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革新反佛的傅奕
南北朝以来，佛教盛极一时，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数与日俱增。
鉴于这种情况，有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认为必须废除佛教，这个人就是傅奕。
傅奕，555年～639年，唐初学者。唐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谅。
唐武德初，拜太史丞，迁太史令。进《刻漏新法》行于时。唐初典章制度，多沿隋旧。
主张承乱世之后，多有变更。他认为，隋朝违天害良，专用严刑酷法。杀戮贤俊，天下百姓同心反抗。
今拨乱反正，而官名、律令仍用隋制，伤弓之鸟而惊曲工，天下久苦隋的暴政，不变其旧制不行。只有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改官名，制礼作乐，百姓才能感知盛德。但官名要省，法律须简约。
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儒家伦理道德为理论基础，坚决反对佛教。
指斥佛教不讲君臣父子之义，对君不忠，对父不孝；游手游食，不从事生产；剃发易服，逃避赋役；剥削百姓，割截国贮；讲妖书邪法，恐吓愚夫，骗取钱物。
百姓通识者少，不察根由，信其诈语。乃追既往罪过，虚求将来的幸福。遂使人愚迷，妄求功德，不畏科禁，触犯法律。其身陷刑纲，还在狱中礼佛，口诵佛经，以图免其罪。
人生死寿夭，本取决于自然；刑德威福，皆由君主决定。
而佛教徒诈称，贫富贵贱由佛主宰。这是窃人主之权，擅自然之力。
佛教肆行，其恶果是“海内勤王者少，乐私者多”、立于五庭、看膝下、不忠不孝者、聚结连房。故它入家则破家、入国则破国。
他还用历史事实揭露佛教危害，指出：五帝三王时无佛教，则君明臣忠、祚年长久。
汉明帝始立佛寺，然只西域桑门自传其教。
西晋以前，有严法禁止国人剃发为僧。
石勒之后，禁令松弛，因事佛君主昏庸，臣又奸佞，梁武帝尤足为戒。
昔日褒姒一人，迷惑幽王，而能亡国。今十万僧尼，刻绘泥佛，以惑天下，必须禁止。
令僧尼自相结为夫妇，生儿育女，十年长养，十年教训，自可富国足兵。四海可免僧尼蚕食之殃，百姓也能知道威福之所在。
武德四年（621年）六月，傅奕上奏《请废佛法表》，请求废除佛教。
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顾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情况，“窃闻八十老父，击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为乐。耕能让畔，路不拾遗。孝子承家，忠臣满国。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俦，相来羽翊。乃有守道含德，无欲无求。宠辱若惊，职参朝位。”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傅奕认为主要是“当此之时，共遵李、孔之教，而无胡佛故也”。
在傅奕看来，只有遵从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学说，才能使“天下大治”。
这是站在儒家、道家学说的立场上反佛教的。
他还列举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盛行的弊病，请求唐高祖“定天门之开阖，更新宝位，通万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
为了说服唐高祖，他列举了庖牺氏至汉高祖，历二十九代，四百余君，“但闻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见寺堂铜像，建社宁邦”。
因此，他请求将“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自足忠臣，宿卫宗庙。则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无事，为牺皇之民”。
傅奕随同《请废佛法表》一起上奏的还有“益国利民”十一条，原文已佚。
武德七年，傅奕再次上《请除释教疏》，主张禁断佛教。
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寿夭，由于自然”的唯物论观点。
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权的一方，进一步陈述了他反佛的思想。
傅奕把国家的兴衰治乱统统归之于佛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他只看到了佛教“乱儒教化”的一面，而对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则视而不见。
傅奕的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诏令百官议论除佛之事。
朝臣中信佛者较多，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张，而中书令萧瑀带头发难，攻击傅奕为妄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
但傅奕不畏权势，与萧瑀唇枪舌剑，激烈论争。
教徒明概等人也一味反对，明概在《决对傅奕度佛僧事》中说：“释迦悯斯涂炭，哀其沈溺，陈经敦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
