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我跟春晓讲完这一年春节和母亲的谈话后，她已经不再流泪。她一点点靠近我，试图从我捉摸不定的情绪里获取一种坚定的信念。可是我仍处在游离当中。我没有那种信念的理由看似是充足的，当我别无选择地投入到一个无法完成的承诺中时，道德仿佛为我堵住了退路，一旦逾越道德的沙丘我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可是我不是一个乖人，尽管我一直坚信自己是这样的人，学校教育也一直在把我往这样一条虚伪而绝望的路上指引。我没有勇气告诉春晓的妈妈，我不能在某个确定的时间里购置一套住房，然后用三十多年时间为这套住房默默燃烧生命，况且某个时刻还可能经历难以预料的麻烦——被裁员、被欺诈、被蓄意报复。我从未乐观地看待过自己的人生，但此刻的悲观却是从前未有过的体验。我仍旧被困在土地上，也许是大地上方二十米的半空。我能看见劳作的人们在寒风凛冽的下午丈量地基，露出憨厚笑容的工人将一杯水倒在毛巾上，往常我会从他们身边经过，当做他们从未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从未出现在城市的某个地方。可是这个时候，我忽然被叫醒了。春晓，你下班的时候注意过路边盛开的玉兰花吗。注意过被拆去屋顶的旧楼前的合欢树被移到三百米以外吗。烈焰腾腾的柳絮裹挟着地上的树叶，扑向一堆被推倒的电动车，可是无人呼救。被埋藏在地底的呜咽的灵魂，从学校门口徘徊了好一阵子。“你一定想抽一根烟。再来一杯酸苦的不加糖的咖啡，如果有一瓶上好的琴酒就再好不过了。”我没有浪费时间，我只想听一听从命运手掌里逃出去的人们会发出什么喟叹，吟咏什么歌曲。然而这些魂魄说不清自己的处境，他们在河对岸的树影下休憩，月光照在不远处的土丘、沙地和蛇窝上。他们已经无法理清存在于旧世界的记忆，那些记忆从死去的时刻就开始散失，他们忘记新结识的朋友、忘记暗恋过的女人，直到父母的脸庞也渐渐消融。他们越认真回想，记忆消散得越快，仿佛他们想起什么，什么就烧成灰烬。可是他们总能记起点什么，他们愤恨地告诉我萤火虫微弱的火光在木头人干瘪的脸上晃动着，木头人除了重复机械的回答以外就只剩制造刺耳的噪音。它们不会畏惧也没有哀伤和同情心，除非两个瞎子逼迫它们攀上崖壁，它们才像得了风湿病一般颤颤抖抖、手脚冰凉。木头人仿佛永远不会老去，它们一排排被雕刻出来，在行动迟缓的时候又被偷偷换掉。平日里，它们吱吱扭扭的脑袋和双臂摆动起来跟活人没有不同，只有处理某件事的时候它们才原形毕露，只是谁也不知道它们最终的归宿。

