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6 飞豹王弥
这是王弥的队伍。在当时是石勒的友军。
如果说石勒造反是生活所迫，王弥造反就是兴趣使然了。学之者不如好之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只有看到这一层，才能对他的一些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比如屡败屡战，比如嗜杀成性，比如不像是个晋朝的干部子弟。
王弥出场的时候，是“变民首领”。一说到变民首领，容易给人一种底层吃不饱饭只好造反的贫民印象，这对王弥来说实在是个误会。其实王弥的家境还可以，他是东莱郡人，东莱郡相当于现在的烟台、威海一带，毕竟是沿海地区，差也差不到哪儿去，在当时属于青州，他家里有人当地市级领导，年薪两千石大米的那种。
史书上明确写到，他的祖父王颀曾任魏国的玄莬太守、晋朝的汝南太守，到了父亲这一代如何没有讲，但条件不会太差。为什么这么说呢？至少有两条证据：第一，王弥“博涉书记”，家里要是不怎么地，是不可能有机会博览群书的；第二，王弥在洛阳和刘渊交往不少，互有好感，这是他自己说的：“刘元海昔为质子，我与之周旋京师，深有分契。”刘元海就是刘渊，元海是他的字，因为晋书是唐朝的房玄龄等编写的，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写到刘渊的时候用他的字来代替。别看刘渊是个“质子”，就是人质，那也是高级人质，是当时晋朝的统战对象，只要忠诚于朝廷，各方面的待遇是很好的。自南匈奴向汉朝低头以来，中原政权对他们执行的是怀柔政策，这也是一种天下的胸襟。王弥能和刘渊如此交往，说明他也是那个层次的人，家里条件不好，会有机会接近刘渊吗？
以王弥的家庭环境，本可以不靠造反这种高风险的方式，就可以过上明显超过普通老百姓水准的生活，却偏偏要铤而走险，浪迹江湖，只能说他确实是对这方面有爱好。
王弥读书多，有才干，还喜欢游侠仗义，呼朋唤友，打抱不平。他就是好这个。有个叫董仲道的隐者曾经给他下过预言式的评语：“君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若天下骚扰，不作士大夫矣。”这段话容易被忽略过去，因为史书上的人物传记常常有未知先卜式的断语，其实是后来附会的，看得多了就会一笑而过，但此处多看几遍，会发现这段话很有信息量。
因为“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这八个字不是预言，至少在董仲道的话里不是当作预言来说的，而是一种旁观者视角的描述。古代没有照相机，也没人给王弥画像流传下来，所以王弥长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但“豺声豹视”四个字很形象地刻画了王弥的声音和眼神，豺声，这两个字似曾相识，对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尉缭说秦王“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豺声可不是好词，作为一种凶残的野兽，豺的声音有点像鸟叫，就是那种“唧唧唧唊唊唊”的声音，人说话要是类似这种声音，就有点嘶哑、声域狭窄的特别感觉，像是走偏门的那种人的调调。至于豹视，那是草原上擅长奔跑的食肉动物对猎物的死亡凝视，是奔跑前的蓄势，是进攻前的定焦。由此可以推测，王弥的眼睛一定不小，因为我们没有见过眯缝眼的豹子，豹视的人富有进攻性，被这种人盯着看的时候，会有一种被锁定的感觉。
“好乱乐祸”这四个字说出了王弥的个性和偏好，这就不是一个想安心过日子的人。有的人好静，有的人好动，这是性格上的区别，而王弥好乱。世道乱一点，动荡一点，好乱乐祸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乱世出英雄的说法是这种人信奉的。
