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章 歌女制度
柳三变自听了簾内清歌后，便再也忘不了那天籁之音。
那姑娘唱望海潮，比酥娘及杭州歌女都唱得好，因其吐字清晰字正腔圆，不像酥娘咬字不清，虽然酥娘声音柔媚颇能打动男人之心，但不能唱出柳词神韵。柳三变猜测此女应未到过杭州，但却能唱出杭州的秀美风景和风土人情，可见她对词中意境、词作者的感受理解之深。
柳三变仅凭这女子对自己作品的成功演绎，便觉得她与他二人心心相印。他朝思暮想几日，感觉只有此女才能真正唱好自己的词，才能更丰富的表达词的内涵，一首词只有像这样的红花配绿叶，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今后若有机会，定要多为此女写词请她唱，词中神韵才能唱出来。
她的演唱不单单是锦上添花，还会让更多的人喜欢、欣赏和追捧，词曲的影响会更广，更有生命力。只是既不认识此女也无缘得见，连名字都不知道，这让他终日闷闷不乐。
他想到一个办法，既是此中人，必有识得的，务必要找机会多方打听。可既不知名姓也不知面貌，这汴京城中歌女何止万千，更何况也许不在籍，而是哪家的侍姬，这都说不准。
说到这里，说点儿题外话，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大宋朝的歌妓制度。这项制度或者说这个行业很是复杂，非是一句话或两句话就能说清的，只能谈个大概而已。
以下这些游离于本章之外的内容，说起来未免有些絮絮叨叨，目的只有一个：预防和提醒。
首先，提到北宋的歌妓制度，笔者在这里必须先声明一下，打打预防针。这部《宋词风流N部曲》一书离不开歌女，歌女是书中主人公柳永所处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但又是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不容易把握尺度的人物，稍一不慎就会触线。而笔者写作此书的用意，是想完整真实的复员北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一个令人信得过的柳永形象。
四帝赵祯在位时期是大宋的鼎盛时期、黄金时代。由于经济繁荣、政治宽松和文人士大夫地位的崛起，文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空前地提高，加之突然平地刮起的竞唱新声的狂飙，如惊雷般地震撼天下，由此滋生了一支庞大的层次较高的歌女队伍，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妇女从事贱业的一贯认识。歌女这行达到史无前例、后世难继的高度，也是宋代独有的时代特征。
(笔者在这里有个“但书”：但是，在历经九百余年的沧桑岁月后，这个“高度”却被打破了，起因是如洪水猛兽般卷地而来的卡拉OK歌厅，继之是伴随而起的遍布全国城乡各个角落的洗脚房、发廊、洗浴中心、歌舞场所、会所，真正创下了人类史上永远不会被打破的高度。千年一轮回，大千世界也不例外。)
如果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思想准则和道德观去看古人，是无法理解那些历史时代的，结论只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了糟粕，可以断言世上无好人。
比如皇帝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外加数不胜数的宫娥采女；一般官绅贵族的三妻四妾、成群的使女丫头；充满大街小巷的各种各样的污垢场所。举个例子来说，填词名家张先八十多了还在纳妾，在他那个时代是合理合法的，没有人说他行为不良，只有苏轼善意地嘲讽他是“一树梨花压海棠”。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干部也要效仿古人的生活态度，不出意外，那肯定是贪官一个。
其次，书中的主人公也是个麻烦，尽管他在宋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关于他本人及其部分词作的负面传闻也非常多，仅是当时人贴给他的标签“风流浪子”四个字，有时就不能审查通过，自然归属到涉黄一类。人们宁可津津有味地反复咀嚼这些传闻，却不想深入地研究探讨他的词和他对宋词的贡献。
再次，本书所依据的重要史料，宋人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按有些人的眼光，似乎也应该列入禁书一类，不信你看看他记载在书中的只言片语，《东京梦华录》书中载，东京城里遍地是妓馆，令人不得不想，这该有多少妇女投身到这个行业之中啊。阅读《东京梦华录》，简直就像在看一本妓馆指南、歌厅指南。
