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老毛奇可是天才
石达开看好普鲁士的同时，还要求外交部长穆帅搞来老毛奇。
1800年10月26日，毛奇生于梅克伦堡易北河畔的小城帕希姆，祖上是容克贵族，父亲当过普鲁士军官，母亲来自卢卑克的商人家庭。
同不少容克家庭一样，十九世纪初，毛奇家的经济也破产了。拿破仑战争的打击，施泰茵解放农奴的改革，普鲁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领主经济急剧衰落下去。
毛奇的父亲迁居当时丹麦属下的霍尔施坦，并在丹麦军队中服役。
1809年毛奇8岁时，被送到霍尔施坦的乡村牧师处受教育。两年以后，被送进哥本哈根皇家军校。
1817年他获皇家近卫军少尉衔，军校长期野蛮的“棍棒教育”，毛奇的身心遭到“无法医治的创伤”。
他给弟弟的信中写道，经济上的匮乏和穷困使他变得愤世嫉俗。这个瘦长的、有着浅色头发和蓝色眼睛的青年军官，变得出奇的缄默寡语。他爱思索，冷眼观察世界和自己的前途。
1821年在参观柏林后，他确信小小的丹麦不是他的用武之地，而普鲁士才是他施展宏图之处。
1822年3月，毛奇通过考试获得普鲁士军籍，成为驻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第八近卫师的少尉军官。
一年以后，他又通过考试，进入普鲁士军事学院。他受到许多学科——包括语言学的教育。
他对卡尼茨的《战争史》，埃尔曼的《物理学》，特别是对里特尔的《地理学》感兴趣。
不知疲倦的学习使他的健康受到损害，不得不中途辍学疗养。
1826年，他回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师部，担任教学工作。由于经济拮据，他开始写小说和军事论文。
毛奇在1828年，发表了《论军事测绘大纲》。因而调到柏林总参谋部，所属的地形测量署工作。
普鲁士亲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对总参谋长曾说道：“不要小看这个瘦得像铅笔的年青人，他确实有东西。”
1834年，毛奇升为上尉。这年11月，他到达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名义上是休假，实际上是受命出使，帮助土耳其进行军事改革，加强普鲁士在土耳其的影响。
毛奇作为顾问，帮助苏丹政府拟订建立国防军的计划。视察达达尼尔阵地，并提出改进设施，勘察巴尔那要塞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等。
毛奇特别详尽地勘察了，伊斯坦布尔及其四郊，绘制了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地形图。
1839年6月，土耳其同埃及发生战争，遭到失败，普鲁士军官也被迫离土回国。
毛奇在土耳其军队中任职4年多，后于9月到达维也纳，写了《论1839年夏季的土埃战争》的文章。
他开始考虑，在一个新的时期，一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战略和策略应该是怎么样的？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欧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大规模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使欧洲和德国的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
毛奇的宦途并不顺利，1842年才升为少校，在柏林第四军参谋部供职。这时，他参加汉堡铁路的管理，使他有机会观察铁路、技术在战争中能起什么作用。
1844年，毛奇完成军事论文《1828和1829年的俄土战争史》，考察了俄国在战争中的目的、政策和作用，把战争同政治联系起来。
1845至1846年，毛奇作为普鲁士亨利亲王的副官住在罗马。除了写军事论文外，他还绘制了详细的罗马地形图。
平淡的职务调动和写文章的生活，满足不了毛奇的野心。他要当指挥官，而不是被指挥的。
“如果我有一块地盘，我自己是主人，那该多好啊！”当时他希望成为一个军的参谋长，试验他的一些设想。
“普鲁士必须成为德国之首”，德国要成为欧洲强国，但必须用武力来排除统一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用战争手段来维护国家的生存、独立和尊严”。因此，他一方面反对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把民主派说成是普鲁士最凶恶的敌人，要求用武力来恢复秩序。
