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2-09章 卫伯和 • 柩谥
自从朝廷上议定新天子人选之后，太子静尚在人世的消息很快便不胫而走。镐京城上下几乎人人都在窃窃私语，对此事或明或暗指指点点，好一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十四年前的那场国人暴动，周、召二公是其亲历者。卫伯和虽只见其终结，未曾见其发端，但卫伯和却感受到二公近来上朝神态有异，那是如临大敌时才有的紧张。
不避讳地说，镐京城内近来的诡异气氛，亦与国人暴动前如出一辙。
一开始，国人们只用围堵的方式，在太保府、太师府门口阻挠二公出行。幸有大司马程伯休父挂念二公安危，敕令虎贲卫士日夜守护，这才确保了太保、太师上下朝路途周全。
接下去一连数日，国人聚众示威频率越来越高，渐渐地，坊中手工业者陆续罢工、巷中商贾贩夫时常罢市，镐京城上空阴霾笼罩，气氛逼仄恐慌，令朝野上下喘不过气来。
十四年前，周王胡用卫巫监谤以堵塞众口，周、召二公不敢重蹈覆辙，他们一边刻意缓和矛盾，另一面下令加强镐京城内外防务，给王宫、公卿府邸、各城门加派兵力巡查。
时间一天天过去，眼看已至年终。距离次年太子静改元登基之日越近，卫伯和越能感觉到国人们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发酵，肆意蔓延。这是大周史上最特殊的一次王位更迭，朝堂上，三公九卿们制定各种预案以确保周全。
而在此之前，周王室还要面临一场大考——老天子葬礼。
周历十一月，正是周王胡“七月而葬”的时限。按周礼，老天子的遗体需下葬于王室陵园，而陵园离都城不近，位于丰京城外、岐山脚下的周人祖地。
而在这场葬礼前后，镐京城内还有一场重要的祭祀与典礼。葬礼之前，祖庙内会先举行祖奠和柩谥仪式；而葬礼之后，紧接着便是太子静冠礼与登基大典。
这一切，不容许出任何差池。
有了国人暴动的前车之鉴，要保障这一切万无一失，光靠周王师那可怜的战力远远不够。于是周、召二公找到卫伯和商议，议定先从卫国调集两千五百兵马戍卫镐京城郊，再从周邑、召邑各调集五百族兵，以加强城内守备。
秋去冬来，十一月转眼便到。
天子下葬之日定在己未日，故而出殡前的祖奠、柩谥仪式，自然被安排在葬日三天之前的丙辰日。
典礼前夜，太宰府内灯火通明，卫伯和正在操持最后的准备工作。
虽说大宗伯王孙赐乃礼官之首，但天子葬礼属于最高等级的“大丧”，还需要由“百官之长”太宰亲自主持。而为了这场仪式，卫伯和已连轴转了好几个月。
已到子时，卫伯和还在同自己的副手、少宰芮阜磋商丧礼的细节。两人年纪都在四旬左右，又都是首次操办“大丧”之礼，紧张之余，自然慎之又慎。
自从经历半年前的立储风波后，卫伯和一直努力物色合适的太宰接班人，最先进入他视线的，自然是少宰芮阜。他乃前朝名臣芮良夫长子，同时也继承了芮伯这个畿内封国的君位。
可经过这半年的历练，卫伯和对这位副手实在提不起信心——此人实干有余，却材质平庸，或许，少宰一职已然是芮阜能力之极限。
毕竟，身为太宰，要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卫伯和当年领兵平乱之时，曾天真以为太宰之位要比卫国国君的担子轻上许多，可当他在此位上战战兢兢坐了十四年，才知其中艰辛倍至。
百官之长也好，九卿之首也罢，表面看似光鲜，却最吃力不讨好。
太宰又称冢宰，早在大周初年便已设立。可当时周公旦为师、召公奭为保，二人能者多劳，又历经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治世，六卿们自然乐得清闲。
二公薨后，其后人良莠不齐，三公之职渐渐成了世袭罔替的虚衔。于是，以太宰为首的六卿们便要挺身而出，担负起辅佐周天子处理天下政事的职分。而往往，在位的太宰水平高低，便成为大周国运兴衰荣辱的缩影。
