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刘裕的“义熙改革”
刘裕平灭桓玄、孙恩、卢循、刘毅、诸葛长民之乱，收复山东、四川等地之后，东晋国内外形势从各自为政、乌烟瘴气、紧张兮兮，变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
但刘裕觉着，目前的东晋，离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还差得远。
既然已经当上了东晋的“一哥”，责任感和使命感告诉刘裕：只有“改革”才能救东晋。
“革”，本意去除兽皮上的毛；“改革”，乃有“不因不生，不革不成”的意义。
刘裕坚定地认为，要解放和发展东晋落后的生产力，必须破除制度的藩篱，不在改革中求突破，就在沉默中等死亡。
义熙九年，也就是公元413年。这里多说一句：义熙这个年号，是刘裕平灭桓楚、奉迎弱智儿皇帝司马德宗归位后使用的年号，也可以理解为是刘裕正式统揽朝纲的年份。
这一年，平息了东晋国内外主要矛盾的刘裕，由一名开疆扩土的军事家，摇身一变，成为谋划蓝图的政治家。刘裕开始大刀阔斧地对东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深层次改革，史称“义熙改革”。
咱们一块瞧瞧刘裕这场轰轰烈烈的“义熙改革”，是怎么改的。
政治制度改革方面：
第一项政治制度改革，是严肃整顿吏治。
刘裕重点整顿“骄、纵、贪、侈和不恤政事”五类行为，换做现在话来说，就是重点整治“不讲政治”“没有大局观念”“贪污腐败”“乱作为”和“不作为”这五类行为。
上至皇族公卿、下至九品芝麻官，一切必须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官员们一旦触犯法律法规，要比一般百姓的处罚更加严厉，甚至视情恶劣的官员可以直接处死。
此令一出，东晋上下的贪官、腐官、懒官、霸官，无不两股战战，不但不敢继续作威作福、欺压百姓、豪取抢夺，还得勤奋工作、执政为民，东晋的官场风气得以迅速净化。
第二项政治制度改革，是科学选拔任用人才。
刘裕本人，是“痞子”出身。他重用的二代心腹，其实很多都是刘裕从出身寒微的人群中发掘和选拔出来的，例如军政大臣王镇恶、刘穆之、蒯恩等等。
但即便刘裕识人独具慧眼，仅凭他这一双“慧眼”，也绝不可能扫遍全国范围。于是，刘裕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举孝廉+考试”制度。由全国“基层组织部”进行“初筛”，举荐比较有名气、比较有才能、比较有经验的人才；同时，为了防止“基层组织部”在举荐过程中徇私舞弊、滥竽充数，所有通过“初筛”的人员，还要进行统一考试（至于是笔试还是面试、开卷还是闭卷，暂且不得而知），总之，只有通过最终考试的“孝廉”，才能正式录用为东晋的“公务员”。
刘裕此举，击碎了西晋、东晋世家大族“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的门第观念，推倒了普通百姓进入社会管理阶层的制度壁垒。大批贤才涌入东晋上层社会，大批想改变出身和命运的平民百姓，为了自身抱负也好、升官发财也罢，开始深耕治国安民之道。
第三项政治制度改革，是中央集权、削弱藩镇。
刘裕给之前盲目扩张、毫无节制的荆州、扬州等重要地方藩镇，设置了编制上限：荆州的将领，不可多于2000人，官吏不可多于1万人（其实这数额已经够庞大的了，很难想象刘裕设置上限之前，荆州有多少将领和官吏）；扬州的将领，不可多于1000人，官吏不可多于5000人；其他州，将领不可多于500人，官吏不可多于2000人。
这些藩镇被裁减的将领、官吏、兵卒，一律回归中央。一旦某个州郡有战事，由中央统一调配将领、部队前去支援，仗打完了，中央的将领、部队，地方州郡长官一律不许截留，全部要还给中央。
另外，刘裕明令禁止太后“垂帘听政”、外戚干政，即便是出现幼主执政的情形，幼主只能跟宰相商议军国大事，其他人一律不许参与。
你说刘裕寒门出身也好、痞子出身也好、兵卒出身也罢，人家出台的这三项政治制度，够硬气吧？够务实吧？够有魄力吧？总比西晋的开国之君司马炎“埋炸弹”强得多吧？
这还没完呢，我们再看看刘裕的经济制度改革：
第一项经济制度改革，是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
刘裕改革之前，东晋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负担沉重、苦不堪言。
刘裕的改革，废黜了一大批巧立名目的杂税，只有中央有权力确定收什么税、收多少、什么时候收，凡是地方官吏滥征的税费、滥征的徭役，一律免除。
第二项经济制度改革，是“与民互市”。
刘裕改革之前，东晋的地方官府，需要车船马、牛羊驴、鸡鸭鹅、麦子谷子稻子等等等等，全部向百姓摊派，百姓无条件地按照官府安排上交，交不上来就属于犯罪，得进去蹲着吃牢饭的！
