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们别离的那个夏季被我的记忆打乱了顺序。我明明记得我们告别时约定在南方的城市相见——她的研究生考试异乎寻常地顺利，因而我们不得不相隔千里。

    法学课程上有无数模棱两可的案件等待学生们梳理。学生会像是秘密组织一样运转，时常邀请法学院的学生到大会堂上发表惊世骇俗的观点。我是其中最不受欢迎的一个。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声音不够洪亮、态度不够谦逊、神情不够严谨，也不是因为我演讲的论点出人意料，讲话的时候摆脱论点的束缚，遨游在几种看似矛盾的论点之间，而是因为我的表达方式过于简洁，简洁到常常省略论证的过程，把一个又一个论点叠加起来，导出最后的结论。我的演说没有吸引力，而且中常常出现自我修正的情况。但法律条文本身是确定无疑的，就像数学一样精确无误，只在放在一桩桩与学生相关的案件上时才容易出现偏差。没有极其典型的案例可循，只有掺杂着各种复杂要素的案例，使人在进行法律判断的时候常常陷入道德的自我谴责当中，如果我顺利成为一名律师或者检察官，在法庭上向法官展示证据并辅之以一段无懈可击的表述时，是否能完全摒弃感情和道德的影响？

    我出生的时候没有多一种心窍，想法总是不小心被圈禁在一个圆圈里，这是我最初沉浸于自我世界的原因。我起初相信自己可以不经过任何训练就能上手解决眼前的麻烦，这种傲慢的直觉曾经起过一些作用，像是随身带着一副盾牌行走在荆棘丛里，我对许多知识和考试都应对自如，直到在世事和感情上经历波折。我小心翼翼地避开它们但终究还是回到朴素的世情里。在我上大二的第一个学期，我被昂贵的学费折磨了一段时间。我几乎已经交不起新学期的学费，家里寄来的钱让我浑身发冷，我不得不在那段时间寻找工作机会，为报社写通讯稿，为新成立的互联网公司做图片编辑，为上初中的小男孩当英语家教，偶尔承担派送挂号信、派送牛奶和替人邮购书籍、生活用品的工作。直到这一年十月末，东北风再次造访云城的时候，我才凑齐了新学年的全部学费。

    那时我跟蓝楹已经分别了四个月。此前我们在洛水小区一起居住过一阵子，我一度完全适应了画家的起居习惯，适应了她在半夜忽然醒来，说有灵感造访，就急匆匆地披上睡衣在阳台的画板上铺上画纸、调制水粉。适应了她偶尔坐在客厅里点上烟，手指反复揉搓着画册的纸页，直到纸页一角完全卷起。她失神或者凝神的时候都是一副模样，她厌恶床板发出的异响，厌恶楼上刀具和砧板摩擦的声音，厌恶邻居家的小孩吵吵嚷嚷，甚至厌恶我入眠后粗重的呼吸声。她有时认为自己无可救药，因为她不得不忍受与我长时间的别离，她还要求我也表现出那种别离前的神经兮兮的模样。她说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她不得不离开我远去南方攻读学位的内疚心理。然而我依然可耻地怀疑这是她有意为之，她在寻求如何彻底忘记我的方式，并在跟我一起生活的那段不算漫长的日子里就开始为甩掉我而反复演习。

    她在完成毕业作品之后收到了意料之中的一系列荣誉。她在青年美术馆接受本地画家的称赞，还从一个白发老人的手中接过一只水晶奖杯，她的导师向那所南方大学的研究生院寄去了推荐信，他深信她将在绘画艺术上有所成就，圃薇把她最珍视的画作挂在艺术学院的冗长而阴暗的楼道里做展出。然而这些都与我无关。我像是个局外人一样目睹她从籍籍无名变得小有名气，成为云城画家协会的座上宾。她仍旧每天花十个小时作画，其他时间或者摆弄那些不知所云的画册，或者凝视阳台外的无花果树，在我做完晚餐以前再点燃一支烟。

