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咸丰没钱了
大清政府没有铸造计量银币，因此不能用货币贬值来缓解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因为国内白银短缺造成的严重通货紧缩。
这些年间严重的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最终在1851年触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并给清政府带来增加军费的压力。
从1851年开始，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广东、福建和西南地区爆发的其他小规模起义，大清开销的军费总额高达上亿两白银。
19世纪50年代，大清年收入仅约4000万两。为了应付困境，清政府除了开始征收间接消费税外，还试图通过发行纸币，铸造贬值的铜钱甚至铁钱来弥补赤字。
大清纸钞的发行，在石达开汉王币的冲击下，彻底失败了。清政府于1864年废止了纸钞，继续实行原有的分散型财政制度。
当时大清有些官员，发行纸钞只是孤注一掷的“通胀融资”（inflationaryfinancing）的一个例子。
19世纪50年代以后，各地编纂的地方志，大多没有提到大清纸钞。纸钞未能流通，意味着清政府没有从纸钞发行中获得经济利益。
这与石达开的汉王币成功流通形成了鲜明对比，石达开刚发行就用军队，保证了纸币的流动性。
国家发行的纸币与民间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有着根本的差异。国家在其领土内，可以利用政治权力赋予其发行的纸币以法定货币的地位。因此，不可兑换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纸币的失败。
那为什么19世纪50年代的清政府，甚至无法迫使自己的军队和督抚，接受政府发行的纸币呢？
18世纪中叶以后，清政府在粮食贸易、煤炭开采等领域，针对市场和商人的采用实际政策。这些政策显示，清政府官员愈来愈认识到，市场运作的重要性。
事实上，1853年前的大清货币改革计划条理清晰，推进谨慎。清政府发行的纸币，分别以在经济生活中使用的白银和制钱计价。
大清中央和省级财政官员都明白，官府发行的纸钞要获得成功，需要能够在商业交易中得以流通。
为了确保纸币的价值，清政府在城市和主要市镇设立了官钱局，这是在储备金基础上，发行和流通纸钞的金融中介机构。
大清政府动员民间金融商，以当时的钱庄模式来管理这些机构，并试图利用公款支持其运作。然而，这项制度建设的尝试未能成功。
为什么大清19世纪50年代发行的不兑换纸币失败了呢？为什么大清发行纸币，没有像石达开那样，成为激励国家当权者，寻求财政集中管理的动力呢？
18世纪中叶以后，清政府在处理货币问题上，尊重市场的政策框架，这对其渐进流通纸币的计划，至关重要。
然而，这种渐进的方法，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在经济核心地区，长江中下游发生的残酷战争，打乱了地区间的私人金融和贸易网络，扰乱了正常的财政运作。
在太平天国要扫灭清妖的状况下，银票（即以白银计价的纸钞）流通十分困难。
清政府官员在1855年之前，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来流通银票，反而决定采用，以制钱计价的宝钞代替银票。
这是清政府认真地尝试用铜本位制，替换银本位制，并用钞票作辅助手段。
19世纪20年代以来，大清经世学派的官员和学者深入讨论。而“改（银）票用（宝）钞”这一决定，对保证纸币可兑换的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50年代，面对太平军战争威胁下，清政府不能用粮食或食盐，来担保纸币的价值，只能用铜钱来兑换纸币。
此外，跨地区运输，大量笨重而低价的铜钱极其困难，大清中央很会甩锅，将宝钞兑换的问题转嫁给各省政府。
对以制钱为单位的纸币的依赖，使兑换工作高度分散。在这样的战时经济运作中，清政府显然难以建立集中的财政制度，以保障纸币的价值。
清政府失败的纸币试验表明，要使制度建设持续迈向集中化，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例如繁荣的跨地区贸易和全国性的金融网络。
18世纪的清政府在管理货币、规范金融市场方面的经验，对其19世纪50年代货币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
维持银两和制钱之间1∶1000的官方兑换价，是清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
18世纪初，清政府对“钱贵银贱”现象，（即制钱相对于银两的高价值）非常关注。
乾隆在位时期（1736-1796），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来管理货币。
