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论政
节流之事论毕，接下来就是开源之策。
开源之策首先便是状元吴潜在殿试策论中提到的开拓海上贸易之事。赵昀诏命设立泉州市舶司，以泉州为试点，命御史李韶为泉州知州，状元吴潜外放为泉州市舶司主事，以此二人为主，大力振兴海外贸易。
其次便是士绅纳税之议。荆甫在年前的策论中就提出：豪强兼并土地是历朝历代灭亡之根源。而豪强之所以能兼并土地，其根源又在于土地私有和士绅免税。农民每逢天灾荒年，就不得不卖掉土地，要么沦为流民，要么依附豪强士绅成为佃农，其结果就是豪强日益坐大，农户破产逃亡，朝廷可收之税越来越少，最终财政崩溃。因此荆甫提出均田赋、抑兼并之策，其目的就是要让士绅一同交税，同时禁止土地买卖，以确保耕者有其田。
其实赵昀在诛杀史弥远亲政后曾提出新政九条：擢台谏、正法纪、考贤庸、练新兵、核军饷、绝岁币、裁冗员、均田赋、抑兼并。如今其中前七条都已经实现，唯有均田赋、抑兼并这两条由于触动利益太深，推行阻力太大，所以一直未能成行。
于是赵昀再度召集郑、乔二相商议此事。郑清之直言此政策有可能影响天下士大夫对官家的拥护：“前朝文彦博曾劝谏神宗皇帝，人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与百姓共治天下。如今陛下种种新政，与熙宁变法颇为类似，前事不远，请陛下深思之。”
近日来赵昀早有听闻，说朝野对自己的新政议论纷纷，认为与王安石变法有颇多相似之处，不如趁此机会把熙宁变法的是非功过好好论一论，一来试探一下朝臣们的态度，二来也是集思广益，看看自己对新政考虑有何不够周到的地方。
于是下诏二相、六部尚书、翰林学士府共同举行朝议，评论熙宁变法的长短。
赵昀开口主持道：“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有人说靖康之耻源于王安石变法，也有人说若非王安石变法，则大宋早已亡了。诸位今日云集于此，我们就来论一论，这王安石变法到底是利还是弊，是成还是败？”
按照规矩，官职低的先发言，而荆甫作为此次朝议的源头，便第一个开口道：“王安石变法虽然被废，但多项制度沿用至今。例如青苗法演变成了如今的官办钱庄，市易法演变成了如今的平籴司，免役法、均输法沿用至今，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也都是历代治国之正道。变法中虽有扰民之实，但皆因用人不当与操之过急所致，这政令本身都是没错的。”
翰林学士裴颐章补充道：“高宗南渡时，世人皆知四将中兴之功，却不知吕元直理财之能。而其所用之术，多与王安石类似，此言是也。”
礼部尚书真德秀说：“荆学士说王安石用人不当、操之过急，的确如此。可为何会用人不当呢？只因朝中正人君子大多抵触新法，唯有一些投机钻营的小人才会一味阿谀媚上、趋之若鹜，所以不是用人不当，而是无人可用。又为何要操之过急呢？只因百姓也大多抵触新法，因此不得不以粗暴手法推行，导致民怨越演愈烈。试想如果新法真的顺天意应民心，又怎会有如此多人反对呢？”
户部尚书范钟说：“当时推行新法，多有劳民伤财之举。例如青苗法，原本是为了借贷给农民度过荒年，可地方官员为了向王安石表功，纷纷向下摊派指标，强迫百姓借款还息，弄得民怨沸腾。又例如农田水利法，本意是为了兴办农业，可同样有不少地方官为了争功邀宠，盲目修建水利工程，增加百姓负担，也造成了公财的耗费。这便是新法的弊端了。”
赵昀听到这里，开口道：“那如果朝廷纠正此类过失，严惩摊牌指标、争功邀宠之人，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此类弊端了？”
范钟答道：“道理上原是如此，可是陛下试想，如果新法真的符合百姓的利益，百姓必然自发服从，又何须去摊派指标强迫他们去干呢？”