天帝眷恋大周时，太宰祭公谋父接过周、召大旗，延续了“成康之治”的荣光，辅佐热衷南征北战的周昭王、周穆王父子的君王兵威服远，国力盛极一时。
天帝抛弃大周时，共、懿、孝、夷四朝之太宰便尸位素餐，毫无建树，大周运势也滑落谷底，四夷趁势作乱，百姓民不聊生。
而周王胡励精图治、拨乱反正，一度逆转大周颓势，有中兴之气象。可就在他重用大司徒荣夷公，并力排众议将其晋升为太宰，最终国人暴动前殒命饮马驿。
在这之后，卫伯和接过了太宰之位。
当初在周公旦制定《周官》之时，便事无巨细地划定百官职责，而其中篇幅最长、条款最多者，当属天官太宰无疑。
太宰最重要之事，便是总领“六典”——其中，太宰负责治典，以此经略邦国，治理官府，统率百官，规纪万民。
做完本职工作，还需指导监督其他五位上卿之典，所谓大司徒之教典、大宗伯之礼典、大司马之政典、大司寇之刑典、大司空之事典；
“六典”之后是“八则”：主祭祀以驭其神，掌法则以驭其官，废置以驭其吏，禄位以驭其士，贡赋以驭其用，礼俗以驭其民，刑赏以驭其威，田役以驭其众；
“八则”之后则是“八统”：亲九族，敬故友，进贤才，使能臣，保有功，序尊贵，达吏治，礼万宾。
其后，还有“八法”治官府、“八柄”驭群臣、“九职”任万民、“九赋”敛财贿、“九式”节财用、“九贡”致邦国之用、“九两”系邦国之民。
此外，每逢大祭祀、大朝觐、大会同、大宾客、大军旅、大田役、大丧荒这七种国家大事之事，还需要太宰来全权操持。
不仅如此，百官的例行考核、赏罚、升迁、任免都需要太宰操刀。其中月终之考曰“要”，年终之考曰“会”，每隔三年还要大“计”群臣，论功行赏。
种种……
卫伯和每想及此，都不禁仰天长叹——大周之太宰，莫不是为超神之人设定的罢？
而之所以说这差事吃力不讨好，便是因为身为太宰一旦不称职，虽少做少错，国家必会陷入混乱与无序。可如果要当个称职太宰，多做必然多错，免不了落得荣夷公这般冤屈下场。
平心而论，卫伯和敬佩荣夷公。
卫伯和不善财政之务，常常扪心自问——若身处荣夷公昔日之境遇，寡人能做得比他更好么？非也！除了“专利”之策，还有何策能让大周迅速国库充盈？非也！
如果说定要从荣夷公新政中挑出毛病，也只能说他为人处世太过激进，得罪太多既得利益者，故而埋下祸根，大业未成、死不瞑目。
有了荣夷公的教训，卫伯和故而在太宰位上如履薄冰，也总想另请高明以取代自己。可这苦衷如何能与外人道哉？哪怕是对芮阜也难以启齿。
更何况，芮阜即便再修炼十年、二十年，或许也无法胜任太宰高位。与其陷之于德不配位的骂名，卫伯和宁愿再另等高明。
转过天来，雄鸡三唱，东方发白，便是祖奠之日。
这虽是太卜选定的良辰吉日，但镐京城上空却笼罩着无尽的灰蒙与阴暗，也让卫伯和心中颇有不详预感。
国人们起得比卿大夫们早多了，尚未卯时，大周祖庙就被闻讯而来的围观者们围得水泄不通。太庙前，虎贲师的将士们不敢懈怠，用血肉之躯将纷扰的人群隔开数十丈开外。
太宰府到太庙的距离并不远，可卫伯和乘座的轺车却足足开了半个时辰才抵达。庙外气氛之压抑，人潮之蜂拥，也让他始料未及。
有周以来，历代天子何曾“享受”过如此喧闹的祖奠仪式？于普通人家，祖奠仅是出殡前的私密哀悼仪式，可到了周王胡这里，却有了万人空巷的浩大场面。讽刺的时，他们似乎并非为天子哀悼，而是别有用心。
谩骂者、讥讽者、闹事者，比比皆是；喧嚣声、嘲弄声、倒彩声，此起彼伏。
待到辰时，鼓响三声，钟磬大作，却依旧掩盖不住如潮的嘘声。
卫伯和微抬眉目，见周、召二公、程伯休父等人皆怒目视向人群，他们只恨法不责众，对外头的这些起哄的乌合之众无计可施。再看虢公长父，他阴鸷的眼神中似笑非笑，似乎置身事外一般。
祖奠仪式开始，在大宗伯王孙赐和太祝唱完祷辞后，主丧人卫伯和头顶素带，身着丧服，翩然来到灵柩之前，双膝跪倒，三拜九叩。