但是这个担忧倒不是太大问题，请大家放宽心，只要作者自己把握好尺度，真实、恰如其分地引用史料，应该不是问题。事实上，这本书是学界予以充分肯定的，它真实地反映了北宋开封生活的方方面面，令人读后有如身临其境。
大宋子民在享受了几十年的太平岁月后，饱暖思淫欲，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娼女的泛滥，这是古已有之的现象。这个行当的女子以出卖色相来换取钱财，她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
本书中的歌女当然不包括她们，大宋最有特色的并不是这类传统意义上的娼女，而是兴旺发达的官妓群体即歌女。这支庞大的歌女群体是新生的，与传统意义上的娼女截然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汴京的歌女队伍太庞大了，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是由竞唱新声这股新潮造成的，不同于通常意义上卖笑的女人，歌女的数量、影响远远超过娼女。
歌女队伍大致包括四类人，这是从歌女的职能分工划分的。概括起来，歌女中包含了官妓、营妓、艺伎这三种人，此外还包括已从歌女队伍中脱离出去的少数家姬。她们的主要职责是以唱舞、谈吐、佐酒伴茶，以及其他表演伎艺为主要谋生手段，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歌女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有宋一代。
手捧《东京梦华录》细读之下，不难发现，孟元老的这类娼伎，其实就是指的官妓，即歌女。而对于深深遮掩在偏僻小巷内的真正意义上的娼妓，书中只是一笔带过。可见当时社会，歌女是做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而存在的。
宋朝的歌妓制度是在唐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规模、伎艺、内涵远远超越前朝，形成自己独特的时代特征。细想起来，大宋的歌女与今天日本的艺伎倒有几分相似，毕竟日本的艺伎、茶道等文化都是从中国的唐朝继承过去的。
以笔者眼光，宋代的歌女倒颇像后世歌厅里的小姐。
那姑娘唱望海潮，比酥娘及杭州歌女都唱得好，因其吐字清晰字正腔圆，不像酥娘咬字不清，虽然酥娘声音柔媚颇能打动男人之心，但不能唱出柳词神韵。柳三变猜测此女应未到过杭州，但却能唱出杭州的秀美风景和风土人情，可见她对词中意境、词作者的感受理解之深。
柳三变仅凭这女子对自己作品的成功演绎，便觉得她与他二人心心相印。他朝思暮想几日，感觉只有此女才能真正唱好自己的词，才能更丰富的表达词的内涵，一首词只有像这样的红花配绿叶，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今后若有机会，定要多为此女写词请她唱，词中神韵才能唱出来。
她的演唱不单单是锦上添花，还会让更多的人喜欢、欣赏和追捧，词曲的影响会更广，更有生命力。只是既不认识此女也无缘得见，连名字都不知道，这让他终日闷闷不乐。
他想到一个办法，既是此中人，必有识得的，务必要找机会多方打听。可既不知名姓也不知面貌，这汴京城中歌女何止万千，更何况也许不在籍，而是哪家的侍姬，这都说不准。
说到这里，说点儿题外话，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大宋朝的歌妓制度。这项制度或者说这个行业很是复杂，非是一句话或两句话就能说清的，只能谈个大概而已。
以下这些游离于本章之外的内容，说起来未免有些絮絮叨叨，目的只有一个：预防和提醒。
首先，提到北宋的歌妓制度，笔者在这里必须先声明一下，打打预防针。这部《宋词风流N部曲》一书离不开歌女，歌女是书中主人公柳永所处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但又是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不容易把握尺度的人物，稍一不慎就会触线。而笔者写作此书的用意，是想完整真实的复员北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一个令人信得过的柳永形象。
四帝赵祯在位时期是大宋的鼎盛时期、黄金时代。由于经济繁荣、政治宽松和文人士大夫地位的崛起，文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空前地提高，加之突然平地刮起的竞唱新声的狂飙，如惊雷般地震撼天下，由此滋生了一支庞大的层次较高的歌女队伍，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妇女从事贱业的一贯认识。歌女这行达到史无前例、后世难继的高度，也是宋代独有的时代特征。
