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周朝实亡于生产力的发展
上一章讲道，周朝是个800岁的寿星，但却当了500年的“僵尸”，皆因其“封建诸侯以为屏藩”的制度和“周室宗盟，异姓为后”的分封策略所致，以至于后期诸侯坐大，周天子被架空。诸侯之间相互攻伐，以致礼崩乐坏。周天子虽然仍然为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已形同“僵尸”，根本发挥不了一点作用。甚至哪个诸侯国打着周天子的旗号行征伐之事，周天子非但不能制止，还要派人前去祝贺。如此屈辱，说它是“800岁寿星却当了500年僵尸”一点也不冤枉。
言归正传，本文的主题是探讨周朝的分封制度和等级制度，以及东周分成春秋和战国的原因。
史料记载，周王朝建立以后，共分封了800多个诸侯，他们分别是宗室贵族、功臣、先贤后裔，以及夏商两朝王室的后裔。根据功劳大小、远近亲疏，这些诸侯被分封的地块面积各不相同，授予的爵位也不相同。周朝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这五等爵位，无论高低，后世统称为“诸侯”。
诸侯分得了土地，便带领各自族人到封地居住。但诸侯不能是光杆司令吧？他们也会招兵买马，组建自己的一套班子。于是，一个个诸侯国便这样建立起来了。就算是偷只鸡，你还得有把米呢，所以诸侯要想招人为自己做事，必然要封官许愿，于是他们又把自己的封地切割成大大小小的数块，分给自己的亲戚和臣属，这些从诸侯手中拿地的人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大夫”。
既然大夫臣属于诸侯，所以其封地也就不能叫“国”了，而是叫“食邑”。如果诸位看过《史记》，就会经常在“某某列传”中读到“某某侯食邑几千户”这种说法。大夫的食邑有时也被成为“家”，比如“三家分晋”是区分春秋和战国的标志性事件，这“三家”指的便是晋国的三个大夫，即韩氏、赵氏和魏氏。
如果将周王朝比作一个集团，周天子自然就是总裁了；各诸侯国就是分公司，诸侯就是分公司的经理；大夫可以看作是分公司各部门的主管。由此可见，周朝实际上实行的是一个三级体制，即“天子-诸侯-大夫”。
大夫的食邑还可以继续分，其分封对象就是集团的最底层员工，这些员工有个统一的称号，叫“士”。但需要注意的是，天子、诸侯、大夫都属于贵族，但士永远只能当打工人。即便如此，士的地位仍然高于平民。
这套制度在3000年前的确称得上先进，百姓供养士，士服务大夫，大夫臣属于诸侯，诸侯对天子负责，层级不可谓不分明，分工不可谓不细致。但所谓的先进，也是相对当时的生产力而言的。由于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通信不畅，所以周天子能够直接管辖的地方很小，仅限于王畿，方圆大概一二百里。在这种条件下，周天子控制全国，靠的就是这套等级制度，通过层层控制、逐级负责的方式，将数百个互不统属的诸侯国组织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
我们在此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他们3000年前就意识到，人的能力和精力有限，不可能直接控制所有人。如果想统治整个集团，只有一个可行的办法，那就是将权力逐级下放。
这套等级制度的另外一个先进之处在于，它实现了大规模统治和协作。由于实现了规模化和协作化，中华文明从此开始了飞跃式发展。数百年后，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时，这套制度开始结出丰硕的果实，中华文明出现了百家齐放的盛况，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此后，这种文化和思想的繁荣盛况再未出现过，后人虽然修修补补，但鲜少提出具有革新性的思想，包括后来的程朱理学，还有王阳明的心学，追根溯源，也都是出自这个时代。那时候，国家虽然战乱不断，但整个社会却在快步向前。
历史研究者最忌讳的就是以现代人的眼光代入式地评价古人古事。相反，我们只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以第三者的角度去衡量，而不是褒贬。周朝“封建诸侯以为屏藩”的制度至少在初期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但到了西周末年，这套制度就像一台年久失修的机器，开始运转不灵了。
其实，这套制度的弊端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来了，只是由于它利大于弊，所以才得以实施。那么，它的弊端是什么呢？那就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平民”之间都是单线负责制，即平民只对士负责，而不对大夫负责；士只对大夫负责，而不对诸侯负责，以此类推。于是，问题便出现了。周天子的号令只能传达到诸侯一级，大夫、士和平民被排除在外。
