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工厂
我是个在噪声中长大的孩子。
最初的十几年，跟着姥姥待在老宅，我们每天都充斥在巨大的噪声中——姥姥“吸收”的噪声比我要多上几十年。
噪音逐渐成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一部分：老宅紧贴着火车轨道盖起来，后面紧倚着工厂而建立。前方的火车每隔几分钟就咣当咣当来，后方工厂的机器更是轰隆隆昼夜不停。每天在腹背夹击的噪声中生活的我们，硬是慢慢把这种生活视作了普通的日子。
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练就了一番武义：不论在什么样的恶劣条件下，只要困了便可即时入睡。
以前没觉得这是一门硬功夫，直到离开家开始工作，很多同事谈论失眠，我才发现：这二十多年来，我失眠的次数，竟然一只手就可以数得过来。还有一次，刚工作不久囊中羞涩，为了省些房租，我跟同学一起，选择了紧贴着马路的房子。
我倒是日日睡得安稳，同学却每天被窗外的车水马龙折磨到不堪其扰。
然后，我不再觉得童年遭受了太多的噪声污染是一件坏事，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它了：它让我日日拥有高质量睡眠，应该感激才是。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相比火车的噪音，工厂的噪声更让老宅的居民们觉得亲切。它就像一个包容的母亲，养育着老宅世世代代的子孙。只要机器每天开闸启动，轰隆隆的声音响起，就代表着它在运转，也就表明了工人们有工资拿。
然而，社会在发展，小城也在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而离开了小城。2005年，养育了几代人的工厂，拖着锈迹斑斑的“身体”，终于无法再撑下去了。
于是，在老一辈人的恋恋不舍之下，工厂宣告破产了。
居民们希望能留住这个废旧的工厂，毕竟它见证了几代人在这个世上生活的印记。然而没过多久，工厂门口还是张贴了售卖的通告。
九十多岁的李老是工厂里的第一代工人，当一直躺在病床上养病的他得知工厂要被卖掉时，便不顾儿女和孙辈们阻拦，亲自穿衣下床，拄着拐杖颤颤巍巍走进了工厂的售卖联络办公室，从贴身口袋里拿出全部的钱，放在工厂售卖代表的手上：二百零六元四角。
还是第三代人民币。
在2005年，它已经停止流通五年了。
负责工厂售卖工作的代表，也是老宅的后代。当他看到老人发着抖的手，将自己此生积攒下来的全部现金放在自己手上时，他瞬间飙泪：太爷爷，这些钱挽救不了咱们的工厂了！
很快，工厂便有人承接了——成了驾校。
它像是一个巨大的托盘，在建国前成立之际带领穷苦人们走进新生活：一部分人因为它的到来，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成为一名小城里的工人。它竭尽全力，托起了老宅里一代又一代的人，为社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国家已经步入快车道之时，它像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终于累到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开始昏昏欲睡。
最后，沉睡下去。
对于老宅的居民来说，老宅是家，工厂是母亲。工厂被卖掉之后，老宅也成了无依靠的住所——失去了往日每天迎接主人下班回家的使命。老宅人起初无法接受工厂被卖的事实，每天都有许多人自发式地站在工厂门口。没有一个人说话，就都默默看着它，像是在无奈中与它做着最后的无声告别。
那一天终于来了。
跟着世代居民的“xx农机修造厂”的厂牌终于被摘下，这个屹立在小城近百年的工厂倩影，在大家的恋恋不舍之下轰然倒塌。
同样的位置，被换成了“xx驾校”的牌匾。
工厂这个母亲，累了。
老宅居民，没了根。
直到那一刻人们才发现，没了工厂的庇佑，原来小城早就日新月异起来了。它发着耀眼的光芒，既璀璨又明亮，把老宅映衬得更加黯然失色。
