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状元之父
他们口中的“刘老状元”名唤刘同升，江西吉水人，也就是他们这届丁丑科的状元。
（柳振民他们这一届科举在丁丑年，因此叫丁丑科）
之所以叫他”刘老状元”，一是因为他中榜时年已五十有一（虚岁），岁数的确已经不小了；二是因为他恰好有个同样中过进士的爹——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老刘探花”。
这位老刘探花——刘应秋——乃是万历十一年的进士，他中榜那年三十六岁，比他儿子中榜时年轻得多，算是正当年，反正绝称不上老，因此大家本来都唤他作“刘探花”，直到几十年后他儿子中了状元后，才在他的“刘探花”前加了个“老”字，以示尊崇。
这位刘探花（先不加那个“老”字）最初几年的官场仕途比较平淡，直到万历十八年，正在南京任职的他有感于西北边境频频报警，而朝廷大员却对此遮遮掩掩，便直言上疏批评时任首辅申时行（便是接张居正班那位）“不能抒诚谋国，专事蒙蔽”，是对陛下以及大明天下的极端不负责任。
由此出发，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首辅的不良习气会导致上行下效，最终会使得整个大明官场的风气日益败坏，之前严嵩在任时贪污腐败，导致官员们捞钱没够；张居正在任时又擅权独任，导致官员们急功近利，都是现成的惨痛教训。
等到了申首辅这里：“外逃贪黩之名，而顽夫债帅多出门下；阳避专擅之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权，潜移其向；爱憎之的，明示之趋。欲天下无靡，不可得也。”也就是说，申首辅因为不敢负责，不敢做事，导致朝廷对下面的人的掌控越发松弛，贪的贪奸的奸，形成了“首辅越想做出不贪钱的样子，结果官场贪污之风越厉害；首辅越想做出不擅权的姿态，结果官场弄权之状越严重”的怪圈。
如果在这种怪圈中日复一日下去，大明的天下岂有不险之理？如果刘探花这番话是说在崇祯年间，大概也会得到崇祯皇帝的深切认可，因为崇祯皇帝素来重视高官们的表率作用，并且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寻找合适的关键岗位任命人选，要不怎么会出现“崇祯五十相”的破纪录式人事更迭呢？
当然这番话说在万历年间也不错，因为万历皇帝对他这番话也十分认可，大概因为他把大明江河日下的责任都算到了首辅们而不是皇帝们的头上，对于这种建议无论哪个陛下自然都乐得听取。由此，刘探花仕途骤然转顺，不久便被召入京城任职中允，后来更升到了国子监祭酒，也就是全国最高学府的官长。这个从四品的官职虽然清水衙门了一点，但却很荣耀，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清流领袖，全国教育系统的最高长官。
这个官职刘探花应该当的还是比较满意的，结果好巧不巧，到了万历二十六年的时候，北京城里突然有人写了个“忧危竑议”，就是一份类似政治传单的东西。该传单大胆批评了时局，在京城广为散布，一时间影响颇大，自然就被负责检查工作的御史们给盯上了。
其中一名叫赵之翰的御史经过缜密思考，认为这份传单应该是大学士张位做的主谋，刘应秋等作为预谋参与，便果断上折子弹劾了他们。本来有司商议之后，认为刘应秋和张位没什么关系，不应该把他也算进来。但因为刘探花素负才气，喜好讥评时事，平日里就招人忌妒，万历皇帝可能后来对他的印象也不是太好，况且“忧危竑议”是写出来讥讽时局的，而之前刘探花进京不也是靠的批评时局吗？所以不能排除这是话说顺嘴了就又说了一次。更关键的是，眼下万历朝的局势不正大越来越有可批评的地方吗？这个刘探花既然放肆如此，昨天敢在奏疏里批评首辅，谁知明天是不是就敢在朝堂上讽谏君上了？
可能是为了避免以后被这位好发议论的刘探花批评的麻烦，万历皇帝干脆先下手为强，借此机会将刘探花踢出了京城。不少人都觉得他挺冤枉，刘应秋本人也是心灰意冷，再加上可能也不想再当外官了，干脆就托病辞官归乡。如此一来，这位刘探花的仕途算是到了头。
——————————
作者有话说：
咳咳，最近这几章历史背景介绍的有点多啊，剧情进展的都有点慢了，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拖了，但转念一想，能看到这里的读者肯定也是晚明历史爱好者了，多看看这些历史笔记大概也不会觉得特别无聊。
