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三十三

    专科学校

    如汉初创立道学;东汉末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文学、儒学和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是属于培养某种专业人才的专科学校。它们的教师、教材、教法、生徒及管理制度等都有比较完备的规定。

    贵族学校

    如东汉的四姓小侯学，唐朝的弘文馆、崇文馆，宋代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的宗学，清代的旗学、宗学，都是属于这一类型。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初期可入学的，只有四姓子弟。后来，门户开放，一般贵族子弟，不分姓氏，皆可入学。此学影响渐大，声名益彰，匈奴亦慕名遣子入学。

    是特别教育一等亲贵子弟的贵胄学校，专门招收皇室近亲、皇太后皇后近亲及宰相大臣散官一品功臣的子孙入馆读书。宋代的宗学是专为皇族子孙开设的贵族学校。宋初由诸王附设在王宫里面，属私立性质。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分别在南京、西京设立两敦宗院，置大小学教授两人，专教皇族子弟，称为“宗学“，并改私立为公立。同宗学情形相似的诸王宫学、内小学，也是贵胄子弟学校。明朝的宗学在两京所属地方，凡属宗室年未弱冠的世子长子众子及将军中尉等官的子弟，皆可入学读书。教师由王府长史纪善伴读教授等官中之学行优长者充任。

    中央官学特点

    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办学宗旨是培养各种封建统治人才，以供朝廷之用。设置了专门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长官来管辖中央官学。教育内容以儒家经籍为主，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中央官学在培育各种优秀人才、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繁荣科学、学术事业等方面，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促进中国与亚欧诸国的文化交流和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谊方面，也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地方官学

    古代地方官学自汉代开始设立。

    两汉时期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建立了地方学校制度，并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东汉时期，由于地方官吏多系儒者，对于修缮学宫，提倡兴学比较重视，因而郡国学校得以普遍建立，官学和私学交织发展，形成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景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汉末建安以来，经魏、晋南北朝，长达约400年间，国家经常处于战乱、分裂与种种矛盾之中，造成官学或兴或废的状态。两晋时期，地方官学有所倡设。东晋时期的北方各国，也崇儒立学，有的亦设有地方学校。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地区如交州、荆州、晋平等地都有兴学的记载。北朝地方教育较南朝发达。特别是鲜卑族北魏立国后，采取崇儒政策，重视开办各级学校，培养统治人才。

    隋唐时期隋代国家重归统一，但由于立国较短，虽隋文帝、隋炀帝皆设庠序郡县之学，但实际上“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盛世“时期，教育事业也空前发展，特别是唐代前期，贞观、开元年间官学繁盛，中叶自天宝后即告衰废。地方官学除在府州和县设有由长史管辖的“儒学“外，还设有直辖于太医署的府州“医学“，直辖于中央礼部下的祠部的府州“崇玄学“。

    宋辽金时期宋代地方官学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开始设立，诏诸州府军监立学，学者200人以上允许设置县学。徽宗崇宁元年(1102)撤销限制，所有州县一律置学。辽、金立国，亦设有地方学校。辽在黄龙、兴中二府设有府学。圣宗统和二十九年(1011)新置归、宁二州，翌年即为之设州学。此外，各县设县学，皆设博士、助教学官。

    元代元代地方官学制度比较完备，在路、府、州、县四级，均有相应学校，只是并未普遍设立。元代地方官学除设以上学校外，还设具有民族特点的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

    明代明代前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地方官学兴盛的时代。早在明太祖立国之初，既在全国诸府、州、县设立府、州、县学，又在防区卫所设有卫学，乡村设社学，还在各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设置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等有司儒学。最盛时全国合计有学校1700余所。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夏、商、周，太学的称谓各有不同，五帝时期的太学名为成均，在夏为东序，在商为右学，周代的太学名为上庠，在洛邑王城西郊。

    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王莽时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

    当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东汉太学始创于建武五年十月(公元29年)，汉光武帝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洛阳，于是立五经博士。建武二十七年，建造的太学讲堂“长十(丈)丈，宽三丈“。永建六年(130)，汉顺帝诏修:赶学，“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每年用工徒竟达11.2万人，营建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至汉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有3万余人。

    “太学“一词西周时已经有了，《大戴记》中说:“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西周太学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不过辟雍和泮宫不是纯粹的大学，这地方亦如宫廷，贵族们常在这里祭祀、举行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打了胜仗，也到这里“献俘““告功“。这是因为:“古人宫室无多，凡祭礼、军礼、学礼，及望气、治历、养老、习射、遵贤之典，咸行于明堂。而明堂、太庙、太学、灵台咸为一地。“

