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英国人的和平外交
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与清政府签署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军事进攻逐步转向依据条约，以“和平”手段来攫取中国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清朝中央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由坚持对外主和派人物起主导作用。
在鸦片战争后最初6年里，清朝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相安无事”的局面。
但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起，中英之间又出现了新的争端，关系再度恶化。
中英形成争端的第一个问题，是英人广州入城之争。英方对华提出这个问题，最早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
是年十月，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向清朝钦差大臣耆英提出，要求允许，居住在广州城外的英国商民，入居城内。
英方提出这一要求的依据，是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款，但实际上，该条约所载条文内容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从上述中文条款看，清廷同意的是英国驻华领事，而普通的英国移民，只能居住于中国五处港口，没有入居城内的权利。
显然，英方是在蓄意引申《南京条约》的条款，以此争取额外的利益。
清廷当然知道英方的用意，是年底，恰好为清朝向英国缴纳最后一笔鸦片战争赔款，按照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交清赔款后，英国应将其占领的浙江舟山群岛，归还中国。
德庇时以全面履行中英《南京条约》为借口，将入居广州城，与归还舟山联系到一起，声称如不允许英人入居广州城，英国就不归还舟山群岛。
两广总督耆英通过暗中活动，承诺两年后让英人进城，从而再次取得英方对其处境的“理解”，同意“暂缓入城”。
但清廷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被迫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同意签署的英军《退还舟山条约》，第一次肯定了英国人的入城权利。
道光二十八年（1848），原英国新加坡总督文翰，接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上任后，照会接替耆英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要求清延按先期承诺允准英人入城。
但徐广缙不顾前此耆英的许诺，对英人入城要求给予拒绝。英方唯恐强行入城，难以获得实际利益，并可能酿成激烈冲突。
而当时又忙于欧洲战争，一时难以抽出大规模兵力，来华组织新的战争，遂决定采取迁回策略，暂时搁置入城要求，去争取其他方面的利益。
但英方声称，“两国之间，将来无论发生，任何对中国不利的事件，其过失都在中国政府方面。”
徐广缙等人根本不清楚，英方的战略构想，将其在入城问题上的暂时退却，错误地视为自己的一次重大胜利。
道光帝还下令将上海、天津和南京三地督抚、道台官员拥有的外事处理权，一并移交给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
道光帝对徐广缙、叶名琛的奖赏，和国家外事权向广东集中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徐广缙的盲目排外的情绪，减弱了外交政策上的弹性，表现出清朝的对外政策又从缓和为主急剧向强硬转变。
英方迂回战略的实施，清朝对外政策重新转为盲目强硬，预示着中英之间的对抗将更为激烈。
华夏四年三月，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会同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一起来到广州求石达开会见谈判“修约”。
所谓“修约”，就是要修改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
英国公使带头提出，这一要求，在道光二十四年中法《黄埔条约》，第三十五款中，日后大法兰西皇上若有应行更易之处，当就互换章程，年用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
另在同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亦有类似条文。英方认为，虽中英《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中没有这样的字样。
英国援引《虎门条约》，清朝将来“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片面最惠国待遇），认为英国可以自动获得这一权利。
英方凭借这一“依据”，认为到华夏四年，中英《南京条约》已经签署12年，“理应进行修改”。
这是英国制造的又一个侵略借口，《虎门条约》中有“一体均沾”条款，《虎门条约》系通商条约，两国通商时，给予英方的一种特殊经济待遇，清朝又给了对方新的优惠。
英国据此提出同样的要求，有不平等条约的法理遵循。而《南京条约》属于双边政治性和约，非一般性的通商条约，并且无修改约定。
英方要求按“十二年修改”原则，重修《南京条约》，是明显站不住脚的。
中英签署的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生效后，英方已经获得了，期待已久的进入中国通商口岸，开展商业贸易的特权，中国的商品市场已被英国打开。
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输华商货年度总值，已由道光二十二年的969581英镑，增加到2394827英镑。
然而，从道光二十六年起，英国对华商品输出的势头，就开始由逐年上升转为渐次下降。
当时英国每年输往印度，商货总值约为900万英镑，而中国人口高于印度3倍，所以英国人估计，年输华商品额，应是输往印度商货值的2倍至3倍。
英国打开中国商品市场，这一光辉灿烂的梦幻，怎么就变成了如此“贫瘠的现实’呢?”