当然如果是专注看剧情的读者，这几章就可以跳着看了，反正再过几章吴梅村又要出来了，更会引出一位令柳振民朝思暮想许多年的著名美人，具体是谁那就猜猜吧。
那么继续进行史论，如上所见，这一章正好提到了崇祯换大臣比较勤这件事，我不揣冒昧，在这里引申开说一下：
“在对崇祯的众多诟病非议中，“滥杀滥换大臣”向来是比较常见的一条。此类说法中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当属金庸在小说《袁崇焕评传》一文中的一段话：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
后来许多论及崇祯的文章都沿袭甚至原样照抄金庸的这段话（比如林洛写的《明朝灭亡的真相》）。”
以上内容出自杜车别（一位颇具争议的历史学家）的文字，虽然和他“崇祯对明亡没有那么大的责任”这一观点相反，我认为崇祯本人的各种“微操”对明朝的迅速败亡实在是难辞其咎，完全就是个亡国加速器，但我也认为，崇祯在频繁更迭内阁人选这件事上确实有不得不为的地方——面对当时那种不断恶化的局势（当然他本人要对这种不断恶化负极大责任），他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够总揽全局的首辅了，所以不能说他屡屡“换马”就是错的。
以下继续引用杜车别的评述：
“但显然对于崇祯而言，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只能“时献微益”，而是能够“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才是崇祯不断调换内阁成员的真正原因。更何况象成基命、文震孟、蒋德璟这些人恐怕连“时献微益”都做不到，他们最擅长的是说些空话，漂亮话，做和事老，以及说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压人，于当时可以沽名钓誉，于史书中也可以获得一个“性宽厚，识大体”，或者“最严正”的美名（如文震孟“震孟在讲筵，最严正。时大臣数逮系，震孟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覆规讽，帝即降旨出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于狱。帝尝足加于膝，适讲《五子之歌》，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视帝足，帝即袖掩之，徐为引下。时称‘真讲官’。”）但于实际却没有半点裨益。
对那些真正有才干的，能做些实际事情而不是只会说空话的内阁辅臣，崇祯还是对他们充分任用甚至抱有感情，比如温体仁、徐光启、杨嗣昌，方岳贡等。其中温体仁在内阁中长达七年，为什么？因为他能做实事，能保持清正廉洁，不怕得罪人。至于如徐光启，崇祯五年当上内阁大学士，就深受崇祯信任，甚至他生病了，崇祯都不放他回家，以至死于任上。听到他死讯，崇祯甚至下令罢朝一天，以表示对他的哀悼。崇祯对杨嗣昌的深厚感情，在下面还会说到，这里不必多说。”
杜车别的文字到此告一段落，回到正题：为什么崇祯皇帝在即位之初成功扫荡了魏忠贤集团后，会如此十七年如一日地渴求能干的首辅，却在大部分时间无法如愿？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自张居正死后，明朝官场“太极”风气盛行，长期缺少敢于任责的重臣，如杨昌嗣这样愿意站出来试着补天的，且同时有当首辅资格的人物少得可怜。就像这一章里刘同升之父刘应秋说的一样：严嵩时期明朝官场的风气是“贪”，张居正时期官场风气变成了“险”（个人理解这里“险”作急功近利，张居正是顶着压力改革，所以他领导的改革必须尽快出成绩，因此他任用的人干起事来不可能没有较强的功利心）。
而到了申时行及其后来的首辅当政时期：“外逃贪黩之名，而顽夫债帅多出门下；阳避专擅之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权，潜移其向；爱憎之的，明示之趋。欲天下无靡，不可得也。”也就是说，申时行以及其后的首辅们，因为越来越不敢负责，越来越不敢做事，直接导致朝廷对手下人的掌控变得越来越失控，产生了“首辅越想做出不贪钱的样子，结果官场贪污之风越厉害；首辅越想做出不擅权的姿态，结果官场弄权之状越严重”的怪圈。