    上古虽然有太学，但明堂、太学混而不分，布政、祭祀、学习各种活动都搅和在一块儿，不具备封建教育的专业性与系统性，这只能说是太学的萌芽。

    历史渊源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的一种大学，始设于汉武帝元朔五年。上古的大学，称为成均、上庠。董仲舒:“五帝名大学曰成均“，郑玄:“上庠为大学，在王城西郊。“至于夏商周，大学在夏为东序，在殷为右学，在周有东胶，而周朝又曾设五大学: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中为辟雍。到了汉代，在京师设太学，为中央官学、最高学府，太学祭酒兼掌全国教育行政。隋代以后改为国子监，而国子监内同时也设太学。

    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开设了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前所未有。武帝到王莽，还岁课博士弟子，入选的可补官。

    西汉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长安设太学。太学之中由博士任教授，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宣帝时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当政时又增至三十人。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太学初建时为50人，汉昭帝时增至100人，王莽时增至10000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博士弟子入选“，内由太常负责选择，外由郡国察举。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国子监，或同时设立，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

    汉魏

    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汉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一年时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为了刊正经书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树立于太学门外，全国各地来观看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于途。两汉时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晚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太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见党锢)，不少与党人有牵连的人遭到禁锢。熹平元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余人。

    魏文帝曹丕黄初中恢复了洛阳的太学，有博士十九人。太学生在魏明帝时增至千余。时依汉制设五经策试之法，通过考试的可补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西晋武帝时太学生三千人(一说七千余人)，依《晋令》规定，试经及格者可拜郎中。西晋时教育体制的重大变化，是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专设了国子学，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国子学、太学并立的双轨制。东晋学校教育相当衰微，南朝则有所复兴，国子生多为士族高官子弟，称之“国胄“或“世胄“，可以经明经策试入仕，而太学则往往仅存博士而无生员。

    唐代

    唐代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学校的差别，与学生资荫(即父祖官爵)身份有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则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国子学生员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学一千三百人，律学五十人，书学、算学三十人。入学年龄为十四岁至十九岁，律学则为十八岁至二十五岁。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

    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主持政务。下设司业为副，及丞(掌判监事)、主簿(掌印)、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入学后，要根据将来考进士科还是考明经而分科学习。所习儒家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则都要掌握。这与进士、明经科的考试要求，基本一致。学校每岁向礼部荐送参加科举考试者。如学业不佳而多年不堪荐送，或荐送后屡年落第，则往往要被学校解退除名。

    唐代前期，进士及第而享文名者，大多由两监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时进士不由两监出身，则深以为耻。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天下举人皆补学校。但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混乱及财政困难，学校由盛入衰，生员不及旧日三、四分之一，太学、四门学的入学资格只好降低，生徒在应科举者中的比例亦大为减少。

    宋代

    宋代太学仍为最高学府，隶国子监。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新政(见庆历新政)，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大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宋神宗赵顼时，扩建太学，增加学生名额达两千四百人，设八十斋，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宋徽宗赵佶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废除科举，人材皆由学校选拔，太学达到极盛时期。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宋末学生达一千七百多人。仁宗任间曾不用太学体而改用欧阳体，而后又恢复。

    宋代太学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学制。太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庆历间(1041~1048)，内舍生由太学供给饮食。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起，外舍生亦由太学给食。南宋时，外舍生入学，须纳“斋用钱“，方能在官厨就餐;贫者减半纳;内舍生和各斋长、斋谕免纳。学生各习一经，随所属学官讲授。学生分成三等，即上舍、内舍、外舍。考核学生成绩和学生升等的制度，称“三舍法“，规定新生入外舍习读，经公试、私试合格，参考平日行艺，升补内舍。内舍生两年考试一次，考试成绩和当年公、私试分数校定皆达优等，为上等上舍生，即释褐授官;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生，准予免礼部试;两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舍生，准予免解试。上舍生不再参加公试。私试每月一次，由学官出题自考学生;公试每年一次，由朝廷降敕差官主持。学生分斋学习，每斋三十人，屋五间、炉亭一间为全斋阅览和会议处，设斋长、斋谕各一人，负责督促和检查学生的行艺。宋代学官与唐略同，然无助教、直讲，又增学正、学录、监书库、监厨官等。职员称学职或职事人，有前廊学录、学谕、直学等，大多由上舍生或内舍生担任，每月有俸钱。工人称斋仆、贴斋等，亦领“月给钱“。

    宋代太学为统治者培养出大批官员和学者。随着理学的逐渐形成和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太学还成为传播理学和各派政治力量竞争角逐的场所。一些太学生如陈东等人，曾上书言事，推动了抗金斗争。宋代太学制给后代以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