    有时她在半夜醒来以后只是打开电视，手里翻看着画册，就像白天那样随心所欲，身上还挂着亲热时未晾干的汗珠。而我本来就睡得格外轻，一有风吹草动就醒过来。和她刚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还勉勉强强能睡着，后来我只能装作睡熟的样子合着杯子轻轻叹息。我有许久没有像当初在画室里那样贴近她的脸观察她细微的表情和柔软的发丝，尽管她就躺在我的身边听我诉说千言万语。你见过长满玉兰花的公路花园吗。山桃花和樱花盛开在月季花圃的两侧，狸花猫箭簇一般从两株石榴树之间窜过去。下过雨，东南角的亭子下面的泉眼又往外冒水了。你的头发都快到腰间了，花点时间修剪一下。房东留下来的兰花被我的咖啡末救活过来，你瞧见了吗，它快开花了。她只是带着敷衍的笑容点点头。在她眼里，我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俗人，一个失去光彩的老成持重的人。况且，那段时间我戒掉了写诗。就像戒掉美酒和烟草一样，不去写诗、不想写诗并不难。只要合上诗集，再将它们打发到衣柜的黑暗角落，眼前的任何事物都不会勾起我的诗情。一夜连一夜的失眠加重了我患得患失的情绪。我怀疑童年时困扰我的梦魔再度捕获到我。

    我在她离开后的第四天重新梦见了巫女。她比我在童年时见过的模样老了许多。起先她尽说一些胡话，跟普普通通的没有逻辑性的梦没有差别，她说两千年前倒在罗马大道上的贫民，会以一种腐朽的木料做墓牌，上面刻满无法辨认的拉丁字母，以诅咒这个贫富不均的世界。还说在成吉思汗与花剌子模会战于玉龙杰赤，居民在逃难的路上仍不免受到蒙古人的戕害，每当西风乍起，埋在戈壁上的亡魂就放声呐喊，妄图向施暴者复仇。她从不描述美好的景致和故事，仿佛它们只是出自流浪诗人的捏造，她还尝试让我接受美好的生活只存在于幻觉。她不想让我发声，拒绝听我长篇大论，避开我无穷无尽的提问。某些时候她会停下来，默然不语，沉浸于自己所说的景象。她说有风。风就在门楣上扭摆肢体。她说有雨。雨水就错落有致地敲打着阁楼上的窗棂。我一度怀疑眼前的景象发生在真实世界，我记得卧室的确有一页方格状的门楣，而我们居住的楼上有一处窄小的阁楼，但临近黎明的时候我才从浅浅的梦境里清醒过来，因为卧室门并没有什么门楣，而我们的楼上居住着一户退休的老夫妻。

    巫女起初只是偶尔造访我的梦境。后来，尤其是蓝楹离开后的第一个月，她开始频繁扰乱我的睡眠。那时她注意到了相思和焦虑带给我的一系列并发症。我向她陈述一些不知道寓意的荒诞的梦境。我整日沉浸在她留下来的那些画册里。假装她坐在阳台的椅子上，假装她坐在客厅里抽烟，嘴里哼唱着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的片段。我会大段地朗诵写给她的两首长诗，在朗诵到“琴弓割破我的手指，猫头鹰为黑夜披上一层薄纱”时，我开始扮演起她的角色跟自己对话。巫女及时打断了我的这一层梦境，因为我深邃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起来，她在另一层梦境里向我展示了一个虚无构境。我不敢直视那片大地。她就描述给我听。她说，土地是干涸的，到处都是脆裂的地皮和干枯的植株，天空呈暗灰色，秤砣般的乌云低矮得几乎要掉下来，半空的风沙像一柄柄短刀侵袭着被断裂的藤蔓折磨得千疮百孔的遗迹。神庙的城墙在针眼般渺小的落日里缓缓下降，随一片烟尘沉入模糊不清的地平线里。但她听不见风声。我也听不见。我能听见的只有因寂静而生的秒针的喘息。我猜或许是错觉，是大脑为抵抗失聪的错觉而故意制造的声响。我醒来以后常常把那些梦忘得一干二净，每次醒来我的额头上都挂满汗珠，卧室像黄昏一样缺乏生趣，窗台上没有一点风丝，我睡过了一夜甚至比入睡以前更疲惫、更失落。

