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集解》易说批判（二）
一、《周易集解》对今本《周易·乾》卦内容的诸家易说
1.诸家易说
“(乾下乾上)乾：元、享、利、贞。
案：《说卦》："乾，健也"。言天之体以健为用，运行不息，应化无穷，故圣人则之。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体，故名乾，不名天也。
《子夏传》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言乾禀纯阳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开通、和谐、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元、亨、利、贞”矣。
初九：潜龙勿用。
崔觐曰：九者，老阳之数，动之所占，故阳称焉。潜，隐也。龙下隐地，潜德不彰，是以君子韬光待时，未成其行。故曰“勿用”。
《子夏传》曰：龙，所以象阳也。
马融曰：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初九，建子之月。阳气始动于黄泉，既未萌芽，犹是潜伏，故曰“潜龙”也。
沈驎士曰：称龙者，假象也。天地之气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龙之为物，能飞能潜，故借龙比君子之德也。初九既尚潜伏，故言“勿用”。
干宝曰：位始，故称初。阳重，故称九。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自复来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阳处三泉之下，圣德在愚俗之中，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虽有圣明之德，未被时用，故曰“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王弼曰：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郑玄曰：二于三才为地道，地上即田，故称“田”也。
干宝曰：阳在九二，十二月之时，自临来也。二为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阳气将施，圣人将显，此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郑玄曰：三于三才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
虞翻曰：谓阳息至三，二变成离。离为日，坤为夕。
荀爽曰：日以喻君。谓三居下体之终，而为之君，承乾行乾，故曰“乾乾”。夕惕以喻臣。谓三臣于五，则疾修柔顺，危去阳行，故曰“无咎”。
干宝曰：爻以气表，繇以龙兴，嫌其不关人事，故著君子焉。阳在九三，正月之时，自泰来也。阳气始出地上，而接动物。人为灵，故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于此爻焉。故君子以之忧深思远，乾夕匪懈。仰忧嘉会之不序，俯惧义和之不逮。反复天道，谋始反终。故曰“终日乾乾”。此盖文王反国大理其政之日也。凡无咎者，忧中之喜，善补过者也。文恨早耀，文明之德，以蒙大难，增修柔顺，以怀多福，故曰“无咎”矣。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崔觐曰：言君子进德修业，欲及于时。犹龙自试跃天，疑而处渊。上下进退，非邪离群。故“无咎”。
干宝曰：阳在九四，二月之时，自大壮来也。四虚中也。跃者，暂起之言，既不安于地，而未能飞于天也。四，以初为应。渊，谓初九甲子，龙之所由升也。或之者，疑之也。此武王举兵孟津，观衅而退之爻也。守柔顺，则逆天人之应；通权道，则违经常之教。故圣人不得已而为之，故其辞疑矣。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郑玄曰：五于三才为天道。天者，清明无形，而龙在焉，飞之象也。
虞翻曰：谓四已变，则五体离。离为飞，五在天，故“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也。谓若庖牺观象于天，造作八卦，备物致用，以利天下，故曰“飞龙在天”。天下之所利见也。
干宝曰：阳在九五，三月之时，自夬来也。五在天位，故曰“飞龙”。此武王克纣正位之爻也。圣功既就，万物既睹，故曰“利见大人”矣。
上九：亢龙有悔。
王肃曰：穷高曰亢。知进忘退，故“悔”也。
干宝曰：阳在上九，四月之时也。亢，过也。乾体既备，上位既终。天之鼓物，寒暑相报；圣人治世，威德和济；武功既成，义在止戈。盈而不反，必陷于“悔”。案：以人事明之，若桀放于南巢，汤有惭德，斯类是也。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刘瓛曰：总六爻纯阳之义，故曰“用九”也。王弼曰：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矣。”
2.易说批判
