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集解》易说批判（四十二）
四十、《周易集解》对今本《周易·解》卦内容的诸家易说
1、诸家易说
(坎下震上)解：利西南，
虞翻曰：《临》初之四。《坤》，西南卦。初之四，得《坤》众。故“利西南，往得众也”。
“无所往，其来复吉。”
虞翻曰：谓四本从初之四，失位于外，而无所应，故“无所往”。宜来反初，《复》得正位，故“其来复吉”也。二往之五，四来之初，成《屯》，体《复》象，故称“来复吉”矣。
“有攸往，夙吉。”
虞翻曰：谓二也。夙，早也。《离》为日，为甲。日出甲上，故早也。九二失正，早往之五，则吉。故“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初六：无咎。
虞翻曰：与四易位，体《震》得正，故“无咎”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虞翻曰：二称田。田，猎也。变之正，《艮》为狐。《坎》为弓。《离》为黄矢，矢贯狐体。二之五，历三爻。故“田获三狐，得黄矢。”之正得中，故“贞吉”。
六三：负且乘，
虞翻曰：负，倍也。二变时《艮》为背，谓三以四《艮》倍五也。五来寇三时，《坤》为车，三在《坤》上，故“负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象》曰：“亦可丑也”。
“致寇至，贞吝。”
虞翻曰：五之二成《坎》，《坎》为寇盗。上位慢五，下暴于二，慢藏悔盗，故“致寇至，贞吝”。
九四：解而母，朋至斯孚。
虞翻曰：二动时《艮》为指。四变之《坤》为母，故“解而母”。《临》、《兑》为朋，《坎》为孚。四阳从初，故“朋至斯孚”矣。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虞翻曰：君子谓二。之五得正成《坎》，《坎》为心。故“君子惟有解，吉”。小人谓五。阴为小人，君子升位，则小人退在二，故“有孚于小人”。《坎》为孚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庸之上，获之，无不利。
虞翻曰：上应在三。公，谓三伏阳也。《离》为隼。三失位，动出成《乾》，贯隼入大过，死象故“公用射隼于高庸之上，获之，无不利”也。
案：二变时体《艮》。《艮》为山，为宫阙，三在山半，高塘之象也。
2、易说批判
《周易集解》对今本《周易·解》卦爻辞所编汇的注释还是只虞翻一家。而对所谓最后爻辞内容的注释，只不过曾加了编篡者的“案”说。即使编篡者李鼎祚的注释，依然是以“象数”去穿凿附会。
我们看虞翻注释里，对“负且乘，致寇至，贞吝”的注释。
对“负且乘”，虞翻的注释是：“负，倍也。二变时《艮》为背，谓三以四《艮》倍五也。五来寇三时，《坤》为车，三在《坤》上，故"负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象》曰："亦可丑也"”。
虞翻的注释先是穿凿于“象数”里卦象与爻数，而附会出“故"负且乘"”这种“转轴子”说法。而后说的是引用，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象》曰："亦可丑也"”。这是引用《易传》经文内容，“象数派”也不忘“以经解经”的宗旨，这本是帝制里注经的方法之一。
“亦可丑也”是引用《小象》文的注释说法，“《易传·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引述《易传·系辞》里的说法。《易传·系辞》这样说：“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对“致寇至，贞吝”虞翻的注释是：“五之二成《坎》，《坎》为寇盗。上位慢五，下暴于二，慢藏悔盗，故"致寇至，贞吝"”。虞翻依然是以“象数”去穿凿附会，而说出荒诞不经的说法。
总观虞翻对所谓一爻辞注释是：“负，倍也。二变时《艮》为背，谓三以四《艮》倍五也。五来寇三时，《坤》为车，三在《坤》上，故“负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象》曰：“亦可丑也”。五之二成《坎》，《坎》为寇盗。上位慢五，下暴于二，慢藏悔盗，故“致寇至，贞吝”。
看“象数派”代表人物虞翻的注释，既是个穿凿附会，又是个荒诞不经。
而在虞翻之前的《易经》内容之一的《小象》文的对这一所谓的爻辞注释的是“"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小象》文注释的意思是：“"负且乘"，是说这种行为也太丑恶了；由于自身原因而招致兵式之祸，又能归咎于谁呢？”
且不论这说法与《周易》里这一文辞本义对错于否，起码注释说出个道理来，不像虞翻那种荒诞不经的说法。
而同样是产生于虞翻之前的《易经》内容之一的《系辞传》，又进一步阐释发展了《周易》里“负且乘，致寇至”的思想含义。
如《易传·系辞》这样说：“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今译这段话里的“子曰”，皆认为是孔子说的话。这段话今译意思是：“孔子说‘作《周易》的他了解盗贼吧？《周易》里说‘用牲口驮着，大车拉着东西，会招致盗匪的来到’。背负的事情是劳动百姓所干的，车子是统治者承坐的用具。而劳动百始乘坐贵族统治者的用具，盗匪就思谋着侵犯它。轻慢收藏财物，诱引盗匪。容貌妖艳诱引淫乱。《周易》里说‘负且乘，致寇至’。盗匪就被招致来了。”