    朋友们说我们只是谈一场异地恋而已。但我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了蓝楹。我们互相打电话的次数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少，常常拨通电话以后听对方长时间的沉默或者几句客套的寒暄，就像两只挂钟重复和昨天一样的鸣音。但我们谁都不想主动迈出那一步，就像当初刚刚相爱的时候谁都不愿先吻对方的脸。暑假来临后，我曾打算去南方找她，但昂贵的旅费使我无能为力。我期盼她回来找我，哪怕只是为了亲口告诉我，我们的关系结束了。当然，我们的关系早就终结了。一次电话交流中，我希望她回复我在一周前和两周前寄去的长信，她却说自己缺少写信的心境和时间。她只要我把心中的困惑直白地告诉她，在电话里说而不是寄寓在散发柑橘气息的信封里——她厌倦读信，就像厌倦阳台上传来的鸟鸣一样。然后她就带着不耐烦的语气向我告别。“如果我有时间，一定会回去找你。”每次挂断电话前，她都用敷衍的语气说这句话，像是为我留下一丝活命的希望似的。

    “拜托你，我的小火车，拜托你在下一通电话里好好同我道别吧。”我在最后一封寄给她的信里写道，“拜托你在宝贵的创作时间之余，剪断云城的这缕情思吧。”我觉得自己的这封信说得够清楚了，便不再主动拨通她的电话——自六月份她离开云城以后，几乎所有的通话都是我主动拨打过去的。

    九月，在我开始筹备新学年的学费时，我们已经不再联络了。我几乎付不起房租，但还是在租期结束前从互联网公司和学生家长那里拿到了支付下个季度房租的薪酬。我有时在夜晚的街道上散步，在雨点密集的傍晚，打着伞慢腾腾地走着。秋季的夜雨时断时续，当我注意朦胧的夜灯时，雨势渐止，而在大口呼吸夜风的时候，雨势再起。秋风轻轻摩挲着路人的衣领，捻着灌木丛里的月季花萼。有时能遇见拖着行李箱的淋着大雨的神情决绝的女人。我上前给她打伞，她一手拉着行李箱一手抹着眼泪。有时能碰见一对争吵的情侣。女人坐在台阶上哭泣，男人拿着被风吹坏的雨伞向女人解释。他解释些什么呢。在他急切的神情里似乎不难猜到，那女人将他推开，却发现力量比预期大了一点——她把他推倒在地上，泥水沾湿了他的西裤，手里的雨伞也掉在雨水里，他的眼睛上布满密集的雨滴，她又带着懊悔的神情把他拉起来，继续哭诉。回家去抚平伤痕吧。我劝慰他们，淋雨只会加重伤感的情绪，倒不如回到家里慢慢梳理彼此的矛盾。看着他们一边争执一边往回走的背影，我多么希望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春季，发生在春雨如酥的时节。

    十月的时候我仍然频繁地梦见女巫，但情绪比夏季缓和了许多。我们终于能面对面地在梦里交谈了。尽管每次梦醒后总会忘得一干二净，但我却能凭借眼前出现的新鲜事物联想起那些遗失的梦并重新拼接起来。有一段时间她只想听我讲述内心的阴暗面。讲述我历年来撒过的谎，做过的错事和积蓄内心的愧疚感。她故意引诱我说那些我不愿提起的旧事。她想听我如何卑劣地圆谎，如何厚着脸皮化解那些尴尬事，如何在明知道自己做错的情况下支支吾吾地为自己辩白。我只好绕开大段大段的回忆，从认识蓝楹和认识毕荔以前的那些往事算起，然而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脆弱，我发现自己绕不开这些记忆，一旦我试着回想那些让我无地自容的旧事时，一系列关于爱情的片段就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好像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线，牵起一个，另一个也跟着冒出来。但我还是充满歉意地讲述自己在公车上叫错了一位朋友的名字，并把这个错误一直拖到两年以后才改正过来，事后居然像个没事人一样出席他的生日宴会。讲述我曾误会一位同学抄袭我的家庭作业，并且卑鄙地不加斟酌就报告给老师。讲述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怀疑是窃取滑板的小偷，在自证清白后就气冲冲地选择了离开……我还梦见过正义之神忒弥斯以黄金天平称量我的灵魂的重量，看那些披着狼皮的鬼魂纷纷举起竞标牌，有时也会梦见在酒杯上跳舞的美妙身体。