我们看到以上所选对《周易·乾》卦汉唐时代诸家的解释说法，由上所选易家的说法，既有所谓象数派，也有所谓义理派。以下分别述之。
第一对所谓的卦辞，即“乾：元、享、利、贞”的注释。有两条，一是编者的“案”说，另一是引用《子夏传》里的说法。编者的“案”说，即对《易传》里的“《说卦》：乾，健也”的引用和对《乾》名称的一番解释。《说卦传》本是《易传》里的一篇内容，应属对八卦符号的取象、方位内容的阐述，由此对后世卜筮与易图式产生了深远及神秘的影响。再者八卦符号名称取象及筮法内容本是原创《周易》（是今本《周易》篡改之前之前的原始文本）一书之后衍生的东西，与原创《周易》内容无任何关系。可作《易传》者面对的是个算卦格式的《周易》文本（今本《周易》）而亦筮亦理的进行一凡阐释。这里的“乾，健也”，就是李鼎祚引取《说卦》里一句说法而对《乾》卦名称所进行的一番解释。而《周易》原创内容每篇既无名称，也无取象之说。无疑李鼎祚以后出的八卦取象（乾为天，天为乾卦的取象）而对《乾》名称的说法与原创《周易》第一篇文章内容是不相附的。
对所谓《乾》卦辞的注释又引用《子夏传》里的说法。
《子夏传》里的子夏（公元前507年—前400年)，姒姓，卜氏，名商，字子夏。春秋末期及战国前期人，为孔子弟子。因《子夏传》是伪书，即后人假托子夏之名。《周易集解》一书里共收录《子夏传》里的四条对《周易》文辞的解释。《乾》卦两条，对"元亨利贞"和"潜龙勿用"这两句的解释。第三条是对《比》卦里的所谓卦辞"比吉"做的解释。所引第四条是对《蛊》里的"卦辞"里的"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的解释。
《子夏传》在对今本《周易·乾》卦所谓卦辞的释文来看，也是以四德注释法，与《易传》里《文言传》的义理四德释法同，而与东汉晚期象数释法却不相同。以四德注释“乾元亨利贞”早在《易传》前的“易学”就出现过。是记录在《左传》一书里，后又出现在《易传·文言》里。
唐朝人所引的《子夏传》一书应是西汉前期的人伪作，也因《周易集解》里所引《子夏传》不见对《易传》有释解，《子夏传》应在《易传》没有尊奉为《易经》内容之前（西汉前期）产生的。不过《子夏传》已佚失，现在所传的《子夏易传》是唐时的另一伪作。
第二对所谓《乾》卦第一爻辞的注释，首先引用唐人崔觐的注释。
而唐代崔觐的说法，无疑是以“象数”及筮占，又加杂着文辞义理去注释的。
如：“九者，老阳之数，动之所占，故阳称焉。”
这里的“九”就是属“象数”易学里的“数”，九本是今本《周易·乾》里排初爻的爻题称法，而在卜筮术的早期八卦取象筮法上把九与六分为阴阳属象上老阳与少阴之说，后《周易》被篡改为算卦格式文本，则用六·九之数做为每卦所谓卜筮辞的爻题之称。
由此理解这句“九者，老阳之数，动之所占，故阳称焉”的所谓对乾卦第一爻辞的注释来历。这句说法就是典型的“易数易学”内容，并且用占筮（算卦）术的说法来对“爻题”的注释，但又不能说这注释的不能，确实今本《周易》是为了用于算卦才被篡改成的卦爻格式，但对今本《周易》的学术，应追根溯源，研究其真实的历史，今本《周易》一书的文字内容如何与算卦的卦爻格式而不相融，这种形成巨大的反差，况且从文辞上根本看不出是用于算卦用的卦辞，而所谓的每卦统篇都是有中心有思想的文章，要究明其因，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而不能一错再错，以讹传讹。以“象数”去注释《周易》文辞内容就是以讹传讹。
而接着的“潜，隐也。龙下隐地，潜德不彰，是以君子韬光待时，未成其行。故曰“勿用””，则是对所谓的爻辞（文字）内容的注释了，即注释出一番君子处事的道理。这就是我们给命名的“象数理”释法，既以“象数”，又从文辞义理上去注释今本《周易》里的卦爻辞。
对此句爻辞的注释，编者又引用了《子夏传》里的说法，即“龙，所以象阳也”，这说法只用象而却没有“数”，不同于唐代崔觐的说法，这里只用《乾》卦里八卦阴阳（乾为天、为阳）取象去注释出现的龙字。同理用阴阳取象去注释《周易》里文辞一样是错误的，原创《周易》一书内容既不是按八卦取象填写的文辞，其内容也又涉及阴阳之说。
接下还引用另外三家的注释。
其一是引用马融（79年－166年，东汉后期经学家。郑玄是其门徒）的注释。马融对所谓这一爻辞的四字，只对“替龙”两字的注释。
看马融说的“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初九，建子之月。阳气始动于黄泉，既未萌芽，犹是潜伏，故曰"潜龙"也”。能明白对这一爻辞的注释意思吗？这里出现的“阳气、建子之月”说法就是用西汉产生的本是占验（占筮上的应验之象）筮术上的东西，如卦气、阴阳五行、纳甲、月建等，到东汉后期却用于对今本《周易》的注释上，即“象数易学”的产生。既然用“象数”去注释“替龙”二字，可引出的道理是“阳气始动于黄泉，既未萌芽，犹是潜伏，故曰"潜龙"”，这又是说明什么呢？是去解释认为的真龙就是这种情况吗？从引中的道理上不如崔觐的那番君子之道理。但总之对“潜龙”这句话的注释，与在原创《周易·乾》里内容含义是个风马牛不相及。这种以“象数”去注释《周易》里的文辞，只能偏离《周易》内容的本义，让人不能不对《周易》越来越看不懂，而更加的以为神秘。