我们再打个比方，周朝是个黑帮，周天子就是大哥，大哥没有长三头六臂，所以又雇了若干堂主去分管各个码头，而堂主同样没有长三头六臂，所以他们也招了一批小弟去负责具体的事务。但后来堂主坐大，大哥被架空，成了摆设。于是，小弟名义上还是帮派的人，实际上却只听命于堂主。而且由于大哥被架空，群龙无首，堂主之间开始因为分赃不均的问题闹起了纷争，发生了火并，强势的一方将弱势的一方吞并，实力逐渐壮大，这就是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真实写照。
作为集团总裁，周天子其实是有一块自留地的，哪怕是种菜，它吃起来也方便不是？周天子的那块自留地叫做“王畿”，普天之下独此一份。而那些诸侯国，按照五等爵位，分别被冠以“公国、候国、伯国、子国、男国”。例如，鲁国是公国；齐国是侯国；郑国、杞国等是伯国；楚国是子国；秦国连个最低等的爵位也没捞到，所以春秋之前根本就不算诸侯国。
众所周知，分公司每年需要向总公司缴纳一部分利润，分公司经理还要定去去集团总部开会，向总裁述职。只要你老老实实地上缴分摊的利润，定期回总部述职，总裁是不会插手分公司的事情。所有分公司归总裁辖制，但分公司之间互不统属，而且分公司经理自上任之初就待遇不同。直到西周灭亡之前，这套等级制度还算运转正常。如果哪个诸侯胆敢不缴纳贡赋，不按期来朝，周天子可以发出号令，要求其他诸侯跟随自己一道出兵讨伐。此外，周天子本身也拥有一支凌驾于各诸侯国之上的军队。按照周朝军制规定，周天子、大诸侯国和小诸侯国可分别保留六军、三军和一军，作为卫戍部队。因此，相对于任何一个诸侯国，周天子都享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例如，由于楚国不遵周礼，对邻国鲸吞蚕食，周昭王曾率军三次伐楚。
周王室和楚国之间的矛盾也是封建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早在商朝时期，楚国的先祖就投靠了周部落，而且始终与周保持着友好关系，所以周朝在立国之初，周楚之间的宗藩关系维持得还算不错。但周朝在分封诸侯时采取“周之宗盟，异姓为后”的策略，楚国姓熊，既非周公那样的宗室，又非姜子牙那样的大功臣，所以在分封时只能靠边站，最后只捞到个子爵。这也就罢了，谁让咱关系不够硬呢。后来楚国国君与其他诸侯国君一道在朝中侍奉周天子，十分勤谨，但周天子赐给其他诸侯宝器，唯独没有楚国的份。好，这个我也忍了。但周天子会盟诸侯，竟然也不通知楚国参加。我地位再低，好歹也是个子爵，属于诸侯行列，这倒好，直接将我踢出来了。此外，楚国地处蛮荒，中原诸侯视其为蛮夷，不愿与之为伍。是可忍，孰不可忍，楚国终于受不了了。既然你们不愿意和我玩，我也不必在遵守你们那一套规则，以至于楚君气得说出：“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意思是说，你们不是说我是蛮夷吗，老子还不稀罕你们那套礼仪呢！于是，楚国不再与邻国“讲信修睦”，而是开始大肆吞并周边姬姓诸侯国。
周天子一看，这还得了，楚国这是要大闹天宫啊。为了让楚国知道自己只是个弼马温，周昭王十六年，他亲帅大军征伐楚国。虽然楚国吞并了不少小诸侯国，实力大增，但它先天发育不良，只是个子爵之国，所以当时还不足以抗衡周军。周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入楚国腹地，最后打了个大胜仗，把楚国掳掠一空，满载而归。有一个青铜器上记载了这么一段话：“宖鲁邵王，广楚荆，隹南行。”
考古学家认为，这段话记述的应该就是周昭王伐楚的故事。
三年之后，耐不住寂寞的周昭王又一起兴兵而来，意欲一举将楚国从地球上抹去。这次六军全部触动，这意味着周昭王动用了全部兵力，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这从侧面说明，周楚之间的矛盾已经尖锐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了。但当大军要渡汉水时，突然一阵强风刮来，天空瞬间变色。古人迷信，见天气变化，以为有鬼神作祟，所以周军惊恐之下四散而逃。我认为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极小，大概率是周军此次出师不利，被守株待兔的楚军打了个猝不及防，大败而归。但为尊者讳，史书将这次败仗归咎于天气。
楚昭王南征失利，但他并不灰心，五年之后再次兴兵伐楚。周昭王这次阵势更大，还有几个诸侯国加盟。但周昭王从小长在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疾苦，所以他此次南征对沿途百姓荼毒甚重，以至于民怨沸腾。周军这次打了胜仗，满载而归，但在渡汉水时，百姓给他们使了个绊子，用树胶临时粘合而成的船转运周军，结果这些船到了河中央全部散架，周军落水，多数溺亡，连周天子本人也葬身鱼腹。但历史有一次为尊者讳，只写了“南巡不反”四个字。