申时行等人眼见严嵩和张居正的教训，可能太想通过“无为而治”来保全身家了。众所周知，“无为而治”确实是古代社会一种比较理想的治国状态，但纵观史书，任何朝代的“无为而治”，一定是要建立在“吏治清明”的基础上的，不然“无为而治”就成了“啥都不管”。而“吏治清明”绝不是当权者把手揣在袖子里，“垂拱而治”就能做到的，是需要通过日复一日地不断考察监督不断赏罚不断任免才能保证官员队伍的素质保持在基准线以上的。如果没有人出来负这个总责，没有人出来不断地清理官员队伍，那在个人利益的导向下，这些封建官场的官员怎么可能不出现普遍性的道德滑坡？怎么可能不遇到事情推搪塞责，遇到财帛取来作乐？
而为什么没人敢出来负这个责呢，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之前那位“万历首辅”张居正的身后下场实在太惨了，被抄家不说，作为前帝师，万历皇帝曾经非常崇敬依赖的人，他的亲人居然被抄家的官员封在家里，饿死了好几个。
不管这是不是万历的本意，这种做法实在太过刻薄，纵然张居正有严重的贪污行为也不至于此。张居正的家人被活活饿死这件事对官员们的心理震撼过于强大，我个人感觉从这一天起，后来的首辅们就普遍不敢再动“我要负总责，我要干大事”的念头了，就算人能豁的出去自己，能豁的出去自己的名声，但大概连身后的家人一起豁出去也实在要求太高了。
后来天启朝魏忠贤对东林党（纵然东林党本身也有很多不足之处）的残酷打击又给这种刻薄加深了一层颜色（天启、崇祯的父亲任期太短不提），而到了崇祯这里，他不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又踩了一脚油门，一是对犯了错的大臣们（以及个别宗室）的处罚经常非常苛刻（除了对杨嗣昌等人非常宽容），例子之一就是之前说过的小唐王朱聿键。二是对部分功劳很大的殉职大臣的身后事又安排得非常凉薄（比如卢象升和孙传庭）。
就第一点来说，须知大臣干事不可能不犯错，就像崇祯皇帝本人也不可能不犯错一样，结果他却把大家共同的错误经常算到了某一位大臣头上，当然有的大臣本来也该担责，但有时这种问责实在苛刻，“干事导致犯错，犯错导致追责，追责导致没了”，连张献忠都曾经对某位被俘的藩王说“现在要借你的脑袋让杨嗣昌承担罪责”，然后下令处死了他，导致杨嗣昌在担心被追究“指挥不力导致藩王丧命”的惊恐中病重离世。杨嗣昌是崇祯帝的宠臣，尚且担忧如此，一般的大臣恐怕就更畏惧犯错，干事令人畏惧如此，又有何人敢于积极效力？
而另一方面，卢象升和孙传庭这种“殒命王事”的忠心臣子的身后遭遇就更让人在不敢效力的基础上，更不敢效死力。俗话说“死者为大”，“一死报君王”，卢孙二人把命都豁给崇祯了（而且是在崇祯的瞎指挥下），结果身后应有相关待遇却迟迟不到位，这必然会让一些本来准备“以死报国”的臣子在慷慨赴死之前再多算一算身后这笔账。
崇祯的苛刻和崇祯的凉薄，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自张居正被清算以来，大明官场上不断被强化的不敢任责的风气，以至于发展到最后崇祯向大臣们征询意见时，大臣们都默不作声的境地。
出力犯错是罪，效命战死不赏，就只能培养出左良玉还有后来江北四镇这样拥兵自重的武将们，和那些在金銮殿上一言不发的文臣们，总之无论文武，都以自己的方式一切以自保为上。
而当地方的武将们不勤王（朱聿键因擅自勤王被严厉囚禁，后来的武将们却不勤王，也是讽刺），朝堂上的大臣们不做声的时候，崇祯皇帝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独夫民贼”，而他本人的能力又十分有限，靠不上别人，也更靠不上自己，那最后的满盘皆输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他最后说“文臣个个可杀”，但这些可杀的文臣不也部分是他在“微操”执政的这十七年里一步步强化教育出来的吗？老天给了他十七年去试着弥补先人的错误，他又做了什么呢？
说了这么多，能看到这里的读者也算是铁磁了，本人水平有限，写的也不一定精准，请同好们多指教吧。
