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垂死挣扎
初三年级的学习生活正式开始了，毕老师已不再是我的班主任了，但英语科目仍然由她任课。
我的新班主任王老师是一位中年男子，他教数学，身材偏瘦，面色黝黑，说话很滑稽，面目表情也很丰富，常引起学生们大笑。据说他的数学课教得不错，当时也同时担任提高班的数学老师。起初我觉得这个班级的师资力量并未明显差劲。但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中，才领悟到了事情的可怕之处。
此时，被分在七班的五十多名学生，有三四名学生成绩在年级一百名左右，这其中包括我。而剩下的学生基本上是年级倒数五十名中的。对于这样的班级组合方式来说，班风不好是在常理之中的。
课堂上，这些学生们从不听讲，将课堂纪律搞得一团糟。他们中有不管不顾吃东西的、塞着耳机听歌的、说笑聊天的、传纸条搞对象的等等。笑声、音乐声、嚼东西声……混成了一部“音乐剧”，弄得教室里乌烟瘴气，风气十分不好。
王老师将大部分精力用在提高班的数学授课上，对本班的纪律是不大关心的，也很少下真功夫整顿班风纪律。
时间不长，我们班成了这所中学有史以来最差的班级。老师们提起这个班都是头疼不已，没有人愿意教这样的班。
一堂课四十五分钟，有的老师拿出三十分钟整顿纪律，剩下十五分钟草草将课程内容讲一下，一堂课也就过去了。但这似乎不能怪老师，这样的班级换了谁，恐怕也都得这么做吧。
有的老师起初出于负责任的态度，边授课边整顿纪律，但时间一长也被气得“哭天抹泪”。索性也只好将授课内容一带而过，便安排大家自习。
就这样，班里越乱老师越不讲课，这种状况成了恶性循环。而受害的就是包括我在内的，那么三四个还想好好学习的学生。对于班里其他同学来说，上不上高中是无所谓的，他们中有的人已做好了分流的准备。初中一毕业，就准备走入社会谋生了。或是有的家长做着大买卖，并不指望孩子在学业上有多么高的成就，而是打算将来让孩子接自己手中的一番事业。
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靠我一己之力扭转局面显然是绝不可能的。我唯一能做的只是管好自己，做淤泥中的一朵莲。
我每日苦学，课堂上老师说些家常或大道理时，我则埋头看书或是做些习题，将不懂的地方做上标记，留作课下追着老师去问。每日放学后，我以极快的步行速度回到家，吃完饭，就一头埋进书本中。我完全凭借自己的学习方法努力学习，仍然没有花钱进行补课。
有这么一个情节，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堂历史课后，老师将我叫到了办公室，她带着十分痛惜的口吻对我说：“孩子啊，可惜你在这样的班级里却还是这么用功，孩子，靠自己好好学吧，老师啥也不说了。”她显然是有些激动了，并且还用手抹了抹眼角。
当时的我也眼中含着泪，满腹的委屈却无法对她倾诉。我只是用力地点点头，一句话也没说，但在心里这位女老师令我一生尊敬。
这位老师很胖，经常穿着横条纹的彩色背心。由于身体过于肥胖，她常常热的站在讲台上用手抹汗，同学们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维尼熊”。那天老师对我说的这番话，让我更加坚定了在这样的班级里学习也只能靠自己了。
尽管我使出了全部的功夫，花费了已不可能再多的精力去每日自学。但学习成绩却远远落在了提高班之后，较自己之前的成绩也有明显下降。
初三一次大考后，在家长座谈会上，王老师对家长们说了这样的说：“我也很无奈，校长把人嫌狗不待见的学生都给我了，让我带，不带还不行……”他这话令在座的家长们心灰意冷，内心愤慨万千。曾一度有家长们想联合起来，要求学校重新分班。但这显然是太晚了，初三快结束了。
二零零二年一月初，外婆离开了人世。料理完外婆的后事，我立刻投入到了中考的复习中，母亲则是一门心思研究高中报考的相关事宜，为了对比各所高中学校的情况而东奔西走。
六月下旬，中考到来了。决定我能否上高中，上什么样的高中的时刻到来了。
六月份的天气已有些闷热，临近复习阶段我日夜苦读，加之心中积聚了太多的压力与苦闷，身体生了些火气。母亲为了给我平息燥热，特意买来菊花和冰糖，自制了菊花凉茶给我喝。