因为王弥有这些特点，他在青州就有点名气，江湖人称“飞豹”。家世两千石的表述略显含糊，说明到王弥这一代王家已经有点边缘化了。对他这种人来说，天下太平的话，机会真的不多，所以他才唯恐不乱。西晋八王之乱后，刘渊等人起兵是反对晋朝，王弥乘机造反，也是反对晋朝，不过他是汉族人，他和晋朝的矛盾肯定不是民族压迫矛盾，了解了他的心态，对他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弥乘的这个“机”就是公元306年3月山东惤（jiān）县刘柏根造反。惤县位于现在山东省龙口市的东南，刘柏根是该县的主官，造反原因不详，可能是活不下去了。那时候大家都活不好，活不好很正常，可以接受和忍耐，但活不下去了就可能要造反了。刘柏根造反后，自称惤公，跟随他的人有一万多人，这在一个小县城声势不算小了。王弥听说刘县长造反以后，就果断带着家人和童仆去投奔，其中包括他的堂弟王桑。惤公刘柏根挺重视他的，毕竟来者是江湖上无人不知的“飞豹”，当即任命王弥为长史，任命他的堂弟王桑为东中郎将，刘县长到底是是体制内的人，造起反来搞的组织架构也是有板有眼的。
刘柏根起兵后，一开始业务开展得还算顺利。他攻击青州州政府所在地临淄时，青州都督高密王司马略派刘暾（tūn）迎战，结果刘暾打不过刘县长，往洛阳方向逃走了，司马略见状只好撤退到聊城防守。这个刘暾是晋朝的好官，人品很好，但打仗不行，他和王弥是老乡，两人应该是认识的，后来他俩还会有交集。
刘暾不行，但王浚还行。幽州军事主官王浚派军讨伐刘柏根，刘柏根打不过，很快就被斩了，过程不详。王弥只好逃到海岛上去当强盗，接着又被苟纯打败，海里不行，就往山里逃吧，他逃到了长广山当草寇。都已经败成这样了，《晋书》上还如此写他：
“弥多权略，凡有所掠，必豫图成败，举无遗策，弓马迅捷，膂力过人……”
就是说当强盗也是当得有声有色的，事前有机会、威胁、优势、劣势分析，方案有A、B、C、D、E等等，考虑问题绝无遗漏，执行的时候雷厉风行，弓上弦，马备鞍。
307年2月，王弥自称征东大将军（苟晞是晋帝国正牌的征东大将军），率军进攻青州、徐州两地，杀了不少两千石俸禄的地市级长官，影响不小。司马越派公车令鞠羡当东莱郡的太守，讨伐王弥，结果鞠羡很快被王弥击杀了——司马越小看王弥了，早知道应该派个能打的人去。这时候，兖州刺史苟晞率军前来迎击，结果王弥军大败，算无遗策的王弥这回可能少算了Z方案。
307年，王弥遇到了一个也是“好乱乐祸”类型的同道中人：刘灵。刘灵是阳平郡（现河北省大名县东北）人，他有三个特点，很适合做造反工作，尤其是第三点。这三个特点是：出身贫贱，力大如牛，渴望大乱。
第一点决定了他造反的成本收益率会很高；第二点决定了他有这个能力，据说他力气大到可以拉住奔跑的牛，跑起来能追上奔跑的马；第三点决定了他就是干柴，就等乱世这根火柴。
刘灵自认为有很好的先天条件，却没有机会施展，因此经常自己抚摸着胸口感叹：“老天啊，这世道什么时候开始大乱！”等到305年公师藩打出旗帜造反的时候，刘灵就自称为将军，在过去赵国、魏国这一带地区抢劫，结果被司马腾手下的将军王赞打败。
王弥和刘灵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要拿自己的爱好跟人家的专业去硬拼。你好乱乐祸，难道苟晞、苟纯他们不好乱、不好祸吗？人家在这方面还是专业的。
刘灵被王赞打败的时候，刚好王弥被苟纯打败，刘王二人同败相怜，走到了一起，两人一商量，就向汉赵帝国上书投降。王弥对同伙刘灵说：“不是我们不努力，实在是晋兵还强大，刘渊当质子时跟我关系还不错，现在称了汉王，我们去归附他吧。”
汉赵王刘渊也不含糊，封老朋友王弥为镇东大将军、东莱公，青州、徐州刺史兼沿海地区军事工作总负责，封刘灵为平北将军。这些名号不能说一点用都没有，但要说有用，也就是起个营业执照的作用，这个时候青州、徐州也不是汉赵的，沿海地区也不是汉赵的，反正不是自己的，所以汉赵随便封，反正既不费钱、又不费地。
他俩的投降，实际上只是在汉赵帝国那儿挂了个号，事情该咋办还是咋办，这个时候两人的队伍还不算是汉赵的正式序列，王弥真正归附汉赵是在恢复元气后再吃了一次大败仗之后，这事发生在石勒常山郡之败不久。
令人意外的是，让王弥吃了大败仗的对手，一开始只带了一百多人。