《系辞》内容已是帝制王权专制思想的产物，是为王权等级制度诠释其合理性的，并且，《系辞》已凸显的是占筮与神秘主义思想。《系辞》里引用《周易·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而“训释”出的一番道理，既是断章取义，又是违背原意。《系辞》所“训释”出的道理，其目的是维护王权等级制度。把“负且乘，致寇至”阐释成“小人（被统治者）”是天生负重者，而“君子（统治者）”是天生的乘坐车马者。反而把社会的混乱归咎于“小人”的越轨，如“小人”是天生的负重者，而不该乘坐车马。小人乘坐君子之器，才招致强盗的出现，“小人”永远是“君子”的奴隶，才是天经地义的。这《系辞》里引用“负且乘，致寇至”，而阐释出的说法，既无视原文的真实含义，又背离了理性与逻辑。可这正是王权专制时代里的“逻辑”。
《周易·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是说财富太显露，其寓意着贫富差距，才导致社会问题。这是论证“和解”所要重视与解决的问题。即反对贫富差距。“和解”的目的就是解决贫富问题，即解决社会矛盾问题。而《系辞》却把这句话阐释的恰恰相反，强调的是等级秩序，而维护其不平等制度。况且，这句话并不涉及“君子”与“小人”谁是负重者，谁是乘车者。而《周易·解》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即强调“君子时时做好和解工作，吉祥，又能更好的爱护他的百姓。”《解》中心是讲君子（统治者）与小人（被统治者）应建立和谐的关系，即君子爱护小人，才能走和解的道路，建立和谐的社会。而后儒却从这“负”与“乘”，联想阐发出“小人”是天生负重的劳动者，“君子”是天生的乘坐马车者。《系辞》的思想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是鼓吹等级制度的。
再到西汉上书汉武帝而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其“对策”里也引用了《系辞》里对“负且乘，致寇至”这句话释解内容。“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庶人之行者，其祸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也。”
董仲舒引经据典同理是佐证所陈述的王权等级秩序，董的引述与阐发与《系辞》里的阐释的道理并无二致。董仲舒一样的认为，“君子”与“小人”是天生的差别（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正是这些后儒们引述“负且乘，致寇至”，而歪曲的解释，将《解》里的“负”与“乘”附会成“君子”（统治者）与“小人”（劳动百姓）之等级是天经地义的，这既是背离《周易》原文的含义，又是歪曲与任意的解释"经典"，其目的是维护王权专制的等级制度而寻求理论依据。这正是文化专制里的典型写照与思维逻辑。
而《周易·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贞吝。”是运用比喻寓意道理。“负”：背驮东西。“乘”：驾车，驱马拉车。“负且乘”：是指用牲口驮着东西，又驱车拉着东西。这里是表明财富太显露于外了，所以才招致盗匪的到来，这就叫“致寇至”。“贞吝”的意思是：“结果就出现了危险”。这是作者用比喻来说明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也正是围绕着“和解”（《解》篇的“命题”）而阐述其道理。目的是强调“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那么，什么是需要和解的问题？正是贫富差距问题，也就是作者举例的“负且乘，致寇至”这种问题造成的不和解，而需要进行和解。这里的比喻揭示了一些人的财富太显露，太暴发了，才造成“致寇至”。这段话的本义是“牲口驮着东西，又用车拉着东西，招引了强盗的到来，结果就顾惜不了财物被抢。”这寓意着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才出现了社会矛盾，才招引盗匪的出现，才造成社会不和解的局面。这无疑体现了作者对贫富差距造成社会不和谐问题的敏锐认识，更体现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可到了王权思想上升和强化时期，后儒们却对这句话作为等级秩序的理论依据而诠释，恰恰背离了《周易》里的本义。
帝制里的《系辞传》与董仲舒所对经书诠释上的尊俾等级不容改变性，更是反动性。这样还不如“象数派”去诠释经书时装聋卖哑上的胡诌八扯性。
3、附录：
（1）附录《周易·解》历史上的三种不同文本
①《周易·解》原创文本格式
解，利西南。