赵昀道：“此言有理。治民如治水，只要政策惠民，百姓便会流向仁政之所在。只是我看新法诸般条例，的确都没有增加民众负担，可谓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为何百姓会不拥护呢？”
左相郑清之终于开口道：“虽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却增加了士大夫的负担。说到底，新法也要靠文官去推行，这些文官过去数十年都是依循旧例，新法大费周章却没有让他们获益，所以变法自然推行不下去。陛下想要均田赋、抑兼并也是如此道理，士绅过去数百年来一直免税，陛下却要从他们身上挖出一块肉来，只怕到时更要沸反盈天了。”
赵昀听得心中一凉，看来这关键的两项新政是推行不下去了。难怪历朝历代都避免不了灭亡的结局，流水的帝王家，铁打的豪强，无论谁想要动士绅的利益，他们都宁愿换个主子也要保住自己的私产。
这时右相乔行简忽然奏道：“陛下果真想要均田赋、抑兼并，微臣倒有一策，不过有些不合时宜罢了。”
赵昀眼前一亮，道：“但说无妨。”
乔行简道：“如今农民有税，士绅无税，要均田赋不一定要向士绅加征税，也可以给农民免税，农民免了税，也不必再依附豪强，自然也就抑制了兼并。如此则是重现汉文帝之仁政。只是如此一来朝廷财用必然不足，北方夷狄还在虎视眈眈，军费开支必不可少，因此说是不合时宜。”
赵昀听了，心中默默计算：农税每年是二千万贯，如果朝廷能通过海外贸易每年增收两千万贯，那么免掉农税倒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自己将来要北伐中原，战事一起花钱如流水，因此这事短期之内恐怕还无法实现。但只要将来收复汉家故土，占据长城以南，据险而守，则可以大大降低军费开支，到那一天免除农税也就不再是梦想了。
说一千道一万，国家的兴衰还是要在军事上见分晓。试想一下朝廷为何会滥发会子，还不是因为过去宋军孱弱不堪，每次筹备大批钱粮对金国作战，结果都是败多胜少，损耗物资无数，才会越打越穷。如今自己一战破金，几乎没有付出什么损失，却缴获了大批钱粮辎重马匹，反而赚了一大笔钱。
打了胜仗就能省钱，有了钱就能强军，军强了才能打胜仗。如果能坚持这般良性循环，则国家可保安泰无虞。
想到这里，赵昀的心中总算安定了一些，于是暂缓“均田赋、抑兼并”之策，采取折中的方式，将官府的公田出租给佃户们耕种，如此农民虽没有田产的所有权，却也能保证耕者有其田，也可防止破产农户依附于豪强，是为“公田法”。
最后一事便是要稳定物价。赵昀任命裴颐章为户部度支司主事，以国库中查抄史党家产所得的一亿多贯铜钱为基准，印发新版会子，称为“宝庆会钞”，让工部的顶尖工匠镶嵌防伪标签，于各州府县放置样本会钞供民众比对鉴别，同时颁布法令举报造伪钞者一经查实可获得犯罪人全部家产，以此严厉打击伪钞。
新版会子与旧版会子二十贯置换一贯，收回旧版会子后集中焚毁，保持会子与实际流通中铜钱严格等值。
如此诸般新法陆续出台，赵昀忙忙碌碌直到五月。忽有金国使者来到，说金国老皇帝驾崩，庙号宣宗，新君继位之后希望与宋朝交好，放回俘虏的宋军一万多人，今后免除岁币，此后愿与宋朝结为兄弟之邦，金国称宋国为兄。
虽说送还俘虏是一件功德无量的美事，但要与金国和谈，赵昀心中实在是不甘心。但若收了俘虏却不和谈，未免在道义上有亏。
外交战略事关重大，赵昀只得再度召集朝廷重臣商议此事，朝臣几乎全部赞成和谈。
郑清之分析道：“金国在对蒙古的战事中连连失利，野狐岭之战中损失三十万主力，元气大伤，后来十几年间几乎尽弃关外和河北之地。金宣宗在位时，采取‘取偿于宋’策略，频频发动南征，侵我国土，在前朝名将赵方、孟宗政等人的抗击之下未能取得什么战果。如今他们新君继位，为防腹背受敌，所以要与我国和谈通好，原是明智之举。”