    我没有见过衰老的灵魂。这一点我和母亲不同。当我沉睡或者近乎沉睡地游走在街道上、巷子里，当我喝醉酒或者带着难以消解的烦忧徘徊在立交桥下、阴影重重的花园里时，我总会体察到有什么在身边驻足。那衰老的灵魂肯定会把充满智慧的话捎给我。他会颤颤巍巍地贴近我的耳朵，从喉咙里挤出那些让他们如何平静度过一生而避免思想的火焰烧到自己的做法，他会说将一生的时间都盛放在田园或江河上，让太阳把你的肌肤晒成碎裂的沙盘，让滔滔河水清洗你污浊的身体，然后在河上抓一网鱼，在田里撒一行麦粒，让半黑半白的头发长下去直到与大地相接，让浑浊的眼睛里长出杂草。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就倚在野槐树下睡上会儿，黄鼬和狐狸会围坐在身边为你取暖。你会感受到根蒂在脚底下逐渐长出来，穿透岩石深入大地内部，当你有了一个根蒂就不会感受到孤独和焦虑，因为即便你消失了，你留在大地深处的根仍旧存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它会从地底复苏，萌芽穿过冰冷的岩石重新长出一副健康的躯体。可是只有持续不断感受新东西，人才有留恋俗世的热情。当一个人扎根在乡土，他只是以精神上的婴儿状态维系生活而已，它维系一种自我愚昧和自我封闭的状态，以达到自我满足，我什么都不知道了自然就不会有烦恼，就像品尝过传说中的忘忧果，熏熏然醉倒在摇曳的渔船上。我会醒来，我依然忧虑，我的眼睛里挤满了沙粒般密集的魂魄，挤满了雨滴般转瞬即逝的念头，我劳作的双手长满老茧，鬓间的头发已经全白，我哆哆嗦嗦地从瓮里拿出鱼干递给游春的孩子们，可是思想的烈火依然在烧灼我的心脏，使我彻夜无眠。我还指挥不动玉米人，刚刚入夏麦穗就饱尝反常暴雨的蹂躏，我已经没有多余的力量把塌陷的雨棚竖起来，如果死亡在下一刻降临，我只会诅咒自己和这个荒谬的人间。它甚至不值得你体验，不值得你站在雨水里呐喊，苦苦寻找那些无以赋形的敌对者。那时你宁愿充当一个快递员一个送奶工一个时常消失又时常现身的影子，你想观察它推敲它像是仔细叩打一枚黯淡的陨石。星期三你没有默诵祈祷词也没有赞美任何人，没有阅读报纸上的颂诗和谜语，没有把长满尖刺的长诗寄给杂志社，仍旧坐在办公桌前品尝可能引起胃痛的不加糖的咖啡。在咖啡变冷之前，你会接到一些放款电话、求助电话以及客户漫不经心的询问电话，直到你感觉自己和对面都疲劳了，在傍晚下班前将空洞无趣的工作内容写在记事本上。你假装忙碌地读过这样一天后，认为一项伟大的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厘米。可是衰老的灵魂没有教会你如何欺骗自己。蹚过河水的鬼魂像是奴隶般消失在沙丘对面，喝醉的玉米人从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挣扎着走出来，他们相信一种神圣的收获方式，在散尽金色颗粒后，灵魂仍旧保留前世的记忆。

    春晓仿佛已经看穿我在过去一年里逐渐僵冷的心脏和雨季的稻草人般悲观的灵魂。她对我的安慰方式就发誓永远留在我身边，这让我在被岁月烘烤的滚烫的梦里迟迟不能醒来。她注意到了我高烧说胡话的症状，艰难地把我扶到五百米外的一家社区医院。接下来半个月我都躺在病床上，一个吊瓶接一个吊瓶轮换着挂在铁支架上，我的手背上扎满针眼，有时剧烈呕吐，有时在病床上大口喘息。在我即将痊愈的时候，也就是这一年四月份，我顺利从司法局拿到了司法考试证书。但没有任何愉悦可言，虽然我身边的同事又换了一茬，实习的青年男女们带着爽朗的笑容，无拘无束地穿梭在办公位间的狭长过道里。我深信青年男女会在合作分工的过程里坠入情网，并在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取悦彼此，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之间的礼数显示着旧时代的诸多要素的回归，我忽然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轮回的岔道口。此外，我再没有收到那些建筑工人的消息。往日每个下班的傍晚，我都会下意识地在那栋已完成的建筑的大门前等上一会儿，却再未见过那些捧着饭盒的苦苦等待的中年人。我想他们也许如愿得到赔偿，在另一个工地上劳作。那道伸缩门前除了弥漫着一股鱼腥味，还弥漫着一阵浅紫色的蒸汽，六月过后，那套楼房开始对外销售，前来购房的人们在售楼大厅外排队领号码牌，并对不守规矩的插队者饱以老拳。经过大门的提着菜蓝的老妇感叹说，看来人们真是富起来了。

    这一年夏季格外难熬。没有暴雨，只有连绵数日的高温和雨后湿热的空气。白花花的阳光使人抬不起头。股市暴跌后的第一个周末，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经济学家的解析文章。他们向公众呐喊，等待第二次热钱的浪潮，倘若再不投向股市就会错过最后一次发财机会。可是没有人再关心股票了。在股市纵横捭阖的人们仍旧能领到一笔数额惊人的贷款，汽车和皮鞋一样打磨得锃亮，皮包里塞满字条和收据，他们经常在冰雪谷大厦的停车场里争论，或对着手机为自己的观点辩护。金钱像流水一样冲刷着石板路和外皮剥落的围墙。空间的壁垒仿佛被打开了，我们像是乘坐着时间列车从两个空间里穿梭。而我像是被列车甩进荒野里的尘埃，只在日暮时分从月季花和垂柳的轮廓里取回自己的灵魂。我的法庭辩论技巧长期停留在差强人意的水平上，辩论沾染了浪费时间的荒凉感，而思索和查阅被视为一种低级的罪责。秋季，我们仍然没有搬离伊尹小区。预想的拆迁迟迟没有消息，讨论拆迁的女人们每晚占据窄小的活动广场，讨论哪一家地产开放商在竞标。我和春晓的感情没有强烈回温的迹象，有时我在迁就她，有时她在迁就我，我们对彼此的残忍建立在一种不值得期待的未来图景上。可是我们并不是陌生人，我照旧下班后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将黄鱼的肚子划开，取出内脏后清洗鱼腹，将香料和蜂蜜抹在鱼身上，又把鱼放在罐子里腌制一刻钟。我们在餐桌上一边用餐一边漫不经心地攀谈。她仍旧没有洞悉我淡漠情绪的背后是对自己的放逐，仿佛我从开始就配不上一份坚贞不渝的爱情一样。她隐忍不发，只在临睡觉前逼迫我和她接吻。