中考一共五大考试科目，分两天进行。第一天的考试顺利过去了。第二天上午考英语时，我感觉头十分晕沉，浑身发冷，一点劲儿也没有，总是想睡觉，身子像是随时要瘫软下来。我意识到自己发烧了。
我坚持着将英语科目考完了，至于考的内容一点儿也没记住，考得好与坏更是没有感觉，只知道把试卷该写的地方都写上了。
到了家，母亲看我满脸通红，眼睛眯着，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心疼地问道：“孩子啊，怎么样？不舒服了？还是考试不顺利啊？”
“我不好受，妈，可能发烧了。”我答。
“啊？哎呀，我看看。”母亲说着，摸了下我的脑门，便赶紧取出体温表让我试。五分钟后，体温表显示38.6℃。我真的发烧了。
“下午还有一科，坚持不了不去了，大不了咱们复读一年，明年考，妈不能看你倒在考场上啊。”母亲语气很坚定，仿佛她内心已做好了复读的准备。
“没事，我先睡会，我说啥也要坚持考完，到点儿妈你提前叫我。”说完，我一头倒在床上，睡去了。
母亲叫醒我时，我慌乱地看了下表，见并没错过考试时间，便定了定神。我不顾自己烧得滚烫的身子当时多么沉重，不顾自己的脑袋里已是一片空白，硬是咬牙起身，坚持着迈出了家门。
中考最后一门考试科目是综合理科，这也是我最弱的一科。我就这么硬撑着身子，抱着会多少答多少的态度，心想只要别空着试卷，答完这一科，我赶紧回家睡觉。
在考试过程中，我头疼得越发明显，退烧药致使我困意强烈。有几次我身子疼得厉害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干脆把头放在左臂上，躺着答题，右手拿着笔却好久不愿意挪一下。
离考试结束还有一小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窗外狂风大作。我看看窗外，想着自己没有带伞只能淋雨回家，身子又软得这么厉害，顿时感觉病情又加重了似的。可是转头一想，我已经坚持到这份上了，不管怎样，哪怕分数再低，我也得坚持考完，把试卷答完，给自己一个交代。想到这，我命令自己坐起来，把试题坚持着答完了。
出了考场，其他同学三一群五一伙地朝学校大门飞奔，他们说笑着，打闹着，像是凯旋的士兵，在为刚刚结束的战斗而欢呼。只有我独自抱着文具袋，蜷缩着身子，一步一蹭地向校门口走去。
出了大门，在人群里，我看见母亲撑着一把伞，腋下还夹着一把伞，伫立在雨中，眼神搜索着我，她此时也看见了我。
母亲赶紧小跑着迎过来，将撑着的伞移向了我头顶，又递给我一把伞。我接过了母亲递给我的伞，并将它撑开，将伞柄靠在肩膀处，用头顶着伞的骨架，与母亲并排着在雨中前行。
“还是烧得挺厉害呢吧，不想考试的事儿了，爱考啥样考啥样，回家你赶紧躺下休息。”母亲说。
“一直烧着呢，卷子都答了，没有空着的地方。”我答。
回到家，我便一头倒在了床上。等我再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了，我的烧完全退了。天空晴朗极了，窗外的清风偶尔吹进来，我望着蓝蓝的天，仿佛久违了的轻松感一下子完全占据了我的心。
大概过了有十天，中考成绩下来了，我考了四百二十九分。这个成绩上重点高中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能选择一所普通的国办中学。
成绩揭晓不久，就开始报志愿了。临投递志愿前的一天上午，母亲接到了毕老师打来的电话。她是我初中三年的英语老师，虽然最后一年不再任我的班主任，但对我的学习和日常行为是十分了解的。
电话里，毕老师询问了我中考的分数，并表示这个分数太低了。母亲则向毕老师表示这个分数来之不易，已令她很满意了。毕老师当然大惑不解，母亲接下来便向她陈述了三年里我所受到的待遇。
这个电话的通话时长有四十多分钟，聊到最后，毕老师亲口表示对我有所亏欠，并建议让我到一所重点高中就读。她已调动工作到那所中学任教，她打算高中阶段好好带一带我。
对于她的提议，我和母亲进行了思考。以当年我的中考成绩去那所重点中学需要缴纳一笔不小的赞助费，经济上是达不到的。并且初中三年的遭遇已让我和母亲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了。因此，我们没有采纳她的建议，而是另有打算。
