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 鱼龙之变

    公元308年11月5日，汉赵帝国的缔造者之一，右贤王刘宣去世了。

    11月，辅汉将军石勒、平北将军刘灵带领三万人攻击魏郡、汲郡、顿丘郡，其中邺城就在魏郡，是其郡政府所在地。当时，老百姓为了自保，自发组织起来，建立了很多堡寨。结果，听说石勒的军队要来，望风归附的这种堡寨就有五十多个。请注意，是“望风”归附，不是被围或者被攻了以后归附，就是听到石勒要来，或者将要来到，就说我想加入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元代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晋末的老百姓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像苟晞这样的政府军打过来，要杀人掠财，像石勒、王弥这样的汉赵军打过来，也要掠财杀人，至于其他的流民军过来，也会两样都干，所以唯一保险的办法就是谁来都不开门，只相信自己，扛得住就扛，扛不住再死不迟，加上那时候城破之后不管投不投降都可能会被屠城，这种情况一传十十传百之后，城里的人干脆就拼死抵抗了，虽然宝宝心里苦，但宝宝的命自己把握。这个时候，石勒改变了政策，他不再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放火了，而是采取了安抚的政策。

    这在那个时代绝对是个另类，但另类得有温度。没有人知道石勒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种转变，石勒不识字，文化程度不高，但喜欢听人读书给他听，有可能在公元308年前后他已经有了这个习惯，从而有了认知上的极大提高。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不一样，那时候不是坏事传千里——因为坏事太多了，传不胜传，有了审坏疲劳——而是好事传千里。大家都在干杀人放火的事情，就你做放人一命、灭火养生的事，这事很快就传开了，这可是一个好羯人啊！估计当时知道情况的老百姓就是这么说石勒的。

    让我们来看看石勒是怎么对待这些望风归附的堡寨及其人民的。石勒给这些堡寨的头领都颁发了将军或者都尉的印绶，按理说这种印绶只有官方才能颁发，对石勒来说，官方就是汉赵朝廷，石勒自己就作主颁发了，所以史书上用了一个“假”字，就是假借的意思，和版授的“版”是类似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是自作主张发了委任状。不过，印和绶是实物，这说明石勒是认真的，真的给了官印，不是开个空头支票了事。

    然后，石勒又从这些堡寨的民众中挑选出身体强壮的五万人编为军士，这就接近是子弟兵了。对于其他的老弱妇幼，则“安堵如故”，就是安抚好，安排好，跟在别的地方执行的政策一样。石勒这一套做法，变掠夺为植根，比过去的做法不知高明了多少。

    看史书到这种地方，就有点恍惚的感觉了：到底谁是强盗，谁是官军？

    其实王弥识字肯定比石勒多很多，但他对文化的领悟力就差多了。起点高是好，但进步慢是痛点。石勒就像是进化过程中在古猿群中最先站起来的那只猿。

    308年11月8日，石勒毫无悬念地攻陷了邺城，在三台擒获了魏郡太守王粹，斩首了事。这个三台就是曹操在公元210年于邺城西北兴建的南、北、中三座台，南边的叫金雀台，北边的叫冰井台，中间的叫铜雀台。三台之中最有名的是铜雀台，因为曹植给它做过广告，写了一首《铜雀台赋》。这个王粹是灭吴的王濬的孙子，娶了司马炎的女儿颍川公主。王濬灭吴功劳何其大，锦衣玉食活到了八十岁，官至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散骑常侍，但到了孙儿一辈就很一般了。据说有王粹以外的两个孙儿后来过了长江，就是到了东晋，但没有留下什么记录。桓温曾经为之出头，写了一篇报告，请求东晋的朝廷给予王濬后人优待，不过没有看到东晋朝廷给出什么下文。

    这个邺城很有名，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被不停地攻破过，不太容易防守。对于石勒来说，攻破邺城的意义远远比不上他在这一年思想意识上的变化。因为对于他所从事的“工作”有了新的认知，他在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上有了惊人的变化，也就从这一刻开始，石勒上的班就不再是工作，而是事业了。石勒在这一年实现的变化，真的可称为是“鱼龙之变”。

    此长彼消。石勒在魏郡、汲郡、顿丘郡做了官军该做的事情，晋帝国在民心这一块就往后又退了一大步。石勒开窍之后，在往后的日子里几乎每年都有进步，而晋帝国的司马越等人却依然颟顸、自我，不但看不到晋帝国这座房子快要塌了，而且还要添把火。

    站在石勒的角度看的话，司马越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帮刘渊，接下来还会看到刘渊的儿子和和侄儿又在“帮”自己，这就等于司马越在帮未来的自己，然后又有一个堪比诸葛孔明的人物出场来帮自己，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自己也在帮自己，天助自助者，事情也就会在总体上朝着越来越顺利的方向走。

    先看看西晋是怎么通过自残帮助敌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