而在他的身后，三公九卿、王室宗亲、前来奔丧会葬的各诸侯国使臣皆各着孝服，眼中满是忧愁，在太庙内肃立默哀。
十四年前的那场国人暴动，周、召二公是其亲历者。卫伯和虽只见其终结，未曾见其发端，但卫伯和却感受到二公近来上朝神态有异，那是如临大敌时才有的紧张。
不避讳地说，镐京城内近来的诡异气氛，亦与国人暴动前如出一辙。
一开始，国人们只用围堵的方式，在太保府、太师府门口阻挠二公出行。幸有大司马程伯休父挂念二公安危，敕令虎贲卫士日夜守护，这才确保了太保、太师上下朝路途周全。
接下去一连数日，国人聚众示威频率越来越高，渐渐地，坊中手工业者陆续罢工、巷中商贾贩夫时常罢市，镐京城上空阴霾笼罩，气氛逼仄恐慌，令朝野上下喘不过气来。
十四年前，周王胡用卫巫监谤以堵塞众口，周、召二公不敢重蹈覆辙，他们一边刻意缓和矛盾，另一面下令加强镐京城内外防务，给王宫、公卿府邸、各城门加派兵力巡查。
时间一天天过去，眼看已至年终。距离次年太子静改元登基之日越近，卫伯和越能感觉到国人们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发酵，肆意蔓延。这是大周史上最特殊的一次王位更迭，朝堂上，三公九卿们制定各种预案以确保周全。
而在此之前，周王室还要面临一场大考——老天子葬礼。
周历十一月，正是周王胡“七月而葬”的时限。按周礼，老天子的遗体需下葬于王室陵园，而陵园离都城不近，位于丰京城外、岐山脚下的周人祖地。
而在这场葬礼前后，镐京城内还有一场重要的祭祀与典礼。葬礼之前，祖庙内会先举行祖奠和柩谥仪式；而葬礼之后，紧接着便是太子静冠礼与登基大典。
这一切，不容许出任何差池。
有了国人暴动的前车之鉴，要保障这一切万无一失，光靠周王师那可怜的战力远远不够。于是周、召二公找到卫伯和商议，议定先从卫国调集两千五百兵马戍卫镐京城郊，再从周邑、召邑各调集五百族兵，以加强城内守备。
秋去冬来，十一月转眼便到。
天子下葬之日定在己未日，故而出殡前的祖奠、柩谥仪式，自然被安排在葬日三天之前的丙辰日。
典礼前夜，太宰府内灯火通明，卫伯和正在操持最后的准备工作。
虽说大宗伯王孙赐乃礼官之首，但天子葬礼属于最高等级的“大丧”，还需要由“百官之长”太宰亲自主持。而为了这场仪式，卫伯和已连轴转了好几个月。
已到子时，卫伯和还在同自己的副手、少宰芮阜磋商丧礼的细节。两人年纪都在四旬左右，又都是首次操办“大丧”之礼，紧张之余，自然慎之又慎。
自从经历半年前的立储风波后，卫伯和一直努力物色合适的太宰接班人，最先进入他视线的，自然是少宰芮阜。他乃前朝名臣芮良夫长子，同时也继承了芮伯这个畿内封国的君位。
可经过这半年的历练，卫伯和对这位副手实在提不起信心——此人实干有余，却材质平庸，或许，少宰一职已然是芮阜能力之极限。
毕竟，身为太宰，要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卫伯和当年领兵平乱之时，曾天真以为太宰之位要比卫国国君的担子轻上许多，可当他在此位上战战兢兢坐了十四年，才知其中艰辛倍至。
百官之长也好，九卿之首也罢，表面看似光鲜，却最吃力不讨好。
太宰又称冢宰，早在大周初年便已设立。可当时周公旦为师、召公奭为保，二人能者多劳，又历经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治世，六卿们自然乐得清闲。
二公薨后，其后人良莠不齐，三公之职渐渐成了世袭罔替的虚衔。于是，以太宰为首的六卿们便要挺身而出，担负起辅佐周天子处理天下政事的职分。而往往，在位的太宰水平高低，便成为大周国运兴衰荣辱的缩影。
天帝眷恋大周时，太宰祭公谋父接过周、召大旗，延续了“成康之治”的荣光，辅佐热衷南征北战的周昭王、周穆王父子的君王兵威服远，国力盛极一时。
天帝抛弃大周时，共、懿、孝、夷四朝之太宰便尸位素餐，毫无建树，大周运势也滑落谷底，四夷趁势作乱，百姓民不聊生。