    我早已习惯阴沉的黑夜。这和当初我恐惧黑夜恐惧梦见女巫并常常被吓得大汗淋漓的模样有天壤之别。仿佛我的家乡在夜晚，我是一种夜间活动的野兽。我睡上一会儿，就起身整理桌子上的诉讼材料以及从未见过效果的小册子。冬季来临后，我们再度回到那张铺着羊毛毯子的暖桌里。我们和以前一样邀请云城的朋友们来家里做客，看他们瑟瑟发抖地拥挤在暖桌里，看他们端着酒杯皱着眉头一饮而尽。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塞满起重机和塔吊。银白色的光芒从金属和玻璃质地的高楼外墙上反射到暖烘烘的办公室里。我和周围的世界越来越脱节，一些时候我甚至不理解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在第二封长诗的投稿被退回来以后，我再也没有碰过文学，我焦急地在屋里踱步，却不清楚自己焦急的目的所在，没有一种东西能忽然出现在我眼前，使我产生一种即便经历无数苦难也要一睹其光彩的冲动。我想我正在回归本源，回归一种忘我的沉静状态，春晓将我的表现视为一种心理疾患，可是心理医生只在一次谈话后就惆怅地告诉她，我没有什么心理疾病，但情况比心理疾病更加严重。

    “不会是死刑。”我故作轻松地向枕边人说。我们会像骡马一样累死在这个城市的中央。瞧瞧外面，大雪停了三天，可太阳还是没有出来。上次去天主教堂听颂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神父脸上的狡黠，注意到徘徊在教堂门口的中年妇女争论的话题。她们把自己的生活比作一条失去尾鳍的鲤鱼。她们滚烫的血液从一根血管转入另一根血管，你甚至能听见血液撞击血管壁的回声，她们争论到激动处就把帆布包举在半空比划，也许这样能让她们暖和过来。我们曾经在她们争论的大门对面的一家咖啡店里约会。可是如今咖啡店连同那条人来人往的窄小的街道都消失了。它们被一条宽阔的车道代替，以至于我无法辨认这里，只能凭借对潮湿的花岗岩的嗅觉，以及梦里屡次出现的信仰意象。我开始接手一些闻所未闻的诉讼。有业主不满意房屋质量而向开发商索赔的诉讼案，有拆迁户因开发商的强制拆迁手段和赔偿金额过低的诉讼，有回迁房迟迟无法办理房产证的诉讼。它们像是忽然从某个地方长出来，接着枝叶繁茂到了遮蔽太阳和天空的地步。客户在无力继续抗争以后才会想到律师。他们在我面前悲愤地控诉，他们曾拉起横幅并冲进对方的经营场所维权，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极度的沮丧和绝望里。他们困惑的看着我，看着我脸上同样流露的困惑。我们是没有退路的，他们脸上的神情像是雷电一样变幻莫测，他们在等待一个遥远的正义的判决，可是每当听到一个诉讼周期长达半年时他们会下意识地喝水、喝水、喝水。水是永远喝不完的，但他们的余资即将枯竭。即便我们赢下这场诉讼，对方也很可能提起上诉，民事诉讼的二审周期还会耗费至少三个月，如果情况特殊或者出现新的证据，二审裁决可能一直拖到半年以后，尽管二审改判的几率不高。接下来还要看对方是否执行法院判决，如果不执行判决还要耗费一些时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果涉及刑事诉讼，尤其是经济、金融类刑事诉讼，由于涉及人员多、调查难度大，整个诉讼流程可能持续两年之久。他们用毛巾擦过脸上的汗，终于把杯子里的水喝干了。他们不再抱怨，似乎正在接受一种无功而返的可能，任凭恶人横行，而自己所能做的只是能否与自己和解。他们像是即将出征的士兵，困惑的表情从他们获悉维权时限之时就消失了，而愤怒的浪潮早在他们讲述自己经历的苦难时就逐渐退去，此刻他们脸上只有一种相似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像是看过死神手里的生死簿，他们缓缓站起身，从待客室里摸索下巴，在点烟的时候被提醒这里是无烟室。他们思索了一小会儿，思索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的咖啡机前接一点速溶咖啡。他们抬起头问我，胜诉的概率大吗。于是我们又开始分析他们手头的证据、索赔主张以及他们了解到的对方的情况，而即便我们能赢下诉讼还要考虑对方的下一步行动，如果要想一举获胜就不得不降低索赔主张，以冷静的头脑寻找首要捍卫的东西。主管低声告诉我，这些诉讼案例的成功率只有五成或者更低，因为即便胜诉，开放商也可能无法提供赔偿金，甚而在拿到退房后转手抵押出去，将物权关系转变为债权关系。因此，业主与开发商的诉讼前提不得不指向对既得物权的保护。当我把这个观点讲出来的时候，他们并不感到惊讶，旅程终遭受的苦难使他们在某个时刻接受了不义的裁决，只是他们无法容忍这些事对自尊心的伤害。