我的新班主任王老师是一位中年男子，他教数学，身材偏瘦，面色黝黑，说话很滑稽，面目表情也很丰富，常引起学生们大笑。据说他的数学课教得不错，当时也同时担任提高班的数学老师。起初我觉得这个班级的师资力量并未明显差劲。但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中，才领悟到了事情的可怕之处。
此时，被分在七班的五十多名学生，有三四名学生成绩在年级一百名左右，这其中包括我。而剩下的学生基本上是年级倒数五十名中的。对于这样的班级组合方式来说，班风不好是在常理之中的。
课堂上，这些学生们从不听讲，将课堂纪律搞得一团糟。他们中有不管不顾吃东西的、塞着耳机听歌的、说笑聊天的、传纸条搞对象的等等。笑声、音乐声、嚼东西声……混成了一部“音乐剧”，弄得教室里乌烟瘴气，风气十分不好。
王老师将大部分精力用在提高班的数学授课上，对本班的纪律是不大关心的，也很少下真功夫整顿班风纪律。
时间不长，我们班成了这所中学有史以来最差的班级。老师们提起这个班都是头疼不已，没有人愿意教这样的班。
一堂课四十五分钟，有的老师拿出三十分钟整顿纪律，剩下十五分钟草草将课程内容讲一下，一堂课也就过去了。但这似乎不能怪老师，这样的班级换了谁，恐怕也都得这么做吧。
有的老师起初出于负责任的态度，边授课边整顿纪律，但时间一长也被气得“哭天抹泪”。索性也只好将授课内容一带而过，便安排大家自习。
就这样，班里越乱老师越不讲课，这种状况成了恶性循环。而受害的就是包括我在内的，那么三四个还想好好学习的学生。对于班里其他同学来说，上不上高中是无所谓的，他们中有的人已做好了分流的准备。初中一毕业，就准备走入社会谋生了。或是有的家长做着大买卖，并不指望孩子在学业上有多么高的成就，而是打算将来让孩子接自己手中的一番事业。
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靠我一己之力扭转局面显然是绝不可能的。我唯一能做的只是管好自己，做淤泥中的一朵莲。
我每日苦学，课堂上老师说些家常或大道理时，我则埋头看书或是做些习题，将不懂的地方做上标记，留作课下追着老师去问。每日放学后，我以极快的步行速度回到家，吃完饭，就一头埋进书本中。我完全凭借自己的学习方法努力学习，仍然没有花钱进行补课。
有这么一个情节，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堂历史课后，老师将我叫到了办公室，她带着十分痛惜的口吻对我说：“孩子啊，可惜你在这样的班级里却还是这么用功，孩子，靠自己好好学吧，老师啥也不说了。”她显然是有些激动了，并且还用手抹了抹眼角。
当时的我也眼中含着泪，满腹的委屈却无法对她倾诉。我只是用力地点点头，一句话也没说，但在心里这位女老师令我一生尊敬。
这位老师很胖，经常穿着横条纹的彩色背心。由于身体过于肥胖，她常常热的站在讲台上用手抹汗，同学们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维尼熊”。那天老师对我说的这番话，让我更加坚定了在这样的班级里学习也只能靠自己了。
尽管我使出了全部的功夫，花费了已不可能再多的精力去每日自学。但学习成绩却远远落在了提高班之后，较自己之前的成绩也有明显下降。
初三一次大考后，在家长座谈会上，王老师对家长们说了这样的说：“我也很无奈，校长把人嫌狗不待见的学生都给我了，让我带，不带还不行……”他这话令在座的家长们心灰意冷，内心愤慨万千。曾一度有家长们想联合起来，要求学校重新分班。但这显然是太晚了，初三快结束了。
二零零二年一月初，外婆离开了人世。料理完外婆的后事，我立刻投入到了中考的复习中，母亲则是一门心思研究高中报考的相关事宜，为了对比各所高中学校的情况而东奔西走。
六月下旬，中考到来了。决定我能否上高中，上什么样的高中的时刻到来了。
六月份的天气已有些闷热，临近复习阶段我日夜苦读，加之心中积聚了太多的压力与苦闷，身体生了些火气。母亲为了给我平息燥热，特意买来菊花和冰糖，自制了菊花凉茶给我喝。
中考一共五大考试科目，分两天进行。第一天的考试顺利过去了。第二天上午考英语时，我感觉头十分晕沉，浑身发冷，一点劲儿也没有，总是想睡觉，身子像是随时要瘫软下来。我意识到自己发烧了。