而周王胡励精图治、拨乱反正，一度逆转大周颓势，有中兴之气象。可就在他重用大司徒荣夷公，并力排众议将其晋升为太宰，最终国人暴动前殒命饮马驿。
在这之后，卫伯和接过了太宰之位。
当初在周公旦制定《周官》之时，便事无巨细地划定百官职责，而其中篇幅最长、条款最多者，当属天官太宰无疑。
太宰最重要之事，便是总领“六典”——其中，太宰负责治典，以此经略邦国，治理官府，统率百官，规纪万民。
做完本职工作，还需指导监督其他五位上卿之典，所谓大司徒之教典、大宗伯之礼典、大司马之政典、大司寇之刑典、大司空之事典；
“六典”之后是“八则”：主祭祀以驭其神，掌法则以驭其官，废置以驭其吏，禄位以驭其士，贡赋以驭其用，礼俗以驭其民，刑赏以驭其威，田役以驭其众；
“八则”之后则是“八统”：亲九族，敬故友，进贤才，使能臣，保有功，序尊贵，达吏治，礼万宾。
其后，还有“八法”治官府、“八柄”驭群臣、“九职”任万民、“九赋”敛财贿、“九式”节财用、“九贡”致邦国之用、“九两”系邦国之民。
此外，每逢大祭祀、大朝觐、大会同、大宾客、大军旅、大田役、大丧荒这七种国家大事之事，还需要太宰来全权操持。
不仅如此，百官的例行考核、赏罚、升迁、任免都需要太宰操刀。其中月终之考曰“要”，年终之考曰“会”，每隔三年还要大“计”群臣，论功行赏。
种种……
卫伯和每想及此，都不禁仰天长叹——大周之太宰，莫不是为超神之人设定的罢？
而之所以说这差事吃力不讨好，便是因为身为太宰一旦不称职，虽少做少错，国家必会陷入混乱与无序。可如果要当个称职太宰，多做必然多错，免不了落得荣夷公这般冤屈下场。
平心而论，卫伯和敬佩荣夷公。
卫伯和不善财政之务，常常扪心自问——若身处荣夷公昔日之境遇，寡人能做得比他更好么？非也！除了“专利”之策，还有何策能让大周迅速国库充盈？非也！
如果说定要从荣夷公新政中挑出毛病，也只能说他为人处世太过激进，得罪太多既得利益者，故而埋下祸根，大业未成、死不瞑目。
有了荣夷公的教训，卫伯和故而在太宰位上如履薄冰，也总想另请高明以取代自己。可这苦衷如何能与外人道哉？哪怕是对芮阜也难以启齿。
更何况，芮阜即便再修炼十年、二十年，或许也无法胜任太宰高位。与其陷之于德不配位的骂名，卫伯和宁愿再另等高明。
转过天来，雄鸡三唱，东方发白，便是祖奠之日。
这虽是太卜选定的良辰吉日，但镐京城上空却笼罩着无尽的灰蒙与阴暗，也让卫伯和心中颇有不详预感。
国人们起得比卿大夫们早多了，尚未卯时，大周祖庙就被闻讯而来的围观者们围得水泄不通。太庙前，虎贲师的将士们不敢懈怠，用血肉之躯将纷扰的人群隔开数十丈开外。
太宰府到太庙的距离并不远，可卫伯和乘座的轺车却足足开了半个时辰才抵达。庙外气氛之压抑，人潮之蜂拥，也让他始料未及。
有周以来，历代天子何曾“享受”过如此喧闹的祖奠仪式？于普通人家，祖奠仅是出殡前的私密哀悼仪式，可到了周王胡这里，却有了万人空巷的浩大场面。讽刺的时，他们似乎并非为天子哀悼，而是别有用心。
谩骂者、讥讽者、闹事者，比比皆是；喧嚣声、嘲弄声、倒彩声，此起彼伏。
待到辰时，鼓响三声，钟磬大作，却依旧掩盖不住如潮的嘘声。
卫伯和微抬眉目，见周、召二公、程伯休父等人皆怒目视向人群，他们只恨法不责众，对外头的这些起哄的乌合之众无计可施。再看虢公长父，他阴鸷的眼神中似笑非笑，似乎置身事外一般。
祖奠仪式开始，在大宗伯王孙赐和太祝唱完祷辞后，主丧人卫伯和头顶素带，身着丧服，翩然来到灵柩之前，双膝跪倒，三拜九叩。
而在他的身后，三公九卿、王室宗亲、前来奔丧会葬的各诸侯国使臣皆各着孝服，眼中满是忧愁，在太庙内肃立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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