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4 鱼鹰渔夫

    这种情况是由当时的主客观因素决定的。从主观来说，刘渊是一个有点不一样的开国皇帝，说他不一样，是指他在开拓疆土方面建树不多，终其一生，都局限在河东地区，有点小富即安的感觉——不太像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开国皇帝，他后期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尽量多地生儿子、然后封王上。他的如意算盘是：待我儿孙满堂，开枝散叶，则天下可定。这其实是一厢情愿的错觉，首先，繁殖力代替不了领导力，回避问题不等于解决了问题，其次，更多的育儿现实是养多不如养贤，养贤难于养多。所谓河东河西，这里的河指的是黄河，众所周知，黄河是“几”字形走向，刘渊的汉赵帝国就在“几”字的横折竖弯钩那一笔的“竖”的右边，也就是从北往南流的那段黄河的东岸。

    当时，刘渊建立的汉赵帝国的四至是这样的：西边自然是黄河，东边则是太行山，南边和晋帝国隔着“几”字形靠右那一段自西向东流淌的黄河相望，晋帝国的首都洛阳就在这一段黄河的南岸，北边是晋帝国的并州，这是刘琨的地盘。史书上把刘渊说得很厉害，我们看的人也有这种感觉，原因可能是他所建立的帝国最终灭了西晋。但从他本人的事业版图这个结果来看，可能是过誉了，而且在帝国的构想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格局，换句话说，刘渊做的事情以“复制粘贴”为主，原创的东西不多，立国号为“汉”、自称汉朝外孙或外甥算是原创。不要小看原创这一点，这决定了他能走多远、能不能突破障碍。

    从客观上讲，汉赵帝国的初创力量并不强，刘渊起兵的时候也就五万人，纯粹的匈奴兵力并不占优势，其中的核心部落比如屠各部人数更不占优势，自身能绝对控制的实力尚不足以支撑它的野心，也限制了它的想象力。对它有利的因素是它面临的形势非常不错：八王之乱后，西晋已经自顾不暇，原本对南匈奴部落的控制已然消失，原本的人质刘渊也已猛虎归山蛟龙入海。简而言之，西晋这只锅盖已经盖不住骚动的被压迫民族了。

    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百尺之虫，僵而不死。这个时候晋帝国的兵力几十万还是有的，据守并州的刘琨、幽州的王浚力量还很强，那个时候信息不通畅，对于刘琨、王浚二位的虚实也不掌握，不要小看这一点，不熟悉的东西总是显得更加强大和难以战胜，这是压在汉赵帝国北方的两股不容小觑的势力，汉赵要扩展生存空间，打败晋帝国，必须要团结石勒、王弥这样的跟随者。

    而石勒、王弥本身是自带气场的将领，也有一批追随者，那个时候兵荒马乱，老百姓选择跟谁，主要取决于他觉得跟着谁有饭吃、能活命，国家的意识是模糊的。这个时候，对老百姓来说，刘渊太远，石勒很近，他不太可能是因为仰慕刘渊而加入归属刘渊的石勒的队伍，比较现实的可能是他看到石勒待人不错，而加入石勒的队伍，所以以石勒为例，他的队伍扩充的过程中，增量部分一定是更忠诚于他的。

    回到渔夫和鱼鹰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鱼鹰本身的实力很强，而且这种实力增长主要来自于自己的能力，而不是渔夫的赋能。在以战养战（说白了就是“抢”）的背景情况下，鱼鹰的后勤保障主要也不是依靠渔夫。所以，当渔夫对鱼鹰不错，鱼鹰觉得跟着渔老大混是有利可图的时候，鱼鹰就是渔夫“可控”的，反之，鱼鹰就是渔夫控制不了的。

    很自然地，在汉赵帝国的大旗帜下，石勒的队伍保留了独立性，不仅最早的创业十八骑全部围绕在他身边，而且他有独立的人事权，往后可以看到，他的军师和智囊团都是他招聘来的。自然，这些人只听他指挥，而不会听刘渊或刘渊的继任者指挥。

    最重要的是，石勒是个有想法的人。如果把石勒跟刘渊、刘聪、刘粲，以及刘琨、王浚、苟晞、王弥放在一起比较的话，你会发现，他脑子里想的东西，要比这些人想的东西层次要高一点，而且可怕的是，他一直在进步。前面说了，石勒一开始是草寇，杀人放火是主要的行为模式，如果他一直如此，也就一辈子泯然草寇了。他的不一样，用大白话说，就是他及时地开窍了。人跟人之间，开窍和不开窍的区别在于，开窍的人看这个世界是相对清澈的，所谓清澈，就是能看到未来一点的地方，能够有预见性地驾驶。

    事情的端倪就隐藏在史书的细节中。

    他的鱼龙变化首先出现在公元3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