直到西周末年，这套制度仍然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尽管此时个别诸侯已经坐大，但它并未完全失效，要不然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出戏就没法唱了。“烽火戏诸侯”从侧面说明，知道西周灭亡之前，周天子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对诸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尽管是针对小诸侯国。但到了平王东迁之后，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周平王本是周幽王的废太子，犬戎攻破镐京也是因为废太子的外公申侯一手策划的，所以周平王有“弑君、弑父”的嫌疑，再加上他本身就是诸侯所立，又是在诸侯的护送下才勉强完成搬家的任务，所以周天子在诸侯中的威望可谓一落千丈。加之东迁之后，周王室直辖的王畿之地更加局促，所以其实力大不如前，更不用说什么天子六军了。此时的齐、秦、楚、晋四国，哪一个拔一根汗毛，都比周天子的腰还粗。周天子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天下共主，但其命令不出王畿，诸侯也不再年年纳贡，岁岁来朝。相反，诸侯之间的兼并愈演愈烈，以至于周天子不时就会收到某国被某国攻灭的消息。到了春秋中期，诸侯国的数量已经由周初的800多个锐减至几十个，而并国最多的国家，就成了后来的春秋五霸。
这相当于，总部和总裁都还在，只是分公司既不愿上缴利润，也不愿回来述职了。不上缴利润也就罢了，反正我有自留地；不来述职也可以，我耳根子也清净很多。然而，分公司之间开始互生龃龉，以至于最后刀兵相向。这时候的总裁既没有钱，也没有权，去劝架都没人愿意听。
此时的周王朝就像个奉行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幸存下来的诸侯国都在疯狂地搞兼并。我给诸位统计一下吧，晋国共攻灭诸侯国25个，齐国14个，秦国14个，鲁国13个……那么，谁是森林之王呢？自然是最先称王的楚国了，它共兼并诸侯国60多个。
前文提到，周朝实际享国仅270年，平王东迁之后，历史便进入了春秋时期，此时诸侯国已经由周初的800多个锐减至100多个，后来进一步减少到约20个，而那些灭国最多的诸侯国开始脱颖而出。
其实，春秋早期与当前的国际形势有点相似，美国称霸全球，带着一帮小弟，今天收拾这个，明天收拾那个，谁不服我就打谁。但此处是“打”，而不是“灭”，这与战国时期的情况完全不同。类似于今天的美国，春秋时期，上述几个“灭国冠军”也喜欢当老大，有事没事就在某地会盟一下，以显示自己的大哥地位。如果哪个小弟不听话，大哥便召集其他小弟群殴之。但就像流氓打架，大多数时候都是虚张声势，目的是让对方服软。只要低头认错，这架自然就打不起来了。例如，齐桓公称霸时期，曾以楚国不向天子纳贡为借口召集诸侯国兴兵讨伐。诸侯联军陈兵楚国边境，楚成王派使臣前来谈判，结果经过一番“友好交流”，双方尽然握手言和，立约盟誓，然后各自罢兵。
即使双方的矛盾无法调和，只能靠战争解决，双方也都颇有绅士风度。打仗之前，双方要互下战书，约定好时间和地点，你有几辆兵车，我有几辆兵车，你有多少步兵，我有多少步兵，双方将领是谁，都一清二楚。如果你先到达战场，已经列阵以待，而我刚刚到达，你不能立刻发动攻击，要等我也列好了阵，再冲你喊一嗓子，告诉你我准备完毕，咱俩才能开始厮杀。如果我是个菜鸡，打不过你，想要溜号，你不能在我屁股后面穷追不舍。所以，春秋时期虽然是诸侯国兼并的高峰期，但这些战争都不以杀戮为目的，而是点到为止。大多数时候，对方自知实力不济，不等你大军杀到，他就纳土归降了。因此，这一时期的战争可以用“有征无战”来形容。
例如，吴国和越国之间曾打过一仗，结果越军击中了吴王阖闾的脚。后来阖闾因伤而亡，其子夫差即位。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吴王夫差自然要报此血仇，于是发兵攻越，结果越国战败，越王勾践也做了吴国的阶下囚。但夫差并未处死勾践，也没有吞并越国的土地。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的战争多少还讲点“仁义”。