其二是引用南朝齐人沈驎士的注释，即“称龙者，假象也。天地之气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龙之为物，能飞能潜，故借龙比君子之德也。初九既尚潜伏，故言"勿用"”。沈驎士对这一所谓的爻辞进行的注释，按“潜龙勿用”在原创《周易·乾》文里的本义基本是相符合，《乾》文就是作者借龙而喻君子为政处事的道理。而原创《周易》本是文章格式，根本没有用六·九数字来做什么爻辞，然沈驎士把篡改为数字卦爻式《周易》当真理，其能把“初九”当成“既尚潜伏”
这种属错误的“象数”去注释《周易》一书里的文字含义呢？沈驎士的注释同理是“象理”结合（即象数与义理）。
其三是引用东晋干宝对这句爻辞的注释。即“干宝曰：位始，故称初。阳重，故称九。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自复来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阳处三泉之下，圣德在愚俗之中，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虽有圣明之德，未被时用，故曰"勿用"”。
这干宝的注释是典型的汉代“象数”注释法。先是从“象数”说里的爻位（位始，故称初）说起，再到阴阳爻数、月建、纳甲等来注释“初九，替龙勿用”，又通过对所谓文王羑里作爻辞的讹说，而引申到“勿用”二字的这种胡诌八扯上。若不懂“象数”是何，焉能知道这乱七八糟说的什么吗？即使懂得象数之说，这种以“象数”去注释《周易》文辞，也无助于对《周易》文辞之意的正确理解。
第三对今本《周易·乾》卦第二爻辞“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引用注释，此条共引用了三家的注释。
一是引用三国时期魏国王弼的一条注释，即“王弼曰：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王弼是三国时期魏国人，“易学”著作是《周易注》，即对《周易》和属《易传》文里的《彖》、《象》（大小象）、《文言》进行了注解，而对有卜筮说法的《系辞传》和带卦字的《说卦》、《序卦》、《杂卦》不与注释，被易学史上认为是“义理派”开创者。实际王弼继承遵循了他所注释的属《易传》里那些内容注释方法而已，并不是易学上“义理”的开创者。但王弼的《周易注》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唐时孔颖达奉旨编辑《周易注疏》为官方科举上五经之一的教科书，就是采用王弼《周易注》为蓝本的内容之一。
通过王弼对这一爻辞的注释，却与重象数注释法不同，虽多从今本《周易》文辞上注重文字意的注释，但也没有完全抛弃属“象数”上的东西，如此处的“虽非君位”和那些数字说法，都属于“象数”里的数位爻题内容。王弼本身面对的是部卦爻格式的文本《周易》，也不可能摆脱属“象数”之说的东西。但王弼却是重义理而轻象数而注释今本《周易》者，无疑是可贵的。当然王弼重义理而注释今本《周易》，依然是按照卦爻格式而把《周易》注释的支离玻碎，并遵循《易传》里的《彖》、《象》注释法而注释，是最早以《经》（《易经》里的内容）解《经》（《易经》里的今本《周易》）范式，其注释之意也并不符合原创《周易》本义，这一点要明确。
二是引用东汉末期郑玄的注释，即“二于三才为地道，地上即田，故称“田”也。”郑玄的注释依然采用的是“象数”注释，但这说法对“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何意，是无异于任何帮助的。这犹如胡诌八扯的说法，如何从“二、三、地道”，到“地上即田，故称"田"也”这说法呢？地上不但有田，还有山与河呢？这种注释显然是牵强附会。
三还是引用东晋干宝的注释，即“阳在九二，十二月之时，自临来也。二为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阳气将施，圣人将显，此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见大人"”。
这说法同上面对第一爻辞的注释方法，即典型的“象数理”注释法。用阴阳爻数与十二月建之说，永远也联系不到所谓这一爻辞（文字）的内容含义上。况且“阳气将施”，就是“圣人将显”的征兆吗？又如何引申到“故曰"利见大人"”上呢？这种注释法，犹如胡诌八扯。
第四是引用对《乾》卦第三爻辞“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注释，共引用了四家的注释。
首先引述东汉末期郑玄的说法，即“三于三才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
郑玄是以“象数”里的天、地、人配一、二、三数（三才）天道思想现来说今本《周易》。前一爻郑玄的注释是“二于三才为地道，地上即田，故称"田"也”，此处出现的是“三于三才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郑玄把“三才、天地人”之说用到爻位上来说所谓的爻辞内容。这一爻辞内容里出现有“君子”一词，郑玄就通过三才之说引到对“君子”的说法上。但这爻辞里的“君子”是何意，郑玄等于什么也没说。
其次是引用三国时期吴国虞翻注释，即“谓阳息至三，二变成离。离为日，坤为夕。”
而虞翻又不同于郑玄的说法，但虞的说法里“离为日，坤为夕”应为八卦取象（象数里取象法），而“谓阳息至三，二变成离”之说是“象数”里的“数”说。这是属西汉阴阳消息之说法，因八卦配数字，十个数字又附会上阴阳。但这种注释无论如何也取系不上所谓爻辞内容的含义。也别以为这是多么神秘莫测的学问，实乃所进行的注释与被注释的内容是两不沾边。这种“象数”易学，既是《易经》文化拉圾，又是《易经》文化黑洞。
