”）算卦工具呢？还是《周易》作者所用这套符号时，这套符号还根本没有成为卜筮工具而只是一套记事符号，《周易》作者才作为文章的排序而用呢？
以上我们通过考古上所发现的商代及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比较与分析，无疑证明了商周（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也就是《周易》一书里所用并传承下来的那套符号。既然这套“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成，那么，这套“六联体”的符号就不可能是数字组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只要证明这套符号是个“六联体”组合，那么，这套“六联体”符号必须有两个不同的符号作为基础符号，才能排演出“六联体”的六十四个不重样的组合来。即使是以两个数字组合出这套符号，但已不再是数字符号，而是一套新的符号系统诞生了。若是有两个以上的数字来组合，就不可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重样的“六联体”组合来，这是有“六十四画符号”自身组合规律所决定的。只要验证了这套符号起始就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合，就必定是有两个不同的符号（即基础符号）才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重样的“六联体”符号来，那么，这就关系着“数字”组合说的破产，也更是使“数字卦”之说不攻自破。
前面我们通过对考古上所发现的商代及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六联体”符号的举例，并由此证明这套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合。既然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而在所举例的属西周早期之前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里却有第三种符号的出现，这是为何(后面还会讲述到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到“六十四画符号”（即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的起源与早期不同地域里误传误写问题。那些偶然出现的个别误写“符号”，并不影响那是一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的传承，从早期上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出现那么大的刻写变化，岂能说不是那一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吗？《周易》一书所用的那套符号，正是传承了早在商代就已出现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
总之，《周易》里所用那套“符号”，从考古上已知早在商代已经出现。也从考古发掘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已知在商朝至西周前期，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基本是是“十”与“∧”。如"十十∧十∧十"的上下排列组合。
西周中期至西汉前期，这一时期里所组成的“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则是“—”与“八”。如“一八八一八一”的上下排列组合。
汉朝至今天，所组成的“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是“—”与“一一”。
《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在历史上虽组合没有变化，均是"六联体"符号组合。但"六联体"符号组合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刻写，则是个不断演变过程。
接下来我们看《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之前，是个什么性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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