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贞观之治”定繁荣之基
太宗即位后，于武德九年十月初一丙辰日下达诏书，追封已故太子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是为息隐王；皇弟齐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谥号为剌，是为海陵剌王，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
安葬那一天，太宗在宜秋门大哭一场，显得十分哀痛。谏议大夫魏征、王圭两人上表请求陪送灵车到安葬地，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幕僚属官都去送葬。
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初七乙亥日，太宗封庶出皇子李福为赵王，过继给已故皇兄建成为嗣。
太宗去世后，其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高宗于显庆年间下达诏书，令太宗的小儿子、自己最小的弟弟曹王李明，过继给已故皇叔元吉为嗣。
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说到做皇帝，李世民还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皇帝，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上有着举重若轻的作用。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出现的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故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其词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政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李世民即位时，知晓父亲的老师是个有才略的谋士，于是继续将唐小天留在自己身边。他自己虽然不相信真的有神仙下凡来帮助父亲兴建王室，但他看得出唐小天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贞观之治”从疆域、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民族、外交、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唐初，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给”隋朝的人口有690万户，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户口仅有200余万户，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李渊、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
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对君主专制统治稳定的重要性，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吸取隋亡教训，纠正前朝之弊端，调整统治政策，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由于唐太宗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在民族关系上对待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贞观年间，唐代版图空前辽阔，超过汉宣帝在位时期，至唐高宗龙朔元年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唐太宗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中央集权。这种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
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
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在一些方面与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有相似之处。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帝王个人可能作出的不慎重的决定。
隋末民变，使唐太宗认识“民依於国，国依於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人称“房谋杜断”，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
由于唐太宗重视，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也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也是贞观时期被称为治世的表现之一。
唐太宗重用人才，虚怀纳谏，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太宗以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後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
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
唐太宗在位23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魏徵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
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形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这也许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尤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
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於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
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
“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
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
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
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
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
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向后攻灭突厥汗国、吐谷浑汗国、高昌、焉耆、龟兹等西域诸国、薛延陀汗国，并且将漠南、漠北、西域、青海纳入唐朝的统治之下，还打败高句丽、吐蕃，吐蕃称臣于唐朝，于是唐朝声威远播。
加上太宗能尊重外族风俗，并设置都护府制度，终贞观之世，四方服悦，太宗则被周边诸族尊为“天可汗”，并筑“朝天可汗道”，向唐室进贡，即使包括回纥在内的漠北诸部也每年向唐朝缴纳貂皮作为赋税。
唐太宗成为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国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
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
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
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衣食有余，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赈恤。
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
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君主专制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唐太宗的高瞻远瞩之处。
在他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
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扬州、益州和西北的沙州、凉州。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
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如今的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唐太宗时期加强了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还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
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
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
太宗命孔颖达等人修定《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学；又置国史馆，由宰相监修前朝国史，开官修历史的风气。
太宗戮力复兴文教，奖励学术，外国君长如高句丽、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来唐留学，使唐代学术文化传播四方。东亚各国尤以日本、高丽为甚，深受唐文化影响。
贞观年间，太宗的各项善政，使官吏廉能，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解决温饱，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中兴局面，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业。
安葬那一天，太宗在宜秋门大哭一场，显得十分哀痛。谏议大夫魏征、王圭两人上表请求陪送灵车到安葬地，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幕僚属官都去送葬。
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初七乙亥日，太宗封庶出皇子李福为赵王，过继给已故皇兄建成为嗣。
太宗去世后，其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高宗于显庆年间下达诏书，令太宗的小儿子、自己最小的弟弟曹王李明，过继给已故皇叔元吉为嗣。
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说到做皇帝，李世民还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皇帝，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上有着举重若轻的作用。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出现的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故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其词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政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李世民即位时，知晓父亲的老师是个有才略的谋士，于是继续将唐小天留在自己身边。他自己虽然不相信真的有神仙下凡来帮助父亲兴建王室，但他看得出唐小天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贞观之治”从疆域、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民族、外交、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唐初，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给”隋朝的人口有690万户，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户口仅有200余万户，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李渊、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
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对君主专制统治稳定的重要性，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吸取隋亡教训，纠正前朝之弊端，调整统治政策，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由于唐太宗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在民族关系上对待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贞观年间，唐代版图空前辽阔，超过汉宣帝在位时期，至唐高宗龙朔元年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唐太宗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中央集权。这种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
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
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在一些方面与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有相似之处。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帝王个人可能作出的不慎重的决定。
隋末民变，使唐太宗认识“民依於国，国依於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人称“房谋杜断”，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
由于唐太宗重视，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也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也是贞观时期被称为治世的表现之一。
唐太宗重用人才，虚怀纳谏，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太宗以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後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
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
唐太宗在位23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魏徵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
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形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这也许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尤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
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於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
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
“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
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
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
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
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
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向后攻灭突厥汗国、吐谷浑汗国、高昌、焉耆、龟兹等西域诸国、薛延陀汗国，并且将漠南、漠北、西域、青海纳入唐朝的统治之下，还打败高句丽、吐蕃，吐蕃称臣于唐朝，于是唐朝声威远播。
加上太宗能尊重外族风俗，并设置都护府制度，终贞观之世，四方服悦，太宗则被周边诸族尊为“天可汗”，并筑“朝天可汗道”，向唐室进贡，即使包括回纥在内的漠北诸部也每年向唐朝缴纳貂皮作为赋税。
唐太宗成为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国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
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
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
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衣食有余，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赈恤。
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
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君主专制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唐太宗的高瞻远瞩之处。
在他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
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扬州、益州和西北的沙州、凉州。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
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如今的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唐太宗时期加强了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还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
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
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
太宗命孔颖达等人修定《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学；又置国史馆，由宰相监修前朝国史，开官修历史的风气。
太宗戮力复兴文教，奖励学术，外国君长如高句丽、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来唐留学，使唐代学术文化传播四方。东亚各国尤以日本、高丽为甚，深受唐文化影响。
贞观年间，太宗的各项善政，使官吏廉能，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解决温饱，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中兴局面，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业。
转码声明：以上内容基于搜索引擎转码技术对网站内容进行转码阅读，自身不保存任何数据，请您支持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