    十月过后，云城的冷雨越来越稠密。我买来一些新碟片放在音乐播放器里。攒在衣柜里的音乐光盘已经多到快装不下了。那时我开始听以前很少关注的歌剧以及不带任何情绪的交响乐曲。家里的画板被我丢进了垃圾桶，用作速写的铅笔同样被我处理掉了。我很少打开电视，手冲咖啡换成了廉价的速溶咖啡，因为我憎恨磨咖啡的复杂工序，而没有咖啡末滋养的兰花也变得无精打采，枯黄的叶子耷拉在干硬的培土上。十一月中旬我生了一场病，伴有口唇疱疹的一场高烧。我以为自己会烧到满嘴胡话、不知所云的地步，但事实上根本没有那么严重，高烧只是把我弄得头晕目眩而已，口唇疱疹也不过驻足了五天就痊愈了。我依旧严格按照时间表去上课，跟刑事诉讼学的老师讨论法律量刑的问题，跟宪法学老师讨论修宪的程序性问题，咨询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注意事项，并且在课后记诵那些繁琐的法律条目。

    晚上回去的时候我经过两家琴行、一家歌舞厅、一家大型商场、一个停车场和一条美食街，然后走进洛水小区那些蜿蜒曲折的小巷子。我经常在那些小巷子里迷路，每栋楼每个单元都是一副模样，每个路口都有绿色黑色的垃圾桶，以及支离破碎的公路和孤零零的路灯。夜间网吧里坐满了年轻人，网吧外面有热闹的烧烤摊，烧烤摊前面是一家影碟店和一家少儿特长培训机构。穿过洛水小区，就是城市的主干道，道路对面是一片高楼林立的商业区。我很少再往北面走，那边没有抵达学院的公交汽车和地铁站。除了上课，我所有的时间都消耗在赶回家的路上。我在这一个小时的公车时光里常常戴着耳机听歌曲，有时摊开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有时默默注视着窗外，看驾驶电动车穿梭在街道上的人们的悲喜。我从不相信人会快速衰老，因为时间在我的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除了比以前更加频繁发作的胃病。然而到这一年冬季，当拂晓的小雪把我从女巫的谈判桌上唤醒的时候，我照了照镜子，才发现胡子跟鬓上的头发长在一起，圆框眼镜背后的那双眼睛像是一湾沉寂许久的死水。我像是老了好几岁，声音也变得沙哑，手指间弥漫着烟草味。那时我还没有决定换一种生活，因为我还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落寞情绪里，这里已经没有一点蓝楹居住过的痕迹，但每一个角落似乎都留有她的影子和她的气味。