首先，大清政府的目标，是保持白银与制钱之间的供需平衡，而不是依靠严厉的行政手段进行控制。
例如，1两白银只能兑换约700到800文制钱，清政府下令各省开铸制钱，希望增加新铸制钱的产量，来提高银两的相对价值。
出于同样的考量，大清中央政府还下令将地方政府存留的制钱，定期投放到市场以兑换白银。
当然还有行政干预手段，如禁止跨地区运输制钱、限制私营商铺和当铺囤积制钱等。
但这些行政手段，清政府视为缓解经济生活中，制钱短缺的“权宜之计”，而非“经久可行”的措施。
其次，清政府对商人的利润动机，采取了现实的态度，认为强迫私人经营者，遵守与其经济利益相抵触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
18世纪中叶，清政府的财政官员已经注意到，“铜贵钱重，则有私营销毁之弊；铜贱钱轻，即滋私铸射利之端”。
换言之，当制钱中铜的市场价值较高的时候，常有人将官铸制钱熔化取铜。而当制钱中铜的价值低于铜钱的面值时，常有人伪造官铸制钱以牟利。
1736年年初，一份题为“奏请弛铜禁，以资鼓铸，以便民生”的奏折中，户部尚书兼内务府总管海望指出，这两种行为与铜的市场价格密切相关。
海望认为，是以钱文轻重，必须随铜价之低昂而增减之，庶可杜私毁私铸，不必屑于禁铜之末，即政府应该取消对铜的贸易、生产的限制，根据市场价格来调整制钱中的含铜量。
禁止私人使用铜器，或销售铜的所谓铜禁政策，户部尚书署理湖广总督史贻直进一步论证道，“铜禁适得其反，禁铜愈严，铜价愈昂，而私销制钱之获利愈高”。
史贻直的奏折，得到了乾隆帝“明晰妥协，情理允当，朕嘉悦览之”的激赏。
由于经常调整制钱的含铜量，不具备可行性，如何增加铜的供应量，以降低市场上的铜价成了政策关注的焦点。
为此，清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鼓励私人投资，向民间商人开放，国家控制的铜矿和铜贸易。
这么做的目的，是增加市场上铜的供应量，这不仅可以用于国家铸造制钱，而且可以满足民间社会对铜的需求。
这些措施与雍正在位时期（1723-1735），政府试图对铜实施国家垄断的铜禁政策，有着根本的不同。
为了满足各地对制钱的不同需求，大清中央给予了各省，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以决定其铸造制钱中铜的含量和成色。
18世纪70年代以后，云南铜矿产量大幅提高，铜和制钱的短缺得到了缓解。白银和制钱的市场兑换率，接近官方的1∶1000。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重申了国家对铸币的主权，改变了以往对私铸铜钱（即所谓私钱或小钱）的容忍态度，下令将其兑换成官铸制钱。
清政府也意识到私人信贷工具，汇票和本票使用的日益增加。
19世纪上半叶，城市的钱商、当铺，甚至米铺、盐铺经常发行以制钱计价的私人本票（即钱票），用于日常交易。
1836年，清廷征求各省督抚对这一现象的看法。大多数议复都确认，私人钱票和汇票对经济生活的重要，认为禁止私人票据毫无必要，甚至是有害的。
各督抚建议进一步规范私人票据的发行，以确保其信用，防止蓄意欺诈。
官府规定，只允许信誉卓著的商人，发行私人票据，并规定发行票据，必须由其他商铺以“联名互保”的方式共同担保。
在处理私人票据兑换，遇到的法律纠纷时，清政府慎重区分了有意欺诈和流动性不足，导致无法兑现这两种不同的情况。
如果钱庄无法兑换，其所发行的票据时宣布破产，大清政府通常会给它一段时间，将存款退还给客户。如果它能做到，就不会受到惩罚。
清政府在19世纪上半叶发现，其早先处理货币问题的成功经验，难以用来缓解，因白银不足而造成的严重通货紧缩。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大清经世官员和学者，想到了用官铸制钱来取代白银。
制钱不适于跨地区长途贸易和批发贸易，他们提出了解决措施。
一是发行“钱钞”，即以制钱计价的纸币。一是铸“大钱”，即铸造大面值的铜钱，当十文、当五十文、当百文、当五百文，甚至当千文的大钱。
清政府对发行纸钞极不情愿，因为纸币在中国历史上的记录，可谓毁誉参半。
拥护者常常会引述南宋（1127-1279）时期，纸币的积极作用，反对者则会提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纸币过度发行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
针对铸造大面额铜钱的建议，户部官员认为，这些铜钱的面值与实际含铜量之间的巨大差异，将会诱发令政府防不胜防的私铸铜钱现象。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大清政策讨论尚未形成任何具体意见。
当年11月，清政府户部的白银库存只剩下187万两。政府收入几乎无法支付1851年战争和河工总计超过3000万两白银的特别开支。