佛教不仅是为了治天下而产生，而且其功能也并不比儒学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时淳，书契未作，民浇俗伪，典籍方兴。故周公不出于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乐，导俗训民，致治兴风，匡时救弊，皆欲令止浇息竞，返素还淳，出于释迦，其揆一也。”
萧瑀最后一合双手，喃喃地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排斥佛教呢？
于是由傅奕引发的这场争论终李渊一朝不了了之。
但后来，唐小天又多次和唐高祖谈论佛教，谈论佛法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
唐高祖又亲自前去寺庙证实唐小天的话，见和唐小天说的一样，认为傅奕的奏疏颇有道理，于是依从奏疏。
事实上，由于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以及寺院内部的混乱等，世俗王权在利用佛教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遏制。
武德九年，李渊发布《沙汰僧道诏》，虽不像傅奕建议的那样彻底废除佛教，但其整顿、纯洁宗教的想法显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傅奕反佛建议的回应。
李渊说：“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变，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阃阃，驱策畜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变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萎，有秽嘉苗；类彼瘀泥，混夫清水。”
如此混乱与不洁，不进行整顿与淘汰怎么行呢？
于是李渊决定：“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
这就是李渊对傅奕建议的回应。
博奕不仅在规范佛教上有所成就，还致力于改革创新。
隋文帝开皇年间（581年—600年），傅奕在汉王杨谅属下任仪曹。
杨谅欲起兵反叛朝廷时，问傅奕：“今兹荧惑入井，是何祥也？”
傅奕诡对曰：“天上东井，黄道经其中，正是荧惑行路所涉，不为怪异；若荧惑入地上井，是为灾也。”
杨谅听后很不满意。不久杨谅果然兵败，傅奕虽然幸免死罪，但也被贬到扶风郡任职。
此时李渊任扶风太守，曾以礼相待傅奕。
后李渊即帝位，遂召他入京师，拜为太史丞。
时任太史令的庾俭因其父庾质曾谈论占候，违忤炀帝旨意死于狱中，他以此为鉴戒，并耻以数术进身，遂荐傅奕自代。
傅奕迁升太史令后，却屡次排毁庾俭，而庾俭并不怀恨他，人们都赞扬庾俭仁厚而称赞傅奕率直。
傅奕还赞助唐高祖设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号，并修改漏刻，撰成《漏刻新法》，上奏朝廷，颁行于世。
唐初，国制草创，多因袭隋代旧制。
傅奕在政治上不因循守旧，认为唐承乱世之后，应当有所变更，遂上《请革隋制疏》。
疏中他首先叙述了历史不沿旧制的事例：“龙纪、火官，黄帝废之；《咸池》、《六英》，尧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袭汤礼。《易》称‘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时大矣哉’。”
他还认为，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如今已改朝换代，处于拨乱反正之时，官名、律令等仍用隋旧，这正如伤弓之鸟害怕曲木一样，天下百姓久苦隋政苛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
因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革官名，功极作乐，治定制礼，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时也”。
鉴于当时弊政，他还具体地提出两项改革方案：一是裁减官员。他在奏疏中说：“官贵简约，夏后百官，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
他主张官多不如官少，精减官员，既可防止十羊九牧，又能减轻国家开支与人民负担。
二是减轻刑罚。他在奏疏中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卫鞅为秦制法，增凿颠、抽胁、镬烹等六篇，始皇为挟书律，此失于烦，不可不鉴。”刑法越来越烦，隋朝更是“专峻刑法，杀戮贤俊”。
因此他主张应引以为戒，减轻刑罚。他的这两项建议是符合实际和积极可取的。
当时，有太仆卿张道源也曾建议：“官曹文簿繁总易欺，请减之以钤吏奸。”
文牍繁杂是历代封建官府的一大弊病。可是公卿都不想改变现状，反对这一建议，唯独傅奕积极赞成。最终由于“为众沮訾，不得行”。
贞观十三年（639年），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
他崇尚儒学和道家学说，反对佛教，曾撰写了《老子》2卷、《音义》，并搜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言论，撰写了《高识传》10卷。
临终时告诫他儿子要学习老、庄之道和周、孔学说。
傅奕虽精通阴阳术数之书，但他本人并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从不求医服药，任其自然。
他为人一向谨慎，“既职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故没留下来任何著作。
傅奕作为中国第一个反佛主义者，对后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墓志首创于傅奕，死前为自己写的墓志铭是:傅奕，青山白云人也。以醉死。呜呼。