居民们诚惶诚恐起来，开始担心自己在小城是否能保得住原来的生活。这个为农民种地制造播种机的工厂，培养出了世世代代只会做播种机零件的子孙。而这个技能，早已不再如二三十年代那般的令人艳羡和倾慕了。
工厂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又托起子孙们一次——将自己被卖掉的钱，分给了工人们。于是，就发生了姥姥临终前常常提起的局面：人们抹着泪，排起了浩浩荡荡的长队，领钱。
自从被换成驾校，工厂的内部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厂房被爆破，园区墙被拆除，变成了没有“内涵”的、光秃秃的停车场和练车场——噪音依旧在，但是再也不会如当初那样亲切了。姥姥给当时上学的我打电话时总说：那驾校的噪声怪怪的，害得我每天睡不好，还不如火车噪声来得亲切了。
当时的我，听完姥姥的话便极受震撼。不久后，相熟几十年的街坊邻居，也一家家相继搬出了老宅。或许搬到小城的另一处，或许直接离开了小城。
老宅的环境，彻底变了。
习惯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它在人们每日的生活中，会慢慢融入骨髓，继而成为身体的一部分。
工厂没了，老宅似乎同样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日子就也变成了索然无味。
于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已经患了重病的姥姥最终也离开了老宅，跟我生活在一起。当时还没读大学的我，每天按时回家。那时候她最开心的，就是跟我聊聊我们在老宅里曾经经历过的人，曾经遇到过的事。
她仿佛甩掉了病魔，又回到了曾经带着我日日穿梭于工厂与老宅时一样，笑容那样灿烂，身体那般轻快。
然后再带着心满意足，逐渐进入梦乡。
2007年——在工厂被卖掉之后的两年，姥姥永远离开了我。
带着她在工厂生活了一辈子的美好回忆，带着辛辛苦苦养育我的艰难却满足，也带着永远甩开病痛的梦，迈着轻盈的步子。
离开了我。
据母亲讲，她出生的时候，这个工厂就存在了。就连姥姥，也不知道工厂的具体成立时间。大致推算，它应该是成立于建国前。工厂主营农业机件——为种地的农民们，提高播种和收割庄稼的效率。
工厂是小城里的第一家国有企业，它坐落小城的东南角，厂房面积达两千平方米。据说当时的工人，也高达千人。在六七十年代里，工厂是小城里最耀眼的星——这城市太小，这么一个新兴的企业坐落于此，简直让小城受宠若惊。工厂的客户不仅遍布全国，就连国外都有一部分。在大量的订单下，它日日夜夜赶工制作机器。工人们也仿佛不知疲倦一般，提到日夜工作可以多拿工资，各个都兴高采烈。
就这样，日夜不停的轰隆隆的噪音环境，就这样形成了。
工厂的到来，不但解决了成百上千的人们的饭碗，还同时带动起更多人们的谋生机会——工厂外面有自发形成的菜市场，有早餐摊，茶水店，布料店，缝纫店，胭脂店，日化用品店……这些店铺和菜市的形成，大大方便了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让周围变得更加富有生活气息。
那时候，如果谁能进入工厂并成为正式员工，就等于是拿到了铁饭碗——一辈子吃穿不愁的象征。因此，会是一件极其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的长辈们，也是那个年代最早撕掉农民标签的受益者。前文说过，我爷爷原本退役后也拿到了到工厂工作的名额。但由于要照顾农村老家的太奶奶，便决心放弃这个可贵的机会回到农村种田。相应的，也便娶了同为农村姑娘的奶奶——过起了彻彻底底的农民生活。
相比之下，姥爷读过书，有文化，自从人民公社解体，他便被工厂收录，成为一名技术研究人员，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一名妥妥的工程师了。
生活无好坏，我坚信每一种生活，都有它特定的美感。每个人心中都有对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类人。但也有更多的东西会成为一个人在做选择时候的考虑因素，比如亲情比如爱。
因此我相信，再给爷爷一次选择的机会，他依旧会这样选择。
姥姥和姥爷也一样。