捐纳制度不足以解决财政困难，清政府被迫寻找新的出路。通过铸造计量银币，来增加收入的措施被再次提起。
这些年间严重的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最终在1851年触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并给清政府带来增加军费的压力。
从1851年开始，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广东、福建和西南地区爆发的其他小规模起义，大清开销的军费总额高达上亿两白银。
19世纪50年代，大清年收入仅约4000万两。为了应付困境，清政府除了开始征收间接消费税外，还试图通过发行纸币，铸造贬值的铜钱甚至铁钱来弥补赤字。
大清纸钞的发行，在石达开汉王币的冲击下，彻底失败了。清政府于1864年废止了纸钞，继续实行原有的分散型财政制度。
当时大清有些官员，发行纸钞只是孤注一掷的“通胀融资”（inflationaryfinancing）的一个例子。
19世纪50年代以后，各地编纂的地方志，大多没有提到大清纸钞。纸钞未能流通，意味着清政府没有从纸钞发行中获得经济利益。
这与石达开的汉王币成功流通形成了鲜明对比，石达开刚发行就用军队，保证了纸币的流动性。
国家发行的纸币与民间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有着根本的差异。国家在其领土内，可以利用政治权力赋予其发行的纸币以法定货币的地位。因此，不可兑换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纸币的失败。
那为什么19世纪50年代的清政府，甚至无法迫使自己的军队和督抚，接受政府发行的纸币呢？
18世纪中叶以后，清政府在粮食贸易、煤炭开采等领域，针对市场和商人的采用实际政策。这些政策显示，清政府官员愈来愈认识到，市场运作的重要性。
事实上，1853年前的大清货币改革计划条理清晰，推进谨慎。清政府发行的纸币，分别以在经济生活中使用的白银和制钱计价。
大清中央和省级财政官员都明白，官府发行的纸钞要获得成功，需要能够在商业交易中得以流通。
为了确保纸币的价值，清政府在城市和主要市镇设立了官钱局，这是在储备金基础上，发行和流通纸钞的金融中介机构。
大清政府动员民间金融商，以当时的钱庄模式来管理这些机构，并试图利用公款支持其运作。然而，这项制度建设的尝试未能成功。
为什么大清19世纪50年代发行的不兑换纸币失败了呢？为什么大清发行纸币，没有像石达开那样，成为激励国家当权者，寻求财政集中管理的动力呢？
18世纪中叶以后，清政府在处理货币问题上，尊重市场的政策框架，这对其渐进流通纸币的计划，至关重要。
然而，这种渐进的方法，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在经济核心地区，长江中下游发生的残酷战争，打乱了地区间的私人金融和贸易网络，扰乱了正常的财政运作。
在太平天国要扫灭清妖的状况下，银票（即以白银计价的纸钞）流通十分困难。
清政府官员在1855年之前，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来流通银票，反而决定采用，以制钱计价的宝钞代替银票。
这是清政府认真地尝试用铜本位制，替换银本位制，并用钞票作辅助手段。
19世纪20年代以来，大清经世学派的官员和学者深入讨论。而“改（银）票用（宝）钞”这一决定，对保证纸币可兑换的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50年代，面对太平军战争威胁下，清政府不能用粮食或食盐，来担保纸币的价值，只能用铜钱来兑换纸币。
此外，跨地区运输，大量笨重而低价的铜钱极其困难，大清中央很会甩锅，将宝钞兑换的问题转嫁给各省政府。
对以制钱为单位的纸币的依赖，使兑换工作高度分散。在这样的战时经济运作中，清政府显然难以建立集中的财政制度，以保障纸币的价值。
清政府失败的纸币试验表明，要使制度建设持续迈向集中化，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例如繁荣的跨地区贸易和全国性的金融网络。
18世纪的清政府在管理货币、规范金融市场方面的经验，对其19世纪50年代货币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
维持银两和制钱之间1∶1000的官方兑换价，是清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
18世纪初，清政府对“钱贵银贱”现象，（即制钱相对于银两的高价值）非常关注。
乾隆在位时期（1736-1796），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来管理货币。
首先，大清政府的目标，是保持白银与制钱之间的供需平衡，而不是依靠严厉的行政手段进行控制。
例如，1两白银只能兑换约700到800文制钱，清政府下令各省开铸制钱，希望增加新铸制钱的产量，来提高银两的相对价值。