刘裕的改革，废黜了官府向百姓直接摊派的做法，官府需要什么，只能按照市场价格，面向百姓采购，百姓可以按照官府的需要，兴高采烈地把多余的物资到市场换取钱财，极大推动了东晋商业的发展。
看到这，有人可能会有疑问了，这两项政策，怎么看，都是东晋官府吃亏啊？东晋的税收也少了、东晋的支出也增长了，长此以往，东晋的财政赤字会不断扩大的！
别急，人家刘裕还有两项更厉害的经济制度改革呢。
第三项经济制度改革，是推行“土断”政策。
这“土断”，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自打司马睿建立东晋以来，为了吸纳北方世家大族来投，所有的北方“侨民”来到东晋，都被安置在单独的郡县，这种郡县，称之为“侨郡”。所有户籍在“侨郡”的军民，是不需要缴纳赋税的；而江南土著人所在的郡县，依然缴纳着让人压弯了腰的沉重赋税。
凭啥啊？凭啥你们北方来的人，喝我们南方人的血、吃我们南方人的肉，还不需要为国家做出贡献？
对啊，凭啥啊？身为南方土著人的刘裕，早就看不惯这一政策了，他推行的“土断”政策，就是打破地域壁垒、户口壁垒，只要是东晋的子民，不管南方土著人还是“衣冠南渡”的北方人，全都享受一样的国民待遇，同时也得承担一样的国民义务。当然了，刘裕也有点小偏心，因为大多数北府军军人都是南徐、南兖、南青三个郡的，全国一百多个郡中，仅有这三个郡，不在“土断”之列，可以继续免除赋税。
第四项经济制度改革，是“全民开荒”政策。
首先，开荒得有人吧？刘裕下令清查全国户口，凡是被豪门贵族隐瞒身份的家奴、豪取强夺抢来的奴隶、巧立名目摊派来的徭役，全都回归故乡。
其次，开荒得有地吧？之前，东晋的山川湖泽，全都是官府或者豪强的财产，老百姓想要使用，是需要缴税的。现在，刘裕将这些资源全部无偿向百姓开放，有本事捉鱼就捉鱼、有本事砍柴就砍柴、有本事开荒就开荒……
这四项经济制度改革一出台，就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东晋全国的生产力。
文化制度改革方面：
大致是在各地兴办学校，大兴儒学。废黜一些玄学啊、老庄之道啊、黄老之术之类的，所教所学内容，逐渐恢复正统汉文化。
再加上之前政治制度改革中，刘裕打破了平民百姓到上流社会的壁垒，很多平民百姓由“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学习积极性异常高涨，东晋全国上下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刘裕上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改革，从覆盖面上来看，可谓是大刀阔斧、包罗万象；从精准度上来看，可谓是一针见血、直刺病痹。
刘裕的“义熙改革”好不好？肯定好啊，刘裕的儿子刘义隆继位后，只是沿着老爹安排好的条条框框继续执行，就轻轻松松开启了“余粮息亩，户不夜扃”的“元嘉之治”。
但，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改革，固然有他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包藏着无数的质疑声和反对声。
这么好的改革，谁会质疑和反对啊？
嗐！还能有谁？动谁的利益谁就反对呗。
刘裕剥夺了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把人家私藏的家丁、奴隶都遣散回家；这还不要紧，刘裕还让大批“寒门”子弟跨越门第出身壁垒，进入官场、挤占世家大族的地位，动摇世家大族的根基，剥夺了世家大族的未来利益。
这些对“磨牙吮血”已经习以为常的世家大族们，个个都恨不得把刘裕撕了生吃好嘛？
这些对刘裕“义熙改革”不满的世家大族们，心里也清楚，要想恢复他们站在万千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蹲着拉屎”的奢侈生活，只有推翻刘裕这一条路可走；而要想推翻刘裕，必须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些世家大族逐渐聚拢在时任荆州刺史、皇室宗亲的司马休之周围，他们拿出家中所剩无几的“赌资”，暗中支持司马休之率领荆州的“正义之师”，推翻刘裕的“乱政”。
这里补充一下，刘裕对荆州这一战略要地，非常谨慎和忌讳，毕竟东晋自建国以来，王敦、桓温、王恭、桓玄、刘毅的叛乱，都是因为他们手握荆州军，才有胆量发动的。
因此，刘裕只有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荆州刺史才能睡个踏实觉。
刘裕执政之后，先是安排自己的三弟刘道规，担任荆州刺史，但刘道规因病去世；刘裕的亲信刘毅，厚着脸皮讨了个荆州刺史，但很快也发动叛乱；刘毅之乱后，刘裕安排了另一个亲信司马休之担任荆州刺史。
但刘裕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道貌岸然的司马休之，也会在世家大族的鼓捣下，对自己起了异心……