赵昀道：“辽太祖曾言‘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本以为金人骁勇善战，没想到蒙古人比他们更加厉害。看来今日之局势与徽宗年间颇为类似，不过辽变成了金，金又变成了蒙古，当真是世道轮回了。”
乔行简道：“当年大宋以辽国为大患，为收复燕云十六州与金国订立海上之盟，南北两面夹击辽国，虽然一时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但是辽国灭亡之后也同时失去了抵抗金国的屏障，所谓唇亡齿寒，这才有了后来的靖康之耻。臣以为教训不远，我们应当与金国结好，利用他们去抵御蒙古，而我朝可坐观渔人之利。”
眼看诸大臣纷纷附和赞同，赵昀道：“那这事就这么办吧。”
退朝之后，新科榜眼、枢密院承旨董槐私下求见官家。赵昀命其到御书房召见，董槐一进来先请求屏退左右，赵昀准奏。
“卿有何事要秘奏于朕？”
“臣乃为与金国议和之事。”
“此事在朝堂上刚刚议论过，卿为何不在朝会上公开表奏，却等会开完了再来找朕？”
“臣闻陛下讨平潘甫叛乱时，不曾与任何朝臣商议，直接下旨集合兵马，上午出兵下午就已弭平叛乱。用兵之要，原在于出其不意。臣斗胆猜测，以陛下之英明圣断，在朝廷上商议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借着一众朝臣的口安抚金使的心，陛下的心中自有另一番打算。因此臣虽有一些浅见，也不敢在朝廷上公然说出，只好冒昧私下求见陛下。”
赵昀抚掌大笑道：“好！好！你可知这枢密院为何要叫枢密二字么？朕就是这个枢，你就是这个密。朕把你放到枢密院，还真是恰如其分了。你且说说，对此事有何计议？”
董槐道：“刚才朝会上，重臣都提起海上之盟的教训，臣认为此乃舍本逐末之论。”
赵昀眼中一亮，道：“此话怎讲？”
董槐道：“徽宗年间形势，是金最强，辽其次，宋最弱，因此金灭辽后，宋更非金之敌手，所以从事后诸葛亮的立场来看，的确是应该联辽抗金，把辽国作为屏障，抵挡金人之强盛。但陛下试想，金人既然最强，那么灭辽也是早晚之事，到时宋一样难以自保，故而即便联辽抗金，无非多苟延残喘几年光景而已，最后一样难逃被灭的命运。臣以为，无论联辽抗金，还是联金灭辽，都只是表面上的策略而已，如果不能改变宋军实力最弱的格局，那么结果并无本质区别。”
赵昀心绪有些激动起来：“继续说。”
“陛下继位以来，励精图治，文武迭兴，年初落雁谷一战，以少胜多，足见我大宋军力远非当年可比。如今宋、金、蒙三国之中，金已经是最弱，宋与蒙古谁强还不好说，但金国既然最弱，位置又夹在当中，其灭亡已成定局，那么宋、蒙之间早晚必有一战，到时谁能率先吞并金国的国土、人口、物资，则将占据巨大优势。试想如果坐视蒙古吞并了金国，则我们将面对一个远比靖康年间的女真更强大的敌人；而如果我们吞并了金国，则可以全取潼关、黄河以南之地，到时倚仗关河地形之险，中原人口之稠密、物产之丰饶、战士之骁勇，抵御蒙古就更有胜算。”
“陛下亲政还不满半年，联金抗蒙不过是权宜之计，只需让金国先抵挡蒙古数年时间，大宋抓住机会富国强兵，整军备战，到了实力足以战胜蒙古的时候，则可以大兴北伐之师，坐收渔人之利，先灭金国，再破蒙古，恢复中原，还于旧都。”
赵昀叹道：“满朝公卿，见识还不如一个刚入仕的书生。如果大宋不能使自己的实力变得最强，那么无论联金还是联蒙，最终都逃避不了灭亡的命运。所谓外交战略，不过是锦上添花的技巧而已。抛开实力去谈技巧，的确是舍本逐末之论。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们却都想不明白。”
董槐道：“要富国强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千难万险。微臣有幸得遇明主，愿为陛下竭尽愚忠。”
忽然殿外传报，说有京口神威军送来的八百里急奏，原来正是赵隐听闻了金使来访之事，立即上奏进言，所说内容与董槐略同，也是要官家暂时与金国通好，一边积极整军备战，以蒙古为最终对手。
