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六章·自创法家
法家最著名的书籍莫过《商君书》、《韩非子》。
姬龄少年时曾叛逆的认为，律法是对人性的束缚，因而研究过古代律法和现代法理。
不得不说，律法看似束缚人性，但实则人永远无法直面人性，因为人性太过残酷，人在自然学会的知识、生存，但也学会如何在残酷面前做出选择。
商君书中，商鞅强调，国家想要强盛，就必须施行愚民弱民政策。
商君提出驭民策略有五术，分别为：愚、贫、疲、辱、弱。
即是，让多数的国民不能通识教育、使之愚钝；让无爵百姓生活穷困、使之贫穷；让绝大多数国民与土地相捆绑、使之疲劳；对全部的国民实行渐进的侮辱、压迫精神；让所有的国民对于权威怀有无限的敬畏，使之软弱。
在这样的措施下，百姓就会失去造反的能力，转而变得麻木，像一个机器一样的听从国家的指挥。
秦君叫他们作战，他们就奋勇作战，秦君叫他们耕作，他们就像牛马一样为国家生产粮食。
不过过分压迫势必会导致反弹，介时整个秦国的统治者将面临着与秦国人民为敌。
与此同时，给出一条，也是几乎唯一一条变得富强、变得不再那么受穷受欺负的道路——军功爵制。
譬如捕捉飞鸟野兽时候的围三缺一，也像是驯养家犬时候的骨头铁鞭。
如此，驯养出足够听话、足够老实、足够麻木、足够怯懦、也足够英勇的国人。
很诡异的办法，看似自相矛盾，但是施行起来，就是会有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实效。
但这种制度无疑是有效的，至少整个战国时期，秦国凭借秦法、秦人、军功爵制三大武器，统一了整个天下。
可以说秦国之所以能够在战国时期有着强悍的战力，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秦法、秦人、军功爵制。
法家的思想是一剂猛药，也是符合战国统一集权的历史规律，但它也有着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这是许多商鞅、秦孝公，甚至是整个战国时代都有的问题。
当他们处于这个时代时，你不要求他们的眼光跳跃出自己的时代。
哪怕是马克思本人，他依然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
不过姬龄的历史局限性就远超两千多了的，他清楚的知道商君与法家、儒家思想的局限性及其短板。
但儒家是他的夫子创立的，眼下整个儒学体系还在构建之中。
孔夫子闭关两年有余，也修订了《易经》，对《易》作了注释。
而法家更是连影子都没有，现如今兵家祖师孙武还吴国，他在姬龄的提点下，一边整理心得，一边征伐南方。
医家到是有了进步性发展，不仅编撰整理《黄帝内经》，还在发展外科，子豹甚至画出了人体解剖图、并指出了此前巫医对人体的错误认知。
甚至提出“悬壶济世，救治疾病，医者之心，不分贵贱”的思想原则。
扁鹊的此举倒是让孔丘、太宰穆等一众有名的学者，纷纷赞扬他品德高尚，言行可留青史。
章恪甚至还为扁鹊留下一篇史录，并传书天下，甚至就连周太史也将这篇文章收录进了王室的藏书室。
法家的人还没有出现，但法家的思想、做法，却被姬龄搬到了卫国。
姬龄已经二十二岁了，他已经等不到法家的人才主动入毂了。
于是他决定，抽出时间，自己编写法家典籍。
“从我开始，此后我便是法家之祖，法家之人必须修习我的典籍！”
昔管子曰：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今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俱，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
今礼乐之治，王道难布，天下纷争，诸侯之所以并起，在于法度不言，臣责不明，虽有礼乐，然君王不行，贪乐而滥用天权，暴征民力也。
当此之时，立法陈规，制宪张律，施行法治，以法治国，以律理政，凡律令之条，必依国情。
此为制法之先，强国之本。
立法意在惩恶扬善，使民遵法，官府守纪，官民不相害，政令出律，信服于众，民得安养。
刑不避大夫，礼不下庶人，此谓之法理，法律森严，臣民上下皆平等，不论其心，只论其行，有罪获罚，有功得赏，君道昭彰也！
士有罪不罚，势必使国失信于民，国威不在；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
治国之君，非明察秋毫，知晓种种，然必以选贤举能为先，臣有过当罚，氓隶有功当赏，此功赏之责，国所以得治，兴也！
……
姬龄的古文水平已经得到提高，他编撰自己的思想的时候，才思泉涌，在一个立法者的口吻，讲述自己立法，并以法治国的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是礼乐已经不能治理国家，诸侯也不再遵守周礼，因此他采用以法治国，威严的律法监督臣民去遵守律法。
姬龄在《法言》中还论述了立法的原则，必须要依照国情，制定好律法。
一部好的律法，要兼顾惩恶扬善的同时，使得百姓去遵守律法，官府遵守官纪，官民不互相敌视、迫害对方。而地方官吏出台政令时，必须要不违背律法，这才人人们信服，百姓得到安全的环境和生养。