    我把她读过的书和画册收集到阳台的角落。把自己以前很少去碰的那些历史典籍和笔记小说放在书架的最外侧。只有九点钟的阳光才会照在那几个暗色调的书架上。书架前是一只我新添置的躺椅，躺椅靠近暖气，我在晚上常常坐在躺椅上入眠。阳台窗户上方的抽油烟机通气孔时常渗进一阵阵冷风，我试过无数次将它堵上，但每次都败下阵来，只好把阳台的门关上，这使客厅的采光更加糟糕，即便打开灯，客厅也给人一种沉闷的感受。因而我有点恐惧回家，后来不到晚上十点我就不回家，有时在寒冷的街道上散步，胡思乱想一些旧事，以及复述白天学到的法律概念。我遨游在幻想的世界里，这种感觉多么像小学时的我，在收集麦穗的傍晚，走在被晚霞染红的小路上观赏露出半张脸的月亮。你肯定不记得了，晚霞的灰烬消失在天际线上，那些星星就像是一枚枚洒在深蓝色的盘子里的水果糖。那条小路很短，走过那里的羊群会留下一股羊膻味，赶牛车的皮鞭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池塘的苇丛里冒出一团闪光的萤火虫。黄绿色的光芒点燃了那些美妙的夏夜。它们像落在地上的繁星一样眨着眼睛，那时我曾幻想过把那些小虫子收集起来放在夏夜的院子里，不必再听父亲和母亲无休止的争吵，不必理会因争吵引来的鸡飞狗跳和灼人的热空气。只是我发现自己很难完美重现那些回忆了。因为你猜不到梦境会在什么时候出来添乱，会在哪些回忆片段里增加一些根本不会发生的画面，增加一些根本不会存在于那个季节那个年代的事物。

    进入隆冬以前，我开始参加朋友们举办的小型聚会。我们聚会的地方在图书楼二层，那是我和蓝楹初吻的地方，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接受了这个制造欢笑的新据点。我们定期在那间教室里开展活动，带来最新认识的男男女女，看他们表演节目，和他们交流阅读心得、分享生活中的新发现。有时他们会带来乐器，让艺术学院的朋友做即兴演出。那间教室热闹过一阵，但后来这个聚会的发起人准备考研，于是其他人也变得懒懒散散，可供分享的话题越来越少，以至于每隔两天去一次的时候，我只会坐在角落翻一翻桌子上的《堂吉诃德》，听一听上个世纪的乡村民谣。那时我没有注意到圃薇也来到这个聚会上。她在这一年夏季毕业后，顺利考上本校的研究生，并且依然在那间画室工作。她注意到了我。走过来跟我寒暄，语气有些局促。我们安静地聊着最近的生活，跟我们刚认识彼此的时候相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我想早早结束我们的交谈，因为我能分享的日常生活其实是一片空白。我甚至不记得自己读过什么书，只记得那些歪歪斜斜的书名。我无意识地讲述着，讲述只是为讲述本身，只是为了更有风度地结束这番交谈，并且防备勾起满是伤痕的春季的记忆。

    “所以，你把关于她的一切都收拾掉了。”她想替我做发言总结。我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她，可是她知道我的每句话仍旧关于她。“很遗憾，我也是关于她的记忆的一部分。”

    她充满歉意的表情让我忍不住想笑。但我不知道如何进行已经走到死胡同的话题。

    “你再没有碰过速写画吗，”她料到了我脆弱的一面。“我还是坚信你有一点绘画天赋，在速写画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我没有作答，我的话已经说完了，只能用表情回应她，嘴角带着善意的笑。她说她有一些漂亮的新朋友。她用充满哲理的话劝慰我说，长久沉浸在无趣的怀念里不是智者的所为，而我给她的印象是，我刚刚失恋——而不是与上一任恋人分开了半年。我感觉到她在怜悯我。她怜悯我的时候怀有一种拯救我于苦海的高尚信念。她说她愿意陪我在楼下的小道上散散心，在那家咖啡馆里品尝小甜品，如果我需要一个倾听者的话。然而我不需要倾听者。我正在酝酿改变一种生活方式，把唇角和两鬓的邋遢的胡子全部剪掉，换一个社区生活，换一件崭新的植绒夹克，换一瓶花香调香水。去网球场上测试那支从来没有打开过的网球拍。去音乐酒吧学习弹奏吉他，并跟徘徊在吧台的妙龄女子搭讪。我沉默地等待那间教室关门，等待身上的烟草味消散干净，才回到法学院的教室翻开空空如也的笔记本。冷风从楼道里一股股灌进来，却让人有一种春季才有的清爽感。