我坚持着将英语科目考完了，至于考的内容一点儿也没记住，考得好与坏更是没有感觉，只知道把试卷该写的地方都写上了。
到了家，母亲看我满脸通红，眼睛眯着，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心疼地问道：“孩子啊，怎么样？不舒服了？还是考试不顺利啊？”
“我不好受，妈，可能发烧了。”我答。
“啊？哎呀，我看看。”母亲说着，摸了下我的脑门，便赶紧取出体温表让我试。五分钟后，体温表显示38.6℃。我真的发烧了。
“下午还有一科，坚持不了不去了，大不了咱们复读一年，明年考，妈不能看你倒在考场上啊。”母亲语气很坚定，仿佛她内心已做好了复读的准备。
“没事，我先睡会，我说啥也要坚持考完，到点儿妈你提前叫我。”说完，我一头倒在床上，睡去了。
母亲叫醒我时，我慌乱地看了下表，见并没错过考试时间，便定了定神。我不顾自己烧得滚烫的身子当时多么沉重，不顾自己的脑袋里已是一片空白，硬是咬牙起身，坚持着迈出了家门。
中考最后一门考试科目是综合理科，这也是我最弱的一科。我就这么硬撑着身子，抱着会多少答多少的态度，心想只要别空着试卷，答完这一科，我赶紧回家睡觉。
在考试过程中，我头疼得越发明显，退烧药致使我困意强烈。有几次我身子疼得厉害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干脆把头放在左臂上，躺着答题，右手拿着笔却好久不愿意挪一下。
离考试结束还有一小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窗外狂风大作。我看看窗外，想着自己没有带伞只能淋雨回家，身子又软得这么厉害，顿时感觉病情又加重了似的。可是转头一想，我已经坚持到这份上了，不管怎样，哪怕分数再低，我也得坚持考完，把试卷答完，给自己一个交代。想到这，我命令自己坐起来，把试题坚持着答完了。
出了考场，其他同学三一群五一伙地朝学校大门飞奔，他们说笑着，打闹着，像是凯旋的士兵，在为刚刚结束的战斗而欢呼。只有我独自抱着文具袋，蜷缩着身子，一步一蹭地向校门口走去。
出了大门，在人群里，我看见母亲撑着一把伞，腋下还夹着一把伞，伫立在雨中，眼神搜索着我，她此时也看见了我。
母亲赶紧小跑着迎过来，将撑着的伞移向了我头顶，又递给我一把伞。我接过了母亲递给我的伞，并将它撑开，将伞柄靠在肩膀处，用头顶着伞的骨架，与母亲并排着在雨中前行。
“还是烧得挺厉害呢吧，不想考试的事儿了，爱考啥样考啥样，回家你赶紧躺下休息。”母亲说。
“一直烧着呢，卷子都答了，没有空着的地方。”我答。
回到家，我便一头倒在了床上。等我再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了，我的烧完全退了。天空晴朗极了，窗外的清风偶尔吹进来，我望着蓝蓝的天，仿佛久违了的轻松感一下子完全占据了我的心。
大概过了有十天，中考成绩下来了，我考了四百二十九分。这个成绩上重点高中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能选择一所普通的国办中学。
成绩揭晓不久，就开始报志愿了。临投递志愿前的一天上午，母亲接到了毕老师打来的电话。她是我初中三年的英语老师，虽然最后一年不再任我的班主任，但对我的学习和日常行为是十分了解的。
电话里，毕老师询问了我中考的分数，并表示这个分数太低了。母亲则向毕老师表示这个分数来之不易，已令她很满意了。毕老师当然大惑不解，母亲接下来便向她陈述了三年里我所受到的待遇。
这个电话的通话时长有四十多分钟，聊到最后，毕老师亲口表示对我有所亏欠，并建议让我到一所重点高中就读。她已调动工作到那所中学任教，她打算高中阶段好好带一带我。
对于她的提议，我和母亲进行了思考。以当年我的中考成绩去那所重点中学需要缴纳一笔不小的赞助费，经济上是达不到的。并且初中三年的遭遇已让我和母亲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了。因此，我们没有采纳她的建议，而是另有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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