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古镇：张石铭与懿德堂（九）

    浙江自驾游，路过湖州的南浔古镇。

    在我的感受中，南浔古镇有些像是一个“小苏杭”。从其遗存至今的格局和轮廓，可以看出这里曾经一定极其繁华，它不像是一个小镇，更像一个迷你的城市。

    这里的水路有着严谨且有致的规模，河道两边分布着很多“浙江巨富”们遗留下来的晚清宅院，其中就包括我们本文的目的地：懿德堂。

    懿德堂是清末民初的“四大藏书家”之一张石铭的旧宅。他的这座房子中藏着很多不易察觉的故事，稍不留意就会错过，但若展开，那三天三夜讲不完。我们捡几个来简单聊一聊。

    【有故事的匾额】

    在懿德堂二进之处有一花厅，厅中有一匾额，上书“以适其志”四个字，是康有为题写，而这几个字出自西晋文学家张翰的名句“人生贵得适志”。这里边儿就很有得聊了——

    张翰的父亲张俨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而张俨死后不久，西晋就吞并了东吴，作为文人的张翰，此时饱尝亡国之悲痛，恨自己无回天之力，郁郁寡欢。这人啊，一旦有了心事，就开始缅怀过去，回忆童年，于是某次思乡情切之时，张翰就写下了这句“人生贵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乎？”此话一出，他也算是想通了。此后，了无牵挂的张翰便辞官返回老家，从此远离外世，归隐田园。而——张石铭的经历和这位叫张翰的文学家是有着相似之处的。

    在张石铭20出头之时，恰逢甲午战争中溃败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然后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个时候就联名了1300多位举人上书皇帝反对这个条约，在这一场象征着维新派登场的“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中，张石铭当时作为举人之一，就参加了这一次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逃亡，再之后，他一系列历史动作均失败。此时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的张石铭，大概也如同亡国前夕的吴人张翰一般，感受到了一份有心无力的存在。将“以适其志”四个字挂于花厅的举动，大概也是为了提醒自己和朋友“莫谈国事”吧。

    事实上，康有为作为一个极具艺术天赋的青年，他的书法功力要比他的政治领悟力卓越得多，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改良派中最会写字儿的。退一万步将，即便康有为当初不去“改良”，也完全可以靠着一身的笔墨才艺在清末的“艺术圈”立稳脚跟的。而且康有为和张石铭还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酷爱藏书。只是张石铭收藏中国古籍，而康有为的藏书多为西学书籍。

    【字屏和诗文】

    在“以适其志”这一方匾额的下部，还有一面银杏雕刻字屏，内容是董其昌所书的《酒德颂》。董其昌是明朝的著名书法家，也是明代后期的大臣。此外，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画家。“烟云流润，神气具足，而出以儒雅之笔。”董其昌在绘画方面的造诣，可以说是影响了明末清初的几代人。

    喜欢董其昌书法的人通常藏有一份淡定在心间——或者说是努力让自己淡定，把一切的卓越、繁复藏在“空”的背后，很有那么一股子深藏功与名的味道。清代很多的帝王将相都深受董其昌字帖的熏陶。

    《酒德颂》那就更有故事了。

    这是魏晋时期位列“竹林七贤”之一的社会名人刘伶的一篇文章。此人一生不重礼法，蔑视权贵，屡次拒绝朝廷的邀约，且拒绝与庸庸碌碌的同代名士为伍。他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却借酒消愁愁更愁。万年的刘伶选择了避开人世，尽兴地做它的“酒葫芦”去了。据说他生作文众多，但是流传于世的只有两篇，其中以《酒德颂》流传最广。

    这篇文章采用四字句的形式，通体声律铿锵，“以天地为一朝，以万期为须臾”、“唯酒是务，焉知其余？”等名句以超时超空的笔墨表达了对没有羁绊的生活的向往。

    如上种种，我们不难看出张石铭的处事哲学和思想境界，而这些故事的背后，是分享给今日的游客们的一份若有若无的感受——关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