当然制定律法，不是摆设，士大夫违背律法，也要依照律法审判；低贱出身的奴隶，有功于国家社稷，也要得到赏赐，这律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在《法言》中姬龄还提出了加强中央集权，主张废除世卿世禄的同时，又确认了与封建等级相适应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在律法之下，诸侯士大夫权力义务互不相侵，士大夫有违背礼制时，其行为已经是‘逾制’，君王可依照罪行，按照相应的律法处理。
譬如使用了不合礼制穿的衣服，不该用鼎簋就食，可以处以罚金、罢官废爵、囚禁等刑罚。
再有使用不合礼制的音乐、舞蹈、祭品祭祀，可以处以罢官废爵、囚禁、贬为奴隶等刑罚。
还有公然无视君王，践踏礼制，使用天子礼乐、车驾、衣服、藐视君威，威信君王，胁迫、刺杀君王的，一律处以死刑，夷三族。
一个国家的治理，不应该讲究要不要相仿上古圣王，因为他们那个时代已经与今时大不相同；但对于高尚的道德和敬老的行为，律法应该给予鼓励。
《法言》之中还就官府于百姓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姬龄认为官府于百姓的关系就像水与舟一样，水承托舟，给予舟航行的动力。
而舟必须要有方向、目标，带领水朝大海航行；有时候水会给予阻力，有时候水很汹涌，导致洪灾，这时候就需要船夫和船员，疏通水情。
如果官府不能带领百姓过上好日子，甚至压迫百姓，与逆水而行，势必会水打翻淹没。
法言之后，是对律法总结，姬龄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具备《罪法》、《吏法》、《民法》、《立法》四种。
既审理刑案，如何定罪；监察官员，规定官吏的权力与义务；规定百姓的权力与义务，约束百姓的行为，民事纠纷、侵权等；立法的程序与步骤，以及公布法律、修改完善法律。
《法言》姬龄只写了一个序章，需要不断充实发展。
《法言》既融合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其中又暗含了现代法学理论。
《法学概论》由姬龄只是选修，所以他并未在自己的书籍中过多论述，反而就如何法律的作用，作了详细说明。
不过姬龄没有过多时间去完善《法言》，反而是将这些工作交给子夏去研究，子夏带领着一群幕僚、士子针对姬龄的《法言》展开了激烈讨论。
甚至是颜回、孔鲤等一众弟子都参与了进来。
姬龄少年时曾叛逆的认为，律法是对人性的束缚，因而研究过古代律法和现代法理。
不得不说，律法看似束缚人性，但实则人永远无法直面人性，因为人性太过残酷，人在自然学会的知识、生存，但也学会如何在残酷面前做出选择。
商君书中，商鞅强调，国家想要强盛，就必须施行愚民弱民政策。
商君提出驭民策略有五术，分别为：愚、贫、疲、辱、弱。
即是，让多数的国民不能通识教育、使之愚钝；让无爵百姓生活穷困、使之贫穷；让绝大多数国民与土地相捆绑、使之疲劳；对全部的国民实行渐进的侮辱、压迫精神；让所有的国民对于权威怀有无限的敬畏，使之软弱。
在这样的措施下，百姓就会失去造反的能力，转而变得麻木，像一个机器一样的听从国家的指挥。
秦君叫他们作战，他们就奋勇作战，秦君叫他们耕作，他们就像牛马一样为国家生产粮食。
不过过分压迫势必会导致反弹，介时整个秦国的统治者将面临着与秦国人民为敌。
与此同时，给出一条，也是几乎唯一一条变得富强、变得不再那么受穷受欺负的道路——军功爵制。
譬如捕捉飞鸟野兽时候的围三缺一，也像是驯养家犬时候的骨头铁鞭。
如此，驯养出足够听话、足够老实、足够麻木、足够怯懦、也足够英勇的国人。
很诡异的办法，看似自相矛盾，但是施行起来，就是会有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实效。
但这种制度无疑是有效的，至少整个战国时期，秦国凭借秦法、秦人、军功爵制三大武器，统一了整个天下。
可以说秦国之所以能够在战国时期有着强悍的战力，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秦法、秦人、军功爵制。
法家的思想是一剂猛药，也是符合战国统一集权的历史规律，但它也有着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这是许多商鞅、秦孝公，甚至是整个战国时代都有的问题。
当他们处于这个时代时，你不要求他们的眼光跳跃出自己的时代。
哪怕是马克思本人，他依然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
不过姬龄的历史局限性就远超两千多了的，他清楚的知道商君与法家、儒家思想的局限性及其短板。
但儒家是他的夫子创立的，眼下整个儒学体系还在构建之中。
孔夫子闭关两年有余，也修订了《易经》，对《易》作了注释。
而法家更是连影子都没有，现如今兵家祖师孙武还吴国，他在姬龄的提点下，一边整理心得，一边征伐南方。
医家到是有了进步性发展，不仅编撰整理《黄帝内经》，还在发展外科，子豹甚至画出了人体解剖图、并指出了此前巫医对人体的错误认知。