鉴于这种情况，有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认为必须废除佛教，这个人就是傅奕。
傅奕，555年～639年，唐初学者。唐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谅。
唐武德初，拜太史丞，迁太史令。进《刻漏新法》行于时。唐初典章制度，多沿隋旧。
主张承乱世之后，多有变更。他认为，隋朝违天害良，专用严刑酷法。杀戮贤俊，天下百姓同心反抗。
今拨乱反正，而官名、律令仍用隋制，伤弓之鸟而惊曲工，天下久苦隋的暴政，不变其旧制不行。只有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改官名，制礼作乐，百姓才能感知盛德。但官名要省，法律须简约。
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儒家伦理道德为理论基础，坚决反对佛教。
指斥佛教不讲君臣父子之义，对君不忠，对父不孝；游手游食，不从事生产；剃发易服，逃避赋役；剥削百姓，割截国贮；讲妖书邪法，恐吓愚夫，骗取钱物。
百姓通识者少，不察根由，信其诈语。乃追既往罪过，虚求将来的幸福。遂使人愚迷，妄求功德，不畏科禁，触犯法律。其身陷刑纲，还在狱中礼佛，口诵佛经，以图免其罪。
人生死寿夭，本取决于自然；刑德威福，皆由君主决定。
而佛教徒诈称，贫富贵贱由佛主宰。这是窃人主之权，擅自然之力。
佛教肆行，其恶果是“海内勤王者少，乐私者多”、立于五庭、看膝下、不忠不孝者、聚结连房。故它入家则破家、入国则破国。
他还用历史事实揭露佛教危害，指出：五帝三王时无佛教，则君明臣忠、祚年长久。
汉明帝始立佛寺，然只西域桑门自传其教。
西晋以前，有严法禁止国人剃发为僧。
石勒之后，禁令松弛，因事佛君主昏庸，臣又奸佞，梁武帝尤足为戒。
昔日褒姒一人，迷惑幽王，而能亡国。今十万僧尼，刻绘泥佛，以惑天下，必须禁止。
令僧尼自相结为夫妇，生儿育女，十年长养，十年教训，自可富国足兵。四海可免僧尼蚕食之殃，百姓也能知道威福之所在。
武德四年（621年）六月，傅奕上奏《请废佛法表》，请求废除佛教。
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顾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情况，“窃闻八十老父，击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为乐。耕能让畔，路不拾遗。孝子承家，忠臣满国。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俦，相来羽翊。乃有守道含德，无欲无求。宠辱若惊，职参朝位。”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傅奕认为主要是“当此之时，共遵李、孔之教，而无胡佛故也”。
在傅奕看来，只有遵从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学说，才能使“天下大治”。
这是站在儒家、道家学说的立场上反佛教的。
他还列举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盛行的弊病，请求唐高祖“定天门之开阖，更新宝位，通万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
为了说服唐高祖，他列举了庖牺氏至汉高祖，历二十九代，四百余君，“但闻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见寺堂铜像，建社宁邦”。
因此，他请求将“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自足忠臣，宿卫宗庙。则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无事，为牺皇之民”。
傅奕随同《请废佛法表》一起上奏的还有“益国利民”十一条，原文已佚。
武德七年，傅奕再次上《请除释教疏》，主张禁断佛教。
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寿夭，由于自然”的唯物论观点。
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权的一方，进一步陈述了他反佛的思想。
傅奕把国家的兴衰治乱统统归之于佛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他只看到了佛教“乱儒教化”的一面，而对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则视而不见。
傅奕的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诏令百官议论除佛之事。
朝臣中信佛者较多，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张，而中书令萧瑀带头发难，攻击傅奕为妄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
但傅奕不畏权势，与萧瑀唇枪舌剑，激烈论争。
教徒明概等人也一味反对，明概在《决对傅奕度佛僧事》中说：“释迦悯斯涂炭，哀其沈溺，陈经敦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
佛教不仅是为了治天下而产生，而且其功能也并不比儒学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时淳，书契未作，民浇俗伪，典籍方兴。故周公不出于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乐，导俗训民，致治兴风，匡时救弊，皆欲令止浇息竞，返素还淳，出于释迦，其揆一也。”