此处的仁义加了引号，是因为灭国之战并不是那么好打的。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春秋时期，如果你凭借武力攻灭一个国家，你自己的国力也几乎消耗殆尽，这等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上述几个“灭国冠军”完成兼并之后，“国际上”形成了一种均势，谁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将另一个国家完全消灭，因为幸存下来的国家，实力都不容小觑。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齐、秦、楚、晋四个大国逐渐具备了发动灭国之战的实力。大家突然发现，轰轰烈烈地忙活几十年，只是为了让别人承认自己的“大哥地位”，很不划算，这是一种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做法。当“大哥”除了能够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并不能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多少实惠。既然如此，我要那么多小弟干什么，将他们的土地全部抢来，既能壮大我的实力，又能让别人害怕我，何乐而不为？
于是，大国不再以争当霸主为荣，而是开始了另一场比赛—杀小弟。谁杀的多，谁就膘肥体壮。如果你杀得少，下一个被杀的可能就是你。从此，历史从春秋进入战国，“国际形势”也由“争霸”转变为“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
春秋时期，铁器开始出现。大家现在对各种金属习以为常，所以可能并没有察觉到铁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但正是有了铁器，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才又一次得到了飞跃式发展。然而，春秋时期的冶铁技术较为落后，炉温达不到1000℃，炼出的铁呈块状。即便是如此，这些块状铁经过打磨，其便利性也远远超过青铜器和石器。但由于炉温低的缘故，春秋早期的铁器无法批量生产，更无法按照模具生产出具有特殊用途的器具。由于炼出的铁呈块状，要想将其取出来，只能破坏炉膛，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冶铁成本和难度，这直接阻碍了铁器的普及。
冶铁技术到了春秋后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炉温达到了1300℃左右，该温度足以将块状铁融化，从而使浇注成型成为了可能。浇注成型意义重大，因为人们从此可以根据用途的不同大批量制造各种铁器。从此以后，铁器彻底取代石器和青铜器，被广泛地运用到了农业和战争中。
您可能不禁疑问，铁器出现之前，大家就不耕地了，不打仗了吗？当然要耕地，当然要打仗，只是方法笨了些。以农业为例，铁器出现之前，劳动人民普遍使用石器耕田。这在土地相对松软的平原地区还能应付，但在黄土高原和丘陵地带，石器几乎完全发回不了作用，与其说是耕地，不如说是砸地。有人可能提出质疑，不是还有青铜器吗？但青铜器是普通人能够用得起的吗？这种稀罕物只有贵族才配享受，所以贵族也被成为“钟鸣鼎食之家”。由于产量有限，青铜器一般只用来制造礼器、乐器、兵器和上层贵族的石器。至于普通百姓，其日产用具多与陶罐为主。即便是大户人家，青铜器的数量也不是很多，这可以从出土的文物得到佐证。
作为农具，石器的翻地深度太浅，效率太低。土地必须深翻才能充分发挥地力，粮食才能增产。耕作效率提高才能使大规模垦荒成为可能。所以铁器出现以前，人们受限于粮食产量和土地面积，无法产出更多的粮食，无法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是赋税和武力的来源。所以，没有铁器，就无法深翻土地，无法提高更重效率，无法提高粮食产量。没有粮食，哪来的人口，没有人口哪来的赋税和兵员，没有赋税和兵员，哪来的综合国力？
铁制农具的普及产生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繁衍，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
除了用作农具，铁器还可以用来制造武器。不同于又软又脆的青铜器，铁制武器更加坚韧，更加锋利，所以拿来砍人再合适不过了。
农民有了趁手的农具，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从而提高了综合国力。士兵有了趁手的武器，战争的进度进一步加快，为战国的灭国之战奠定了基础。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铁器的革命性影响了。据《周礼》记载，周朝时期一个军人数约为125000人。按照军制，天子六军、大诸侯三军、小诸侯一军，所以其总兵力分别75000人、37500人和12500人。到了战国时代，这点军队实在有点拿不出手。我们以秦昭襄王时期的武安君白起为例，据统计，他一生在历次战争中共屠杀了近100万人，仅长平一战就坑杀赵军40万众，因此得了个外号“人屠”。这就是铁器的出现带动了生产力的飞跃，生产力的进步又对战争的形式和规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言归正传，本文的主题是探讨周朝的分封制度和等级制度，以及东周分成春秋和战国的原因。