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无咎。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解而拇，朋至斯孚。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②《周易·解》春秋文本格式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归妹：无咎。
豫：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恒：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师：解而拇，朋至斯孚。
困：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未济：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③今本《周易·解》内容格式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初六：无咎。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2）附录《周易·解》原创文章译解
（原文）
解，利西南。
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无咎。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解而拇，朋至斯孚。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译文）
“四十、和解，利于一方。
若没有目的原则前往，就不如返回来的正确。若有目的原则的前往，宜早行动，是正确的，没有咎害。比如打猎获得三只狐狸，又得回了铜箭头，结果自然划算。用牲口驮着东西，又用车拉着东西，会招引强盗的到来，结果就顾惜不了财物被抢。松开了手脚，是朋友的到来，才由此信用。君子只有懂得了和解，并关心爱护其百姓，才是正确的政治方针。王公用箭射在高高城墙上凶猛的隼鹰，并且射获了，无往而不利。”
(解说)
“解”：和解，理解，消除。“解”在本篇里应当“和解”讲。本篇立论的内容是“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无咎”，这里的“利西南”，是指有利于一方。一个地方得到了和解，就是有利一方百姓的大事。“夙”：尽早的意思。本篇的立论是“和解”，是谁与谁和解呢？是“君子”与“小人”。即统治者与百姓。若想和解，就要前去做和解的工作。并且，前去做和解的工作要有目的和原则性。什么目的原则呢？就是“有孚”原则，这是和解所遵循的根本。即本篇所讲述的中心思想。本篇题目含义是“和解，要有目的前往，而不是无目的无原则的前往，那还不如返回来好。有了目的原则，就应及早行动，才会有好的结果，没有害咎。”
在通行本《周易》，即卦爻式文本《周易》，所谓《解卦》初爻爻辞是“无咎”。我们已考证研究论述《周易》原初是没有“六·九”爻题。“六·九”之说是后出的东西，是算卦者作为起卦占筮的形式工具。“六·九”爻题是秦汉之际的产物，是《周易》春秋文本后的又一次改造，是为卜筮而分割成卜筮的六个“爻辞”。故《解》篇的第一段内容不是“无咎”，而是“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本段内容是通过比喻而论证“命题”的。“有目的有原则的前往去做和解的工作，是双赢的事情”，这是本篇的“命题”。而本段就是通过打猎，既获得猎物，又得回了箭头，寓意和解是双赢的事情。本段里的“黄矢”，是指铜箭头。而本段的意思是“打猎获得了三只狐狸，又得回了箭头，结果是很划算。”这里的比喻，说明和解是双赢的事情，这是教育君子懂得和解的意义。
“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本段还是运用比喻寓意道理。“负”：背驮东西。“乘”：驾车，驱马拉车。“负且乘”：是指用牲口驮着东西，又驱车拉着东西。这里是表明财富太显露于外了，所以才招致盗匪的到来，这就叫“致寇至”。“贞吝”的意思是：“结果就出现了危险”。这是作者用比喻来说明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也正是围绕着“和解”（本篇的“命题”）而阐述其道理。目的是强调“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那么，什么是需要和解的问题？正是贫富差距问题，也就是作者举例的“负且乘，致寇至”这种问题造成的不和解，而需要进行和解。这里的比喻揭示了一些人的财富太显露，太暴发了，才造成“致寇至”。这段话的本义是“牲口驮着东西，又用车拉着东西，招引了强盗的到来，结果就顾惜不了财物被抢。”这寓意着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才出现了社会矛盾，才招引盗匪的出现，才造成社会不和解的局面。这无疑体现了作者对贫富差距造成社会不和谐问题的敏锐认识，更体现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可到了王权思想上升和强化时期，后儒们却对这句话作为等级秩序的理论依据而诠释，恰恰背离了《周易》里的本义。