（柳振民他们这一届科举在丁丑年，因此叫丁丑科）
之所以叫他”刘老状元”，一是因为他中榜时年已五十有一（虚岁），岁数的确已经不小了；二是因为他恰好有个同样中过进士的爹——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老刘探花”。
这位老刘探花——刘应秋——乃是万历十一年的进士，他中榜那年三十六岁，比他儿子中榜时年轻得多，算是正当年，反正绝称不上老，因此大家本来都唤他作“刘探花”，直到几十年后他儿子中了状元后，才在他的“刘探花”前加了个“老”字，以示尊崇。
这位刘探花（先不加那个“老”字）最初几年的官场仕途比较平淡，直到万历十八年，正在南京任职的他有感于西北边境频频报警，而朝廷大员却对此遮遮掩掩，便直言上疏批评时任首辅申时行（便是接张居正班那位）“不能抒诚谋国，专事蒙蔽”，是对陛下以及大明天下的极端不负责任。
由此出发，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首辅的不良习气会导致上行下效，最终会使得整个大明官场的风气日益败坏，之前严嵩在任时贪污腐败，导致官员们捞钱没够；张居正在任时又擅权独任，导致官员们急功近利，都是现成的惨痛教训。
等到了申首辅这里：“外逃贪黩之名，而顽夫债帅多出门下；阳避专擅之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权，潜移其向；爱憎之的，明示之趋。欲天下无靡，不可得也。”也就是说，申首辅因为不敢负责，不敢做事，导致朝廷对下面的人的掌控越发松弛，贪的贪奸的奸，形成了“首辅越想做出不贪钱的样子，结果官场贪污之风越厉害；首辅越想做出不擅权的姿态，结果官场弄权之状越严重”的怪圈。
如果在这种怪圈中日复一日下去，大明的天下岂有不险之理？如果刘探花这番话是说在崇祯年间，大概也会得到崇祯皇帝的深切认可，因为崇祯皇帝素来重视高官们的表率作用，并且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寻找合适的关键岗位任命人选，要不怎么会出现“崇祯五十相”的破纪录式人事更迭呢？
当然这番话说在万历年间也不错，因为万历皇帝对他这番话也十分认可，大概因为他把大明江河日下的责任都算到了首辅们而不是皇帝们的头上，对于这种建议无论哪个陛下自然都乐得听取。由此，刘探花仕途骤然转顺，不久便被召入京城任职中允，后来更升到了国子监祭酒，也就是全国最高学府的官长。这个从四品的官职虽然清水衙门了一点，但却很荣耀，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清流领袖，全国教育系统的最高长官。
这个官职刘探花应该当的还是比较满意的，结果好巧不巧，到了万历二十六年的时候，北京城里突然有人写了个“忧危竑议”，就是一份类似政治传单的东西。该传单大胆批评了时局，在京城广为散布，一时间影响颇大，自然就被负责检查工作的御史们给盯上了。
其中一名叫赵之翰的御史经过缜密思考，认为这份传单应该是大学士张位做的主谋，刘应秋等作为预谋参与，便果断上折子弹劾了他们。本来有司商议之后，认为刘应秋和张位没什么关系，不应该把他也算进来。但因为刘探花素负才气，喜好讥评时事，平日里就招人忌妒，万历皇帝可能后来对他的印象也不是太好，况且“忧危竑议”是写出来讥讽时局的，而之前刘探花进京不也是靠的批评时局吗？所以不能排除这是话说顺嘴了就又说了一次。更关键的是，眼下万历朝的局势不正大越来越有可批评的地方吗？这个刘探花既然放肆如此，昨天敢在奏疏里批评首辅，谁知明天是不是就敢在朝堂上讽谏君上了？
可能是为了避免以后被这位好发议论的刘探花批评的麻烦，万历皇帝干脆先下手为强，借此机会将刘探花踢出了京城。不少人都觉得他挺冤枉，刘应秋本人也是心灰意冷，再加上可能也不想再当外官了，干脆就托病辞官归乡。如此一来，这位刘探花的仕途算是到了头。
——————————
作者有话说：
咳咳，最近这几章历史背景介绍的有点多啊，剧情进展的都有点慢了，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拖了，但转念一想，能看到这里的读者肯定也是晚明历史爱好者了，多看看这些历史笔记大概也不会觉得特别无聊。
当然如果是专注看剧情的读者，这几章就可以跳着看了，反正再过几章吴梅村又要出来了，更会引出一位令柳振民朝思暮想许多年的著名美人，具体是谁那就猜猜吧。
