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二十三

    首辅，是明代首席大学士和清代领班军机大臣的习称。明代典制中并未明文规定“首辅“之名，但习惯上称内阁主要柄政者首席大学士为首辅，且其拥有相对特殊的职权和地位。

    这一制度产生于政治实践中，大致出现于明英宗天顺年间，始于李贤。嘉靖、隆庆和万历初期，首辅、次辅界限严格，首辅主持内阁大政，权力最大，次辅不可相比，围绕首辅之位展开的争夺也很激烈。张居正之后，内阁首辅的权力逐渐衰落，但该称呼仍延续至明亡。

    内阁官员的名称如“某某殿大学士“、“某某阁大学士“等官名开始于唐朝。但唐朝的集贤殿学士的职责主要是编辑图书、发现推荐文学贤才，不是掌握行政权的中央机构。宋朝设立的“殿阁大学士“名目繁多，如“观文殿、端明殿、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等学士，但多是作为荣誉衔，无实际职责，与宰相不一定重合。

    明朝建立之初设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废丞相，罢中书省，亲自掌管六部。然而，政务繁重，朱元璋独自处理，也感到力不从心，遂先设置春夏秋冬“四辅官“，后又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设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为皇帝顾问。此外，他也从翰林院中临时启用官员协助处理章奏。

    明成祖即位后，于建文四年八月特派翰林院官员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此后秘书官员常设，渐有“内阁“之称。内阁中的官员一般以“某殿或某阁大学士“作为官职名，但该“大学士“仅作为兼衔，其正式职务仍为翰林院官员，品级不过五品，其下不设置新官署，职权受到限制。然而，阁臣们凭借接近皇帝，对皇帝的决策仍有重要影响力。洪熙、宣德年间，多人内阁逐渐简为“三杨“辅政，而阁臣官阶、内阁权力都开始快速上升。

    内阁首辅并非由制度规定在内阁中设置的职位，而是在实际政务运作当中形成的，其产生源于内阁大学士(即所谓“辅臣“)位次的差异和由此带来的职权、地位的不同。

    内阁大学士的首次之分，虽缺乏明确记载，但也并非无可考究。七人内阁组成之初，成祖对内阁有所命令，就会说“解缙等“;解缙被贬滴后，就改说“胡广等“。宣德、正统时，阁臣论事，经常是以杨士奇领衔，罗汝敬称其为“四朝旧臣，二圣元辅“。但这个时侯，各位阁臣地位相近，又多在御前议事，首次尚无明显区分。到正统年间，“三杨“与新入阁的陈循等人差距凸现出来，盖章奏票拟的机务原由“三杨“主掌，陈循等在三杨中仅剩杨溥一人的情况下，经过礼部奏请，才得以参预其中。这被赵翼认为是阁臣间职权不等的一条例证。

    正统、景泰之际，阁臣议政票旨皆在文渊阁，当时杨溥已死，由陈循主议。叶盛攻击陈循，说他“谬当内相之首“，景泰帝也曾敕谕陈循说“朕任卿掌内阁事“:这些都体现了陈循地位的特殊性。但是，在内阁中，仍有王文、高谷抗衡陈循;在内阁外，则六部分权、直属皇帝的祖制仍得到坚持，景泰帝信任兵部尚书于谦也远远超过阁臣。曾有御史建言“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被于谦依据祖制驳斥。

    天顺初，李贤二度入阁，明英宗命其“掌文渊阁事“，加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在内阁地位独尊。李贤自己也说，文臣中只有自己“滥叨少保“。英宗凡军国大事皆与他商议。这样，李贤就被群臣目为首辅。《明实录》云:“事皆处分于(李)贤。……贤卒，(陈)文首秉国钧。“这是《明实录》中第一次提到阁臣“首秉国钧“。

    随着位居第一者开始有了“首辅“的尊称，其次的阁臣就称为次辅，余人称群辅。内阁首辅的人选，依阁臣的入阁先后、资历、才能、声望及皇帝旨意来确定。英宗天顺之世，李贤为内阁首辅。宪宗时，万安等为内阁首辅。武宗时，有李东阳、杨廷和等为内阁首辅。

    到嘉靖年间，夏言、严嵩掌权，已经赫然成为“真宰相“，已可以压制六卿。

    但内阁只是侍皇帝左右备顾问的秘书机构，阁权是皇权的延伸，阁权的大小亦完全取决于皇帝的需要，首辅与阁臣在本质上只是皇帝的近身侍臣，他们没有法定的政治地位，他们的任职和去职都完全取决于皇帝的需要和喜好。