再次是引用的东汉末年荀爽的注释，即“日以喻君。谓三居下体之终，而为之君，承乾行乾，故曰"乾乾"。夕惕以喻臣。谓三臣于五，则疾修柔顺，危去阳行，故曰"无咎"”。荀爽的注释依然是属“象数理”注释法，通过“象数”，又加杂着不伦不类的一番封建道理。这种注释，但最终并不能让人明白对这句所谓的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的是什么意思。
最后还是引用东晋干宝的注释，所引干宝对“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所谓注释是用语最长的，长达150字之多。全是继承西汉占验筮术上的说法，即汉象数学说去注释今本《周易》。通过汉象数里卦气、爻象、爻位、爻数、十二月建等，又加杂神秘天道思想而串解着所谓爻辞文字，而产生的不伦不类的一番“象数理”来，让现代人看来纯属胡说八道，那里是对“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注释呢？
第五是对所谓第四爻辞“九四：或跃在渊，无咎”的引用两家的注释。
一是引用唐代崔觐对此爻辞的注释，即“言君子进德修业，欲及于时。犹龙自试跃天，疑而处渊。上下进退，非邪离群。故"无咎"”。这种注释，就被后世认为的“义理派”。这理的注释却不杂“象数”内容，但若想从被认为的“义理派”注释中看得明白《周易》也是不可能的。虽然所谓的“易理派”对今本《周易》里某些文辞注释的很到位，并不背离原意。但从对《周易》通篇文章思想含义注释上，即使所谓的“义理派”，依然是把《周易》注释的支离玻碎，无法让人整体看明白《周易》是什么，否则今天易学家们也不会统一口径似的说“周易原本是算卦的”（即卜筮之辞”）。
二是引用干宝的注释，干宝依然是用“汉象数”注释方法。运用汉象数里阴阳、月建、爻数、纳甲干支，并加杂着爻辞文字，而浮想联翩，天马行空的阐释出一番封建圣人之道。
第六是对所谓第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所引三家的注释。即郑玄曰；虞翻曰；干宝曰。这三家的注释，都应归后世的的“象数派”，以“象数”去解释“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句话的。
再看这三家的说法，“郑玄曰：五于三才为天道。天者，清明无形，而龙在焉，飞之象也。
虞翻曰：谓四已变，则五体离。离为飞，五在天，故“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也。谓若庖牺观象于天，造作八卦，备物致用，以利天下，故曰“飞龙在天”。天下之所利见也。
干宝曰：阳在九五，三月之时，自夬来也。五在天位，故曰"飞龙"。此武王克纣正位之爻也。圣功既就，万物既睹，故曰"利见大人"矣。”
通过这三家对“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注释，真是浮想联翩，天马行空般的注释，谁能想到这一个爻题（九五）和八个字里蕴含着那么大的内容，这就是“象数理”注释法。
第七是对“上九：亢龙有悔”的注释引用，即对两家的引用，还有编者的案析。
首引三国时期魏国人王肃（出生略早与王弼）的注释，“穷高曰亢。知进忘退，故"悔"也。”
这王肃的注释不杂“象数”，单从字意上注释，却符合此文句的本义。若真正抛开卦爻象数，从今本《周易》文辞去研究注释，才能得出《周易》一书的真本义，可以“象数”去注释今本《周易》积重难返，世人又无揭示今本《周易》卦爻格式的历史演变，自然历史上也没有人能一以贯之的《周易》进行整体哲学思想上的揭示，都是支离玻碎。
次引干宝的注释，看干宝说法，是用“汉象数”引申出的一番圣人道理，这就是我们命名的“象数理”注释派。干宝的注释与王肃的注释无法比拟。
而李鼎祚的补充，即“案：以人事明之，若桀放于南巢，汤有惭德，斯类是也”的说法，可归“义理派”，以史注释此爻辞内容。
《乾》卦最后是对“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的引用，只引南朝齐人刘瓛一家的注释。即“刘瓛曰：总六爻纯阳之义，故曰"用九"也。王弼曰：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矣。”
刘瓛依然是“象数理”注释法，帝制里易学者都可归为“象数理”释法，即注释时，既用象数又结合文字义理的方法，只是运用象数熟重熟轻而已，就像刘瓛这样，象数里有义理，是归为“象数派”，还是“义理派”？无论帝制里的象数与义理的注释法都无助于对《周易》真实思想内涵的把握。但所谓的“义理派”（轻象数而重义理）却比“象数派”在注释今本《周易》，并不使今本《周易》滑向更神秘的地带，这一点相对于“象数派”，是有进步意义的。
以上通过唐代李鼎祚汇编引用汉唐诸家对今本《周易·乾》卦内容的注释来看，即有所谓的“义理派”和“象数派”的注释，无论那派注释均无法对今本《周易·乾》卦爻辞内容的整体理解，到底《乾》说的是什么，说是卜筮（算卦）的又不像，其注释内容又含着天道、圣人、君子思想，若说是哲学思想吧，可注释上是乱七八糟，没有个中心内涵。这正是今本《周易》的卦爻格式，而导致学术上的混乱现象。
1.诸家易说