出于同样的考量，大清中央政府还下令将地方政府存留的制钱，定期投放到市场以兑换白银。
当然还有行政干预手段，如禁止跨地区运输制钱、限制私营商铺和当铺囤积制钱等。
但这些行政手段，清政府视为缓解经济生活中，制钱短缺的“权宜之计”，而非“经久可行”的措施。
其次，清政府对商人的利润动机，采取了现实的态度，认为强迫私人经营者，遵守与其经济利益相抵触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
18世纪中叶，清政府的财政官员已经注意到，“铜贵钱重，则有私营销毁之弊；铜贱钱轻，即滋私铸射利之端”。
换言之，当制钱中铜的市场价值较高的时候，常有人将官铸制钱熔化取铜。而当制钱中铜的价值低于铜钱的面值时，常有人伪造官铸制钱以牟利。
1736年年初，一份题为“奏请弛铜禁，以资鼓铸，以便民生”的奏折中，户部尚书兼内务府总管海望指出，这两种行为与铜的市场价格密切相关。
海望认为，是以钱文轻重，必须随铜价之低昂而增减之，庶可杜私毁私铸，不必屑于禁铜之末，即政府应该取消对铜的贸易、生产的限制，根据市场价格来调整制钱中的含铜量。
禁止私人使用铜器，或销售铜的所谓铜禁政策，户部尚书署理湖广总督史贻直进一步论证道，“铜禁适得其反，禁铜愈严，铜价愈昂，而私销制钱之获利愈高”。
史贻直的奏折，得到了乾隆帝“明晰妥协，情理允当，朕嘉悦览之”的激赏。
由于经常调整制钱的含铜量，不具备可行性，如何增加铜的供应量，以降低市场上的铜价成了政策关注的焦点。
为此，清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鼓励私人投资，向民间商人开放，国家控制的铜矿和铜贸易。
这么做的目的，是增加市场上铜的供应量，这不仅可以用于国家铸造制钱，而且可以满足民间社会对铜的需求。
这些措施与雍正在位时期（1723-1735），政府试图对铜实施国家垄断的铜禁政策，有着根本的不同。
为了满足各地对制钱的不同需求，大清中央给予了各省，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以决定其铸造制钱中铜的含量和成色。
18世纪70年代以后，云南铜矿产量大幅提高，铜和制钱的短缺得到了缓解。白银和制钱的市场兑换率，接近官方的1∶1000。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重申了国家对铸币的主权，改变了以往对私铸铜钱（即所谓私钱或小钱）的容忍态度，下令将其兑换成官铸制钱。
清政府也意识到私人信贷工具，汇票和本票使用的日益增加。
19世纪上半叶，城市的钱商、当铺，甚至米铺、盐铺经常发行以制钱计价的私人本票（即钱票），用于日常交易。
1836年，清廷征求各省督抚对这一现象的看法。大多数议复都确认，私人钱票和汇票对经济生活的重要，认为禁止私人票据毫无必要，甚至是有害的。
各督抚建议进一步规范私人票据的发行，以确保其信用，防止蓄意欺诈。
官府规定，只允许信誉卓著的商人，发行私人票据，并规定发行票据，必须由其他商铺以“联名互保”的方式共同担保。
在处理私人票据兑换，遇到的法律纠纷时，清政府慎重区分了有意欺诈和流动性不足，导致无法兑现这两种不同的情况。
如果钱庄无法兑换，其所发行的票据时宣布破产，大清政府通常会给它一段时间，将存款退还给客户。如果它能做到，就不会受到惩罚。
清政府在19世纪上半叶发现，其早先处理货币问题的成功经验，难以用来缓解，因白银不足而造成的严重通货紧缩。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大清经世官员和学者，想到了用官铸制钱来取代白银。
制钱不适于跨地区长途贸易和批发贸易，他们提出了解决措施。
一是发行“钱钞”，即以制钱计价的纸币。一是铸“大钱”，即铸造大面值的铜钱，当十文、当五十文、当百文、当五百文，甚至当千文的大钱。
清政府对发行纸钞极不情愿，因为纸币在中国历史上的记录，可谓毁誉参半。
拥护者常常会引述南宋（1127-1279）时期，纸币的积极作用，反对者则会提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纸币过度发行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
针对铸造大面额铜钱的建议，户部官员认为，这些铜钱的面值与实际含铜量之间的巨大差异，将会诱发令政府防不胜防的私铸铜钱现象。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大清政策讨论尚未形成任何具体意见。
当年11月，清政府户部的白银库存只剩下187万两。政府收入几乎无法支付1851年战争和河工总计超过3000万两白银的特别开支。
捐纳制度不足以解决财政困难，清政府被迫寻找新的出路。通过铸造计量银币，来增加收入的措施被再次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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