    据时江玲在论文《明朝嘉靖至万历前期的内阁首辅制研究》中认为，首辅本质上是由内阁的性质和政治地位决定的。内阁是翰林院的“内署“，并非独立机构，亦不是制度规定性的权力机构，没有法定的政治地位，这决定了阁臣、首辅同翰林院其他官员一样，具有“文学侍从之臣“的色彩。明朝通过废除宰相实现了皇权对相权的合并，真正实现了皇帝一人的专制集权。为适应皇权统治之需要而建立的内阁制度从一开始便完全依附在皇权之下。

    由于内阁是受着祖制的钳制而产生的，首辅制自设立之时便遗传了内阁模棱两可、明暗不定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特征。第一，献替可否。“献替可否“即内阁就国家事务的各方面向皇帝提供咨询，发表意见，有智囊团的作用。第二，平允庶政。“平庶政“是阁臣“预机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包括随事献纳、辅助决策、调理各方面的关系等，据此使国家庶政趋于平顺，保持稳定。

    “平庶政“的主要方式包括召对、密揭、票拟、题本等。明代前期，阁臣辅助皇帝平允庶政是内阁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嘉靖至万历前期这六十年里，一共涌现了十四位首辅，他们不仅在地位上高居于六部尚书之上，或者兼掌吏部、都察院等重要部院的职务，而且还可以挟制诸司了。

    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都被视为当朝之宰相，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明朝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首辅制发展到这个时期时，与其制度的最初设计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异。首辅位高权重，吸引了阁臣群体为争夺首辅权位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倾轧，几乎每一位首辅的上台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政治恶斗。这时期的一些首辅之所以被称为“权相“，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极高，而其政治地位又正是通过其与皇帝、与阁臣、与六部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的。

    1.皇帝怠政，宠信首辅

    嘉靖至万历前期的皇权并非那么强悍，皇权总体上是具有示弱的特征，皇帝特别依赖首辅，内阁职权得到了皇帝的保护，世宗、穆宗、神宗对内阁首辅一意宠用。

    但此时皇权示弱、皇帝对首辅宠信有加的现象并不代表首辅的权力压过了皇帝的权力，而这时期的首辅从根本上还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或“乘帝幼而窃得皇权“，可以说这种权力的显赫是特殊机遇的产物。

    2.权压六部事无不统

    从制度上来讲，六部是不必听命于内阁的，内阁首辅的地位亦远远低于吏部尚书。然而，从开始参预机务，到掌票拟，再至最后的事无不统，内阁在它发展的鼎盛时期，权力、地位的膨胀也达到了极点。嘉靖以后，内阁首辅“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六卿伺色探旨“，首辅侵压六部或直接支配六部己成寻常之事，中央机构的运转大有政归内阁之势。嘉靖六年以后，内阁班列始位于六部之上，至张居正任首辅时，部权已尽收于阁权之下。

    明代的中国毕竟是人治的社会，掌权者个人的政治能力及其品质本性都决定着其行使权力的政治后果与政治影响。首辅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来担任的，首辅“为相“的事功也必然受首辅的个体特性的影响。若心怀天下之首辅持重权，其可履行贤相之职，对国家机器的运转可起拾遗补缺之功用，反之，由奸臣小人任首辅行相权，则必会惑君乱国。

    明代首辅: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朱棣派翰林院官员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渐有“内阁“之称。起初，内阁诸辅臣虽有位次先后，但地位相近，职权也没有明显差异。后来，阁臣逐渐分化，“三杨“和陈循相继在内阁中拥有了相对特殊的地位。大致到天顺、成化年间李贤为首席辅臣期间，“首辅“产生并逐渐制度化。到嘉靖年间，在谕旨、诏令中，明世宗首次正式使用首辅、元辅、首臣、首相等对首席内阁大学士加以称呼。

    嘉靖、隆庆至万历初年，内阁首辅权力较重。在内阁中，他们趋于专断票拟，不仅主稿，而且不容其他阁臣置喙;在内阁外，他们对六部的影响力也较为强大。与此同时，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相继围绕首辅之位展开激烈争夺。至张居正，内阁首辅的权力达到顶峰，一方面他是内阁的长官，阁僚则降为首辅的属员;另一方面，部院员缺，特别是吏、兵二部尚书的推用，实际也均由张居正决定。

    张居正死后，内阁首辅的权力在皇帝的不信任、内阁与六部的斗争以及宦官权力再次膨胀的情况下走向衰落。包括内阁首辅在内的内阁大臣大都碌碌无为，浮沉守位，没有再出现此前一类“权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