“(乾下乾上)乾：元、享、利、贞。
案：《说卦》："乾，健也"。言天之体以健为用，运行不息，应化无穷，故圣人则之。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体，故名乾，不名天也。
《子夏传》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言乾禀纯阳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开通、和谐、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元、亨、利、贞”矣。
初九：潜龙勿用。
崔觐曰：九者，老阳之数，动之所占，故阳称焉。潜，隐也。龙下隐地，潜德不彰，是以君子韬光待时，未成其行。故曰“勿用”。
《子夏传》曰：龙，所以象阳也。
马融曰：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初九，建子之月。阳气始动于黄泉，既未萌芽，犹是潜伏，故曰“潜龙”也。
沈驎士曰：称龙者，假象也。天地之气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龙之为物，能飞能潜，故借龙比君子之德也。初九既尚潜伏，故言“勿用”。
干宝曰：位始，故称初。阳重，故称九。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自复来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阳处三泉之下，圣德在愚俗之中，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虽有圣明之德，未被时用，故曰“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王弼曰：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郑玄曰：二于三才为地道，地上即田，故称“田”也。
干宝曰：阳在九二，十二月之时，自临来也。二为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阳气将施，圣人将显，此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郑玄曰：三于三才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
虞翻曰：谓阳息至三，二变成离。离为日，坤为夕。
荀爽曰：日以喻君。谓三居下体之终，而为之君，承乾行乾，故曰“乾乾”。夕惕以喻臣。谓三臣于五，则疾修柔顺，危去阳行，故曰“无咎”。
干宝曰：爻以气表，繇以龙兴，嫌其不关人事，故著君子焉。阳在九三，正月之时，自泰来也。阳气始出地上，而接动物。人为灵，故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于此爻焉。故君子以之忧深思远，乾夕匪懈。仰忧嘉会之不序，俯惧义和之不逮。反复天道，谋始反终。故曰“终日乾乾”。此盖文王反国大理其政之日也。凡无咎者，忧中之喜，善补过者也。文恨早耀，文明之德，以蒙大难，增修柔顺，以怀多福，故曰“无咎”矣。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崔觐曰：言君子进德修业，欲及于时。犹龙自试跃天，疑而处渊。上下进退，非邪离群。故“无咎”。
干宝曰：阳在九四，二月之时，自大壮来也。四虚中也。跃者，暂起之言，既不安于地，而未能飞于天也。四，以初为应。渊，谓初九甲子，龙之所由升也。或之者，疑之也。此武王举兵孟津，观衅而退之爻也。守柔顺，则逆天人之应；通权道，则违经常之教。故圣人不得已而为之，故其辞疑矣。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郑玄曰：五于三才为天道。天者，清明无形，而龙在焉，飞之象也。
虞翻曰：谓四已变，则五体离。离为飞，五在天，故“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也。谓若庖牺观象于天，造作八卦，备物致用，以利天下，故曰“飞龙在天”。天下之所利见也。
干宝曰：阳在九五，三月之时，自夬来也。五在天位，故曰“飞龙”。此武王克纣正位之爻也。圣功既就，万物既睹，故曰“利见大人”矣。
上九：亢龙有悔。
王肃曰：穷高曰亢。知进忘退，故“悔”也。
干宝曰：阳在上九，四月之时也。亢，过也。乾体既备，上位既终。天之鼓物，寒暑相报；圣人治世，威德和济；武功既成，义在止戈。盈而不反，必陷于“悔”。案：以人事明之，若桀放于南巢，汤有惭德，斯类是也。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刘瓛曰：总六爻纯阳之义，故曰“用九”也。王弼曰：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矣。”
2.易说批判
我们看到以上所选对《周易·乾》卦汉唐时代诸家的解释说法，由上所选易家的说法，既有所谓象数派，也有所谓义理派。以下分别述之。