那时候，姥姥家里有很多机械类书籍。翻开，会发现姥爷标注着密密麻麻的字，还有颜色不同的两种笔迹。相信姥爷对家里的每一本书，都不止读了一遍。只可惜，这种书我完全不懂，一看就困。后来姥姥全部打包，成捆地捐给了工厂。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后辈们看到和学习。
工厂的鼎盛期在六七十年代，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因此只能听姥姥以及母亲讲些只言片语。我只知道，身为家里最小的女儿，母亲最爱玩。她每天放了学，就跑到车间里找姥爷，等着姥爷下班，再父女二人一同回到宿舍。这时候，姥姥已经做好了饭，大姨和二姨也从学做衣服的裁缝师傅家，下课回家了。
一家五口，挤在工厂狭小的宿舍里。他们和着工厂昼夜不停的轰隆隆的噪声，一边吃饭一边讲着各自在白天的见闻，其乐融融。
姥姥每次都会以一句话结尾：这工厂的机器转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也就跟着转了起来。
作为工厂的技术骨干，那时的姥爷常常忙个不停。原本并非懂得机械的他，为了承担起领导寄语他的厚望——成为懂技术的骨干，为工厂造福。硬生生逼着自己完成了国家一级机械工程师的考验：到外地开会学习，参加实地培训是家常便饭，每次短则三五天，长则个把月。这时候，家里就剩下来姥姥带着三个女儿。
那时候的工厂业务，也分淡季和旺季。但总体来讲，国家正值快速发展时期，农业机器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尚未解散的生产队，还是已经实施家庭联产承包，一台机器都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及收获农作物的效率。工厂业绩好，工人的收入也随之增多——小城里每个竭力进入工厂工作的年轻人，就不再发愁找对象了，因为自会有媒人踏破门槛。
有一次姥姥跟我提起，一个媒婆想要介绍个厂外的姑娘给厂里的年轻人，不料小伙子在厂里找到了真爱。那媒婆气急败坏地说：厂里的小伙子呦，还搞内部消化。工作都这么好了，不能带带厂外的女娃子么？
工厂真的很包容。
它不但不禁止厂里的年轻人恋爱，还鼓励大家不要因为工作耽误了个人的终身大事。个人大事处理好了，才有更多动力和精力努力工作。因此常常有厂里的长辈，看上了某个年轻的小伙子，便邀其到自己的家里作客——给自家女儿留一个优秀人选。强强联合是那时候年轻人恋爱的基本景象：女工车间与男工车间，有很多年轻的男女谈恋爱，还有上下级夫妻。这一片繁荣的景象，为小城增添了更多生机和活力。
工厂外的店铺也是一片繁荣。
姥姥说，姥爷最喜欢马家的烟叶和烟纸——那时候还没有过滤嘴香烟，买烟叶成了最普遍的现象。每天，姥姥都要帮忙卷上十支旱烟，将八支装进小铁盒里。白天，姥爷就靠这八支旱烟度过休息的时间，晚上最多再抽上两支。
这一天，就算在忙碌和心满意足中过去了。
姥姥最喜欢穆家的布料。她穿衣很讲究，从不肯为了省钱，买材质差的布料。她的衣服材质上乘，每次都浆洗得坚挺又干净。附近的长辈们都说：聂家夫人，一看就是从好家世出来的。不光是她，姥爷，以及三个女儿，也是整个工厂里，穿衣最讲究的。这都多亏于不肯将就的姥姥，选衣料的眼光独到。
两个姨，对衣服的喜爱自不必说。她们不想当工厂的工人，而是希望拥有自己的布料店，可以穿自己剪裁出来的衣服。因此，就被开明的姥姥姥爷，送到了王裁缝家。跟着王师傅学习做衣服。二姨的学艺精湛，因此，全家人穿着的里里外外，都是出自二姨之手。
相比之下，母亲的童年太快乐了。身为最小的女儿，她从来没想过梦想是什么，只知道每天能够开开心心地玩，就是她最想做的事。因此，她也就顺其自然地继承了姥爷的工作。
之后与父亲的相遇和结合，也让她很幸运地持续了大半生快乐。
等我出生之后，跟着姥姥一起生活，工厂已经慢慢走向衰落，附近的店铺亦然。不过，她依旧时常带着我逛一逛。我最喜欢逛的是点心店，最爱吃仁和美的三刀酥和麦乳精。三刀酥是咸口的，椒盐黑芝麻馅。在外表划上三刀，因此得名。有点像现在的老婆饼的外形，但是口味不同。至于麦乳精，大家应该相对熟悉，晶状颗粒，用水一冲，就是一杯浓浓的含乳饮料。
现在，仁和美早已不知去向，但它是我童年里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很怀念那个时候，也很怀念那个时候的味道。