(笔者在这里有个“但书”：但是，在历经九百余年的沧桑岁月后，这个“高度”却被打破了，起因是如洪水猛兽般卷地而来的卡拉OK歌厅，继之是伴随而起的遍布全国城乡各个角落的洗脚房、发廊、洗浴中心、歌舞场所、会所，真正创下了人类史上永远不会被打破的高度。千年一轮回，大千世界也不例外。)
如果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思想准则和道德观去看古人，是无法理解那些历史时代的，结论只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了糟粕，可以断言世上无好人。
比如皇帝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外加数不胜数的宫娥采女；一般官绅贵族的三妻四妾、成群的使女丫头；充满大街小巷的各种各样的污垢场所。举个例子来说，填词名家张先八十多了还在纳妾，在他那个时代是合理合法的，没有人说他行为不良，只有苏轼善意地嘲讽他是“一树梨花压海棠”。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干部也要效仿古人的生活态度，不出意外，那肯定是贪官一个。
其次，书中的主人公也是个麻烦，尽管他在宋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关于他本人及其部分词作的负面传闻也非常多，仅是当时人贴给他的标签“风流浪子”四个字，有时就不能审查通过，自然归属到涉黄一类。人们宁可津津有味地反复咀嚼这些传闻，却不想深入地研究探讨他的词和他对宋词的贡献。
再次，本书所依据的重要史料，宋人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按有些人的眼光，似乎也应该列入禁书一类，不信你看看他记载在书中的只言片语，《东京梦华录》书中载，东京城里遍地是妓馆，令人不得不想，这该有多少妇女投身到这个行业之中啊。阅读《东京梦华录》，简直就像在看一本妓馆指南、歌厅指南。
但是这个担忧倒不是太大问题，请大家放宽心，只要作者自己把握好尺度，真实、恰如其分地引用史料，应该不是问题。事实上，这本书是学界予以充分肯定的，它真实地反映了北宋开封生活的方方面面，令人读后有如身临其境。
大宋子民在享受了几十年的太平岁月后，饱暖思淫欲，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娼女的泛滥，这是古已有之的现象。这个行当的女子以出卖色相来换取钱财，她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
本书中的歌女当然不包括她们，大宋最有特色的并不是这类传统意义上的娼女，而是兴旺发达的官妓群体即歌女。这支庞大的歌女群体是新生的，与传统意义上的娼女截然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汴京的歌女队伍太庞大了，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是由竞唱新声这股新潮造成的，不同于通常意义上卖笑的女人，歌女的数量、影响远远超过娼女。
歌女队伍大致包括四类人，这是从歌女的职能分工划分的。概括起来，歌女中包含了官妓、营妓、艺伎这三种人，此外还包括已从歌女队伍中脱离出去的少数家姬。她们的主要职责是以唱舞、谈吐、佐酒伴茶，以及其他表演伎艺为主要谋生手段，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歌女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有宋一代。
手捧《东京梦华录》细读之下，不难发现，孟元老的这类娼伎，其实就是指的官妓，即歌女。而对于深深遮掩在偏僻小巷内的真正意义上的娼妓，书中只是一笔带过。可见当时社会，歌女是做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而存在的。
宋朝的歌妓制度是在唐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规模、伎艺、内涵远远超越前朝，形成自己独特的时代特征。细想起来，大宋的歌女与今天日本的艺伎倒有几分相似，毕竟日本的艺伎、茶道等文化都是从中国的唐朝继承过去的。
以笔者眼光，宋代的歌女倒颇像后世歌厅里的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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