第一对所谓的卦辞，即“乾：元、享、利、贞”的注释。有两条，一是编者的“案”说，另一是引用《子夏传》里的说法。编者的“案”说，即对《易传》里的“《说卦》：乾，健也”的引用和对《乾》名称的一番解释。《说卦传》本是《易传》里的一篇内容，应属对八卦符号的取象、方位内容的阐述，由此对后世卜筮与易图式产生了深远及神秘的影响。再者八卦符号名称取象及筮法内容本是原创《周易》（是今本《周易》篡改之前之前的原始文本）一书之后衍生的东西，与原创《周易》内容无任何关系。可作《易传》者面对的是个算卦格式的《周易》文本（今本《周易》）而亦筮亦理的进行一凡阐释。这里的“乾，健也”，就是李鼎祚引取《说卦》里一句说法而对《乾》卦名称所进行的一番解释。而《周易》原创内容每篇既无名称，也无取象之说。无疑李鼎祚以后出的八卦取象（乾为天，天为乾卦的取象）而对《乾》名称的说法与原创《周易》第一篇文章内容是不相附的。
对所谓《乾》卦辞的注释又引用《子夏传》里的说法。
《子夏传》里的子夏（公元前507年—前400年)，姒姓，卜氏，名商，字子夏。春秋末期及战国前期人，为孔子弟子。因《子夏传》是伪书，即后人假托子夏之名。《周易集解》一书里共收录《子夏传》里的四条对《周易》文辞的解释。《乾》卦两条，对"元亨利贞"和"潜龙勿用"这两句的解释。第三条是对《比》卦里的所谓卦辞"比吉"做的解释。所引第四条是对《蛊》里的"卦辞"里的"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的解释。
《子夏传》在对今本《周易·乾》卦所谓卦辞的释文来看，也是以四德注释法，与《易传》里《文言传》的义理四德释法同，而与东汉晚期象数释法却不相同。以四德注释“乾元亨利贞”早在《易传》前的“易学”就出现过。是记录在《左传》一书里，后又出现在《易传·文言》里。
唐朝人所引的《子夏传》一书应是西汉前期的人伪作，也因《周易集解》里所引《子夏传》不见对《易传》有释解，《子夏传》应在《易传》没有尊奉为《易经》内容之前（西汉前期）产生的。不过《子夏传》已佚失，现在所传的《子夏易传》是唐时的另一伪作。
第二对所谓《乾》卦第一爻辞的注释，首先引用唐人崔觐的注释。
而唐代崔觐的说法，无疑是以“象数”及筮占，又加杂着文辞义理去注释的。
如：“九者，老阳之数，动之所占，故阳称焉。”
这里的“九”就是属“象数”易学里的“数”，九本是今本《周易·乾》里排初爻的爻题称法，而在卜筮术的早期八卦取象筮法上把九与六分为阴阳属象上老阳与少阴之说，后《周易》被篡改为算卦格式文本，则用六·九之数做为每卦所谓卜筮辞的爻题之称。
由此理解这句“九者，老阳之数，动之所占，故阳称焉”的所谓对乾卦第一爻辞的注释来历。这句说法就是典型的“易数易学”内容，并且用占筮（算卦）术的说法来对“爻题”的注释，但又不能说这注释的不能，确实今本《周易》是为了用于算卦才被篡改成的卦爻格式，但对今本《周易》的学术，应追根溯源，研究其真实的历史，今本《周易》一书的文字内容如何与算卦的卦爻格式而不相融，这种形成巨大的反差，况且从文辞上根本看不出是用于算卦用的卦辞，而所谓的每卦统篇都是有中心有思想的文章，要究明其因，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而不能一错再错，以讹传讹。以“象数”去注释《周易》文辞内容就是以讹传讹。
而接着的“潜，隐也。龙下隐地，潜德不彰，是以君子韬光待时，未成其行。故曰“勿用””，则是对所谓的爻辞（文字）内容的注释了，即注释出一番君子处事的道理。这就是我们给命名的“象数理”释法，既以“象数”，又从文辞义理上去注释今本《周易》里的卦爻辞。
对此句爻辞的注释，编者又引用了《子夏传》里的说法，即“龙，所以象阳也”，这说法只用象而却没有“数”，不同于唐代崔觐的说法，这里只用《乾》卦里八卦阴阳（乾为天、为阳）取象去注释出现的龙字。同理用阴阳取象去注释《周易》里文辞一样是错误的，原创《周易》一书内容既不是按八卦取象填写的文辞，其内容也又涉及阴阳之说。
接下还引用另外三家的注释。
其一是引用马融（79年－166年，东汉后期经学家。郑玄是其门徒）的注释。马融对所谓这一爻辞的四字，只对“替龙”两字的注释。
看马融说的“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初九，建子之月。阳气始动于黄泉，既未萌芽，犹是潜伏，故曰"潜龙"也”。能明白对这一爻辞的注释意思吗？这里出现的“阳气、建子之月”说法就是用西汉产生的本是占验（占筮上的应验之象）筮术上的东西，如卦气、阴阳五行、纳甲、月建等，到东汉后期却用于对今本《周易》的注释上，即“象数易学”的产生。既然用“象数”去注释“替龙”二字，可引出的道理是“阳气始动于黄泉，既未萌芽，犹是潜伏，故曰"潜龙"”，这又是说明什么呢？是去解释认为的真龙就是这种情况吗？从引中的道理上不如崔觐的那番君子之道理。但总之对“潜龙”这句话的注释，与在原创《周易·乾》里内容含义是个风马牛不相及。这种以“象数”去注释《周易》里的文辞，只能偏离《周易》内容的本义，让人不能不对《周易》越来越看不懂，而更加的以为神秘。
其二是引用南朝齐人沈驎士的注释，即“称龙者，假象也。天地之气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龙之为物，能飞能潜，故借龙比君子之德也。初九既尚潜伏，故言"勿用"”。沈驎士对这一所谓的爻辞进行的注释，按“潜龙勿用”在原创《周易·乾》文里的本义基本是相符合，《乾》文就是作者借龙而喻君子为政处事的道理。而原创《周易》本是文章格式，根本没有用六·九数字来做什么爻辞，然沈驎士把篡改为数字卦爻式《周易》当真理，其能把“初九”当成“既尚潜伏”