但刘裕觉着，目前的东晋，离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还差得远。
既然已经当上了东晋的“一哥”，责任感和使命感告诉刘裕：只有“改革”才能救东晋。
“革”，本意去除兽皮上的毛；“改革”，乃有“不因不生，不革不成”的意义。
刘裕坚定地认为，要解放和发展东晋落后的生产力，必须破除制度的藩篱，不在改革中求突破，就在沉默中等死亡。
义熙九年，也就是公元413年。这里多说一句：义熙这个年号，是刘裕平灭桓楚、奉迎弱智儿皇帝司马德宗归位后使用的年号，也可以理解为是刘裕正式统揽朝纲的年份。
这一年，平息了东晋国内外主要矛盾的刘裕，由一名开疆扩土的军事家，摇身一变，成为谋划蓝图的政治家。刘裕开始大刀阔斧地对东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深层次改革，史称“义熙改革”。
咱们一块瞧瞧刘裕这场轰轰烈烈的“义熙改革”，是怎么改的。
政治制度改革方面：
第一项政治制度改革，是严肃整顿吏治。
刘裕重点整顿“骄、纵、贪、侈和不恤政事”五类行为，换做现在话来说，就是重点整治“不讲政治”“没有大局观念”“贪污腐败”“乱作为”和“不作为”这五类行为。
上至皇族公卿、下至九品芝麻官，一切必须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官员们一旦触犯法律法规，要比一般百姓的处罚更加严厉，甚至视情恶劣的官员可以直接处死。
此令一出，东晋上下的贪官、腐官、懒官、霸官，无不两股战战，不但不敢继续作威作福、欺压百姓、豪取抢夺，还得勤奋工作、执政为民，东晋的官场风气得以迅速净化。
第二项政治制度改革，是科学选拔任用人才。
刘裕本人，是“痞子”出身。他重用的二代心腹，其实很多都是刘裕从出身寒微的人群中发掘和选拔出来的，例如军政大臣王镇恶、刘穆之、蒯恩等等。
但即便刘裕识人独具慧眼，仅凭他这一双“慧眼”，也绝不可能扫遍全国范围。于是，刘裕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举孝廉+考试”制度。由全国“基层组织部”进行“初筛”，举荐比较有名气、比较有才能、比较有经验的人才；同时，为了防止“基层组织部”在举荐过程中徇私舞弊、滥竽充数，所有通过“初筛”的人员，还要进行统一考试（至于是笔试还是面试、开卷还是闭卷，暂且不得而知），总之，只有通过最终考试的“孝廉”，才能正式录用为东晋的“公务员”。
刘裕此举，击碎了西晋、东晋世家大族“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的门第观念，推倒了普通百姓进入社会管理阶层的制度壁垒。大批贤才涌入东晋上层社会，大批想改变出身和命运的平民百姓，为了自身抱负也好、升官发财也罢，开始深耕治国安民之道。
第三项政治制度改革，是中央集权、削弱藩镇。
刘裕给之前盲目扩张、毫无节制的荆州、扬州等重要地方藩镇，设置了编制上限：荆州的将领，不可多于2000人，官吏不可多于1万人（其实这数额已经够庞大的了，很难想象刘裕设置上限之前，荆州有多少将领和官吏）；扬州的将领，不可多于1000人，官吏不可多于5000人；其他州，将领不可多于500人，官吏不可多于2000人。
这些藩镇被裁减的将领、官吏、兵卒，一律回归中央。一旦某个州郡有战事，由中央统一调配将领、部队前去支援，仗打完了，中央的将领、部队，地方州郡长官一律不许截留，全部要还给中央。
另外，刘裕明令禁止太后“垂帘听政”、外戚干政，即便是出现幼主执政的情形，幼主只能跟宰相商议军国大事，其他人一律不许参与。
你说刘裕寒门出身也好、痞子出身也好、兵卒出身也罢，人家出台的这三项政治制度，够硬气吧？够务实吧？够有魄力吧？总比西晋的开国之君司马炎“埋炸弹”强得多吧？
这还没完呢，我们再看看刘裕的经济制度改革：
第一项经济制度改革，是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
刘裕改革之前，东晋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负担沉重、苦不堪言。
刘裕的改革，废黜了一大批巧立名目的杂税，只有中央有权力确定收什么税、收多少、什么时候收，凡是地方官吏滥征的税费、滥征的徭役，一律免除。
第二项经济制度改革，是“与民互市”。
刘裕改革之前，东晋的地方官府，需要车船马、牛羊驴、鸡鸭鹅、麦子谷子稻子等等等等，全部向百姓摊派，百姓无条件地按照官府安排上交，交不上来就属于犯罪，得进去蹲着吃牢饭的！
刘裕的改革，废黜了官府向百姓直接摊派的做法，官府需要什么，只能按照市场价格，面向百姓采购，百姓可以按照官府的需要，兴高采烈地把多余的物资到市场换取钱财，极大推动了东晋商业的发展。
看到这，有人可能会有疑问了，这两项政策，怎么看，都是东晋官府吃亏啊？东晋的税收也少了、东晋的支出也增长了，长此以往，东晋的财政赤字会不断扩大的！