    “售楼处的女人问候了我的父母和祖宗。”

    “他们找来了一些帮手，在调解办公室动手伤人。”

    “对方没完没了地拨打骚扰电话，语气强硬得不可思议。”

    他们说自己是温顺的守法公民，他们一生没有伤害过别人，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对待。他们诅咒房价诅咒无良的开放商和验收房屋质量的人，他们诅咒这个冷暖不调的季节诅咒停在人行道上的汽车和广场上喧闹的人群。放风筝、拿着彩灯和布玩偶的人们正在公园里游荡，而那些拿着他们血汗钱的人却在不知道何处的神秘之地享受财富带来的成就感。他们的帮凶和我们是一样的出身，承担同样的风险甚至将会经历同样的磨难，却为他们承担惊慌和恐惧，并将我们视作仇敌。装修单调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些碎裂的纸张，他们在填写空白的表格，他们为每个人的对话录音以方便在激怒我们后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离开的下午，太阳照在对面高楼的金色玻璃板上。上面似乎留下了他们怒目而视的眼神。我送他们走出办公楼，注意到那些眼睛低垂到大地上，而大地已经被一层混凝土牢牢锁上。我的双腿不会长出根蒂，我的头发不会垂到土里，因为被牢固锁上的大地的心跳已经化作一场浓雾，像帷幕般从城市东面延伸到西面，一直飘向南面的深山老林里。一个中年客户，在离开停车场后又跑回来，他在我上电梯的时候叫住我。

    “邱律师，我只想给你一个发自内心的建议。”他斟酌着自己说的每个字，“不要做一个好人。”

    这一年冬季我的精神出现了一点复苏的迹象。这从我不再服用安眠药物、不再在半夜投身于毫无意义的劳作就能看出来。不知道什么缘故，伊尹小区再未传过拆迁的事宜。我们在室内装扮了一些挂画和摆件，这使它不再像一个随时都可能被抛弃的居所。停电后的轰鸣声有时会把人惊醒，但我们已经适应了冰冷的黑夜，适应了四处漏风的推拉门和客厅。我们忍受生活的原因在于我们能以这种方式沉默着活下去，沉默也许只是因为我想听火车的鸣音，看被夕阳染黄的玻璃墙壁。春晓说我们应该避免过早衰老，她逐渐接受了我的平庸，就像我也开始接受这一点并确信一旦脚步迈错了连平庸的底色都无法保护。真是个奇怪的冬夜。又是我从透着一点暖意的被子里探出头来望着阳台的方向。推拉门和阳台的玻璃外有颤抖的寒光。教训孩子的父亲在楼下吵吵嚷嚷，而他女人也许正在那栋楼的某个楼层上抹眼泪。我们从不讨论人间的悲欢，可是那个寒夜我忽然有种诉说的冲动，但事实上我没有做长篇大论，因为当一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我就产生了懊悔的情绪。我害怕这种情绪影响到春晓。我极力避免影响我的那种力量向她渗透。而她正认真地考虑通过一场诉讼将自己的户口本从她妈妈那里夺回来。在夺回来以后，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她安慰我时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母亲似的温情。