《易传·系辞》这样说：“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这里的“子曰”，现代凡译文是译成“孔子说”。笔者认为，《系辞》里的“子曰”不能认为是孔子说的话。后封建社会时期里的易学者说孔子作了“十翼”（易传），这是借“圣人”的名气而抬高《十翼》。而《系辞》里的那些“子曰”内容也与孔子的思想是不相符的。《系辞》内容已是王权专制思想的产物，是为王权等级制度诠释其合理性的，并且，《系辞》已凸显的是占筮与神秘主义思想。《系辞》里引用本篇里的“负且乘，致寇至”，而“训释”出的一番道理，既是断章取义，又是违背原意。《系辞》所“训释”出的道理，其目的是维护王权等级制度。把“负且乘，致寇至”阐释成“小人（被统治者）”是天生负重者，而“君子（统治者）”是天生的乘坐车马者。反而把社会的混乱归咎于“小人”的越轨，如“小人”是天生的负重者，而不该乘坐车马。小人乘坐君子之器，才招致强盗的出现，“小人”永远是“君子”的奴隶，才是天经地义的。这《系辞》里引用“负且乘，致寇至”，而阐释出的说法，既无视原文的真实含义，又背离了理性与逻辑。可这正是王权专制时代里的“逻辑”。《周易》“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是说财富太显露，其寓意着贫富差距，才导致社会问题。这是论证“和解”所要重视与解决的问题。即反对贫富差距。“和解”的目的就是解决贫富问题，即解决社会矛盾问题。而《系辞》却把这句话阐释的恰恰相反，强调的是等级秩序，而维护其不平等制度。况且，这句话并不涉及“君子”与“小人”谁是负重者，谁是乘车者。而本篇的中心思想是讲“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即强调“君子时时做好和解工作，吉祥，又能更好的爱护他的百姓。”本篇中心是讲君子与小人应建立和谐的关系，即君子爱护小人，才能走和解的道路，建立和谐的社会。而后儒却从这“负”与“乘”，联想阐发出“小人”是天生负重的劳动者，“君子”是天生的乘坐马车者。《系辞》的思想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是鼓吹等级制度的。《系辞》对《周易》的阐释是引向歧途，引向神秘主义的泥潭。《周易》这部先秦时期里的一部政治哲学书，既被巫史所阉割，又被王权主义者所强奸。《易传·系辞》文就是一块蒙在《周易》一书上的侵染着王权神秘主义思想斑斑污垢的臭摸布，一旦把蒙在《周易》头上那些肮脏的抹布揭去，才得见《周易》真实而美丽的面目。
“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手，或足大拇指。本段的字义是“解开了手脚，是朋友的到来，才由此信用。”这一句是上句意的继续，因财富的显露于差距，才招致灾祸。即出现了社会问题。那么，怎样消除与化解呢？还是要靠爱与信用。这里依然强调的是“孚”（君子爱民）为根本。虽然本句是比喻，可寓意的是君子爱护百姓（小人），才能树立和解的威信。
“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本段正是本篇所表述的中心思想。说来论去“君子只有懂得了和解，而关心爱护其百姓，才是正确的政治方针。”如何得出这个道理呢？正是通过上面的举例，使君子（统治者）认识到造成“负且乘，致寇至”的社会问题的所在，如同一方是“朱门酒肉臭”，而另一方是“路有冻死骨”的社会问题，才是君子思考所解决的问题，也是君子思考如何建立一种长治久安的社会政治问题。“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正是《周易》构建的君子之治的政治理念。统治者（君子）关心爱护（有孚）百姓（小人），才是走向和解与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这也是《周易》最早构建的民本思想。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本句已然是用比喻以喻政治上的道理。这里的“公”是指公侯。这里是借用“公”用箭射杀盘踞在高高城墙上的凶猛之鹰，而寓意什么呢？这“鹰”是象征凶恶的东西，而这凶恶的东西，被“公”所除掉。这里虽是比喻隐患消除了，前进的路上，是无往而不利。但比喻象征什么呢？这里作者为何不说“王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呢？而是“公”呢？是否象征着，诸公们面对盘踞在高高的都城里某个为害之君，可以联合起来给除掉。这就是体现了作者向往的是“君子”共治的政治思想，而不是王权专制。
总之，本篇已然是通过正反两面，讲述“和解”的政治道理。而中心体现在和解与和谐，应建立在上体恤下，爱护下的基本原则。即“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的这种政治理念。若违背了这种原则，诸公就可铲除之，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解与和谐，才能使社会向前发展，即无往而不利。