这种属错误的“象数”去注释《周易》一书里的文字含义呢？沈驎士的注释同理是“象理”结合（即象数与义理）。
其三是引用东晋干宝对这句爻辞的注释。即“干宝曰：位始，故称初。阳重，故称九。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自复来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阳处三泉之下，圣德在愚俗之中，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虽有圣明之德，未被时用，故曰"勿用"”。
这干宝的注释是典型的汉代“象数”注释法。先是从“象数”说里的爻位（位始，故称初）说起，再到阴阳爻数、月建、纳甲等来注释“初九，替龙勿用”，又通过对所谓文王羑里作爻辞的讹说，而引申到“勿用”二字的这种胡诌八扯上。若不懂“象数”是何，焉能知道这乱七八糟说的什么吗？即使懂得象数之说，这种以“象数”去注释《周易》文辞，也无助于对《周易》文辞之意的正确理解。
第三对今本《周易·乾》卦第二爻辞“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引用注释，此条共引用了三家的注释。
一是引用三国时期魏国王弼的一条注释，即“王弼曰：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王弼是三国时期魏国人，“易学”著作是《周易注》，即对《周易》和属《易传》文里的《彖》、《象》（大小象）、《文言》进行了注解，而对有卜筮说法的《系辞传》和带卦字的《说卦》、《序卦》、《杂卦》不与注释，被易学史上认为是“义理派”开创者。实际王弼继承遵循了他所注释的属《易传》里那些内容注释方法而已，并不是易学上“义理”的开创者。但王弼的《周易注》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唐时孔颖达奉旨编辑《周易注疏》为官方科举上五经之一的教科书，就是采用王弼《周易注》为蓝本的内容之一。
通过王弼对这一爻辞的注释，却与重象数注释法不同，虽多从今本《周易》文辞上注重文字意的注释，但也没有完全抛弃属“象数”上的东西，如此处的“虽非君位”和那些数字说法，都属于“象数”里的数位爻题内容。王弼本身面对的是部卦爻格式的文本《周易》，也不可能摆脱属“象数”之说的东西。但王弼却是重义理而轻象数而注释今本《周易》者，无疑是可贵的。当然王弼重义理而注释今本《周易》，依然是按照卦爻格式而把《周易》注释的支离玻碎，并遵循《易传》里的《彖》、《象》注释法而注释，是最早以《经》（《易经》里的内容）解《经》（《易经》里的今本《周易》）范式，其注释之意也并不符合原创《周易》本义，这一点要明确。
二是引用东汉末期郑玄的注释，即“二于三才为地道，地上即田，故称“田”也。”郑玄的注释依然采用的是“象数”注释，但这说法对“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何意，是无异于任何帮助的。这犹如胡诌八扯的说法，如何从“二、三、地道”，到“地上即田，故称"田"也”这说法呢？地上不但有田，还有山与河呢？这种注释显然是牵强附会。
三还是引用东晋干宝的注释，即“阳在九二，十二月之时，自临来也。二为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阳气将施，圣人将显，此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见大人"”。
这说法同上面对第一爻辞的注释方法，即典型的“象数理”注释法。用阴阳爻数与十二月建之说，永远也联系不到所谓这一爻辞（文字）的内容含义上。况且“阳气将施”，就是“圣人将显”的征兆吗？又如何引申到“故曰"利见大人"”上呢？这种注释法，犹如胡诌八扯。
第四是引用对《乾》卦第三爻辞“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注释，共引用了四家的注释。
首先引述东汉末期郑玄的说法，即“三于三才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
郑玄是以“象数”里的天、地、人配一、二、三数（三才）天道思想现来说今本《周易》。前一爻郑玄的注释是“二于三才为地道，地上即田，故称"田"也”，此处出现的是“三于三才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郑玄把“三才、天地人”之说用到爻位上来说所谓的爻辞内容。这一爻辞内容里出现有“君子”一词，郑玄就通过三才之说引到对“君子”的说法上。但这爻辞里的“君子”是何意，郑玄等于什么也没说。
其次是引用三国时期吴国虞翻注释，即“谓阳息至三，二变成离。离为日，坤为夕。”
而虞翻又不同于郑玄的说法，但虞的说法里“离为日，坤为夕”应为八卦取象（象数里取象法），而“谓阳息至三，二变成离”之说是“象数”里的“数”说。这是属西汉阴阳消息之说法，因八卦配数字，十个数字又附会上阴阳。但这种注释无论如何也取系不上所谓爻辞内容的含义。也别以为这是多么神秘莫测的学问，实乃所进行的注释与被注释的内容是两不沾边。这种“象数”易学，既是《易经》文化拉圾，又是《易经》文化黑洞。
