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八章 受托带子返 绿皮车断指
我不得不开始相信那本来自KS“玉器一条街”上的风水书了。
偶然路过，看到放在档口的可以免费拿的风水书，好奇地翻过几页，记得在那本书上说：“在今年的农历6月出行，有血光之灾的车祸”我只是没有料到，火车也是“车”。
带孩子赶上的这趟开自和田的车，途经KS，一上到车上，才发现，难怪只有四张坐票，车上连站票都卖光了，每一立方米的空气，都快变成了人肉的质地。
而就在这种混乱之下，我还惦记着，是不是能补一张到AKS下车的卧铺票，哪怕只有一张，让孩子不至于受罪吧。
只记得在人群肉质空气中拨划着前进，“8号车厢、9号车厢”，我实在太过矮小，就在一群肉林中硬挤出条缝，向传说中“补票”的下一节车厢划人肉前进，就在这一拨一划之前，右手指尖一阵剧痛，小指居然被什么夹住了。
我的尖叫声，根本不够尖，只是喷出的血，让旁边的人肉突然也发出了一串叫声，我听不懂的维语，好久，门才开，门里的人根本听不懂汉语，直到被旁边的这位翻译了一下，半天才开了门。
而我好不容易收回来的手指，就象是一颗无核白葡萄，被狠狠踩了一脚，区别的是，葡萄是肉色的，果浆是红色的。
而且最神奇的感受是，手指尖到了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
断了，只剩下一小截皮肉相连。
我就这么高举着“血葡萄”似的手指来回找乘务员，而人肉墙中有嫌弃我把血溅到她裙子上而不满的人，可我都顾不上了，只是高举着我的爆裂了的“葡萄”，我的可怜的小手指，向周围的人要路。
终于，乘务员小姐出现了，她惊讶地发现我手指流血了，就带我又晃了两遍车厢，实在不知道她在晃什么，才又折回她的小乘务员室，取出小急救包，等她开始帮我洒云南白药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骨头可见。是真正的断掉了，只剩下1/4不到的皮肉相连。
她只能把指头翻回到原位，然后简单帮我洒云南白药，用纱布包扎了一下，就送我去到了餐车，开始等列车长过来处理。
根据我知道的常识，不想多流血，手要高过心脏，并且越快接回接好，过了时间，就有可能截肢了。
于是，“时间”是我唯一在意的东西了。
可是，列车长太年轻了，象是只有20出头的小女孩子，她的担心很多，于是，原本我可以在最近的阿图什下车赶回KS最早时间救治的，却不得不跟着车开向巴楚。
从晚上8点半出发，到巴楚，是晚上11点半了，而再从巴楚赶回KS，380公里的路，还需要3个半小时。
一个简短的法庭开始开庭了，列车长带着监控的执法仪，餐厅维吾尔族的服务员充当翻译，夹我的那个维吾尔老汉当被告，就我和坐在餐车的两边，而我一手扶着另一只包扎的手，高举着，等待着列车长的安排。
在等待的时间里，各位路过的看客都给予了最大的观注，他们好奇地看着我，投来同情兼看热闹的眼光，因为他们没有发现他们期望的各种歇斯底里，哭天抹泪，什么都没有，甚至我一直在笑着等人，处理一切。这种淡定，让他们不相信，我举着的是一只断了指头的手。
“你肯定没断，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的，还笑。”一个路人这么评论。
“一会儿你啥也别签，列车就是在推卸责任!”一个路人这么建议。
我关心的是“时间”，如果我不签，列车长就不让我下车，然后可能到WLMQ，可能争出个你长我短来了，然后我的指头也彻底没救了。我才没这么傻，不分轻重呢!