如果说石勒造反是生活所迫，王弥造反就是兴趣使然了。学之者不如好之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只有看到这一层，才能对他的一些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比如屡败屡战，比如嗜杀成性，比如不像是个晋朝的干部子弟。
王弥出场的时候，是“变民首领”。一说到变民首领，容易给人一种底层吃不饱饭只好造反的贫民印象，这对王弥来说实在是个误会。其实王弥的家境还可以，他是东莱郡人，东莱郡相当于现在的烟台、威海一带，毕竟是沿海地区，差也差不到哪儿去，在当时属于青州，他家里有人当地市级领导，年薪两千石大米的那种。
史书上明确写到，他的祖父王颀曾任魏国的玄莬太守、晋朝的汝南太守，到了父亲这一代如何没有讲，但条件不会太差。为什么这么说呢？至少有两条证据：第一，王弥“博涉书记”，家里要是不怎么地，是不可能有机会博览群书的；第二，王弥在洛阳和刘渊交往不少，互有好感，这是他自己说的：“刘元海昔为质子，我与之周旋京师，深有分契。”刘元海就是刘渊，元海是他的字，因为晋书是唐朝的房玄龄等编写的，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写到刘渊的时候用他的字来代替。别看刘渊是个“质子”，就是人质，那也是高级人质，是当时晋朝的统战对象，只要忠诚于朝廷，各方面的待遇是很好的。自南匈奴向汉朝低头以来，中原政权对他们执行的是怀柔政策，这也是一种天下的胸襟。王弥能和刘渊如此交往，说明他也是那个层次的人，家里条件不好，会有机会接近刘渊吗？
以王弥的家庭环境，本可以不靠造反这种高风险的方式，就可以过上明显超过普通老百姓水准的生活，却偏偏要铤而走险，浪迹江湖，只能说他确实是对这方面有爱好。
王弥读书多，有才干，还喜欢游侠仗义，呼朋唤友，打抱不平。他就是好这个。有个叫董仲道的隐者曾经给他下过预言式的评语：“君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若天下骚扰，不作士大夫矣。”这段话容易被忽略过去，因为史书上的人物传记常常有未知先卜式的断语，其实是后来附会的，看得多了就会一笑而过，但此处多看几遍，会发现这段话很有信息量。
因为“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这八个字不是预言，至少在董仲道的话里不是当作预言来说的，而是一种旁观者视角的描述。古代没有照相机，也没人给王弥画像流传下来，所以王弥长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但“豺声豹视”四个字很形象地刻画了王弥的声音和眼神，豺声，这两个字似曾相识，对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尉缭说秦王“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豺声可不是好词，作为一种凶残的野兽，豺的声音有点像鸟叫，就是那种“唧唧唧唊唊唊”的声音，人说话要是类似这种声音，就有点嘶哑、声域狭窄的特别感觉，像是走偏门的那种人的调调。至于豹视，那是草原上擅长奔跑的食肉动物对猎物的死亡凝视，是奔跑前的蓄势，是进攻前的定焦。由此可以推测，王弥的眼睛一定不小，因为我们没有见过眯缝眼的豹子，豹视的人富有进攻性，被这种人盯着看的时候，会有一种被锁定的感觉。
“好乱乐祸”这四个字说出了王弥的个性和偏好，这就不是一个想安心过日子的人。有的人好静，有的人好动，这是性格上的区别，而王弥好乱。世道乱一点，动荡一点，好乱乐祸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乱世出英雄的说法是这种人信奉的。