父母很早就离开了工厂。工厂对我而言，更多的意义，是我与姥姥的快乐花园。我们熟悉工厂的每个角落，知道它在每个季节里的变化。在夏天，工厂里花园的花，争芳斗艳：月季，牡丹，鸡冠花，串红……还有很多树，每当我放暑假时候，我们就带着吊床，我拿着一本故事书，姥姥拿着个凳子和扇子。我们把吊床拴在两颗树上，我躺在上面，姥姥则坐在凳子上，跟路过打扫卫生的老人聊聊天，跟匆匆去办事的年轻人搭一句话，然后一直不停地给我扇扇子驱蚊子。
我躺在吊床上，翻着小人书，时不时喝上一口麦乳精，再偶尔闻到袭来的阵阵花香……
我们几乎认识工厂里的每一个人。有时候姥姥接我放学，我们一起走路回家，赶上暴雨没带伞，便找地方躲雨。遇到骑着自行车或带伞的熟人——工厂的人或者在工厂附近店铺里工作的人，都会帮忙载我们回家——我坐在自行车的横梁上，姥姥则坐在自行车后座。工厂潜移默化般提升着周围人们的道德品质，让我们这个老宅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爱。
我们知道工厂的每次喜怒哀乐。记得我9岁那年，因为一家老供应商的店主突然离世，由其儿子掌管。由于儿子对流程和原料等级不熟悉，工厂收到了一批不符合国家出口等级的原料。而恰好那次工厂又接到国外的订单，待做完的农机准备出口时才发现不符合标准。工厂艰难地跟工人们商量办法，最终的决定是：取消这笔订单，按照双倍订单价钱赔付给外国人，把农机销毁。但代价是：工人们四个月无法领到工资。
那次的沟通，意外地顺利。每个人都觉得不该把不符合标准的农机出口给外国人，因为那会丢中国人的脸。就这样，大家互相扶持着，艰难地度过了没有一分钱工资的四个月，却依旧开开心心的。
日子一天一天，工厂带着大家一天天走向繁荣，它自己却渐渐累了。老宅的原住民也越来越少了，仿佛它曾经的光辉，不曾有过一样。工厂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生活的缩影，是我们的根。它虽然倦了累了困了睡了，但它对老宅居民的生活影响，品格影响，都会无限地蔓延下去。
直到永远永远。
最初的十几年，跟着姥姥待在老宅，我们每天都充斥在巨大的噪声中——姥姥“吸收”的噪声比我要多上几十年。
噪音逐渐成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一部分：老宅紧贴着火车轨道盖起来，后面紧倚着工厂而建立。前方的火车每隔几分钟就咣当咣当来，后方工厂的机器更是轰隆隆昼夜不停。每天在腹背夹击的噪声中生活的我们，硬是慢慢把这种生活视作了普通的日子。
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练就了一番武义：不论在什么样的恶劣条件下，只要困了便可即时入睡。
以前没觉得这是一门硬功夫，直到离开家开始工作，很多同事谈论失眠，我才发现：这二十多年来，我失眠的次数，竟然一只手就可以数得过来。还有一次，刚工作不久囊中羞涩，为了省些房租，我跟同学一起，选择了紧贴着马路的房子。
我倒是日日睡得安稳，同学却每天被窗外的车水马龙折磨到不堪其扰。
然后，我不再觉得童年遭受了太多的噪声污染是一件坏事，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它了：它让我日日拥有高质量睡眠，应该感激才是。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相比火车的噪音，工厂的噪声更让老宅的居民们觉得亲切。它就像一个包容的母亲，养育着老宅世世代代的子孙。只要机器每天开闸启动，轰隆隆的声音响起，就代表着它在运转，也就表明了工人们有工资拿。
然而，社会在发展，小城也在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而离开了小城。2005年，养育了几代人的工厂，拖着锈迹斑斑的“身体”，终于无法再撑下去了。
于是，在老一辈人的恋恋不舍之下，工厂宣告破产了。
居民们希望能留住这个废旧的工厂，毕竟它见证了几代人在这个世上生活的印记。然而没过多久，工厂门口还是张贴了售卖的通告。
九十多岁的李老是工厂里的第一代工人，当一直躺在病床上养病的他得知工厂要被卖掉时，便不顾儿女和孙辈们阻拦，亲自穿衣下床，拄着拐杖颤颤巍巍走进了工厂的售卖联络办公室，从贴身口袋里拿出全部的钱，放在工厂售卖代表的手上：二百零六元四角。