一会来了一个乘警，他给了列车长小姐很多建议，并且提防着我有拍到他们的聊天。前后提供了五份文件，让我各种签字，总之一切结果，与列车无关，是我和那个维族老汉之间的问题。
老汉搜遍了全身，只有480元，这是他能赔给我的全部了。而乘务员说让他也下车，一直和我一起去医院处理剩下来的一切。
我很明确，老汉没钱，我逼他没用，只会耽误我去治疗的时间，表示一切自负，不追究任何其他人的责任了。
列车长对于我的超理解和超配合，表示出超出意外，因为她以为要面对一个难办的事，却这么好办，就托底了，其实他们也有难处，这么长的扶贫专列几十节车厢，只有30个人的服务能力，而火车上站票都卖完了，根本无力顾及这么多。这在中国是福利性质的低价绿皮火车，因为收入低，人也招不上，只能忍耐下了。
终于，当这一切都完成的时候，我和辛欣电话沟通，决定小孩独自接着完成接下去的旅行，由这个肇事的老汉帮忙看他到WLMQ。
信任就是这样：让伤害过我的人，去照顾我带来的小孩子。
而辛欣夫妻俩从KS开车，直接来巴楚火车站接我回KS治疗。
在巴楚火车站买的两瓶冰冻矿泉水，都被我用作手指的冰敷急救代用品了。而好不容易回到KS第一人民医院，拍完片子，大夫很认真地帮我再一次清洗了伤口，还拍了好多照片，重新包扎后，给我郑重地宣布，只有截肢一种选择了。
我自然是铁定地说不。
把手指就扔这个城市了?从此就变成残废了?我想想就来气，一路没有哭，一直很理智，更不会在这个时间妥协。
我回WLMQ去治。
虽然已是入夜3点了，我给山伯哥哥打去电话，他咕嘟着说，那就回来，去军区医院。然后我又问，是不是要冰敷着，他说，随便吧!这时，我对他的心凉了一半。
给大姐打电话吧，还是家里人靠谱。让大姐明天一大早接机。
问了KS的医生，他说现在伤指反而是热的好，常温最好。
辛欣老公帮我订了天亮最早一班飞WLMQ的飞机，虽然很贵，但我都顾不上客气了，我一定要保住这个手指。
等天亮的4个小时，我还是举着手，居然还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小梦，然后在闹钟中早早醒来，在桌前看一本《哈佛4点半》的书，等辛欣夫妻俩醒来。
夫妻俩带着我去吃了早餐，然后顺利坐上了飞机，总算让救回手指的希望达到了最大值。
在飞机起飞前的十分钟里，我给山伯哥哥又打去了电话，问他是否会去接我，得到的回答是他有客人，没时间，让我自己去。
然后，我就回了一条短信：“我知道你了。“这也是我和这个人在这世上能说的最后一句话了，我知道，从此我不会再找他。因为这事，让我深深地了解了一个人，也算是好事吧。
偶然路过，看到放在档口的可以免费拿的风水书，好奇地翻过几页，记得在那本书上说：“在今年的农历6月出行，有血光之灾的车祸”我只是没有料到，火车也是“车”。
带孩子赶上的这趟开自和田的车，途经KS，一上到车上，才发现，难怪只有四张坐票，车上连站票都卖光了，每一立方米的空气，都快变成了人肉的质地。
而就在这种混乱之下，我还惦记着，是不是能补一张到AKS下车的卧铺票，哪怕只有一张，让孩子不至于受罪吧。
只记得在人群肉质空气中拨划着前进，“8号车厢、9号车厢”，我实在太过矮小，就在一群肉林中硬挤出条缝，向传说中“补票”的下一节车厢划人肉前进，就在这一拨一划之前，右手指尖一阵剧痛，小指居然被什么夹住了。
我的尖叫声，根本不够尖，只是喷出的血，让旁边的人肉突然也发出了一串叫声，我听不懂的维语，好久，门才开，门里的人根本听不懂汉语，直到被旁边的这位翻译了一下，半天才开了门。
而我好不容易收回来的手指，就象是一颗无核白葡萄，被狠狠踩了一脚，区别的是，葡萄是肉色的，果浆是红色的。
而且最神奇的感受是，手指尖到了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
断了，只剩下一小截皮肉相连。
我就这么高举着“血葡萄”似的手指来回找乘务员，而人肉墙中有嫌弃我把血溅到她裙子上而不满的人，可我都顾不上了，只是高举着我的爆裂了的“葡萄”，我的可怜的小手指，向周围的人要路。
终于，乘务员小姐出现了，她惊讶地发现我手指流血了，就带我又晃了两遍车厢，实在不知道她在晃什么，才又折回她的小乘务员室，取出小急救包，等她开始帮我洒云南白药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骨头可见。是真正的断掉了，只剩下1/4不到的皮肉相连。