    “可是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

    “为什么一定要买房呢，租房不能生活下去吗？”春晓以蔑视的眼神看着我。我喜欢这句回答，就像我曾以“知道了！知道了！”答复父亲时那样。我疲倦的眼睛多挣开了一点。“我答应过你妈妈，我们结婚的前提是买一处住房。”

    “这是你冷落我的真实原因吧。”春晓忽然发作起来。“你冷落我，也许不是因为我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我妈妈做得不好。因为你认为你无法拒绝她提出的过分要求，尽管她也清楚这个要求对你而言是不近人情的。可是她只热衷她的生活方式，她依靠男人才能活下去，并且贪求的一切东西都要从男人那里索取，没有男人她就什么都不是，她就只会把生命消耗在牌桌、攀比和讲闲话里。我厌烦人类。我厌烦那些声称为了你而剥夺你的意志、麻醉你的灵魂、捆缚你的手脚的人。她不知道尊重是什么，如同她对我的感情不过介于勉强的关心、嫉妒和憎恶之间，维系这种感情的纽带就是她确信我过得不比她好。只有我过得不比她好，而不至于那么糟，她才有足够的理由表达关心，才有足够的条件证明自己母亲的身份不是多余的。自从幼年住进外婆家，我的存在对她而言就是多余的。她难道不知道我的命运早已经和你绑在一起吗。她当然知道，她也知道你的家境，知道外婆把那处住房交给了我，她却依然步步紧逼，以便在你我之间构建一道无法逾越的墙壁，让你为那套无法购买的房子日夜嗟叹，甚而将一腔壮志难酬的愤恨指向我，你免不了有些时候将那些挫败感怪罪到我身上。这没有问题，你怪罪得对。是我的母亲的阴影挡住了你仰望天空。而你依据持续攀高的房价，认定在一两年内难以筹措足够的购房款，况且购房之后还要准备一笔不菲的装修资金……”

    “这让你这个愚蠢的男人感到没有了出路。你甚至不愿把这一切讲给我听，让我妈妈随心所欲地折磨我。这样到我消沉下去或者根本活不下去了，她才会以胜利者的身份接管我生活的一切内容。把我的灵魂折断，把我所有积攒的美好回忆描绘成一场空白的阴谋，她最后收获的无非就是那种任她摆布的木头。你说她对我有感情？她这二十年来的生活全部基于精巧的算计和伪装。有时她不需要伪装，她不需要在她不必要伪装的时候露出假惺惺的模样。比如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我对她而言没有存在的意义，她可以一年里不来看我，那六年里她最远不过是在上海和南京，其他时候她都在扬州，距离我只有十五公里的地方。那时她坐在包厢里听同样糜烂的姐妹介绍潜力股，讨论如何算计已婚男人的钱，如何让男人们远离原配再在关键时候抽身逃离。六年以前和以后没有不同，经过锻打的傲慢此刻已经变成蛇牙上的毒液，她见不得爱情，不切实际的物质诉求就成为拆散你我的唯一借口。她摸准了你的倔强、敏感和愚蠢。她看准了圆框眼镜下面那双谨慎顺从的眼睛，看准了那双眼睛背后的不甘和渴望，她其实不必花这样的心思，她甚至仅仅给你一句美妙的鼓励，说她相信你能开拓一种全新的生活来安放爱情之花，你就会任她摆布，在热情消散之后打起退堂鼓。而我情愿这样生活，我们什么都没有但并不值得哀怜，我们住在这座冰窖里相互抚慰，还没有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窘境。在闲暇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个温暖的好去处，图书馆、博物馆或者新开的咖啡馆，像你和从未谋面的女伴那样喝一杯，装作怀才不遇的诗人来博取一点浪漫的眼泪。可是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必须怀有一种信念。而不是任意什么人靠一句无关痛痒的话就能把你的感情和憧憬瓦解。你这个愚蠢的人站在袭来又退去的水浪里，因在意水浪流动的方向而眩晕，却没有遥望轮船和海面的旨趣，当你母亲在为你姐姐的学费四处奔走的时候，你只是学会了憎恨和自卑，却从没有从她身上学到一点坚韧。”