萧瑀最后一合双手，喃喃地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排斥佛教呢？
于是由傅奕引发的这场争论终李渊一朝不了了之。
但后来，唐小天又多次和唐高祖谈论佛教，谈论佛法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
唐高祖又亲自前去寺庙证实唐小天的话，见和唐小天说的一样，认为傅奕的奏疏颇有道理，于是依从奏疏。
事实上，由于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以及寺院内部的混乱等，世俗王权在利用佛教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遏制。
武德九年，李渊发布《沙汰僧道诏》，虽不像傅奕建议的那样彻底废除佛教，但其整顿、纯洁宗教的想法显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傅奕反佛建议的回应。
李渊说：“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变，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阃阃，驱策畜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变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萎，有秽嘉苗；类彼瘀泥，混夫清水。”
如此混乱与不洁，不进行整顿与淘汰怎么行呢？
于是李渊决定：“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
这就是李渊对傅奕建议的回应。
博奕不仅在规范佛教上有所成就，还致力于改革创新。
隋文帝开皇年间（581年—600年），傅奕在汉王杨谅属下任仪曹。
杨谅欲起兵反叛朝廷时，问傅奕：“今兹荧惑入井，是何祥也？”
傅奕诡对曰：“天上东井，黄道经其中，正是荧惑行路所涉，不为怪异；若荧惑入地上井，是为灾也。”
杨谅听后很不满意。不久杨谅果然兵败，傅奕虽然幸免死罪，但也被贬到扶风郡任职。
此时李渊任扶风太守，曾以礼相待傅奕。
后李渊即帝位，遂召他入京师，拜为太史丞。
时任太史令的庾俭因其父庾质曾谈论占候，违忤炀帝旨意死于狱中，他以此为鉴戒，并耻以数术进身，遂荐傅奕自代。
傅奕迁升太史令后，却屡次排毁庾俭，而庾俭并不怀恨他，人们都赞扬庾俭仁厚而称赞傅奕率直。
傅奕还赞助唐高祖设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号，并修改漏刻，撰成《漏刻新法》，上奏朝廷，颁行于世。
唐初，国制草创，多因袭隋代旧制。
傅奕在政治上不因循守旧，认为唐承乱世之后，应当有所变更，遂上《请革隋制疏》。
疏中他首先叙述了历史不沿旧制的事例：“龙纪、火官，黄帝废之；《咸池》、《六英》，尧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袭汤礼。《易》称‘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时大矣哉’。”
他还认为，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如今已改朝换代，处于拨乱反正之时，官名、律令等仍用隋旧，这正如伤弓之鸟害怕曲木一样，天下百姓久苦隋政苛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
因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革官名，功极作乐，治定制礼，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时也”。
鉴于当时弊政，他还具体地提出两项改革方案：一是裁减官员。他在奏疏中说：“官贵简约，夏后百官，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
他主张官多不如官少，精减官员，既可防止十羊九牧，又能减轻国家开支与人民负担。
二是减轻刑罚。他在奏疏中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卫鞅为秦制法，增凿颠、抽胁、镬烹等六篇，始皇为挟书律，此失于烦，不可不鉴。”刑法越来越烦，隋朝更是“专峻刑法，杀戮贤俊”。
因此他主张应引以为戒，减轻刑罚。他的这两项建议是符合实际和积极可取的。
当时，有太仆卿张道源也曾建议：“官曹文簿繁总易欺，请减之以钤吏奸。”
文牍繁杂是历代封建官府的一大弊病。可是公卿都不想改变现状，反对这一建议，唯独傅奕积极赞成。最终由于“为众沮訾，不得行”。
贞观十三年（639年），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
他崇尚儒学和道家学说，反对佛教，曾撰写了《老子》2卷、《音义》，并搜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言论，撰写了《高识传》10卷。
临终时告诫他儿子要学习老、庄之道和周、孔学说。
傅奕虽精通阴阳术数之书，但他本人并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从不求医服药，任其自然。
他为人一向谨慎，“既职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故没留下来任何著作。
傅奕作为中国第一个反佛主义者，对后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墓志首创于傅奕，死前为自己写的墓志铭是:傅奕，青山白云人也。以醉死。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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