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8章：甄大哥竟是我自己？
接下来的几日里，贾蓉正式改名为甄烆。
随着名号的改变，甄烆的考察和制定的行动筹措，比以前要更加地不留情面，一时之间不少士绅要告甄烆，却被告知无效，无奈之下几乎逃了一大半。
这已经在湖北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连锁反应，迈柱都没想到，甄烆敢把动作闹得这么大，再这样下去，恐怕过段时间，朝廷的钦差大臣就要下来救场了，但是越是这样，迈柱反而越满意，这无疑是在给他长脸，替他在得罪人。
农民在乡里起势，搅动了士绅们的酣梦。
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
迈柱的探子初到江夏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
从中层以上社会人士，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
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这“糟”字，自然也就带崩了一群人也跟着长吁短叹。
也只是说：“这是命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
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民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农民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
带有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们，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
打翻这个封建势力，才是甄烆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
许多曾经试图改革最后却没有成功的人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联合了农民，在数月之内就做到了。
这是以前未曾成就过的奇勋，用甄烆的态度来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那些散播“糟得很”言论的人，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势的理论，明明是地主代言人们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民众建设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当言论。
迈柱的探子听了这些，本以为是小打小闹，但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之后，都觉得有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4]。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8]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9]，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10]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
一般来说，“有寺必有庵”。庵，专指佛教出家的女众（沙弥尼、比丘尼）居住的处所。根据戒律，僧和尼分别有独立的道场。同时，尼众必须由僧众传授佛教教义，加之出于尼众人身安全等考虑，庵与寺不能过远，一般以相距数里为宜。
果然，在地图上与长岭寺直线距离几公里的地方，记者一行人又发现了“大成庵”。
根据导航一路驱车来到距“大成庵”最近的位置。从公路左边的一处豁口，顺沟沿着山势向上步行约两三百米。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至少需要四五人才能合抱的银杏古树，大家一下子震惊了。这棵巨大的银杏古树长在耕地中间，地上落满黄叶。山风吹过，叶子随风而动……这样的意境，让人很容易就进入了关于生命的深度思考。
晟，中午12点的日光，引申义为光明旺盛之极——这与佛教典籍中“无量光”的含义一致。
大晟庵古建筑群由山门、前殿、主殿、左右厢房、箭楼等组成，现仅存左右厢房和箭楼，其他建筑仅存基址。大晟庵箭楼位于建筑群左前方，共有4层，早在2014年就已列入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箭楼外墙面上分布着8个窗户和数十个箭孔。
当地村民介绍，箭楼原本有两座，庵前左右侧各一座，现仅存一座。箭楼顶部中心梁上有“大明正德元年立”“大清乾隆九年重修”等字样。
资料显示，武当山曾是佛教名山，早在千年之前就建有武当寺，山下的均州城、郧阳府佛教也非常兴盛。西晋开国元勋——羊祜镇守襄阳时，就经常朝拜武当寺，虔诚供奉；唐朝三朝国师慧忠禅师在武当山、丹江口一带修行40余年；梁武帝时期的国师志公和尚，也在十堰留下诸多轶事和遗迹……
如今，放眼整个武当山地区，在连绵不绝的深壑幽谷中，还有官山松树沟石佛寺、浪河天门山古寺岭、牛河葛藤架法堂寺等多处尚存的佛教遗址。丹江口市博物馆馆长杨晓瑞认为，武当文化实际上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因此我们能够能在武当山找到儒、释、道三种文化的载体。
杨晓瑞介绍，武当山地域广阔、奇峰幽谷、古木参天，聚仙招隐的名声和奇秀特异的地形，为僧人、道人提供了躲避战祸、渡过劫难的栖身之所。两种宗教同时选用一地作为发展根基而不发生矛盾冲突，是因为佛教和道教在选址观念上的不同。
道家认为，高山为神仙居所，特别是居白云深处的高山，是进入神仙世界的理想之所，追求所谓“天人合一”。因此，道教宫观的选址遵循两个特点，一是建在名山，二是选择与“天界”接近的山巅。