“自由有时产生于秩序，但秩序决不会产生于自由”，他希望普鲁士掌握统一的旗号，进行军事改革，反对欧洲其他大国的阻挠和破坏。
他详细地研究过拿破仑战争，承认拿破仑无可比拟的军事才能。但他认为，拿破仑缺少完整的战争体系，凭着个人的筹划和决心指挥作战。
毛奇是克劳塞维茨的学生，对重大的战争和战役都进行政治分析。但是这个学生，更多地着眼于战争，把战争作为决定性的手段，认定政治目标一旦确定，政治就让位于战争，政治不得妨碍战争的进程，直到战争结束。
在毛奇那里，很少有什么“绿桌战略”，通过谈判达到目标的考虑。在这样一些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毛奇军事思想。
军队要有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在战争时期应当成为总司令，“唯一的顾问”，由它制订战略和策略，协调军力和物力，统一军事行动的指挥。
军队必须把技术革命引入战争，不仅要更新军队的装备，把老式的铳膛枪炮，换成新式的后膛击发枪炮，要把铁路和电报，用于战争目的。
大规模的铁路建造，能加快军队的动员和部署，保证部队的调动和接应。
铁路和电报，克服了以往的给养限制、季节限制和传递限制，而且在短期内，把大量的兵力和装备投入某个战场，形成优势兵力，完成战略部署。
毛奇提出了所谓“普鲁士的铁路政治”，把铁路、电报乃至刚刚出现的系留汽球，都作为战略行动的辅助手段，并把一系列科学如统计学，国民经济学，地理学，测量学等用于战争。
军队对总参谋部军官，进行教育和训练，以适应新的战略和执行新的战争计划。统帅部规定战略目标，而执行方式由各军自己决定，要求充分发挥主动性。
毛奇制定了一套所谓“通用指令”，代替以往生硬的“作战命令”。
军队要进攻至上，但必须“先思而后行”。进攻是毛奇的军事原则，而“先思而后行”是取得进攻胜利的保证。
“军队开始行动时，应把政治的、地理的和国家的各个方面考虑在内”，要求在战前极其细心、详尽、谨慎、周密地规划和拟订作战计划、部署和行动。
一当战争开始，就采取攻势。毛奇主张先发制人的快速进攻战，反对防守战略。
1800年10月26日，毛奇生于梅克伦堡易北河畔的小城帕希姆，祖上是容克贵族，父亲当过普鲁士军官，母亲来自卢卑克的商人家庭。
同不少容克家庭一样，十九世纪初，毛奇家的经济也破产了。拿破仑战争的打击，施泰茵解放农奴的改革，普鲁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领主经济急剧衰落下去。
毛奇的父亲迁居当时丹麦属下的霍尔施坦，并在丹麦军队中服役。
1809年毛奇8岁时，被送到霍尔施坦的乡村牧师处受教育。两年以后，被送进哥本哈根皇家军校。
1817年他获皇家近卫军少尉衔，军校长期野蛮的“棍棒教育”，毛奇的身心遭到“无法医治的创伤”。
他给弟弟的信中写道，经济上的匮乏和穷困使他变得愤世嫉俗。这个瘦长的、有着浅色头发和蓝色眼睛的青年军官，变得出奇的缄默寡语。他爱思索，冷眼观察世界和自己的前途。
1821年在参观柏林后，他确信小小的丹麦不是他的用武之地，而普鲁士才是他施展宏图之处。
1822年3月，毛奇通过考试获得普鲁士军籍，成为驻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第八近卫师的少尉军官。
一年以后，他又通过考试，进入普鲁士军事学院。他受到许多学科——包括语言学的教育。
他对卡尼茨的《战争史》，埃尔曼的《物理学》，特别是对里特尔的《地理学》感兴趣。
不知疲倦的学习使他的健康受到损害，不得不中途辍学疗养。
1826年，他回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师部，担任教学工作。由于经济拮据，他开始写小说和军事论文。
毛奇在1828年，发表了《论军事测绘大纲》。因而调到柏林总参谋部，所属的地形测量署工作。
普鲁士亲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对总参谋长曾说道：“不要小看这个瘦得像铅笔的年青人，他确实有东西。”
1834年，毛奇升为上尉。这年11月，他到达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名义上是休假，实际上是受命出使，帮助土耳其进行军事改革，加强普鲁士在土耳其的影响。
