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 自插一刀

    309年3月18日，在荥阳遥控指挥的太傅司马越不知听到了什么风声，突然返回京师。中书监王敦跟亲信说：“太傅独断专行，立威已久，他选用官员前向皇帝上表请示只是走个形式，而尚书仍按照旧有的制度去裁定，或准或驳。今天回到京师，必定有人会被诛杀。”王敦是个人精，一眼就看出了司马越的杀气，而他在中央工作，岗位很特殊，能接触到机密，自然对于皇帝司马炽的动作有所了解。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王敦担任的这个岗位。中书或者中书省是皇帝的私人秘书部门，主要职责是帮皇帝起草文书。在中书出现之前，给皇帝当私人秘书的是尚书，后来尚书逐渐演变为国家的一个权力部门，就不方便再兼任皇帝秘书了，所以就出现了中书。皇帝司马炽是司马炎的第二十五子，王敦是司马炎的女婿，由王敦来当中书监很合理、很让人放心。

    王敦这一次的判断正确，司马越此次回京确实是有针对性的，这事跟司马炽有关。

    司马炽当皇太弟的时候，跟自己府上的中庶子缪播关系很好，登基以后就任命缪播为中书监（中书监作为中书的主官，编制只有一人，缪播和王敦都是中书监，有可能两人是前后任），缪播的堂弟缪胤为太仆卿，对缪氏兄弟视为心腹。另外，司马炽的舅舅散骑常侍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也一起参与机密活动。这是司马炽作为皇帝的一种求生本能，既然太傅司马越跟自己不对付，把自己当傀儡，那就自己想办法吧。人都是需要朋友的，皇帝也不例外，总要身边有几个人能商量点事，搓个麻什么的。当然，也可能会顺便议论议论司马越。

    司马越怀疑这些朝臣跟自己不对付、不忠诚，身边的刘舆、潘滔劝司马越把缪播等人全部诛杀。司马越马上行动，用的还是古老的配方：诬陷缪播等人意图谋反。

    一个礼拜后，309年3月26日，司马越派平东将军王秉带领甲士三千人进宫，当着皇帝司马炽的面，把缪播等十来个人逮捕，交给廷尉审判，当然，这不过是走个形式，最后是全部处死。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26岁（虚岁）的司马炽只能叹息、流泪，别无他法。

    这里面，缪胤的身份是有点特殊的，他是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外孙，也就是说，他妈是司马孚的女儿，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一直以魏臣自称，曹髦被杀后，司马孚赶到现场，把曹髦的头枕在大腿上痛哭流涕：“杀陛下者臣之罪。”由于他辈分很高，也没因为拥护曹魏而遭到什么不好的对待，在晋朝还被封了王，地位很高，司马炎见了他都得行礼，最后活了九十多岁。他有可能是真的魏的忠臣，有可能是隐藏最好的假的魏的忠臣。理由是：他死的时候，还是自称是魏的臣子，凡是赏赐的东西在葬礼上都按照他的意思没有用，但他毕竟接受了晋朝的封王和相应的待遇。缪胤还是河间王司马顒前任妃子（已逝）的弟弟，因为有这层关系，司马顒对缪播、缪胤两人十分信任，而缪播曾经担任过司马越父亲司马泰的祭酒，司马越因此将缪播视为心腹。

    306年，司马顒控制着皇帝，司马越起兵勤王，在两人的斗争中，缪播、缪胤是为司马越立了大功的。司马顒手下有一个猛将叫张方，缪播、缪胤劝司马顒杀了张方，跟司马越和解，划陕而治，司马顒当时是犹豫过的，但在缪氏兄弟的努力劝说下，司马顒后来同意了，设计杀了张方。结果很悲剧，司马越拒绝和解，司马顒后悔死了，张方死后，形势很快反转，司马越就在此年掌握朝政，担任太傅。

    过了不到三年，司马越就把帮了自己大忙的缪播、缪胤兄弟杀了。

    这被杀的人当中，何绥是何曾的孙子，何曾最有名的故事就是日食万钱犹言无下箸处，不过他留下的一段话很有价值，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西晋为何短命的一点秘密。

    何曾担任过晋王司马炎的丞相，司马炎称帝后，何曾先后担任过太尉、太保、太傅，任太保时曾兼任司空，因此，他有大把的机会参加武帝司马炎的宴会。有一次宴会结束以后回到家里，何曾对儿子们说：

    “主上开创大业，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道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汝辈犹可以免。”

    何曾这段话的意思是：司马炎称帝立国，可以说是开创了大事业，但参加过这么多次的皇家宴会，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讨论经略国家、规划未来的事情，都是说些家长里短普普通通的事情，这实在不是为子孙谋福的方法。我们这一代还不会出问题，将来恐怕就会出问题了！你们这一代或许可以避免遇到。

    何曾接着对孙子一辈的人说：“此属必及于难。”就是说你们这一代就必定要遭难了。何绥被处死后，他的哥哥何嵩哭道：“我的祖父莫非是圣人！”意思是爷爷好厉害，会预言。

    普通人家里的宴会是吃饭喝酒，皇帝在宫殿里的宴会是工作。所有人都可以把宴会当作是宴会，唯独皇帝不能把这仅仅当作宴会。结果，皇帝在这种场合说的一些话，全无格局、高度，每次都如此，言为心声，可见司马炎每日里在考虑些什么。无非是觉得功成名就了，万事无忧了，羊车可以一天天坐下去了。实际上，司马炎的子孙中，只有孙子司马邺是坐了一次羊车的，不过那是出长安城投降的仪式之一。从何曾所描绘的晋朝最高统治阶层的聚会情况可以看出，司马炎等人长期处于一种安逸懈怠的状态。