而佛教对建筑基址的选择与道教有所不同，追求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理想境界。因此，它的选址除了名山之外，还要求“三面环山、绝暄尘，面势宽广、环合四抱、犹如城廓”等。因此，直到宋以前，武当山的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互不干扰，形成一种互补性融合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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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名号的改变，甄烆的考察和制定的行动筹措，比以前要更加地不留情面，一时之间不少士绅要告甄烆，却被告知无效，无奈之下几乎逃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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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在乡里起势，搅动了士绅们的酣梦。
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
迈柱的探子初到江夏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
从中层以上社会人士，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
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这“糟”字，自然也就带崩了一群人也跟着长吁短叹。
也只是说：“这是命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
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民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农民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
带有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们，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
打翻这个封建势力，才是甄烆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
许多曾经试图改革最后却没有成功的人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联合了农民，在数月之内就做到了。
这是以前未曾成就过的奇勋，用甄烆的态度来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那些散播“糟得很”言论的人，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势的理论，明明是地主代言人们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民众建设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当言论。
迈柱的探子听了这些，本以为是小打小闹，但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之后，都觉得有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4]。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8]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9]，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10]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
一般来说，“有寺必有庵”。庵，专指佛教出家的女众（沙弥尼、比丘尼）居住的处所。根据戒律，僧和尼分别有独立的道场。同时，尼众必须由僧众传授佛教教义，加之出于尼众人身安全等考虑，庵与寺不能过远，一般以相距数里为宜。
果然，在地图上与长岭寺直线距离几公里的地方，记者一行人又发现了“大成庵”。
根据导航一路驱车来到距“大成庵”最近的位置。从公路左边的一处豁口，顺沟沿着山势向上步行约两三百米。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至少需要四五人才能合抱的银杏古树，大家一下子震惊了。这棵巨大的银杏古树长在耕地中间，地上落满黄叶。山风吹过，叶子随风而动……这样的意境，让人很容易就进入了关于生命的深度思考。
晟，中午12点的日光，引申义为光明旺盛之极——这与佛教典籍中“无量光”的含义一致。
大晟庵古建筑群由山门、前殿、主殿、左右厢房、箭楼等组成，现仅存左右厢房和箭楼，其他建筑仅存基址。大晟庵箭楼位于建筑群左前方，共有4层，早在2014年就已列入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箭楼外墙面上分布着8个窗户和数十个箭孔。
当地村民介绍，箭楼原本有两座，庵前左右侧各一座，现仅存一座。箭楼顶部中心梁上有“大明正德元年立”“大清乾隆九年重修”等字样。
资料显示，武当山曾是佛教名山，早在千年之前就建有武当寺，山下的均州城、郧阳府佛教也非常兴盛。西晋开国元勋——羊祜镇守襄阳时，就经常朝拜武当寺，虔诚供奉；唐朝三朝国师慧忠禅师在武当山、丹江口一带修行40余年；梁武帝时期的国师志公和尚，也在十堰留下诸多轶事和遗迹……
如今，放眼整个武当山地区，在连绵不绝的深壑幽谷中，还有官山松树沟石佛寺、浪河天门山古寺岭、牛河葛藤架法堂寺等多处尚存的佛教遗址。丹江口市博物馆馆长杨晓瑞认为，武当文化实际上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因此我们能够能在武当山找到儒、释、道三种文化的载体。
杨晓瑞介绍，武当山地域广阔、奇峰幽谷、古木参天，聚仙招隐的名声和奇秀特异的地形，为僧人、道人提供了躲避战祸、渡过劫难的栖身之所。两种宗教同时选用一地作为发展根基而不发生矛盾冲突，是因为佛教和道教在选址观念上的不同。
道家认为，高山为神仙居所，特别是居白云深处的高山，是进入神仙世界的理想之所，追求所谓“天人合一”。因此，道教宫观的选址遵循两个特点，一是建在名山，二是选择与“天界”接近的山巅。
而佛教对建筑基址的选择与道教有所不同，追求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理想境界。因此，它的选址除了名山之外，还要求“三面环山、绝暄尘，面势宽广、环合四抱、犹如城廓”等。因此，直到宋以前，武当山的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互不干扰，形成一种互补性融合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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