    我恳求她不要再说下去。她用那双鹰一般锐利的眼睛凝视着我，等我回答她问过一百次的问题。我已经苍老了，好似根本说不出什么话，手指颤颤巍巍地被她握着，而她的手像是湿润的柔软的土地，身边出现昆虫窸窸窣窣的鸣叫声，我有多久没有感受到过这种温暖的洗礼，也许自始至终都在感受着——那些不眠之夜我从毛毯下移出身体，穿过客厅，走到阳台上，眺望黑夜里没有熄灭的几盏灯，想象不眠的人们此刻有什么难以言说的痛，是否和我一样在反复舔舐伤口，萧索的木屋里走出推着小食车的中年女人，车子上的砧板和厨刀撞击发出叮咚的微弱声响，时间大约是凌晨三点半，每一天的这个时候那勤劳的女人总是推着小食车从社区对面未拆迁的木屋里走出来，到九公里以外的建筑工地售卖小食。她家的灯呈橙黄色，门窗上抹着深绿色油漆，在橙色灯光的映照下呈现一种暗灰色的金属感。我看着她如同一道移动的光点从深蓝色的夜幕下涌向浅灰色的远处。四点以后，越来越多的灯亮起来，继而听见老人交谈的声响和背着书包的孩子骑车的拧铃声。那时春晓早已经醒来，从我下床的那一刻她就再也没有睡意，就倚在客厅的门框上看我在做什么。我从未注意到这一点，在我印象里她的睡眠时间总是比我长两个小时，疲倦常常使她和我交谈的时候打盹，即便我不依不饶地向她阐明某个观点并要她发表议论，她只是揉一揉发红的眼睛说自己还未进行缜密的思考。她躺在床上抓住我的手臂，催促我放下手里的书尽快入睡。我睡着又醒来，再度睡着又再度醒来。我们去护城河边散步，在一个凉亭下谈论古代的人们。现在不比从前，我们曾经流连于披萨店、咖啡馆和烤肉店，在里面阅读最新出版的里尔克传记和海德格尔哲学期刊，我全程只是翻书，偶尔抬头和她交流书中惊世骇俗的观点。“还要一个香芋派，一份鸡蛋布丁和两杯酸梅汁。”她跟侍者交代完，又问我是否来一杯啤酒。我低头不语，眼睛盯着那些会跳动的汉字，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我完全看不懂那些词语组合在一起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我默默记下书里的观点，以便在焦虑不安的时候反刍廉价的劝慰，油墨味的安慰有时起作用，比如在餐桌前享受开胃酒的时候，细细咀嚼又觉得像仓库里存放多年的陈粮，根本无法下咽。“我们谈话的时候总是力求简洁明晰，所以才会产生距离。”这是我从春晓口中听来的最富哲理的话。可是我对此却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诉苦的话在多年前就说完了，谈论艺术的话经不起时间的过滤，而哲学是我们之间的鸿沟，能讨论的似乎只有耐人寻味的诉讼案例以及乐团排练时的趣事——技艺生疏的乐团指挥屡屡卡壳、新来的单簧管手屡次迟到、歌舞团的舞者在尔湾大厦开办舞蹈培训班。只是一切话题避免牵扯到住房和未来。那是我的心病，是我不断回避以求某天能轻松逾越它而无法麻痹自己的话题。春晓似乎注意到这一点，她宽慰说我们有足够长的时间用于储蓄和积累，即便没有足够多的储蓄，长期租房或者回扬州住在外婆的屋子里也未尝不可，她质问我何以对这个话题如此恐惧。而我假惺惺地批判涉及这个话题的所有观点，装作对未来漫不经心，事实上正如春晓所言，我的恐惧像是一种时刻可能发作的重症，它隐藏在我的皮肤下、眼睛里，并构成了我生活的一个阴暗的维度，使我在读懂时刻不由自主地去揣摩它、憎恨它，一旦我在做别的事情——整理材料、会见客户、记诵法条以及和朋友交谈，它就会从我的眼睛里冒出来，打断我的思路，消耗我的精力，并且扭曲成一团无意义的字符，制造出一种刺耳的杂音，一种只有在极端寂静的环境下才能感受到的刺向心脏的杂音。如果环境安静下来，没有人走过来交谈，没有紧迫的电话铃声也没有什么客户要安排见面，你就不得不拿出值得焦虑的恐惧感反复揉捏。事实上揉捏它的初中不过是想证明自己并不恐惧，可是一遍遍的揉捏已经使灵魂感染了重症，它的发作不过是时间问题，我所能做的只是贪求一点酒精或者睡眠来阻隔它对生活和思考的深度影响，从而在春晓或者其他人不经意提起住房、婚姻和未来的时候，不至于表现得那么反常。