毛奇作为顾问，帮助苏丹政府拟订建立国防军的计划。视察达达尼尔阵地，并提出改进设施，勘察巴尔那要塞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等。
毛奇特别详尽地勘察了，伊斯坦布尔及其四郊，绘制了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地形图。
1839年6月，土耳其同埃及发生战争，遭到失败，普鲁士军官也被迫离土回国。
毛奇在土耳其军队中任职4年多，后于9月到达维也纳，写了《论1839年夏季的土埃战争》的文章。
他开始考虑，在一个新的时期，一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战略和策略应该是怎么样的？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欧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大规模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使欧洲和德国的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
毛奇的宦途并不顺利，1842年才升为少校，在柏林第四军参谋部供职。这时，他参加汉堡铁路的管理，使他有机会观察铁路、技术在战争中能起什么作用。
1844年，毛奇完成军事论文《1828和1829年的俄土战争史》，考察了俄国在战争中的目的、政策和作用，把战争同政治联系起来。
1845至1846年，毛奇作为普鲁士亨利亲王的副官住在罗马。除了写军事论文外，他还绘制了详细的罗马地形图。
平淡的职务调动和写文章的生活，满足不了毛奇的野心。他要当指挥官，而不是被指挥的。
“如果我有一块地盘，我自己是主人，那该多好啊！”当时他希望成为一个军的参谋长，试验他的一些设想。
“普鲁士必须成为德国之首”，德国要成为欧洲强国，但必须用武力来排除统一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用战争手段来维护国家的生存、独立和尊严”。因此，他一方面反对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把民主派说成是普鲁士最凶恶的敌人，要求用武力来恢复秩序。
“自由有时产生于秩序，但秩序决不会产生于自由”，他希望普鲁士掌握统一的旗号，进行军事改革，反对欧洲其他大国的阻挠和破坏。
他详细地研究过拿破仑战争，承认拿破仑无可比拟的军事才能。但他认为，拿破仑缺少完整的战争体系，凭着个人的筹划和决心指挥作战。
毛奇是克劳塞维茨的学生，对重大的战争和战役都进行政治分析。但是这个学生，更多地着眼于战争，把战争作为决定性的手段，认定政治目标一旦确定，政治就让位于战争，政治不得妨碍战争的进程，直到战争结束。
在毛奇那里，很少有什么“绿桌战略”，通过谈判达到目标的考虑。在这样一些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毛奇军事思想。
军队要有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在战争时期应当成为总司令，“唯一的顾问”，由它制订战略和策略，协调军力和物力，统一军事行动的指挥。
军队必须把技术革命引入战争，不仅要更新军队的装备，把老式的铳膛枪炮，换成新式的后膛击发枪炮，要把铁路和电报，用于战争目的。
大规模的铁路建造，能加快军队的动员和部署，保证部队的调动和接应。
铁路和电报，克服了以往的给养限制、季节限制和传递限制，而且在短期内，把大量的兵力和装备投入某个战场，形成优势兵力，完成战略部署。
毛奇提出了所谓“普鲁士的铁路政治”，把铁路、电报乃至刚刚出现的系留汽球，都作为战略行动的辅助手段，并把一系列科学如统计学，国民经济学，地理学，测量学等用于战争。
军队对总参谋部军官，进行教育和训练，以适应新的战略和执行新的战争计划。统帅部规定战略目标，而执行方式由各军自己决定，要求充分发挥主动性。
毛奇制定了一套所谓“通用指令”，代替以往生硬的“作战命令”。
军队要进攻至上，但必须“先思而后行”。进攻是毛奇的军事原则，而“先思而后行”是取得进攻胜利的保证。
“军队开始行动时，应把政治的、地理的和国家的各个方面考虑在内”，要求在战前极其细心、详尽、谨慎、周密地规划和拟订作战计划、部署和行动。
一当战争开始，就采取攻势。毛奇主张先发制人的快速进攻战，反对防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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