别急，人家刘裕还有两项更厉害的经济制度改革呢。
第三项经济制度改革，是推行“土断”政策。
这“土断”，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自打司马睿建立东晋以来，为了吸纳北方世家大族来投，所有的北方“侨民”来到东晋，都被安置在单独的郡县，这种郡县，称之为“侨郡”。所有户籍在“侨郡”的军民，是不需要缴纳赋税的；而江南土著人所在的郡县，依然缴纳着让人压弯了腰的沉重赋税。
凭啥啊？凭啥你们北方来的人，喝我们南方人的血、吃我们南方人的肉，还不需要为国家做出贡献？
对啊，凭啥啊？身为南方土著人的刘裕，早就看不惯这一政策了，他推行的“土断”政策，就是打破地域壁垒、户口壁垒，只要是东晋的子民，不管南方土著人还是“衣冠南渡”的北方人，全都享受一样的国民待遇，同时也得承担一样的国民义务。当然了，刘裕也有点小偏心，因为大多数北府军军人都是南徐、南兖、南青三个郡的，全国一百多个郡中，仅有这三个郡，不在“土断”之列，可以继续免除赋税。
第四项经济制度改革，是“全民开荒”政策。
首先，开荒得有人吧？刘裕下令清查全国户口，凡是被豪门贵族隐瞒身份的家奴、豪取强夺抢来的奴隶、巧立名目摊派来的徭役，全都回归故乡。
其次，开荒得有地吧？之前，东晋的山川湖泽，全都是官府或者豪强的财产，老百姓想要使用，是需要缴税的。现在，刘裕将这些资源全部无偿向百姓开放，有本事捉鱼就捉鱼、有本事砍柴就砍柴、有本事开荒就开荒……
这四项经济制度改革一出台，就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东晋全国的生产力。
文化制度改革方面：
大致是在各地兴办学校，大兴儒学。废黜一些玄学啊、老庄之道啊、黄老之术之类的，所教所学内容，逐渐恢复正统汉文化。
再加上之前政治制度改革中，刘裕打破了平民百姓到上流社会的壁垒，很多平民百姓由“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学习积极性异常高涨，东晋全国上下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刘裕上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改革，从覆盖面上来看，可谓是大刀阔斧、包罗万象；从精准度上来看，可谓是一针见血、直刺病痹。
刘裕的“义熙改革”好不好？肯定好啊，刘裕的儿子刘义隆继位后，只是沿着老爹安排好的条条框框继续执行，就轻轻松松开启了“余粮息亩，户不夜扃”的“元嘉之治”。
但，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改革，固然有他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包藏着无数的质疑声和反对声。
这么好的改革，谁会质疑和反对啊？
嗐！还能有谁？动谁的利益谁就反对呗。
刘裕剥夺了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把人家私藏的家丁、奴隶都遣散回家；这还不要紧，刘裕还让大批“寒门”子弟跨越门第出身壁垒，进入官场、挤占世家大族的地位，动摇世家大族的根基，剥夺了世家大族的未来利益。
这些对“磨牙吮血”已经习以为常的世家大族们，个个都恨不得把刘裕撕了生吃好嘛？
这些对刘裕“义熙改革”不满的世家大族们，心里也清楚，要想恢复他们站在万千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蹲着拉屎”的奢侈生活，只有推翻刘裕这一条路可走；而要想推翻刘裕，必须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些世家大族逐渐聚拢在时任荆州刺史、皇室宗亲的司马休之周围，他们拿出家中所剩无几的“赌资”，暗中支持司马休之率领荆州的“正义之师”，推翻刘裕的“乱政”。
这里补充一下，刘裕对荆州这一战略要地，非常谨慎和忌讳，毕竟东晋自建国以来，王敦、桓温、王恭、桓玄、刘毅的叛乱，都是因为他们手握荆州军，才有胆量发动的。
因此，刘裕只有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荆州刺史才能睡个踏实觉。
刘裕执政之后，先是安排自己的三弟刘道规，担任荆州刺史，但刘道规因病去世；刘裕的亲信刘毅，厚着脸皮讨了个荆州刺史，但很快也发动叛乱；刘毅之乱后，刘裕安排了另一个亲信司马休之担任荆州刺史。
但刘裕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道貌岸然的司马休之，也会在世家大族的鼓捣下，对自己起了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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