还是第三代人民币。
在2005年，它已经停止流通五年了。
负责工厂售卖工作的代表，也是老宅的后代。当他看到老人发着抖的手，将自己此生积攒下来的全部现金放在自己手上时，他瞬间飙泪：太爷爷，这些钱挽救不了咱们的工厂了！
很快，工厂便有人承接了——成了驾校。
它像是一个巨大的托盘，在建国前成立之际带领穷苦人们走进新生活：一部分人因为它的到来，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成为一名小城里的工人。它竭尽全力，托起了老宅里一代又一代的人，为社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国家已经步入快车道之时，它像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终于累到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开始昏昏欲睡。
最后，沉睡下去。
对于老宅的居民来说，老宅是家，工厂是母亲。工厂被卖掉之后，老宅也成了无依靠的住所——失去了往日每天迎接主人下班回家的使命。老宅人起初无法接受工厂被卖的事实，每天都有许多人自发式地站在工厂门口。没有一个人说话，就都默默看着它，像是在无奈中与它做着最后的无声告别。
那一天终于来了。
跟着世代居民的“xx农机修造厂”的厂牌终于被摘下，这个屹立在小城近百年的工厂倩影，在大家的恋恋不舍之下轰然倒塌。
同样的位置，被换成了“xx驾校”的牌匾。
工厂这个母亲，累了。
老宅居民，没了根。
直到那一刻人们才发现，没了工厂的庇佑，原来小城早就日新月异起来了。它发着耀眼的光芒，既璀璨又明亮，把老宅映衬得更加黯然失色。
居民们诚惶诚恐起来，开始担心自己在小城是否能保得住原来的生活。这个为农民种地制造播种机的工厂，培养出了世世代代只会做播种机零件的子孙。而这个技能，早已不再如二三十年代那般的令人艳羡和倾慕了。
工厂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又托起子孙们一次——将自己被卖掉的钱，分给了工人们。于是，就发生了姥姥临终前常常提起的局面：人们抹着泪，排起了浩浩荡荡的长队，领钱。
自从被换成驾校，工厂的内部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厂房被爆破，园区墙被拆除，变成了没有“内涵”的、光秃秃的停车场和练车场——噪音依旧在，但是再也不会如当初那样亲切了。姥姥给当时上学的我打电话时总说：那驾校的噪声怪怪的，害得我每天睡不好，还不如火车噪声来得亲切了。
当时的我，听完姥姥的话便极受震撼。不久后，相熟几十年的街坊邻居，也一家家相继搬出了老宅。或许搬到小城的另一处，或许直接离开了小城。
老宅的环境，彻底变了。
习惯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它在人们每日的生活中，会慢慢融入骨髓，继而成为身体的一部分。
工厂没了，老宅似乎同样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日子就也变成了索然无味。
于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已经患了重病的姥姥最终也离开了老宅，跟我生活在一起。当时还没读大学的我，每天按时回家。那时候她最开心的，就是跟我聊聊我们在老宅里曾经经历过的人，曾经遇到过的事。
她仿佛甩掉了病魔，又回到了曾经带着我日日穿梭于工厂与老宅时一样，笑容那样灿烂，身体那般轻快。
然后再带着心满意足，逐渐进入梦乡。
2007年——在工厂被卖掉之后的两年，姥姥永远离开了我。
带着她在工厂生活了一辈子的美好回忆，带着辛辛苦苦养育我的艰难却满足，也带着永远甩开病痛的梦，迈着轻盈的步子。
离开了我。
据母亲讲，她出生的时候，这个工厂就存在了。就连姥姥，也不知道工厂的具体成立时间。大致推算，它应该是成立于建国前。工厂主营农业机件——为种地的农民们，提高播种和收割庄稼的效率。