再次是引用的东汉末年荀爽的注释，即“日以喻君。谓三居下体之终，而为之君，承乾行乾，故曰"乾乾"。夕惕以喻臣。谓三臣于五，则疾修柔顺，危去阳行，故曰"无咎"”。荀爽的注释依然是属“象数理”注释法，通过“象数”，又加杂着不伦不类的一番封建道理。这种注释，但最终并不能让人明白对这句所谓的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的是什么意思。
最后还是引用东晋干宝的注释，所引干宝对“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所谓注释是用语最长的，长达150字之多。全是继承西汉占验筮术上的说法，即汉象数学说去注释今本《周易》。通过汉象数里卦气、爻象、爻位、爻数、十二月建等，又加杂神秘天道思想而串解着所谓爻辞文字，而产生的不伦不类的一番“象数理”来，让现代人看来纯属胡说八道，那里是对“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注释呢？
第五是对所谓第四爻辞“九四：或跃在渊，无咎”的引用两家的注释。
一是引用唐代崔觐对此爻辞的注释，即“言君子进德修业，欲及于时。犹龙自试跃天，疑而处渊。上下进退，非邪离群。故"无咎"”。这种注释，就被后世认为的“义理派”。这理的注释却不杂“象数”内容，但若想从被认为的“义理派”注释中看得明白《周易》也是不可能的。虽然所谓的“易理派”对今本《周易》里某些文辞注释的很到位，并不背离原意。但从对《周易》通篇文章思想含义注释上，即使所谓的“义理派”，依然是把《周易》注释的支离玻碎，无法让人整体看明白《周易》是什么，否则今天易学家们也不会统一口径似的说“周易原本是算卦的”（即卜筮之辞”）。
二是引用干宝的注释，干宝依然是用“汉象数”注释方法。运用汉象数里阴阳、月建、爻数、纳甲干支，并加杂着爻辞文字，而浮想联翩，天马行空的阐释出一番封建圣人之道。
第六是对所谓第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所引三家的注释。即郑玄曰；虞翻曰；干宝曰。这三家的注释，都应归后世的的“象数派”，以“象数”去解释“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句话的。
再看这三家的说法，“郑玄曰：五于三才为天道。天者，清明无形，而龙在焉，飞之象也。
虞翻曰：谓四已变，则五体离。离为飞，五在天，故“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也。谓若庖牺观象于天，造作八卦，备物致用，以利天下，故曰“飞龙在天”。天下之所利见也。
干宝曰：阳在九五，三月之时，自夬来也。五在天位，故曰"飞龙"。此武王克纣正位之爻也。圣功既就，万物既睹，故曰"利见大人"矣。”
通过这三家对“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注释，真是浮想联翩，天马行空般的注释，谁能想到这一个爻题（九五）和八个字里蕴含着那么大的内容，这就是“象数理”注释法。
第七是对“上九：亢龙有悔”的注释引用，即对两家的引用，还有编者的案析。
首引三国时期魏国人王肃（出生略早与王弼）的注释，“穷高曰亢。知进忘退，故"悔"也。”
这王肃的注释不杂“象数”，单从字意上注释，却符合此文句的本义。若真正抛开卦爻象数，从今本《周易》文辞去研究注释，才能得出《周易》一书的真本义，可以“象数”去注释今本《周易》积重难返，世人又无揭示今本《周易》卦爻格式的历史演变，自然历史上也没有人能一以贯之的《周易》进行整体哲学思想上的揭示，都是支离玻碎。
次引干宝的注释，看干宝说法，是用“汉象数”引申出的一番圣人道理，这就是我们命名的“象数理”注释派。干宝的注释与王肃的注释无法比拟。
而李鼎祚的补充，即“案：以人事明之，若桀放于南巢，汤有惭德，斯类是也”的说法，可归“义理派”，以史注释此爻辞内容。
《乾》卦最后是对“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的引用，只引南朝齐人刘瓛一家的注释。即“刘瓛曰：总六爻纯阳之义，故曰"用九"也。王弼曰：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矣。”
刘瓛依然是“象数理”注释法，帝制里易学者都可归为“象数理”释法，即注释时，既用象数又结合文字义理的方法，只是运用象数熟重熟轻而已，就像刘瓛这样，象数里有义理，是归为“象数派”，还是“义理派”？无论帝制里的象数与义理的注释法都无助于对《周易》真实思想内涵的把握。但所谓的“义理派”（轻象数而重义理）却比“象数派”在注释今本《周易》，并不使今本《周易》滑向更神秘的地带，这一点相对于“象数派”，是有进步意义的。
以上通过唐代李鼎祚汇编引用汉唐诸家对今本《周易·乾》卦内容的注释来看，即有所谓的“义理派”和“象数派”的注释，无论那派注释均无法对今本《周易·乾》卦爻辞内容的整体理解，到底《乾》说的是什么，说是卜筮（算卦）的又不像，其注释内容又含着天道、圣人、君子思想，若说是哲学思想吧，可注释上是乱七八糟，没有个中心内涵。这正是今本《周易》的卦爻格式，而导致学术上的混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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