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回到云城后，我们的经济情况没有什么改善。春晓的妈妈给她汇来下班学期的生活费，我的生活费在第二个月事务所发薪水后才有了着落，也仅仅只够房租和维系基本的生活而已。维系某种特定的生活模式并不需要很多钱，但这对于一个大三学生和一个大一学生来说已经足够有挑战性了。况且其中年长两岁的那个还在不遗余力地搜集书籍和油画，有时还为制造一种浪漫去买鲜花、红酒以及充满仪式性的小胸针。柴思榕将我的几篇社论交给南方的一家杂志社，他们答应发表但不会给太多稿酬，除非我能源源不断提供给他们一批新鲜的新闻素材，然后再以一种矫揉造作的故作幽默的笔法展现在草纸上。有些时候我必须证明我是他们的一部分，证明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精致的匪徒、奢侈品的追随者以及不受良心操控的人。有时还要用一咏三叹的修辞手法逗弄读者，美其名曰训练读者的阅读欣赏水平，使他们期待下一期的版面，并且在受追捧的对象前面尽可能地堆砌形容词，“赞美你不会吗？赞美！”我像是一台停不下来的打字机，反复敲击着与赞美有关的草稿，这样的工作比捕捉灵感简单多了，可是我越来越难以坚持下去，我想是时候跟文字工作永久性地道别了。
春季是在春节后的一个半月倏然降临的。那时我还在为下个季度的房租发愁，天刚蒙蒙亮，我就出门跑步去了。薄雾在天桥上停留了一会儿，走到街道对面的小食摊时我注意到刚刚盛开的桃花，以及若有似无的香气。回家的时候我带着一种久违的喜悦，准备在周末和春晓泛舟湖上，去瞧瞧城南的那片玉兰树林，或许能找到探索新生活的灵感。这段时间我一边竭力应付课程和实习工作，一边让自己接受律师的新定位，这种感觉并不比失恋好受，但我一直在隐藏自己的情绪，隐藏到春晓完全不知情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有任何变化的地步。我只是把自己关在卧室的时间变少了，上午和她若无其事地交谈，问她下周的课程和排练表演的安排，有时会和她在户外的烤肉摊上喝几杯，直到睡意来临再步履蹒跚地离开。我必须装作喜欢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装作憧憬未来幸福美满的样子。那时，我仍旧常常困倦打着呵欠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我常去图书馆，每当路过文学区都会绕开，看到别人拿着诗集或者某本我一直想读却又未读过的书，内心不免焦躁。我顺从自己的遗忘，开始有计划地在脑海里删除故事和人物，或者以一些新东西比如肥皂剧的主人公、逻辑不通的情节取而代之。
柴思榕的电话是在这一年四月底打来的。那时我还在中心公园的花坛前吃着棉花糖。天色阴沉，一场从未见过的雾霾袭击了云城，喂完鸽子的小娃娃们坐着婴儿车慢慢离开。中心公园的湖面有种铝水般的色泽，靠岸的这一侧徘徊着十几条金色粉色的锦鲤。当我接听电话的时候，空气里没有凉风，烧烤摊上的炊烟笔直地向空中散去。我对所有外在的信息都有些敏感，仿佛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正在接受逃脱不了的惩罚。
“你停止写稿了？”柴思榕用一种恼火的质问的语气。
“我不想再写那些垃圾堆里的东西了，况且也赚不了多少钱。”
“编辑部本期准备用你上个月的稿子，我给你发到电子邮箱里了，你为什么不回？”
“我有半个月没有打开电子邮箱了，生怕里面塞满退稿信。”我礼貌地笑一笑。
“你还有别的稿子吗，一个半月以来没有写别的东西吗？”
“没有，找个有前途的撰稿人吧。”我安慰着她，也安慰着自己，“我不是那块料。”
“或者你来编辑部，或者我去你家附近，我们见一面再谈。”说完她匆匆挂掉电话。
黄昏，我们在楼下的快餐店碰面。雾越来越浓，晚风似有若无地吹过，柳絮徘徊在户外，碧桃树上的桃花已经落尽。我们见面时她穿着一件象牙色的风衣和蓝牛仔裤，给人一种轻盈干练的印象，仿佛去年冬季讨论约稿的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她坐下后只点了一杯咖啡，然后从皮包里拿出打印好的稿件，将其中一些有增删的纸页递给我，让我大致扫上几眼。
“你说过，我有权删减这些手稿，所以我就没有客气，顺利的话这个短篇会出现在下一期的第三版上，第四版是广告页。”她把定稿的样纸递给我。我没有接过来，只说这些事在电话里就能说清。
“受够了写作还是受够了稿酬？”她的表情故作轻松。
“都受够了。我感觉自己已经写不出什么东西了，以前写的也是浪费纸。”我有些言不由衷，但某些时候我的确这么认为。
“你真的这么想吗，还是在一个朋友面前的自谦？”她见我面无表情，“报社付给你的稿酬其实不低，你再多花点精力，情况会有显著的改善。”