1、诸家易说
(坎下震上)解：利西南，
虞翻曰：《临》初之四。《坤》，西南卦。初之四，得《坤》众。故“利西南，往得众也”。
“无所往，其来复吉。”
虞翻曰：谓四本从初之四，失位于外，而无所应，故“无所往”。宜来反初，《复》得正位，故“其来复吉”也。二往之五，四来之初，成《屯》，体《复》象，故称“来复吉”矣。
“有攸往，夙吉。”
虞翻曰：谓二也。夙，早也。《离》为日，为甲。日出甲上，故早也。九二失正，早往之五，则吉。故“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初六：无咎。
虞翻曰：与四易位，体《震》得正，故“无咎”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虞翻曰：二称田。田，猎也。变之正，《艮》为狐。《坎》为弓。《离》为黄矢，矢贯狐体。二之五，历三爻。故“田获三狐，得黄矢。”之正得中，故“贞吉”。
六三：负且乘，
虞翻曰：负，倍也。二变时《艮》为背，谓三以四《艮》倍五也。五来寇三时，《坤》为车，三在《坤》上，故“负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象》曰：“亦可丑也”。
“致寇至，贞吝。”
虞翻曰：五之二成《坎》，《坎》为寇盗。上位慢五，下暴于二，慢藏悔盗，故“致寇至，贞吝”。
九四：解而母，朋至斯孚。
虞翻曰：二动时《艮》为指。四变之《坤》为母，故“解而母”。《临》、《兑》为朋，《坎》为孚。四阳从初，故“朋至斯孚”矣。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虞翻曰：君子谓二。之五得正成《坎》，《坎》为心。故“君子惟有解，吉”。小人谓五。阴为小人，君子升位，则小人退在二，故“有孚于小人”。《坎》为孚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庸之上，获之，无不利。
虞翻曰：上应在三。公，谓三伏阳也。《离》为隼。三失位，动出成《乾》，贯隼入大过，死象故“公用射隼于高庸之上，获之，无不利”也。
案：二变时体《艮》。《艮》为山，为宫阙，三在山半，高塘之象也。
2、易说批判
《周易集解》对今本《周易·解》卦爻辞所编汇的注释还是只虞翻一家。而对所谓最后爻辞内容的注释，只不过曾加了编篡者的“案”说。即使编篡者李鼎祚的注释，依然是以“象数”去穿凿附会。
我们看虞翻注释里，对“负且乘，致寇至，贞吝”的注释。
对“负且乘”，虞翻的注释是：“负，倍也。二变时《艮》为背，谓三以四《艮》倍五也。五来寇三时，《坤》为车，三在《坤》上，故"负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象》曰："亦可丑也"”。
虞翻的注释先是穿凿于“象数”里卦象与爻数，而附会出“故"负且乘"”这种“转轴子”说法。而后说的是引用，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象》曰："亦可丑也"”。这是引用《易传》经文内容，“象数派”也不忘“以经解经”的宗旨，这本是帝制里注经的方法之一。
“亦可丑也”是引用《小象》文的注释说法，“《易传·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引述《易传·系辞》里的说法。《易传·系辞》这样说：“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对“致寇至，贞吝”虞翻的注释是：“五之二成《坎》，《坎》为寇盗。上位慢五，下暴于二，慢藏悔盗，故"致寇至，贞吝"”。虞翻依然是以“象数”去穿凿附会，而说出荒诞不经的说法。
总观虞翻对所谓一爻辞注释是：“负，倍也。二变时《艮》为背，谓三以四《艮》倍五也。五来寇三时，《坤》为车，三在《坤》上，故“负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象》曰：“亦可丑也”。五之二成《坎》，《坎》为寇盗。上位慢五，下暴于二，慢藏悔盗，故“致寇至，贞吝”。
看“象数派”代表人物虞翻的注释，既是个穿凿附会，又是个荒诞不经。
而在虞翻之前的《易经》内容之一的《小象》文的对这一所谓的爻辞注释的是“"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小象》文注释的意思是：“"负且乘"，是说这种行为也太丑恶了；由于自身原因而招致兵式之祸，又能归咎于谁呢？”
且不论这说法与《周易》里这一文辞本义对错于否，起码注释说出个道理来，不像虞翻那种荒诞不经的说法。
而同样是产生于虞翻之前的《易经》内容之一的《系辞传》，又进一步阐释发展了《周易》里“负且乘，致寇至”的思想含义。
如《易传·系辞》这样说：“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今译这段话里的“子曰”，皆认为是孔子说的话。这段话今译意思是：“孔子说‘作《周易》的他了解盗贼吧？《周易》里说‘用牲口驮着，大车拉着东西，会招致盗匪的来到’。背负的事情是劳动百姓所干的，车子是统治者承坐的用具。而劳动百始乘坐贵族统治者的用具，盗匪就思谋着侵犯它。轻慢收藏财物，诱引盗匪。容貌妖艳诱引淫乱。《周易》里说‘负且乘，致寇至’。盗匪就被招致来了。”