甚至提出“悬壶济世，救治疾病，医者之心，不分贵贱”的思想原则。
扁鹊的此举倒是让孔丘、太宰穆等一众有名的学者，纷纷赞扬他品德高尚，言行可留青史。
章恪甚至还为扁鹊留下一篇史录，并传书天下，甚至就连周太史也将这篇文章收录进了王室的藏书室。
法家的人还没有出现，但法家的思想、做法，却被姬龄搬到了卫国。
姬龄已经二十二岁了，他已经等不到法家的人才主动入毂了。
于是他决定，抽出时间，自己编写法家典籍。
“从我开始，此后我便是法家之祖，法家之人必须修习我的典籍！”
昔管子曰：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今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俱，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
今礼乐之治，王道难布，天下纷争，诸侯之所以并起，在于法度不言，臣责不明，虽有礼乐，然君王不行，贪乐而滥用天权，暴征民力也。
当此之时，立法陈规，制宪张律，施行法治，以法治国，以律理政，凡律令之条，必依国情。
此为制法之先，强国之本。
立法意在惩恶扬善，使民遵法，官府守纪，官民不相害，政令出律，信服于众，民得安养。
刑不避大夫，礼不下庶人，此谓之法理，法律森严，臣民上下皆平等，不论其心，只论其行，有罪获罚，有功得赏，君道昭彰也！
士有罪不罚，势必使国失信于民，国威不在；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
治国之君，非明察秋毫，知晓种种，然必以选贤举能为先，臣有过当罚，氓隶有功当赏，此功赏之责，国所以得治，兴也！
……
姬龄的古文水平已经得到提高，他编撰自己的思想的时候，才思泉涌，在一个立法者的口吻，讲述自己立法，并以法治国的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是礼乐已经不能治理国家，诸侯也不再遵守周礼，因此他采用以法治国，威严的律法监督臣民去遵守律法。
姬龄在《法言》中还论述了立法的原则，必须要依照国情，制定好律法。
一部好的律法，要兼顾惩恶扬善的同时，使得百姓去遵守律法，官府遵守官纪，官民不互相敌视、迫害对方。而地方官吏出台政令时，必须要不违背律法，这才人人们信服，百姓得到安全的环境和生养。
当然制定律法，不是摆设，士大夫违背律法，也要依照律法审判；低贱出身的奴隶，有功于国家社稷，也要得到赏赐，这律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在《法言》中姬龄还提出了加强中央集权，主张废除世卿世禄的同时，又确认了与封建等级相适应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在律法之下，诸侯士大夫权力义务互不相侵，士大夫有违背礼制时，其行为已经是‘逾制’，君王可依照罪行，按照相应的律法处理。
譬如使用了不合礼制穿的衣服，不该用鼎簋就食，可以处以罚金、罢官废爵、囚禁等刑罚。
再有使用不合礼制的音乐、舞蹈、祭品祭祀，可以处以罢官废爵、囚禁、贬为奴隶等刑罚。
还有公然无视君王，践踏礼制，使用天子礼乐、车驾、衣服、藐视君威，威信君王，胁迫、刺杀君王的，一律处以死刑，夷三族。
一个国家的治理，不应该讲究要不要相仿上古圣王，因为他们那个时代已经与今时大不相同；但对于高尚的道德和敬老的行为，律法应该给予鼓励。
《法言》之中还就官府于百姓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姬龄认为官府于百姓的关系就像水与舟一样，水承托舟，给予舟航行的动力。
而舟必须要有方向、目标，带领水朝大海航行；有时候水会给予阻力，有时候水很汹涌，导致洪灾，这时候就需要船夫和船员，疏通水情。
如果官府不能带领百姓过上好日子，甚至压迫百姓，与逆水而行，势必会水打翻淹没。
法言之后，是对律法总结，姬龄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具备《罪法》、《吏法》、《民法》、《立法》四种。
既审理刑案，如何定罪；监察官员，规定官吏的权力与义务；规定百姓的权力与义务，约束百姓的行为，民事纠纷、侵权等；立法的程序与步骤，以及公布法律、修改完善法律。
《法言》姬龄只写了一个序章，需要不断充实发展。
《法言》既融合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其中又暗含了现代法学理论。
《法学概论》由姬龄只是选修，所以他并未在自己的书籍中过多论述，反而就如何法律的作用，作了详细说明。
不过姬龄没有过多时间去完善《法言》，反而是将这些工作交给子夏去研究，子夏带领着一群幕僚、士子针对姬龄的《法言》展开了激烈讨论。
甚至是颜回、孔鲤等一众弟子都参与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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