那么继续进行史论，如上所见，这一章正好提到了崇祯换大臣比较勤这件事，我不揣冒昧，在这里引申开说一下：
“在对崇祯的众多诟病非议中，“滥杀滥换大臣”向来是比较常见的一条。此类说法中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当属金庸在小说《袁崇焕评传》一文中的一段话：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
后来许多论及崇祯的文章都沿袭甚至原样照抄金庸的这段话（比如林洛写的《明朝灭亡的真相》）。”
以上内容出自杜车别（一位颇具争议的历史学家）的文字，虽然和他“崇祯对明亡没有那么大的责任”这一观点相反，我认为崇祯本人的各种“微操”对明朝的迅速败亡实在是难辞其咎，完全就是个亡国加速器，但我也认为，崇祯在频繁更迭内阁人选这件事上确实有不得不为的地方——面对当时那种不断恶化的局势（当然他本人要对这种不断恶化负极大责任），他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够总揽全局的首辅了，所以不能说他屡屡“换马”就是错的。
以下继续引用杜车别的评述：
“但显然对于崇祯而言，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只能“时献微益”，而是能够“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才是崇祯不断调换内阁成员的真正原因。更何况象成基命、文震孟、蒋德璟这些人恐怕连“时献微益”都做不到，他们最擅长的是说些空话，漂亮话，做和事老，以及说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压人，于当时可以沽名钓誉，于史书中也可以获得一个“性宽厚，识大体”，或者“最严正”的美名（如文震孟“震孟在讲筵，最严正。时大臣数逮系，震孟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覆规讽，帝即降旨出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于狱。帝尝足加于膝，适讲《五子之歌》，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视帝足，帝即袖掩之，徐为引下。时称‘真讲官’。”）但于实际却没有半点裨益。
对那些真正有才干的，能做些实际事情而不是只会说空话的内阁辅臣，崇祯还是对他们充分任用甚至抱有感情，比如温体仁、徐光启、杨嗣昌，方岳贡等。其中温体仁在内阁中长达七年，为什么？因为他能做实事，能保持清正廉洁，不怕得罪人。至于如徐光启，崇祯五年当上内阁大学士，就深受崇祯信任，甚至他生病了，崇祯都不放他回家，以至死于任上。听到他死讯，崇祯甚至下令罢朝一天，以表示对他的哀悼。崇祯对杨嗣昌的深厚感情，在下面还会说到，这里不必多说。”
杜车别的文字到此告一段落，回到正题：为什么崇祯皇帝在即位之初成功扫荡了魏忠贤集团后，会如此十七年如一日地渴求能干的首辅，却在大部分时间无法如愿？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自张居正死后，明朝官场“太极”风气盛行，长期缺少敢于任责的重臣，如杨昌嗣这样愿意站出来试着补天的，且同时有当首辅资格的人物少得可怜。就像这一章里刘同升之父刘应秋说的一样：严嵩时期明朝官场的风气是“贪”，张居正时期官场风气变成了“险”（个人理解这里“险”作急功近利，张居正是顶着压力改革，所以他领导的改革必须尽快出成绩，因此他任用的人干起事来不可能没有较强的功利心）。
而到了申时行及其后来的首辅当政时期：“外逃贪黩之名，而顽夫债帅多出门下；阳避专擅之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权，潜移其向；爱憎之的，明示之趋。欲天下无靡，不可得也。”也就是说，申时行以及其后的首辅们，因为越来越不敢负责，越来越不敢做事，直接导致朝廷对手下人的掌控变得越来越失控，产生了“首辅越想做出不贪钱的样子，结果官场贪污之风越厉害；首辅越想做出不擅权的姿态，结果官场弄权之状越严重”的怪圈。