史料记载，周王朝建立以后，共分封了800多个诸侯，他们分别是宗室贵族、功臣、先贤后裔，以及夏商两朝王室的后裔。根据功劳大小、远近亲疏，这些诸侯被分封的地块面积各不相同，授予的爵位也不相同。周朝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这五等爵位，无论高低，后世统称为“诸侯”。
诸侯分得了土地，便带领各自族人到封地居住。但诸侯不能是光杆司令吧？他们也会招兵买马，组建自己的一套班子。于是，一个个诸侯国便这样建立起来了。就算是偷只鸡，你还得有把米呢，所以诸侯要想招人为自己做事，必然要封官许愿，于是他们又把自己的封地切割成大大小小的数块，分给自己的亲戚和臣属，这些从诸侯手中拿地的人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大夫”。
既然大夫臣属于诸侯，所以其封地也就不能叫“国”了，而是叫“食邑”。如果诸位看过《史记》，就会经常在“某某列传”中读到“某某侯食邑几千户”这种说法。大夫的食邑有时也被成为“家”，比如“三家分晋”是区分春秋和战国的标志性事件，这“三家”指的便是晋国的三个大夫，即韩氏、赵氏和魏氏。
如果将周王朝比作一个集团，周天子自然就是总裁了；各诸侯国就是分公司，诸侯就是分公司的经理；大夫可以看作是分公司各部门的主管。由此可见，周朝实际上实行的是一个三级体制，即“天子-诸侯-大夫”。
大夫的食邑还可以继续分，其分封对象就是集团的最底层员工，这些员工有个统一的称号，叫“士”。但需要注意的是，天子、诸侯、大夫都属于贵族，但士永远只能当打工人。即便如此，士的地位仍然高于平民。
这套制度在3000年前的确称得上先进，百姓供养士，士服务大夫，大夫臣属于诸侯，诸侯对天子负责，层级不可谓不分明，分工不可谓不细致。但所谓的先进，也是相对当时的生产力而言的。由于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通信不畅，所以周天子能够直接管辖的地方很小，仅限于王畿，方圆大概一二百里。在这种条件下，周天子控制全国，靠的就是这套等级制度，通过层层控制、逐级负责的方式，将数百个互不统属的诸侯国组织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
我们在此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他们3000年前就意识到，人的能力和精力有限，不可能直接控制所有人。如果想统治整个集团，只有一个可行的办法，那就是将权力逐级下放。
这套等级制度的另外一个先进之处在于，它实现了大规模统治和协作。由于实现了规模化和协作化，中华文明从此开始了飞跃式发展。数百年后，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时，这套制度开始结出丰硕的果实，中华文明出现了百家齐放的盛况，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此后，这种文化和思想的繁荣盛况再未出现过，后人虽然修修补补，但鲜少提出具有革新性的思想，包括后来的程朱理学，还有王阳明的心学，追根溯源，也都是出自这个时代。那时候，国家虽然战乱不断，但整个社会却在快步向前。
历史研究者最忌讳的就是以现代人的眼光代入式地评价古人古事。相反，我们只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以第三者的角度去衡量，而不是褒贬。周朝“封建诸侯以为屏藩”的制度至少在初期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但到了西周末年，这套制度就像一台年久失修的机器，开始运转不灵了。
其实，这套制度的弊端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来了，只是由于它利大于弊，所以才得以实施。那么，它的弊端是什么呢？那就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平民”之间都是单线负责制，即平民只对士负责，而不对大夫负责；士只对大夫负责，而不对诸侯负责，以此类推。于是，问题便出现了。周天子的号令只能传达到诸侯一级，大夫、士和平民被排除在外。