    你不会相信那时我有一种想要写诗的冲动。圃薇，你瞧我用速写笔在画纸上写些什么。我以为我早就把里尔克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们结交花儿，葡萄叶和果实。它们不只讲季节的语言。”不必怜悯我，圃薇。我在走完一个季节的轮回后就痊愈了。我会画一些潦草的画，并在速写画后面写一些诗句，像箴言那样的诗句，在路灯下一遍遍斟酌、修改，蓝色的路灯光把花圃里的万年青照得像是盛夏那样繁茂。我在经过紫风铃咖啡馆的时候依旧坐在曾经最爱的那个位置上，在傍晚八点以前赶到中学生家里教他一个小时的英语，他是个勤勉好学的孩子，用不了多久我的家教课程就结束了。我的春季的生活费还没有着落，但我在寻找新工作，我在一份小刊物上匿名发过几篇短篇小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我在那些小说里面杜撰了一些完美无缺的爱情和完美无缺的主人公，它们像是混合烟草和香水的香料一样让人欲罢不能，看过以后像是做了一场春梦。我不够高产和勤奋，所以报社在跟我约过两次稿以后终于放弃了。然而有的时候我依旧会有写下去的欲望。请再来一杯酒吧，掺一点柠檬汁让口感柔和一点。我的胃不能接受这种烟熏味的辛辣感。我认为这种酒的味道像极了消毒水。只希望我再次入梦的时候不再跟女巫相见，不再被逼着说自己再也不想听到的话，难道因为可以毫不介意地反复提起旧事才会让自己变得更纯洁吗。你的神不会这样说的，挂十字架的小姑娘……

    后来的一些日子我和圃薇像是一对情侣一样徜徉在路上和咖啡馆。但我们的话题始终没有触及感情。我和她之间只存在一种单纯的信赖关系，我们谈论马蒂斯、毕加索，谈论罗丹和高迪，没有争论，只有交谈、倾听以及悠长的诗意的沉默。她总是充满忧虑地望着我，而我则试图摆脱她的眼神，试图改变在她眼睛里的模样。我们坐在喧闹的酒吧里品尝泡在威士忌里的水果丁。我观察妙龄女郎在舞池里甩动染色的头发，观察举着酒盘的侍者如何叫醒熟睡在吧台上的客人，观察相拥起舞的男女接吻时咬伤了对方的嘴唇。她忧虑的目光烧伤我，而我在听到隔壁酒桌上的客人讲完笑话后笑个不停，感觉自己的胃部因大笑而痉挛。我承认有时候会喝得多一点，但不足以混淆我的判断力和理性，十点以前我会把圃薇送到她的楼下——那是一栋刷着粉红色油漆的研究生宿舍，而困扰她的要素不过是我每次返回家里的时间，有时是凌晨，有时在后半夜。

    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为我相信自己完全从笼罩了一整年的悲凉感受里渐渐恢复过来了。她眉间的惆怅越来越少，有时她会忍不住提到蓝楹。她说蓝楹是她大学四年最好的朋友。她们现在依然关系热络。她避免在电话里提到我，提到我在每个晚归的冬夜里形单影只，只为慢慢抹去脑海里的她的形象和名字。然而她还是在一个夜晚的通话中提起了我。她说她提到我的时候，只听到对方的呼吸变得深沉冗长，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心脏。她随即改口说我的法学课程满满当当因此没有什么机会缅怀一段错误的相思。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兀自产生一种替我打抱不平的冲动，连说话的语气都变了。她告诉我，那时她想起了在图书馆的活动室里的毫无生气的我，刚见到我的时候，她一度怀疑我会死于殉情。

    “应当划上句点了。”她不自觉地劝慰着我，像是劝慰自己那样轻松自然。“况且眼下你还有一堆麻烦事要做，我想你不会因为我是女人而不愿开口向我求助。”她说完就笑了起来。她像一个我忘记名字的电影演员。在一部匈牙利爱情片里，那个忧伤的女人直到剧终都没有露出笑容，我想她笑起来的样子大约就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