英国工商业团体，就此进行调查研究，最终得出三点原因：第一，是由于英国大量倾销印度鸦片，使中国大部分白银为鸦片所吸收，导致中国缺乏支付能力。
第二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来商品仍具有特别强大的抵制作用。
第三是英方不顾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向中国输入了诸如钢琴、刀叉厨具等商品，这些商品因没有消费市场，造成了大量积压。
从英国资本家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原因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放弃鸦片贸易，英国就失去了一项难以替代的财源，所以不仅不能放弃，而且还要使之合法化。
第三个是英国商品选择问题，自身就能调整，虽然容易解决，但对扭转整体贸易形势影响不大。
因此，英国方面认为，改变中英贸易形势的核心是解决第二个原因，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通过“修约”来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所以，包令等人所提出的四项修约要求中，把扩大开放中国商品市场，放在了突出位置。
大清朝野上下，相庆广州反入城斗争“胜利”的同时，英国开始谋划，向清朝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
道光三十年冬，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列强认为这是大好时机。
起义的迅速发展，起义者信奉的拜上帝教，部分来自西方的基督教，西方殖民者产生了，绕开刚上台的清朝咸丰帝，利用与起义者的“合作”来获取经济利益的幻想。
西方殖民者推迟了向清廷提出要求，全力开辟各种渠道对太平军进行渗透，以争取太平军的“合作”。
华夏三年4月和12月，英国公使文翰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分别乘兵舰访问过天京。
西方列强与清朝正在打和拉的阶段，还不曾找到侵略中国的走狗，而太平天国革命方兴未艾，也不得不采取等待一些时候的政策，伪装中立，以与太平天国周旋。
军事进攻逐步转向依据条约，以“和平”手段来攫取中国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清朝中央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由坚持对外主和派人物起主导作用。
在鸦片战争后最初6年里，清朝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相安无事”的局面。
但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起，中英之间又出现了新的争端，关系再度恶化。
中英形成争端的第一个问题，是英人广州入城之争。英方对华提出这个问题，最早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
是年十月，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向清朝钦差大臣耆英提出，要求允许，居住在广州城外的英国商民，入居城内。
英方提出这一要求的依据，是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款，但实际上，该条约所载条文内容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从上述中文条款看，清廷同意的是英国驻华领事，而普通的英国移民，只能居住于中国五处港口，没有入居城内的权利。
显然，英方是在蓄意引申《南京条约》的条款，以此争取额外的利益。
清廷当然知道英方的用意，是年底，恰好为清朝向英国缴纳最后一笔鸦片战争赔款，按照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交清赔款后，英国应将其占领的浙江舟山群岛，归还中国。
德庇时以全面履行中英《南京条约》为借口，将入居广州城，与归还舟山联系到一起，声称如不允许英人入居广州城，英国就不归还舟山群岛。
两广总督耆英通过暗中活动，承诺两年后让英人进城，从而再次取得英方对其处境的“理解”，同意“暂缓入城”。
但清廷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被迫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同意签署的英军《退还舟山条约》，第一次肯定了英国人的入城权利。
道光二十八年（1848），原英国新加坡总督文翰，接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上任后，照会接替耆英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要求清延按先期承诺允准英人入城。
但徐广缙不顾前此耆英的许诺，对英人入城要求给予拒绝。英方唯恐强行入城，难以获得实际利益，并可能酿成激烈冲突。
而当时又忙于欧洲战争，一时难以抽出大规模兵力，来华组织新的战争，遂决定采取迁回策略，暂时搁置入城要求，去争取其他方面的利益。
但英方声称，“两国之间，将来无论发生，任何对中国不利的事件，其过失都在中国政府方面。”
徐广缙等人根本不清楚，英方的战略构想，将其在入城问题上的暂时退却，错误地视为自己的一次重大胜利。