《系辞》内容已是帝制王权专制思想的产物，是为王权等级制度诠释其合理性的，并且，《系辞》已凸显的是占筮与神秘主义思想。《系辞》里引用《周易·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而“训释”出的一番道理，既是断章取义，又是违背原意。《系辞》所“训释”出的道理，其目的是维护王权等级制度。把“负且乘，致寇至”阐释成“小人（被统治者）”是天生负重者，而“君子（统治者）”是天生的乘坐车马者。反而把社会的混乱归咎于“小人”的越轨，如“小人”是天生的负重者，而不该乘坐车马。小人乘坐君子之器，才招致强盗的出现，“小人”永远是“君子”的奴隶，才是天经地义的。这《系辞》里引用“负且乘，致寇至”，而阐释出的说法，既无视原文的真实含义，又背离了理性与逻辑。可这正是王权专制时代里的“逻辑”。
《周易·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是说财富太显露，其寓意着贫富差距，才导致社会问题。这是论证“和解”所要重视与解决的问题。即反对贫富差距。“和解”的目的就是解决贫富问题，即解决社会矛盾问题。而《系辞》却把这句话阐释的恰恰相反，强调的是等级秩序，而维护其不平等制度。况且，这句话并不涉及“君子”与“小人”谁是负重者，谁是乘车者。而《周易·解》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即强调“君子时时做好和解工作，吉祥，又能更好的爱护他的百姓。”《解》中心是讲君子（统治者）与小人（被统治者）应建立和谐的关系，即君子爱护小人，才能走和解的道路，建立和谐的社会。而后儒却从这“负”与“乘”，联想阐发出“小人”是天生负重的劳动者，“君子”是天生的乘坐马车者。《系辞》的思想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是鼓吹等级制度的。
再到西汉上书汉武帝而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其“对策”里也引用了《系辞》里对“负且乘，致寇至”这句话释解内容。“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庶人之行者，其祸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也。”
董仲舒引经据典同理是佐证所陈述的王权等级秩序，董的引述与阐发与《系辞》里的阐释的道理并无二致。董仲舒一样的认为，“君子”与“小人”是天生的差别（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正是这些后儒们引述“负且乘，致寇至”，而歪曲的解释，将《解》里的“负”与“乘”附会成“君子”（统治者）与“小人”（劳动百姓）之等级是天经地义的，这既是背离《周易》原文的含义，又是歪曲与任意的解释"经典"，其目的是维护王权专制的等级制度而寻求理论依据。这正是文化专制里的典型写照与思维逻辑。
而《周易·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贞吝。”是运用比喻寓意道理。“负”：背驮东西。“乘”：驾车，驱马拉车。“负且乘”：是指用牲口驮着东西，又驱车拉着东西。这里是表明财富太显露于外了，所以才招致盗匪的到来，这就叫“致寇至”。“贞吝”的意思是：“结果就出现了危险”。这是作者用比喻来说明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也正是围绕着“和解”（《解》篇的“命题”）而阐述其道理。目的是强调“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那么，什么是需要和解的问题？正是贫富差距问题，也就是作者举例的“负且乘，致寇至”这种问题造成的不和解，而需要进行和解。这里的比喻揭示了一些人的财富太显露，太暴发了，才造成“致寇至”。这段话的本义是“牲口驮着东西，又用车拉着东西，招引了强盗的到来，结果就顾惜不了财物被抢。”这寓意着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才出现了社会矛盾，才招引盗匪的出现，才造成社会不和解的局面。这无疑体现了作者对贫富差距造成社会不和谐问题的敏锐认识，更体现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可到了王权思想上升和强化时期，后儒们却对这句话作为等级秩序的理论依据而诠释，恰恰背离了《周易》里的本义。
帝制里的《系辞传》与董仲舒所对经书诠释上的尊俾等级不容改变性，更是反动性。这样还不如“象数派”去诠释经书时装聋卖哑上的胡诌八扯性。
3、附录：
（1）附录《周易·解》历史上的三种不同文本
①《周易·解》原创文本格式
解，利西南。
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无咎。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解而拇，朋至斯孚。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②《周易·解》春秋文本格式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归妹：无咎。