我们再打个比方，周朝是个黑帮，周天子就是大哥，大哥没有长三头六臂，所以又雇了若干堂主去分管各个码头，而堂主同样没有长三头六臂，所以他们也招了一批小弟去负责具体的事务。但后来堂主坐大，大哥被架空，成了摆设。于是，小弟名义上还是帮派的人，实际上却只听命于堂主。而且由于大哥被架空，群龙无首，堂主之间开始因为分赃不均的问题闹起了纷争，发生了火并，强势的一方将弱势的一方吞并，实力逐渐壮大，这就是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真实写照。
作为集团总裁，周天子其实是有一块自留地的，哪怕是种菜，它吃起来也方便不是？周天子的那块自留地叫做“王畿”，普天之下独此一份。而那些诸侯国，按照五等爵位，分别被冠以“公国、候国、伯国、子国、男国”。例如，鲁国是公国；齐国是侯国；郑国、杞国等是伯国；楚国是子国；秦国连个最低等的爵位也没捞到，所以春秋之前根本就不算诸侯国。
众所周知，分公司每年需要向总公司缴纳一部分利润，分公司经理还要定去去集团总部开会，向总裁述职。只要你老老实实地上缴分摊的利润，定期回总部述职，总裁是不会插手分公司的事情。所有分公司归总裁辖制，但分公司之间互不统属，而且分公司经理自上任之初就待遇不同。直到西周灭亡之前，这套等级制度还算运转正常。如果哪个诸侯胆敢不缴纳贡赋，不按期来朝，周天子可以发出号令，要求其他诸侯跟随自己一道出兵讨伐。此外，周天子本身也拥有一支凌驾于各诸侯国之上的军队。按照周朝军制规定，周天子、大诸侯国和小诸侯国可分别保留六军、三军和一军，作为卫戍部队。因此，相对于任何一个诸侯国，周天子都享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例如，由于楚国不遵周礼，对邻国鲸吞蚕食，周昭王曾率军三次伐楚。
周王室和楚国之间的矛盾也是封建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早在商朝时期，楚国的先祖就投靠了周部落，而且始终与周保持着友好关系，所以周朝在立国之初，周楚之间的宗藩关系维持得还算不错。但周朝在分封诸侯时采取“周之宗盟，异姓为后”的策略，楚国姓熊，既非周公那样的宗室，又非姜子牙那样的大功臣，所以在分封时只能靠边站，最后只捞到个子爵。这也就罢了，谁让咱关系不够硬呢。后来楚国国君与其他诸侯国君一道在朝中侍奉周天子，十分勤谨，但周天子赐给其他诸侯宝器，唯独没有楚国的份。好，这个我也忍了。但周天子会盟诸侯，竟然也不通知楚国参加。我地位再低，好歹也是个子爵，属于诸侯行列，这倒好，直接将我踢出来了。此外，楚国地处蛮荒，中原诸侯视其为蛮夷，不愿与之为伍。是可忍，孰不可忍，楚国终于受不了了。既然你们不愿意和我玩，我也不必在遵守你们那一套规则，以至于楚君气得说出：“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意思是说，你们不是说我是蛮夷吗，老子还不稀罕你们那套礼仪呢！于是，楚国不再与邻国“讲信修睦”，而是开始大肆吞并周边姬姓诸侯国。
周天子一看，这还得了，楚国这是要大闹天宫啊。为了让楚国知道自己只是个弼马温，周昭王十六年，他亲帅大军征伐楚国。虽然楚国吞并了不少小诸侯国，实力大增，但它先天发育不良，只是个子爵之国，所以当时还不足以抗衡周军。周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入楚国腹地，最后打了个大胜仗，把楚国掳掠一空，满载而归。有一个青铜器上记载了这么一段话：“宖鲁邵王，广楚荆，隹南行。”
考古学家认为，这段话记述的应该就是周昭王伐楚的故事。
三年之后，耐不住寂寞的周昭王又一起兴兵而来，意欲一举将楚国从地球上抹去。这次六军全部触动，这意味着周昭王动用了全部兵力，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这从侧面说明，周楚之间的矛盾已经尖锐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了。但当大军要渡汉水时，突然一阵强风刮来，天空瞬间变色。古人迷信，见天气变化，以为有鬼神作祟，所以周军惊恐之下四散而逃。我认为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极小，大概率是周军此次出师不利，被守株待兔的楚军打了个猝不及防，大败而归。但为尊者讳，史书将这次败仗归咎于天气。
楚昭王南征失利，但他并不灰心，五年之后再次兴兵伐楚。周昭王这次阵势更大，还有几个诸侯国加盟。但周昭王从小长在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疾苦，所以他此次南征对沿途百姓荼毒甚重，以至于民怨沸腾。周军这次打了胜仗，满载而归，但在渡汉水时，百姓给他们使了个绊子，用树胶临时粘合而成的船转运周军，结果这些船到了河中央全部散架，周军落水，多数溺亡，连周天子本人也葬身鱼腹。但历史有一次为尊者讳，只写了“南巡不反”四个字。