    我第一次折戟于我们之间的交谈。我被她锋利而坦率的表达所伤，但我坚信这样的交谈使我从悲凉的自尊心里复苏过来。在生活失去希望的第四百二十天后，我感受到一种异于往日的烂漫从被封闭的大地上滋长出来。穿过锣鼓巷转向解放桥，能看见被柳树遮蔽的狭小巷道和一栋栋干净的楼房。从艺术的角度看，方正的楼房缺乏美感，凸出的阳台拥挤在一起就像一套挂满羽毛的鸽舍，但它们装点了城市和我们的视野。穿过解放桥能看见高高架起的火车道，两旁是茂密的柳树和海棠树。身穿安全服的铁路工人细致检查着铁轨两旁的路基。列车穿行过去，鸣笛和搅动铁轨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像是一阵惊涛骇浪。分岔路在铁路桥下面，下暴雨的时候这里变得格外危险，两边的积水汇聚成一个池塘。我很少走这条路，绕道湖畔公路虽然车流密集，可是柳树荫和热闹的叫卖声会消解一点枯燥行路的痛苦。古城墙下有一排旧书摊，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版物，有时能遇见值得珍藏的旧唱片，但珍贵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头发斑白、拄着拐杖的人经常光顾这里。古城墙南侧相连一座陈旧的植物公园。地面永远是湿漉漉的，台阶两侧长着青草和苔藓，我不常经过那里，因为总有一些奇异的景色耽搁你的时间，而书摊上的旧报纸会让人产生一种生活在异域的体验。云城是个无法保存记忆的城市。在古城墙的另一段被拆解并且形成一座新楼盘后，大地的方向像是被调换过，你不能再依照建筑物来识别方向了。有时我怀疑在大学时观赏古城墙下的画展发生在前世。而更为陈旧的城北郊区像是凝固了一百年一样，没有丝毫变化，破败的砖墙和支离破碎的公路，提着黑鱼的孩子领着一条狗从草丛里跑出来。这里我只来过一次，那时黄河上只有一道简陋的浮桥。到了春季，田野里冒出鲜艳的花朵，钓鱼人开着汽车在水库、湖泊和黄河岸上寻找最佳的钓位，游春的人们在河岸上寻找未被农药污染的野菜，春晓会将整个周末都花对春日景物的拍摄上。早晨起床的时候天色总是阴沉的，有那么几年里雾幔像是阴魂一样困扰着这座城市。早晨的凉风从一个深巷里形成——也许是布政使司大街也许是稼轩路，因为凉风总是带着一股胡椒粉味，那时我在地铁站上等了十五分钟，开阔的空间里回荡着地铁飞驰的声响，卖报刊和早餐的小贩招揽生意，躲在楼梯阴影处的人正在偷偷抽烟。春晓发来短信说她已经吃过早餐，伊尹小区距离歌舞团只有五分钟车程，起床早一点她可以散着步走过去。她在云城的生活简单到只有这段距离，除非跟我一起去博物馆、披萨店或者其他什么有趣的地方。她表达有趣的观点的时候，总是以谦逊的语气，像是什么都不懂、什么都需要我详细说一遍似的。在我被灌输必须要买房的念头以前，我们在足球场的第三排座位上度过了无数个周末。我们喜爱一名出生于云城的天才球员。我时常听见前排的青年大声斥责球员懒惰和缺少责任心。“可是他们赢得够多了。”春晓想让他安静下来。他回过头说，后三十分钟他们在浪费时间。球票和电影票之间我们总要做出选择，因为休息的时间总是格外短暂。那时候我只能看见两百米外的灯牌、书摊和卖花姑娘。我怀念那种短视带来的满足感。我一直乐观地相信生活在一天天变好，晚上走在布满花灯的民俗街上，一种美妙的醉意使我昏昏沉沉。可那时我所处的境遇不佳，我没有余财去酒吧里喝点什么，没有多余的时间在外面闲逛除非我能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胃病和失眠总是在凌晨三点把我叫醒，我不能总是装作若无其事，装作对艰难时世漠不关心的模样，和春晓谈论嘲讽客人的出租车、传出异响的医院地下室以及圃薇画室的新画作，晚上我从一家编辑部匆匆赶回家的时候，手稿遗留了一页，谢天谢地只遗漏了一页，堵在路上的车流会把它打捞上来。我会重新编制那一页的内容，但没有更多精力再构思一个新故事。