豫：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恒：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师：解而拇，朋至斯孚。
困：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未济：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③今本《周易·解》内容格式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初六：无咎。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2）附录《周易·解》原创文章译解
（原文）
解，利西南。
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无咎。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解而拇，朋至斯孚。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译文）
“四十、和解，利于一方。
若没有目的原则前往，就不如返回来的正确。若有目的原则的前往，宜早行动，是正确的，没有咎害。比如打猎获得三只狐狸，又得回了铜箭头，结果自然划算。用牲口驮着东西，又用车拉着东西，会招引强盗的到来，结果就顾惜不了财物被抢。松开了手脚，是朋友的到来，才由此信用。君子只有懂得了和解，并关心爱护其百姓，才是正确的政治方针。王公用箭射在高高城墙上凶猛的隼鹰，并且射获了，无往而不利。”
(解说)
“解”：和解，理解，消除。“解”在本篇里应当“和解”讲。本篇立论的内容是“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无咎”，这里的“利西南”，是指有利于一方。一个地方得到了和解，就是有利一方百姓的大事。“夙”：尽早的意思。本篇的立论是“和解”，是谁与谁和解呢？是“君子”与“小人”。即统治者与百姓。若想和解，就要前去做和解的工作。并且，前去做和解的工作要有目的和原则性。什么目的原则呢？就是“有孚”原则，这是和解所遵循的根本。即本篇所讲述的中心思想。本篇题目含义是“和解，要有目的前往，而不是无目的无原则的前往，那还不如返回来好。有了目的原则，就应及早行动，才会有好的结果，没有害咎。”
在通行本《周易》，即卦爻式文本《周易》，所谓《解卦》初爻爻辞是“无咎”。我们已考证研究论述《周易》原初是没有“六·九”爻题。“六·九”之说是后出的东西，是算卦者作为起卦占筮的形式工具。“六·九”爻题是秦汉之际的产物，是《周易》春秋文本后的又一次改造，是为卜筮而分割成卜筮的六个“爻辞”。故《解》篇的第一段内容不是“无咎”，而是“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本段内容是通过比喻而论证“命题”的。“有目的有原则的前往去做和解的工作，是双赢的事情”，这是本篇的“命题”。而本段就是通过打猎，既获得猎物，又得回了箭头，寓意和解是双赢的事情。本段里的“黄矢”，是指铜箭头。而本段的意思是“打猎获得了三只狐狸，又得回了箭头，结果是很划算。”这里的比喻，说明和解是双赢的事情，这是教育君子懂得和解的意义。
“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本段还是运用比喻寓意道理。“负”：背驮东西。“乘”：驾车，驱马拉车。“负且乘”：是指用牲口驮着东西，又驱车拉着东西。这里是表明财富太显露于外了，所以才招致盗匪的到来，这就叫“致寇至”。“贞吝”的意思是：“结果就出现了危险”。这是作者用比喻来说明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也正是围绕着“和解”（本篇的“命题”）而阐述其道理。目的是强调“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那么，什么是需要和解的问题？正是贫富差距问题，也就是作者举例的“负且乘，致寇至”这种问题造成的不和解，而需要进行和解。这里的比喻揭示了一些人的财富太显露，太暴发了，才造成“致寇至”。这段话的本义是“牲口驮着东西，又用车拉着东西，招引了强盗的到来，结果就顾惜不了财物被抢。”这寓意着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才出现了社会矛盾，才招引盗匪的出现，才造成社会不和解的局面。这无疑体现了作者对贫富差距造成社会不和谐问题的敏锐认识，更体现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可到了王权思想上升和强化时期，后儒们却对这句话作为等级秩序的理论依据而诠释，恰恰背离了《周易》里的本义。《易传·系辞》这样说：“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这里的“子曰”，现代凡译文是译成“孔子说”。