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文治江山
刘恒除了用拉拢的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势外，打击重臣也是他的一项重要措施。
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对大功臣周勃的处理上。
周勃因为拥立刘恒有功，每次退朝后，出来时总是很骄横的样子，似乎不把新帝放在眼里。
而刘恒对他更加有礼，经常目送他离去。
有大臣劝说刘恒，不该对周勃这样重礼，有失君主的身份。
从此，刘恒的神色变得越发严肃，而周勃则越来越敬畏。
周勃的属下及时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引火烧身。周勃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于是辞去了右丞相的职务，汉文帝也很快答应了。
一年后，因为陈平谢世，刘恒任命周勃做丞相，但仅十个月后，他又以列侯应归封国为借口免除了他的相职。
当时，很多的列侯都住在长安，这给京城的粮食供应增加了很多负担，所以，刘恒就下诏命，让列侯们到自己的封国去生活，即使朝廷恩准留在京城，也要将自己的儿子派到封国去。
但很多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留在京城，这使刘恒很生气，便让丞相周勃带头做表率，免了他的丞相职务。
再后来，有人举报周勃身披盔甲，怀有谋反之心，刘恒马上把他抓捕。周勃赶忙通过帝舅薄昭向刘恒说明自己因惧祸才束甲，决无谋反之心的实情。刘恒在重新调查后，没有发现周勃谋反的事实，便释放了他。
刘恒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刘参为太原王，后徙代王；刘揖为梁王。
翌年正月，刘恒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刘恒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帝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同月，刘恒立窦氏为皇后。
由于汉初大力推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开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刘恒的即位，使得刘氏宗室内部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文帝三年，由于认为刘恒在皇位继承后的利益分配不均，济北王刘兴居率先发动叛乱，开启同姓诸侯王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刘恒立刻派兵镇压，叛军很快土崩瓦解，刘兴居被俘自杀。
又三年后，皇弟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刘恒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王位，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刘恒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用激烈的方式去实施《治安策》上的政治构想。他只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
直到文帝十六年，齐文王刘则死，无子嗣位，刘恒趁机将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
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
在民生方面，刘恒以秦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之乐苦对政权安定的意义。其性又节俭，故在位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曾因惜十家之财而罢建露台；因怜吏卒输送之劳而令列侯归于封国，不须留于长安奉朝请；借缇萦救父之事而下诏废肉刑；又诏罢天下田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教大兴，国力日益强盛。
刘恒君臣躬行节俭、励精图治，最终开创出自汉初以来的首个国家繁盛时期。
后元七年六月初一日，刘恒在未央宫逝世，享年四十七岁。群臣上庙号为太宗，谥号孝文皇帝。同年六月初七日，葬于霸陵。
文帝在位期间，军事上一直采取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即位后，将军陈武等提议收取南越和朝鲜，文帝说：“朕能任衣冠，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原，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原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
刘恒对匈奴的国防政策亦是如此。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
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
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
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
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
刘恒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晁错的这个策略。他还在边地建立马苑三十六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汉文帝生前的这一系列措施对汉朝边郡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同时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大汉日后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而此时的韩信，已年逾七十，依然坚守在辽东的土地上，他亲眼见证了这些年大汉国力、军力的稳步提升，尤其是各边郡的人口、戍卒规模显著得到增长，骑兵的战马数量也已远超汉初时期。
韩信预感到在不久的将来，大汉朝廷一定会改变过去对匈奴一味忍让的策略方针，新的大战即将到来……
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对大功臣周勃的处理上。
周勃因为拥立刘恒有功，每次退朝后，出来时总是很骄横的样子，似乎不把新帝放在眼里。
而刘恒对他更加有礼，经常目送他离去。
有大臣劝说刘恒，不该对周勃这样重礼，有失君主的身份。
从此，刘恒的神色变得越发严肃，而周勃则越来越敬畏。
周勃的属下及时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引火烧身。周勃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于是辞去了右丞相的职务，汉文帝也很快答应了。
一年后，因为陈平谢世，刘恒任命周勃做丞相，但仅十个月后，他又以列侯应归封国为借口免除了他的相职。
当时，很多的列侯都住在长安，这给京城的粮食供应增加了很多负担，所以，刘恒就下诏命，让列侯们到自己的封国去生活，即使朝廷恩准留在京城，也要将自己的儿子派到封国去。
但很多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留在京城，这使刘恒很生气，便让丞相周勃带头做表率，免了他的丞相职务。
再后来，有人举报周勃身披盔甲，怀有谋反之心，刘恒马上把他抓捕。周勃赶忙通过帝舅薄昭向刘恒说明自己因惧祸才束甲，决无谋反之心的实情。刘恒在重新调查后，没有发现周勃谋反的事实，便释放了他。
刘恒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刘参为太原王，后徙代王；刘揖为梁王。
翌年正月，刘恒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刘恒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帝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同月，刘恒立窦氏为皇后。
由于汉初大力推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开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刘恒的即位，使得刘氏宗室内部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文帝三年，由于认为刘恒在皇位继承后的利益分配不均，济北王刘兴居率先发动叛乱，开启同姓诸侯王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刘恒立刻派兵镇压，叛军很快土崩瓦解，刘兴居被俘自杀。
又三年后，皇弟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刘恒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王位，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刘恒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用激烈的方式去实施《治安策》上的政治构想。他只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
直到文帝十六年，齐文王刘则死，无子嗣位，刘恒趁机将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
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
在民生方面，刘恒以秦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之乐苦对政权安定的意义。其性又节俭，故在位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曾因惜十家之财而罢建露台；因怜吏卒输送之劳而令列侯归于封国，不须留于长安奉朝请；借缇萦救父之事而下诏废肉刑；又诏罢天下田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教大兴，国力日益强盛。
刘恒君臣躬行节俭、励精图治，最终开创出自汉初以来的首个国家繁盛时期。
后元七年六月初一日，刘恒在未央宫逝世，享年四十七岁。群臣上庙号为太宗，谥号孝文皇帝。同年六月初七日，葬于霸陵。
文帝在位期间，军事上一直采取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即位后，将军陈武等提议收取南越和朝鲜，文帝说：“朕能任衣冠，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原，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原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
刘恒对匈奴的国防政策亦是如此。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
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
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
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
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
刘恒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晁错的这个策略。他还在边地建立马苑三十六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汉文帝生前的这一系列措施对汉朝边郡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同时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大汉日后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而此时的韩信，已年逾七十，依然坚守在辽东的土地上，他亲眼见证了这些年大汉国力、军力的稳步提升，尤其是各边郡的人口、戍卒规模显著得到增长，骑兵的战马数量也已远超汉初时期。
韩信预感到在不久的将来，大汉朝廷一定会改变过去对匈奴一味忍让的策略方针，新的大战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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