申时行等人眼见严嵩和张居正的教训，可能太想通过“无为而治”来保全身家了。众所周知，“无为而治”确实是古代社会一种比较理想的治国状态，但纵观史书，任何朝代的“无为而治”，一定是要建立在“吏治清明”的基础上的，不然“无为而治”就成了“啥都不管”。而“吏治清明”绝不是当权者把手揣在袖子里，“垂拱而治”就能做到的，是需要通过日复一日地不断考察监督不断赏罚不断任免才能保证官员队伍的素质保持在基准线以上的。如果没有人出来负这个总责，没有人出来不断地清理官员队伍，那在个人利益的导向下，这些封建官场的官员怎么可能不出现普遍性的道德滑坡？怎么可能不遇到事情推搪塞责，遇到财帛取来作乐？
而为什么没人敢出来负这个责呢，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之前那位“万历首辅”张居正的身后下场实在太惨了，被抄家不说，作为前帝师，万历皇帝曾经非常崇敬依赖的人，他的亲人居然被抄家的官员封在家里，饿死了好几个。
不管这是不是万历的本意，这种做法实在太过刻薄，纵然张居正有严重的贪污行为也不至于此。张居正的家人被活活饿死这件事对官员们的心理震撼过于强大，我个人感觉从这一天起，后来的首辅们就普遍不敢再动“我要负总责，我要干大事”的念头了，就算人能豁的出去自己，能豁的出去自己的名声，但大概连身后的家人一起豁出去也实在要求太高了。
后来天启朝魏忠贤对东林党（纵然东林党本身也有很多不足之处）的残酷打击又给这种刻薄加深了一层颜色（天启、崇祯的父亲任期太短不提），而到了崇祯这里，他不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又踩了一脚油门，一是对犯了错的大臣们（以及个别宗室）的处罚经常非常苛刻（除了对杨嗣昌等人非常宽容），例子之一就是之前说过的小唐王朱聿键。二是对部分功劳很大的殉职大臣的身后事又安排得非常凉薄（比如卢象升和孙传庭）。
就第一点来说，须知大臣干事不可能不犯错，就像崇祯皇帝本人也不可能不犯错一样，结果他却把大家共同的错误经常算到了某一位大臣头上，当然有的大臣本来也该担责，但有时这种问责实在苛刻，“干事导致犯错，犯错导致追责，追责导致没了”，连张献忠都曾经对某位被俘的藩王说“现在要借你的脑袋让杨嗣昌承担罪责”，然后下令处死了他，导致杨嗣昌在担心被追究“指挥不力导致藩王丧命”的惊恐中病重离世。杨嗣昌是崇祯帝的宠臣，尚且担忧如此，一般的大臣恐怕就更畏惧犯错，干事令人畏惧如此，又有何人敢于积极效力？
而另一方面，卢象升和孙传庭这种“殒命王事”的忠心臣子的身后遭遇就更让人在不敢效力的基础上，更不敢效死力。俗话说“死者为大”，“一死报君王”，卢孙二人把命都豁给崇祯了（而且是在崇祯的瞎指挥下），结果身后应有相关待遇却迟迟不到位，这必然会让一些本来准备“以死报国”的臣子在慷慨赴死之前再多算一算身后这笔账。
崇祯的苛刻和崇祯的凉薄，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自张居正被清算以来，大明官场上不断被强化的不敢任责的风气，以至于发展到最后崇祯向大臣们征询意见时，大臣们都默不作声的境地。
出力犯错是罪，效命战死不赏，就只能培养出左良玉还有后来江北四镇这样拥兵自重的武将们，和那些在金銮殿上一言不发的文臣们，总之无论文武，都以自己的方式一切以自保为上。
而当地方的武将们不勤王（朱聿键因擅自勤王被严厉囚禁，后来的武将们却不勤王，也是讽刺），朝堂上的大臣们不做声的时候，崇祯皇帝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独夫民贼”，而他本人的能力又十分有限，靠不上别人，也更靠不上自己，那最后的满盘皆输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他最后说“文臣个个可杀”，但这些可杀的文臣不也部分是他在“微操”执政的这十七年里一步步强化教育出来的吗？老天给了他十七年去试着弥补先人的错误，他又做了什么呢？
说了这么多，能看到这里的读者也算是铁磁了，本人水平有限，写的也不一定精准，请同好们多指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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