工厂是小城里的第一家国有企业，它坐落小城的东南角，厂房面积达两千平方米。据说当时的工人，也高达千人。在六七十年代里，工厂是小城里最耀眼的星——这城市太小，这么一个新兴的企业坐落于此，简直让小城受宠若惊。工厂的客户不仅遍布全国，就连国外都有一部分。在大量的订单下，它日日夜夜赶工制作机器。工人们也仿佛不知疲倦一般，提到日夜工作可以多拿工资，各个都兴高采烈。
就这样，日夜不停的轰隆隆的噪音环境，就这样形成了。
工厂的到来，不但解决了成百上千的人们的饭碗，还同时带动起更多人们的谋生机会——工厂外面有自发形成的菜市场，有早餐摊，茶水店，布料店，缝纫店，胭脂店，日化用品店……这些店铺和菜市的形成，大大方便了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让周围变得更加富有生活气息。
那时候，如果谁能进入工厂并成为正式员工，就等于是拿到了铁饭碗——一辈子吃穿不愁的象征。因此，会是一件极其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的长辈们，也是那个年代最早撕掉农民标签的受益者。前文说过，我爷爷原本退役后也拿到了到工厂工作的名额。但由于要照顾农村老家的太奶奶，便决心放弃这个可贵的机会回到农村种田。相应的，也便娶了同为农村姑娘的奶奶——过起了彻彻底底的农民生活。
相比之下，姥爷读过书，有文化，自从人民公社解体，他便被工厂收录，成为一名技术研究人员，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一名妥妥的工程师了。
生活无好坏，我坚信每一种生活，都有它特定的美感。每个人心中都有对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类人。但也有更多的东西会成为一个人在做选择时候的考虑因素，比如亲情比如爱。
因此我相信，再给爷爷一次选择的机会，他依旧会这样选择。
姥姥和姥爷也一样。
那时候，姥姥家里有很多机械类书籍。翻开，会发现姥爷标注着密密麻麻的字，还有颜色不同的两种笔迹。相信姥爷对家里的每一本书，都不止读了一遍。只可惜，这种书我完全不懂，一看就困。后来姥姥全部打包，成捆地捐给了工厂。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后辈们看到和学习。
工厂的鼎盛期在六七十年代，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因此只能听姥姥以及母亲讲些只言片语。我只知道，身为家里最小的女儿，母亲最爱玩。她每天放了学，就跑到车间里找姥爷，等着姥爷下班，再父女二人一同回到宿舍。这时候，姥姥已经做好了饭，大姨和二姨也从学做衣服的裁缝师傅家，下课回家了。
一家五口，挤在工厂狭小的宿舍里。他们和着工厂昼夜不停的轰隆隆的噪声，一边吃饭一边讲着各自在白天的见闻，其乐融融。
姥姥每次都会以一句话结尾：这工厂的机器转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也就跟着转了起来。
作为工厂的技术骨干，那时的姥爷常常忙个不停。原本并非懂得机械的他，为了承担起领导寄语他的厚望——成为懂技术的骨干，为工厂造福。硬生生逼着自己完成了国家一级机械工程师的考验：到外地开会学习，参加实地培训是家常便饭，每次短则三五天，长则个把月。这时候，家里就剩下来姥姥带着三个女儿。
那时候的工厂业务，也分淡季和旺季。但总体来讲，国家正值快速发展时期，农业机器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尚未解散的生产队，还是已经实施家庭联产承包，一台机器都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及收获农作物的效率。工厂业绩好，工人的收入也随之增多——小城里每个竭力进入工厂工作的年轻人，就不再发愁找对象了，因为自会有媒人踏破门槛。
有一次姥姥跟我提起，一个媒婆想要介绍个厂外的姑娘给厂里的年轻人，不料小伙子在厂里找到了真爱。那媒婆气急败坏地说：厂里的小伙子呦，还搞内部消化。工作都这么好了，不能带带厂外的女娃子么？
工厂真的很包容。