道光帝还下令将上海、天津和南京三地督抚、道台官员拥有的外事处理权，一并移交给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
道光帝对徐广缙、叶名琛的奖赏，和国家外事权向广东集中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徐广缙的盲目排外的情绪，减弱了外交政策上的弹性，表现出清朝的对外政策又从缓和为主急剧向强硬转变。
英方迂回战略的实施，清朝对外政策重新转为盲目强硬，预示着中英之间的对抗将更为激烈。
华夏四年三月，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会同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一起来到广州求石达开会见谈判“修约”。
所谓“修约”，就是要修改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
英国公使带头提出，这一要求，在道光二十四年中法《黄埔条约》，第三十五款中，日后大法兰西皇上若有应行更易之处，当就互换章程，年用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
另在同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亦有类似条文。英方认为，虽中英《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中没有这样的字样。
英国援引《虎门条约》，清朝将来“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片面最惠国待遇），认为英国可以自动获得这一权利。
英方凭借这一“依据”，认为到华夏四年，中英《南京条约》已经签署12年，“理应进行修改”。
这是英国制造的又一个侵略借口，《虎门条约》中有“一体均沾”条款，《虎门条约》系通商条约，两国通商时，给予英方的一种特殊经济待遇，清朝又给了对方新的优惠。
英国据此提出同样的要求，有不平等条约的法理遵循。而《南京条约》属于双边政治性和约，非一般性的通商条约，并且无修改约定。
英方要求按“十二年修改”原则，重修《南京条约》，是明显站不住脚的。
中英签署的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生效后，英方已经获得了，期待已久的进入中国通商口岸，开展商业贸易的特权，中国的商品市场已被英国打开。
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输华商货年度总值，已由道光二十二年的969581英镑，增加到2394827英镑。
然而，从道光二十六年起，英国对华商品输出的势头，就开始由逐年上升转为渐次下降。
当时英国每年输往印度，商货总值约为900万英镑，而中国人口高于印度3倍，所以英国人估计，年输华商品额，应是输往印度商货值的2倍至3倍。
英国打开中国商品市场，这一光辉灿烂的梦幻，怎么就变成了如此“贫瘠的现实’呢?”
英国工商业团体，就此进行调查研究，最终得出三点原因：第一，是由于英国大量倾销印度鸦片，使中国大部分白银为鸦片所吸收，导致中国缺乏支付能力。
第二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来商品仍具有特别强大的抵制作用。
第三是英方不顾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向中国输入了诸如钢琴、刀叉厨具等商品，这些商品因没有消费市场，造成了大量积压。
从英国资本家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原因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放弃鸦片贸易，英国就失去了一项难以替代的财源，所以不仅不能放弃，而且还要使之合法化。
第三个是英国商品选择问题，自身就能调整，虽然容易解决，但对扭转整体贸易形势影响不大。
因此，英国方面认为，改变中英贸易形势的核心是解决第二个原因，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通过“修约”来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所以，包令等人所提出的四项修约要求中，把扩大开放中国商品市场，放在了突出位置。
大清朝野上下，相庆广州反入城斗争“胜利”的同时，英国开始谋划，向清朝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
道光三十年冬，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列强认为这是大好时机。
起义的迅速发展，起义者信奉的拜上帝教，部分来自西方的基督教，西方殖民者产生了，绕开刚上台的清朝咸丰帝，利用与起义者的“合作”来获取经济利益的幻想。
西方殖民者推迟了向清廷提出要求，全力开辟各种渠道对太平军进行渗透，以争取太平军的“合作”。
华夏三年4月和12月，英国公使文翰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分别乘兵舰访问过天京。
西方列强与清朝正在打和拉的阶段，还不曾找到侵略中国的走狗，而太平天国革命方兴未艾，也不得不采取等待一些时候的政策，伪装中立，以与太平天国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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