我的大脑有时候被什么东西牵着走，在夜色的酒吧外，在朦胧的细雨里，没有什么负重，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思索，消防队员从旁边经过，烧烤摊上有两个人在撕扯衣服，他们面前有一整桶精酿啤酒和一铁盘麻辣烤鱼。他们以猜拳和纸牌决定谁来喝下一杯，我不喜欢酒精味尽管啤酒和调制鸡尾酒味道上佳，牵着我的大脑的东西没有威逼到眼前，没有将每一条出路都堵死，它只是一个睡得深沉的念头就像一道从未解开的数学题一样只在深睡眠中才会为我制造麻烦，我只需要一枚能猜正反面的硬币来决定今晚究竟是脑袋清醒还是醉醺醺地倒在春晓怀里。我还需要一块黑糖饼干。春晓说按照我随心所欲的饮食特征，按照我对油脂和糖类饮食的偏好，我会在三十岁以前就开始发胖，然后用整个下半生来消减挂在肝脏上的脂肪。自那时起我就有意识地远离蛋糕、饼干和鸭肉，咖啡里不再加砂糖。我时常思念糖浆的味道，时常思念给人带来幸福感觉的甜巧克力酱。如果能在饮尽加温水的马天尼之前，吃一点搅拌巧克力酱的蛋糕，然后打开一本描绘神都洛阳或者古罗马城的画册，也许我会相信生活是一幕永恒的喜剧。那一刻我正处在躁郁症最狂躁、最亢奋的时刻，我急匆匆地走进家门，把坐在躺椅毯子上的看电视的春晓拉起来热吻。直到偏头痛不速而至，我不得不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里播放的爱情故事。那些故事主角永远不会像我一样以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与贫穷缠斗，与饱食过后的怅然和焦虑缠斗，与时不我待的悲凉感缠斗，他们幸运地按照剧本表现单纯的人物关系和因外表而相互依恋的童话。你需要一件卡其色外套、一双高帮皮靴还有一条丝巾。你需要一点巴沙鱼做啤酒的佐料。你需要一些时间在花草繁茂的植物园拍照，然后在午后太阳把地面晒得发烫以前赶回来。回家的时候不要忘记买一袋黄桃，我整个晚上要靠它们才能读完那本书。我们要穿过那片将要拆迁的街区，去一公里外的车站等公交车，等一趟有空座的公交车，我们坐在上面一人一个耳机听一听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或者帕格尼尼的幻想曲，帕格尼尼躲在街道的某个角落偷笑所有听他音乐的人们，当然也许是偷笑那些演奏家，一曲终了，帕格尼尼闭上双眼走进黑暗里。我们坐车抵达云城博物馆的时候已是一个小时以后。与博物馆相邻的土地上已经出现新楼盘的雏形。它们密集地矗立在大地上，渣土车和钻地机制造的声音使人烦躁。但博物馆里却异常安静，菩萨站立在温暖的灯光里。菩萨的手指上满是刻痕，饱满的嘴唇带着微笑。游客盯着菩萨雕像看了十几分钟。在另一尊佛像前我能发现一些微小的刻字和蝙蝠图案。我们在民俗馆里坐到傍晚，当夕阳落下后，我再也无法抵挡焦虑的折磨，在博物馆外的圆形广场上飞快地走着，像是躲避一片追随而来的云彩。我们在一家披萨店吃晚餐。讨论刚刚校订好的一篇短篇小说。“我喜欢穷尽一切可能的描写，穷尽一切可能的人生观在一个失魂落魄者那里产生怎样深远的回响。他在丁香树下躲避第一次刺杀的时候就该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他居然会喜欢凤梨罐头，还在一个未撬开的罐头上做记号。……他储备了炸药只是为一次不公开的庭审，而法官在律师进场前就宣布结案。这是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这种阅读口味真的符合读者的要求吗？”她在阅读第二个短篇小说时终于露出笑容。“这是我想要的那种故事，完美的结局里带一点幽默元素。浪漫派的游击队员居然在宗教裁判所大厅里跳萨满舞，可是你前面说过他是自然神论者和卢梭主义的信徒，他这样做的原因仅仅是为引起那名修女的注意？男人果然为了爱情什么都肯做。”春晓的笑声使我阴郁的情绪得以排解。第三个短篇小说是以唐代传奇为蓝本的寓言故事。她很快被吸引进去，面部平静，手指搭在纸页上不经意地摩挲着，像是在追问，又像是在思忖什么难以破解的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