它不但不禁止厂里的年轻人恋爱，还鼓励大家不要因为工作耽误了个人的终身大事。个人大事处理好了，才有更多动力和精力努力工作。因此常常有厂里的长辈，看上了某个年轻的小伙子，便邀其到自己的家里作客——给自家女儿留一个优秀人选。强强联合是那时候年轻人恋爱的基本景象：女工车间与男工车间，有很多年轻的男女谈恋爱，还有上下级夫妻。这一片繁荣的景象，为小城增添了更多生机和活力。
工厂外的店铺也是一片繁荣。
姥姥说，姥爷最喜欢马家的烟叶和烟纸——那时候还没有过滤嘴香烟，买烟叶成了最普遍的现象。每天，姥姥都要帮忙卷上十支旱烟，将八支装进小铁盒里。白天，姥爷就靠这八支旱烟度过休息的时间，晚上最多再抽上两支。
这一天，就算在忙碌和心满意足中过去了。
姥姥最喜欢穆家的布料。她穿衣很讲究，从不肯为了省钱，买材质差的布料。她的衣服材质上乘，每次都浆洗得坚挺又干净。附近的长辈们都说：聂家夫人，一看就是从好家世出来的。不光是她，姥爷，以及三个女儿，也是整个工厂里，穿衣最讲究的。这都多亏于不肯将就的姥姥，选衣料的眼光独到。
两个姨，对衣服的喜爱自不必说。她们不想当工厂的工人，而是希望拥有自己的布料店，可以穿自己剪裁出来的衣服。因此，就被开明的姥姥姥爷，送到了王裁缝家。跟着王师傅学习做衣服。二姨的学艺精湛，因此，全家人穿着的里里外外，都是出自二姨之手。
相比之下，母亲的童年太快乐了。身为最小的女儿，她从来没想过梦想是什么，只知道每天能够开开心心地玩，就是她最想做的事。因此，她也就顺其自然地继承了姥爷的工作。
之后与父亲的相遇和结合，也让她很幸运地持续了大半生快乐。
等我出生之后，跟着姥姥一起生活，工厂已经慢慢走向衰落，附近的店铺亦然。不过，她依旧时常带着我逛一逛。我最喜欢逛的是点心店，最爱吃仁和美的三刀酥和麦乳精。三刀酥是咸口的，椒盐黑芝麻馅。在外表划上三刀，因此得名。有点像现在的老婆饼的外形，但是口味不同。至于麦乳精，大家应该相对熟悉，晶状颗粒，用水一冲，就是一杯浓浓的含乳饮料。
现在，仁和美早已不知去向，但它是我童年里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很怀念那个时候，也很怀念那个时候的味道。
父母很早就离开了工厂。工厂对我而言，更多的意义，是我与姥姥的快乐花园。我们熟悉工厂的每个角落，知道它在每个季节里的变化。在夏天，工厂里花园的花，争芳斗艳：月季，牡丹，鸡冠花，串红……还有很多树，每当我放暑假时候，我们就带着吊床，我拿着一本故事书，姥姥拿着个凳子和扇子。我们把吊床拴在两颗树上，我躺在上面，姥姥则坐在凳子上，跟路过打扫卫生的老人聊聊天，跟匆匆去办事的年轻人搭一句话，然后一直不停地给我扇扇子驱蚊子。
我躺在吊床上，翻着小人书，时不时喝上一口麦乳精，再偶尔闻到袭来的阵阵花香……
我们几乎认识工厂里的每一个人。有时候姥姥接我放学，我们一起走路回家，赶上暴雨没带伞，便找地方躲雨。遇到骑着自行车或带伞的熟人——工厂的人或者在工厂附近店铺里工作的人，都会帮忙载我们回家——我坐在自行车的横梁上，姥姥则坐在自行车后座。工厂潜移默化般提升着周围人们的道德品质，让我们这个老宅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爱。
我们知道工厂的每次喜怒哀乐。记得我9岁那年，因为一家老供应商的店主突然离世，由其儿子掌管。由于儿子对流程和原料等级不熟悉，工厂收到了一批不符合国家出口等级的原料。而恰好那次工厂又接到国外的订单，待做完的农机准备出口时才发现不符合标准。工厂艰难地跟工人们商量办法，最终的决定是：取消这笔订单，按照双倍订单价钱赔付给外国人，把农机销毁。但代价是：工人们四个月无法领到工资。
那次的沟通，意外地顺利。每个人都觉得不该把不符合标准的农机出口给外国人，因为那会丢中国人的脸。就这样，大家互相扶持着，艰难地度过了没有一分钱工资的四个月，却依旧开开心心的。
日子一天一天，工厂带着大家一天天走向繁荣，它自己却渐渐累了。老宅的原住民也越来越少了，仿佛它曾经的光辉，不曾有过一样。工厂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生活的缩影，是我们的根。它虽然倦了累了困了睡了，但它对老宅居民的生活影响，品格影响，都会无限地蔓延下去。
直到永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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