“花点精力说服自己去写不知所谓的文案，还是浪费时间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服务生递过来一份薯条和榴莲酥，我拆开番茄酱，“等我毕业后，收入才会有显著的改善。”我准备再多说几句，但看着她的眼睛，我又感到有些惭愧。她出自于某种责任感或者义愤来到这里，规劝我再拿出一些时间做浪漫主义的工作。她洞悉了我内心的秘密，而我无法以冰冷的话回绝她，她眨着眼睛像是努力平息自己的失望似的，半晌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嚼着那些热薯条，她把咖啡喝完后又尝了尝我的盘子里的榴莲酥。
春季是在春节后的一个半月倏然降临的。那时我还在为下个季度的房租发愁，天刚蒙蒙亮，我就出门跑步去了。薄雾在天桥上停留了一会儿，走到街道对面的小食摊时我注意到刚刚盛开的桃花，以及若有似无的香气。回家的时候我带着一种久违的喜悦，准备在周末和春晓泛舟湖上，去瞧瞧城南的那片玉兰树林，或许能找到探索新生活的灵感。这段时间我一边竭力应付课程和实习工作，一边让自己接受律师的新定位，这种感觉并不比失恋好受，但我一直在隐藏自己的情绪，隐藏到春晓完全不知情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有任何变化的地步。我只是把自己关在卧室的时间变少了，上午和她若无其事地交谈，问她下周的课程和排练表演的安排，有时会和她在户外的烤肉摊上喝几杯，直到睡意来临再步履蹒跚地离开。我必须装作喜欢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装作憧憬未来幸福美满的样子。那时，我仍旧常常困倦打着呵欠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我常去图书馆，每当路过文学区都会绕开，看到别人拿着诗集或者某本我一直想读却又未读过的书，内心不免焦躁。我顺从自己的遗忘，开始有计划地在脑海里删除故事和人物，或者以一些新东西比如肥皂剧的主人公、逻辑不通的情节取而代之。
柴思榕的电话是在这一年四月底打来的。那时我还在中心公园的花坛前吃着棉花糖。天色阴沉，一场从未见过的雾霾袭击了云城，喂完鸽子的小娃娃们坐着婴儿车慢慢离开。中心公园的湖面有种铝水般的色泽，靠岸的这一侧徘徊着十几条金色粉色的锦鲤。当我接听电话的时候，空气里没有凉风，烧烤摊上的炊烟笔直地向空中散去。我对所有外在的信息都有些敏感，仿佛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正在接受逃脱不了的惩罚。
“你停止写稿了？”柴思榕用一种恼火的质问的语气。
“我不想再写那些垃圾堆里的东西了，况且也赚不了多少钱。”
“编辑部本期准备用你上个月的稿子，我给你发到电子邮箱里了，你为什么不回？”
“我有半个月没有打开电子邮箱了，生怕里面塞满退稿信。”我礼貌地笑一笑。
“你还有别的稿子吗，一个半月以来没有写别的东西吗？”
“没有，找个有前途的撰稿人吧。”我安慰着她，也安慰着自己，“我不是那块料。”
“或者你来编辑部，或者我去你家附近，我们见一面再谈。”说完她匆匆挂掉电话。
黄昏，我们在楼下的快餐店碰面。雾越来越浓，晚风似有若无地吹过，柳絮徘徊在户外，碧桃树上的桃花已经落尽。我们见面时她穿着一件象牙色的风衣和蓝牛仔裤，给人一种轻盈干练的印象，仿佛去年冬季讨论约稿的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她坐下后只点了一杯咖啡，然后从皮包里拿出打印好的稿件，将其中一些有增删的纸页递给我，让我大致扫上几眼。
“你说过，我有权删减这些手稿，所以我就没有客气，顺利的话这个短篇会出现在下一期的第三版上，第四版是广告页。”她把定稿的样纸递给我。我没有接过来，只说这些事在电话里就能说清。
“受够了写作还是受够了稿酬？”她的表情故作轻松。
“都受够了。我感觉自己已经写不出什么东西了，以前写的也是浪费纸。”我有些言不由衷，但某些时候我的确这么认为。
“你真的这么想吗，还是在一个朋友面前的自谦？”她见我面无表情，“报社付给你的稿酬其实不低，你再多花点精力，情况会有显著的改善。”
“花点精力说服自己去写不知所谓的文案，还是浪费时间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服务生递过来一份薯条和榴莲酥，我拆开番茄酱，“等我毕业后，收入才会有显著的改善。”我准备再多说几句，但看着她的眼睛，我又感到有些惭愧。她出自于某种责任感或者义愤来到这里，规劝我再拿出一些时间做浪漫主义的工作。她洞悉了我内心的秘密，而我无法以冰冷的话回绝她，她眨着眼睛像是努力平息自己的失望似的，半晌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嚼着那些热薯条，她把咖啡喝完后又尝了尝我的盘子里的榴莲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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