笔者认为，《系辞》里的“子曰”不能认为是孔子说的话。后封建社会时期里的易学者说孔子作了“十翼”（易传），这是借“圣人”的名气而抬高《十翼》。而《系辞》里的那些“子曰”内容也与孔子的思想是不相符的。《系辞》内容已是王权专制思想的产物，是为王权等级制度诠释其合理性的，并且，《系辞》已凸显的是占筮与神秘主义思想。《系辞》里引用本篇里的“负且乘，致寇至”，而“训释”出的一番道理，既是断章取义，又是违背原意。《系辞》所“训释”出的道理，其目的是维护王权等级制度。把“负且乘，致寇至”阐释成“小人（被统治者）”是天生负重者，而“君子（统治者）”是天生的乘坐车马者。反而把社会的混乱归咎于“小人”的越轨，如“小人”是天生的负重者，而不该乘坐车马。小人乘坐君子之器，才招致强盗的出现，“小人”永远是“君子”的奴隶，才是天经地义的。这《系辞》里引用“负且乘，致寇至”，而阐释出的说法，既无视原文的真实含义，又背离了理性与逻辑。可这正是王权专制时代里的“逻辑”。《周易》“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是说财富太显露，其寓意着贫富差距，才导致社会问题。这是论证“和解”所要重视与解决的问题。即反对贫富差距。“和解”的目的就是解决贫富问题，即解决社会矛盾问题。而《系辞》却把这句话阐释的恰恰相反，强调的是等级秩序，而维护其不平等制度。况且，这句话并不涉及“君子”与“小人”谁是负重者，谁是乘车者。而本篇的中心思想是讲“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即强调“君子时时做好和解工作，吉祥，又能更好的爱护他的百姓。”本篇中心是讲君子与小人应建立和谐的关系，即君子爱护小人，才能走和解的道路，建立和谐的社会。而后儒却从这“负”与“乘”，联想阐发出“小人”是天生负重的劳动者，“君子”是天生的乘坐马车者。《系辞》的思想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是鼓吹等级制度的。《系辞》对《周易》的阐释是引向歧途，引向神秘主义的泥潭。《周易》这部先秦时期里的一部政治哲学书，既被巫史所阉割，又被王权主义者所强奸。《易传·系辞》文就是一块蒙在《周易》一书上的侵染着王权神秘主义思想斑斑污垢的臭摸布，一旦把蒙在《周易》头上那些肮脏的抹布揭去，才得见《周易》真实而美丽的面目。
“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手，或足大拇指。本段的字义是“解开了手脚，是朋友的到来，才由此信用。”这一句是上句意的继续，因财富的显露于差距，才招致灾祸。即出现了社会问题。那么，怎样消除与化解呢？还是要靠爱与信用。这里依然强调的是“孚”（君子爱民）为根本。虽然本句是比喻，可寓意的是君子爱护百姓（小人），才能树立和解的威信。
“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本段正是本篇所表述的中心思想。说来论去“君子只有懂得了和解，而关心爱护其百姓，才是正确的政治方针。”如何得出这个道理呢？正是通过上面的举例，使君子（统治者）认识到造成“负且乘，致寇至”的社会问题的所在，如同一方是“朱门酒肉臭”，而另一方是“路有冻死骨”的社会问题，才是君子思考所解决的问题，也是君子思考如何建立一种长治久安的社会政治问题。“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正是《周易》构建的君子之治的政治理念。统治者（君子）关心爱护（有孚）百姓（小人），才是走向和解与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这也是《周易》最早构建的民本思想。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本句已然是用比喻以喻政治上的道理。这里的“公”是指公侯。这里是借用“公”用箭射杀盘踞在高高城墙上的凶猛之鹰，而寓意什么呢？这“鹰”是象征凶恶的东西，而这凶恶的东西，被“公”所除掉。这里虽是比喻隐患消除了，前进的路上，是无往而不利。但比喻象征什么呢？这里作者为何不说“王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呢？而是“公”呢？是否象征着，诸公们面对盘踞在高高的都城里某个为害之君，可以联合起来给除掉。这就是体现了作者向往的是“君子”共治的政治思想，而不是王权专制。
总之，本篇已然是通过正反两面，讲述“和解”的政治道理。而中心体现在和解与和谐，应建立在上体恤下，爱护下的基本原则。即“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的这种政治理念。若违背了这种原则，诸公就可铲除之，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解与和谐，才能使社会向前发展，即无往而不利。
转码声明：以上内容基于搜索引擎转码技术对网站内容进行转码阅读，自身不保存任何数据，请您支持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