直到西周末年，这套制度仍然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尽管此时个别诸侯已经坐大，但它并未完全失效，要不然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出戏就没法唱了。“烽火戏诸侯”从侧面说明，知道西周灭亡之前，周天子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对诸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尽管是针对小诸侯国。但到了平王东迁之后，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周平王本是周幽王的废太子，犬戎攻破镐京也是因为废太子的外公申侯一手策划的，所以周平王有“弑君、弑父”的嫌疑，再加上他本身就是诸侯所立，又是在诸侯的护送下才勉强完成搬家的任务，所以周天子在诸侯中的威望可谓一落千丈。加之东迁之后，周王室直辖的王畿之地更加局促，所以其实力大不如前，更不用说什么天子六军了。此时的齐、秦、楚、晋四国，哪一个拔一根汗毛，都比周天子的腰还粗。周天子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天下共主，但其命令不出王畿，诸侯也不再年年纳贡，岁岁来朝。相反，诸侯之间的兼并愈演愈烈，以至于周天子不时就会收到某国被某国攻灭的消息。到了春秋中期，诸侯国的数量已经由周初的800多个锐减至几十个，而并国最多的国家，就成了后来的春秋五霸。
这相当于，总部和总裁都还在，只是分公司既不愿上缴利润，也不愿回来述职了。不上缴利润也就罢了，反正我有自留地；不来述职也可以，我耳根子也清净很多。然而，分公司之间开始互生龃龉，以至于最后刀兵相向。这时候的总裁既没有钱，也没有权，去劝架都没人愿意听。
此时的周王朝就像个奉行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幸存下来的诸侯国都在疯狂地搞兼并。我给诸位统计一下吧，晋国共攻灭诸侯国25个，齐国14个，秦国14个，鲁国13个……那么，谁是森林之王呢？自然是最先称王的楚国了，它共兼并诸侯国60多个。
前文提到，周朝实际享国仅270年，平王东迁之后，历史便进入了春秋时期，此时诸侯国已经由周初的800多个锐减至100多个，后来进一步减少到约20个，而那些灭国最多的诸侯国开始脱颖而出。
其实，春秋早期与当前的国际形势有点相似，美国称霸全球，带着一帮小弟，今天收拾这个，明天收拾那个，谁不服我就打谁。但此处是“打”，而不是“灭”，这与战国时期的情况完全不同。类似于今天的美国，春秋时期，上述几个“灭国冠军”也喜欢当老大，有事没事就在某地会盟一下，以显示自己的大哥地位。如果哪个小弟不听话，大哥便召集其他小弟群殴之。但就像流氓打架，大多数时候都是虚张声势，目的是让对方服软。只要低头认错，这架自然就打不起来了。例如，齐桓公称霸时期，曾以楚国不向天子纳贡为借口召集诸侯国兴兵讨伐。诸侯联军陈兵楚国边境，楚成王派使臣前来谈判，结果经过一番“友好交流”，双方尽然握手言和，立约盟誓，然后各自罢兵。
即使双方的矛盾无法调和，只能靠战争解决，双方也都颇有绅士风度。打仗之前，双方要互下战书，约定好时间和地点，你有几辆兵车，我有几辆兵车，你有多少步兵，我有多少步兵，双方将领是谁，都一清二楚。如果你先到达战场，已经列阵以待，而我刚刚到达，你不能立刻发动攻击，要等我也列好了阵，再冲你喊一嗓子，告诉你我准备完毕，咱俩才能开始厮杀。如果我是个菜鸡，打不过你，想要溜号，你不能在我屁股后面穷追不舍。所以，春秋时期虽然是诸侯国兼并的高峰期，但这些战争都不以杀戮为目的，而是点到为止。大多数时候，对方自知实力不济，不等你大军杀到，他就纳土归降了。因此，这一时期的战争可以用“有征无战”来形容。
例如，吴国和越国之间曾打过一仗，结果越军击中了吴王阖闾的脚。后来阖闾因伤而亡，其子夫差即位。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吴王夫差自然要报此血仇，于是发兵攻越，结果越国战败，越王勾践也做了吴国的阶下囚。但夫差并未处死勾践，也没有吞并越国的土地。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的战争多少还讲点“仁义”。
此处的仁义加了引号，是因为灭国之战并不是那么好打的。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春秋时期，如果你凭借武力攻灭一个国家，你自己的国力也几乎消耗殆尽，这等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上述几个“灭国冠军”完成兼并之后，“国际上”形成了一种均势，谁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将另一个国家完全消灭，因为幸存下来的国家，实力都不容小觑。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齐、秦、楚、晋四个大国逐渐具备了发动灭国之战的实力。大家突然发现，轰轰烈烈地忙活几十年，只是为了让别人承认自己的“大哥地位”，很不划算，这是一种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做法。当“大哥”除了能够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并不能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多少实惠。既然如此，我要那么多小弟干什么，将他们的土地全部抢来，既能壮大我的实力，又能让别人害怕我，何乐而不为？