她只能把指头翻回到原位，然后简单帮我洒云南白药，用纱布包扎了一下，就送我去到了餐车，开始等列车长过来处理。
根据我知道的常识，不想多流血，手要高过心脏，并且越快接回接好，过了时间，就有可能截肢了。
于是，“时间”是我唯一在意的东西了。
可是，列车长太年轻了，象是只有20出头的小女孩子，她的担心很多，于是，原本我可以在最近的阿图什下车赶回KS最早时间救治的，却不得不跟着车开向巴楚。
从晚上8点半出发，到巴楚，是晚上11点半了，而再从巴楚赶回KS，380公里的路，还需要3个半小时。
一个简短的法庭开始开庭了，列车长带着监控的执法仪，餐厅维吾尔族的服务员充当翻译，夹我的那个维吾尔老汉当被告，就我和坐在餐车的两边，而我一手扶着另一只包扎的手，高举着，等待着列车长的安排。
在等待的时间里，各位路过的看客都给予了最大的观注，他们好奇地看着我，投来同情兼看热闹的眼光，因为他们没有发现他们期望的各种歇斯底里，哭天抹泪，什么都没有，甚至我一直在笑着等人，处理一切。这种淡定，让他们不相信，我举着的是一只断了指头的手。
“你肯定没断，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的，还笑。”一个路人这么评论。
“一会儿你啥也别签，列车就是在推卸责任!”一个路人这么建议。
我关心的是“时间”，如果我不签，列车长就不让我下车，然后可能到WLMQ，可能争出个你长我短来了，然后我的指头也彻底没救了。我才没这么傻，不分轻重呢!
一会来了一个乘警，他给了列车长小姐很多建议，并且提防着我有拍到他们的聊天。前后提供了五份文件，让我各种签字，总之一切结果，与列车无关，是我和那个维族老汉之间的问题。
老汉搜遍了全身，只有480元，这是他能赔给我的全部了。而乘务员说让他也下车，一直和我一起去医院处理剩下来的一切。
我很明确，老汉没钱，我逼他没用，只会耽误我去治疗的时间，表示一切自负，不追究任何其他人的责任了。
列车长对于我的超理解和超配合，表示出超出意外，因为她以为要面对一个难办的事，却这么好办，就托底了，其实他们也有难处，这么长的扶贫专列几十节车厢，只有30个人的服务能力，而火车上站票都卖完了，根本无力顾及这么多。这在中国是福利性质的低价绿皮火车，因为收入低，人也招不上，只能忍耐下了。
终于，当这一切都完成的时候，我和辛欣电话沟通，决定小孩独自接着完成接下去的旅行，由这个肇事的老汉帮忙看他到WLMQ。
信任就是这样：让伤害过我的人，去照顾我带来的小孩子。
而辛欣夫妻俩从KS开车，直接来巴楚火车站接我回KS治疗。
在巴楚火车站买的两瓶冰冻矿泉水，都被我用作手指的冰敷急救代用品了。而好不容易回到KS第一人民医院，拍完片子，大夫很认真地帮我再一次清洗了伤口，还拍了好多照片，重新包扎后，给我郑重地宣布，只有截肢一种选择了。
我自然是铁定地说不。
把手指就扔这个城市了?从此就变成残废了?我想想就来气，一路没有哭，一直很理智，更不会在这个时间妥协。
我回WLMQ去治。
虽然已是入夜3点了，我给山伯哥哥打去电话，他咕嘟着说，那就回来，去军区医院。然后我又问，是不是要冰敷着，他说，随便吧!这时，我对他的心凉了一半。
给大姐打电话吧，还是家里人靠谱。让大姐明天一大早接机。
问了KS的医生，他说现在伤指反而是热的好，常温最好。
辛欣老公帮我订了天亮最早一班飞WLMQ的飞机，虽然很贵，但我都顾不上客气了，我一定要保住这个手指。
等天亮的4个小时，我还是举着手，居然还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小梦，然后在闹钟中早早醒来，在桌前看一本《哈佛4点半》的书，等辛欣夫妻俩醒来。
夫妻俩带着我去吃了早餐，然后顺利坐上了飞机，总算让救回手指的希望达到了最大值。
在飞机起飞前的十分钟里，我给山伯哥哥又打去了电话，问他是否会去接我，得到的回答是他有客人，没时间，让我自己去。
然后，我就回了一条短信：“我知道你了。“这也是我和这个人在这世上能说的最后一句话了，我知道，从此我不会再找他。因为这事，让我深深地了解了一个人，也算是好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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