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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一章 两个子厚

    章惇浑身一颤,抽出手恭敬的长揖到地道:“殿下拳拳为民之心,臣焉敢辜负,是臣愚钝,只顾得自己的脸面,忘了达则兼济天下,才是君子所该为,臣尊殿下令,不再患得患失了。”

    赵昉一听高兴的再次抓住他的手,连连摇晃道:“太好了!孤等着你将来……不对,这话不能说,不然孤又要被劝谏了。”

    章惇算是体会到太子爷的另外一面了,暗自嘀咕一声:“这位有点不稳重啊,不知日后是福还是祸。”

    不过已经答应了就再不能反悔,告退之后自去找自己的状元侄儿去了。

    赵昉那边又找上张载,哈哈大笑着拉着人家说:“子厚呀,孤看你身子骨好像不大好呀,要注意身体,要不明日来我府中,孤教你一套导引之术?”

    不错,章惇和张载都表字子厚,一个章子厚一个张子厚,好在宋代用的官话不是北京方言为主,而是河南方言。

    章和张发音有些不同,章发Z的音,张却是D的音,不然还真会搞混。(这是作者根据自己家乡话的发音杜撰的,不过福建话本身就是唐宋官话遗韵,还真可能是真的。)

    张载不好拒绝,可又不愿跟太子牵扯太近,迟疑着回道:“臣不敢为殿下学生,授艺之恩有如师徒,还是不用了。”

    赵昉哈哈一笑道:“子厚此言差矣!兄乃天子门生,孤是当今之子,咱两应该是师兄弟才对,师兄难道不能向师弟请教,这可有违圣人不耻下问之言呀!”

    张载眼珠子差点凸出来,这完全是狡辩呀,可自己就是无法反驳,人家说的有理有据的,不是瞎扯。

    从唐太宗开始,进士及第就被称为天子门生,这是全天下都知道的事,不容否定。

    既然是当今天子的门生,那跟皇子就是同辈,自己年长于赵昉算是师兄没毛病呀。

    师兄向师弟请教不是可耻的,而且孔圣人的确要求弟子,不懂的学问应该向懂的人请教,不能因为对方身份高低而自矜。

    无奈的张载只好答应,明日一定登门拜见,赵昉马上否定道:“不是拜见是拜访,都说了咱们是师兄弟。”

    “好吧,是臣错了。”

    “嘿嘿,这就对了,不过不在朝堂不应该自称臣,应该说为兄才对。”

    张载走了,他根本不明白自家太子爷为何死皮赖脸的缠上自己,自己虽然才名不俗,可也不至于让太子另眼相看呀。

    “不对!听闻太子殿下跟范相关系很好,难道是范相跟他提起过我?”

    回到旅馆的张载突然想到这,还真有可能。

    张载很早就出名了,康定元年范仲淹坐镇永兴军,听到张载的大名,特意请他见面交谈儒学经典。

    两人就此认识,范仲淹对他的才学赞不绝口,庆历元年张载向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建议西北军对西夏的战略对策。

    范仲淹虽然对他的建议很欣赏,但却劝告他不要把心思放在军略上,现在的他应该把心思放在经典上。

    因为范仲淹认为,张载有成为儒宗的希望,不能因小失大。

    听从劝告的张载,从那以后开始,不再谈论兵策,而是把全部经历投入儒学研究当中。

    后人或许会认为范仲淹这劝告很迂腐,张载明明有统帅的资质,为何不让他继续学习兵事,还去读那儒家著作去。

    殊不知在古代的士大夫看来,任何开疆拓土的功勋,都不如传承文化的功绩。还是那太上三不朽你看看就知道,最高的是立德,其次是立言,最后才是立功。

    其实老祖宗这思想是正确的,再大的事功不过是一时的鼎盛,而文化传承则是子孙千秋万代的事。

    一个国家灭亡了还有复兴的机会,但一个民族的文化没了,那就只能成为别人的附庸,子子孙孙不得出头。

    这道理在中东最能体现,波斯文化没了,伊朗再也不是那个强大的民族,只能成为阿拉伯国家的一员。

    以色列灭亡了,但犹太人的文化还在,就能再次建立一个以色列国,这就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而中国被人一次次按在地上摩擦,还能一次次的站起来,不就是儒家文化一直都在吗。

    后人可以质疑传统文化的缺点,但不能全盘否定它,否则印度和波斯就是我们将来的下场。

    文府当晚,文彦博叫来张载沉吟道:“子厚还要在京待诏候选,不如在相国寺,为士子们讲讲易学。”

    文彦博知道张载,当然是从范仲淹那,张载进京赶考也去拜访过他,双方交谈的只有学问问题。

    对于张载对《周易》的研究,文彦博很是欣赏,这才有了殿试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的叫过来,商量让他讲学之事。

    张载自然不会反对,这是既宣扬自己学术,又能帮助到别人的时。

    宋代有个很优秀的传统,那就是讲学,而且这讲学跟后世完全不一样,后世要钱还讲的不知所云。

    可宋朝的名士讲学不要钱,而且听讲的人觉的跟自己理念不同,还可以争论。

    宋儒没有唯我独尊之人,更没有不容反驳的儒者,每一位开宗立派的学者,都是从跟不同意见之人争辩中胜出来。

    宋人管这叫辩难,就是被后人诟病的程朱理学也一样,无论程颐程颢还是后来的朱熹,都参加过辩难。

    辩难自然不是后世那种耍嘴皮子的胡搅蛮缠,而是在理论上辩驳质疑者,要说的别人心服口服才算胜利。

    那种无理取闹的人,不用你去争辩,就会被众人鄙视轰出去,因此可以说宋代是个学术氛围极为优异的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可以跟大宋一争短长,其余的都是笑话。

    当然这笑话指的是对文化的包容性,对言论的自由度,没有文字狱也不需要和谐。

    人们只要在大众的道德范畴内不逾矩,爱说什么都行,也就是这种氛围,宋朝的皇帝才会被人喷也泰然处之,从不以言论来怪罪臣民。

    “对了文相,太子殿下让我明日去太子府,向他请教导引之术,您看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