因为王弥有这些特点，他在青州就有点名气，江湖人称“飞豹”。家世两千石的表述略显含糊，说明到王弥这一代王家已经有点边缘化了。对他这种人来说，天下太平的话，机会真的不多，所以他才唯恐不乱。西晋八王之乱后，刘渊等人起兵是反对晋朝，王弥乘机造反，也是反对晋朝，不过他是汉族人，他和晋朝的矛盾肯定不是民族压迫矛盾，了解了他的心态，对他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弥乘的这个“机”就是公元306年3月山东惤（jiān）县刘柏根造反。惤县位于现在山东省龙口市的东南，刘柏根是该县的主官，造反原因不详，可能是活不下去了。那时候大家都活不好，活不好很正常，可以接受和忍耐，但活不下去了就可能要造反了。刘柏根造反后，自称惤公，跟随他的人有一万多人，这在一个小县城声势不算小了。王弥听说刘县长造反以后，就果断带着家人和童仆去投奔，其中包括他的堂弟王桑。惤公刘柏根挺重视他的，毕竟来者是江湖上无人不知的“飞豹”，当即任命王弥为长史，任命他的堂弟王桑为东中郎将，刘县长到底是是体制内的人，造起反来搞的组织架构也是有板有眼的。
刘柏根起兵后，一开始业务开展得还算顺利。他攻击青州州政府所在地临淄时，青州都督高密王司马略派刘暾（tūn）迎战，结果刘暾打不过刘县长，往洛阳方向逃走了，司马略见状只好撤退到聊城防守。这个刘暾是晋朝的好官，人品很好，但打仗不行，他和王弥是老乡，两人应该是认识的，后来他俩还会有交集。
刘暾不行，但王浚还行。幽州军事主官王浚派军讨伐刘柏根，刘柏根打不过，很快就被斩了，过程不详。王弥只好逃到海岛上去当强盗，接着又被苟纯打败，海里不行，就往山里逃吧，他逃到了长广山当草寇。都已经败成这样了，《晋书》上还如此写他：
“弥多权略，凡有所掠，必豫图成败，举无遗策，弓马迅捷，膂力过人……”
就是说当强盗也是当得有声有色的，事前有机会、威胁、优势、劣势分析，方案有A、B、C、D、E等等，考虑问题绝无遗漏，执行的时候雷厉风行，弓上弦，马备鞍。
307年2月，王弥自称征东大将军（苟晞是晋帝国正牌的征东大将军），率军进攻青州、徐州两地，杀了不少两千石俸禄的地市级长官，影响不小。司马越派公车令鞠羡当东莱郡的太守，讨伐王弥，结果鞠羡很快被王弥击杀了——司马越小看王弥了，早知道应该派个能打的人去。这时候，兖州刺史苟晞率军前来迎击，结果王弥军大败，算无遗策的王弥这回可能少算了Z方案。
307年，王弥遇到了一个也是“好乱乐祸”类型的同道中人：刘灵。刘灵是阳平郡（现河北省大名县东北）人，他有三个特点，很适合做造反工作，尤其是第三点。这三个特点是：出身贫贱，力大如牛，渴望大乱。
第一点决定了他造反的成本收益率会很高；第二点决定了他有这个能力，据说他力气大到可以拉住奔跑的牛，跑起来能追上奔跑的马；第三点决定了他就是干柴，就等乱世这根火柴。
刘灵自认为有很好的先天条件，却没有机会施展，因此经常自己抚摸着胸口感叹：“老天啊，这世道什么时候开始大乱！”等到305年公师藩打出旗帜造反的时候，刘灵就自称为将军，在过去赵国、魏国这一带地区抢劫，结果被司马腾手下的将军王赞打败。
王弥和刘灵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要拿自己的爱好跟人家的专业去硬拼。你好乱乐祸，难道苟晞、苟纯他们不好乱、不好祸吗？人家在这方面还是专业的。
刘灵被王赞打败的时候，刚好王弥被苟纯打败，刘王二人同败相怜，走到了一起，两人一商量，就向汉赵帝国上书投降。王弥对同伙刘灵说：“不是我们不努力，实在是晋兵还强大，刘渊当质子时跟我关系还不错，现在称了汉王，我们去归附他吧。”
汉赵王刘渊也不含糊，封老朋友王弥为镇东大将军、东莱公，青州、徐州刺史兼沿海地区军事工作总负责，封刘灵为平北将军。这些名号不能说一点用都没有，但要说有用，也就是起个营业执照的作用，这个时候青州、徐州也不是汉赵的，沿海地区也不是汉赵的，反正不是自己的，所以汉赵随便封，反正既不费钱、又不费地。
他俩的投降，实际上只是在汉赵帝国那儿挂了个号，事情该咋办还是咋办，这个时候两人的队伍还不算是汉赵的正式序列，王弥真正归附汉赵是在恢复元气后再吃了一次大败仗之后，这事发生在石勒常山郡之败不久。
令人意外的是，让王弥吃了大败仗的对手，一开始只带了一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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