于是，大国不再以争当霸主为荣，而是开始了另一场比赛—杀小弟。谁杀的多，谁就膘肥体壮。如果你杀得少，下一个被杀的可能就是你。从此，历史从春秋进入战国，“国际形势”也由“争霸”转变为“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
春秋时期，铁器开始出现。大家现在对各种金属习以为常，所以可能并没有察觉到铁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但正是有了铁器，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才又一次得到了飞跃式发展。然而，春秋时期的冶铁技术较为落后，炉温达不到1000℃，炼出的铁呈块状。即便是如此，这些块状铁经过打磨，其便利性也远远超过青铜器和石器。但由于炉温低的缘故，春秋早期的铁器无法批量生产，更无法按照模具生产出具有特殊用途的器具。由于炼出的铁呈块状，要想将其取出来，只能破坏炉膛，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冶铁成本和难度，这直接阻碍了铁器的普及。
冶铁技术到了春秋后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炉温达到了1300℃左右，该温度足以将块状铁融化，从而使浇注成型成为了可能。浇注成型意义重大，因为人们从此可以根据用途的不同大批量制造各种铁器。从此以后，铁器彻底取代石器和青铜器，被广泛地运用到了农业和战争中。
您可能不禁疑问，铁器出现之前，大家就不耕地了，不打仗了吗？当然要耕地，当然要打仗，只是方法笨了些。以农业为例，铁器出现之前，劳动人民普遍使用石器耕田。这在土地相对松软的平原地区还能应付，但在黄土高原和丘陵地带，石器几乎完全发回不了作用，与其说是耕地，不如说是砸地。有人可能提出质疑，不是还有青铜器吗？但青铜器是普通人能够用得起的吗？这种稀罕物只有贵族才配享受，所以贵族也被成为“钟鸣鼎食之家”。由于产量有限，青铜器一般只用来制造礼器、乐器、兵器和上层贵族的石器。至于普通百姓，其日产用具多与陶罐为主。即便是大户人家，青铜器的数量也不是很多，这可以从出土的文物得到佐证。
作为农具，石器的翻地深度太浅，效率太低。土地必须深翻才能充分发挥地力，粮食才能增产。耕作效率提高才能使大规模垦荒成为可能。所以铁器出现以前，人们受限于粮食产量和土地面积，无法产出更多的粮食，无法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是赋税和武力的来源。所以，没有铁器，就无法深翻土地，无法提高更重效率，无法提高粮食产量。没有粮食，哪来的人口，没有人口哪来的赋税和兵员，没有赋税和兵员，哪来的综合国力？
铁制农具的普及产生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繁衍，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
除了用作农具，铁器还可以用来制造武器。不同于又软又脆的青铜器，铁制武器更加坚韧，更加锋利，所以拿来砍人再合适不过了。
农民有了趁手的农具，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从而提高了综合国力。士兵有了趁手的武器，战争的进度进一步加快，为战国的灭国之战奠定了基础。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铁器的革命性影响了。据《周礼》记载，周朝时期一个军人数约为125000人。按照军制，天子六军、大诸侯三军、小诸侯一军，所以其总兵力分别75000人、37500人和12500人。到了战国时代，这点军队实在有点拿不出手。我们以秦昭襄王时期的武安君白起为例，据统计，他一生在历次战争中共屠杀了近100万人，仅长平一战就坑杀赵军40万众，因此得了个外号“人屠”。这就是铁器的出现带动了生产力的飞跃，生产力的进步又对战争的形式和规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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