    对于何曾的这种态度，《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是很有意见的。司马光认为，你身为宰相，既然看出了问题，事关国家天下，为什么不跟君上说而要在家里私下说呢？你既然看得这么明白，为什么自己、儿子要这么奢靡呢？

    按司马光的意思，应该直接跟皇帝说才是忠臣。如果司马光处在何曾的位置，会不会跟司马炎说：哈罗，陛下，臣以为在此宴会上人才汇聚，群英璀璨，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机会商量点大事、远事，边吃边喝边开个务虚会，研究一下晋国的三年规划、五年规划、十年战略，比如灭蜀后的政策研究及其对吴国的影响，比如统一全国后的制度体系建设，至于那些家长里短，谁家又生了个儿子，几岁就会说话几岁就会吟诗，臣以为多言无益，也与此等宴会层次不符。

    这，可能性恐怕不大吧。

    实际上何曾也并非生来就是滑头，公元262年，那时候魏国是曹奂当皇帝，景元三年，《资治通鉴》在这一年记载了阮（ruǎn）籍和何曾的一则往事，事情发生在阮籍做步兵校尉时，母亲去世了，阮籍正在跟别人下棋，对方不好意思继续下，阮籍一定要对方下完，然后自己饮酒两斗，大声痛哭，吐出血来。这还没完，在守孝期间，阮籍还照样饮酒。何曾当时担任司隶校尉，对阮籍的这种行为非常反感，当着司马昭的面责问阮籍，说完后接着对司马昭说：“晋公正在以孝治天下，却听任阮籍这种在重哀期间饮酒食肉不守礼仪的严重做法，这样下去您怎么有资格去教育别人呢！应该把阮籍流放到边远的地方去，不要让他污染了华夏的风气。”这个口气是非常严厉的。那时候，司马昭可是魏国的实际掌权者，当时能像何曾这样直言批评他的人可是不多。

    何曾参加完这种欢乐主题的宴会，回到家里，能够对此有所反思，并跟子孙说说，其实已经不错了。当时参加宴会的人可不止何曾一位，为何没有听到谁回家后反思呢？当然，知道和做到是两回事。何曾自己知道生于忧患，但他的身体五官更需要生于安乐。至于身后事，毕竟不及于他。

    至于何绥，此次被杀，主要也不是因为生活奢侈或言辞傲慢——他确实是有言辞傲慢的毛病，毕竟是家里有矿，不如此岂不是锦衣夜行——而是他跟皇帝司马炽靠得太近，但他是尚书，尚书哪有不跟皇帝频繁接触的，司马越为了自己的心里踏实安宁，是不管你何绥吃饭花多少钱的，只管你的心是不是更偏向皇帝一点，偏的话就要杀掉。

    给司马越出主意的两个人，潘滔不用说了，之前建议司马越挤掉苟晞导致两人交恶的就是他，刘舆就是在306年以司马虓长史身份矫诏赐死司马颖的那位，他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位被称为油腻的男人。

    当时司马越想要用他，有人打小报告说：“刘舆就像油腻，靠近他会被污染。”因此到了洛阳以后，司马越对他比较冷淡。刘舆利用这段闲散的时间，秘密查阅政府档案，了解天下兵簿情况，以及仓库、牛马、器械、水路等情形，一一默记在心。当时的局势混乱，军事方面的事务多，每次召开会议，自长史潘滔以下，都不知道怎么应对。而刘舆早有准备，随机应变，形势勾画清楚，对策清楚周密，让司马越顿时刮目相看。司马越跟他促膝相谈之后，任命他为左长史，把军事和行政事务都委派给他处理。且不论刘舆、司马越的立场如何，刘舆的这个职场经历告诉我们，实力是硬道理，机会更偏爱有准备的人。

    这个刘舆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说服了司马越，派他的弟弟刘琨去镇守并州，作为晋帝国背面的屏障，刘琨就是在这一次被任命为并州刺史上任的。东燕王司马腾也是和刘琨差不多这个时候以车骑将军的身份镇守邺城的。

    司马越听了刘舆、潘滔的建议，杀了皇帝身边的十来个人以后，想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皇帝身边可能威胁自己的因素一次性弄干净。回想最近几次出事情，都跟负责宫殿警卫工作的有关系，于是下令（当然，形式上会是向皇帝请示，然后被批准）：凡是负责皇宫宿卫工作的，有侯爵爵位的，一律免职。实际上，这些在宫殿中担任保卫工作的武官都有侯爵爵位，于是就全部被赶出了宫廷，走的时候相互流泪告别。然后，司马越命令右卫将军何伦、左卫将军王秉带领东海国的兵进宫担任宿卫。东海国是司马越的封国，也就是说，这样一来，皇帝司马炽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的人全是司马越的人，司马炽就更加孤立无援了。

    司马越这一番操作下来，表面上看是杀人立威了，朝廷一时间没有人敢对他说不了，但底子里他的人望已经失去，可以说这是战术上的胜利，战略上的失败。面对汉赵帝国咄咄逼人之势，司马越此举无异于自插一刀，助敌无异。

    而石勒这一边，在309年迎来了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