不过赵隐信中又更进一步，劝官家一并交还在落雁谷之战中俘虏的万余金兵，同时要在这批俘虏中广施恩信，让他们回到中原之后广为传颂宋朝的仁政，以备将来北伐民心之用。
赵昀将奏章拿给董槐看，董槐道：“赵参军深谋远虑，学生不如也。”
赵昀道：“赵隐在京口练兵已有些时日了，不知成效如何了。你陪朕一同去看看，顺便去见见那些金国俘虏。”那一万多名俘虏正在京口屯田，由神威军监视着。既然赵隐建议自己施以恩信，那莫过于自己这个大宋皇帝亲自去探望他们一番。
于是赵昀命乔行简代表朝廷接待金使，同时负责处理接收战俘归国事宜，愿意留在军中的接受考核重新定级编伍，不愿继续参军的每人发十贯钱，遣散回乡。自己就带着董槐和十余随从前往京口
开源之策首先便是状元吴潜在殿试策论中提到的开拓海上贸易之事。赵昀诏命设立泉州市舶司，以泉州为试点，命御史李韶为泉州知州，状元吴潜外放为泉州市舶司主事，以此二人为主，大力振兴海外贸易。
其次便是士绅纳税之议。荆甫在年前的策论中就提出：豪强兼并土地是历朝历代灭亡之根源。而豪强之所以能兼并土地，其根源又在于土地私有和士绅免税。农民每逢天灾荒年，就不得不卖掉土地，要么沦为流民，要么依附豪强士绅成为佃农，其结果就是豪强日益坐大，农户破产逃亡，朝廷可收之税越来越少，最终财政崩溃。因此荆甫提出均田赋、抑兼并之策，其目的就是要让士绅一同交税，同时禁止土地买卖，以确保耕者有其田。
其实赵昀在诛杀史弥远亲政后曾提出新政九条：擢台谏、正法纪、考贤庸、练新兵、核军饷、绝岁币、裁冗员、均田赋、抑兼并。如今其中前七条都已经实现，唯有均田赋、抑兼并这两条由于触动利益太深，推行阻力太大，所以一直未能成行。
于是赵昀再度召集郑、乔二相商议此事。郑清之直言此政策有可能影响天下士大夫对官家的拥护：“前朝文彦博曾劝谏神宗皇帝，人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与百姓共治天下。如今陛下种种新政，与熙宁变法颇为类似，前事不远，请陛下深思之。”
近日来赵昀早有听闻，说朝野对自己的新政议论纷纷，认为与王安石变法有颇多相似之处，不如趁此机会把熙宁变法的是非功过好好论一论，一来试探一下朝臣们的态度，二来也是集思广益，看看自己对新政考虑有何不够周到的地方。
于是下诏二相、六部尚书、翰林学士府共同举行朝议，评论熙宁变法的长短。
赵昀开口主持道：“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有人说靖康之耻源于王安石变法，也有人说若非王安石变法，则大宋早已亡了。诸位今日云集于此，我们就来论一论，这王安石变法到底是利还是弊，是成还是败？”
按照规矩，官职低的先发言，而荆甫作为此次朝议的源头，便第一个开口道：“王安石变法虽然被废，但多项制度沿用至今。例如青苗法演变成了如今的官办钱庄，市易法演变成了如今的平籴司，免役法、均输法沿用至今，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也都是历代治国之正道。变法中虽有扰民之实，但皆因用人不当与操之过急所致，这政令本身都是没错的。”
翰林学士裴颐章补充道：“高宗南渡时，世人皆知四将中兴之功，却不知吕元直理财之能。而其所用之术，多与王安石类似，此言是也。”
礼部尚书真德秀说：“荆学士说王安石用人不当、操之过急，的确如此。可为何会用人不当呢？只因朝中正人君子大多抵触新法，唯有一些投机钻营的小人才会一味阿谀媚上、趋之若鹜，所以不是用人不当，而是无人可用。又为何要操之过急呢？只因百姓也大多抵触新法，因此不得不以粗暴手法推行，导致民怨越演愈烈。试想如果新法真的顺天意应民心，又怎会有如此多人反对呢？”
户部尚书范钟说：“当时推行新法，多有劳民伤财之举。例如青苗法，原本是为了借贷给农民度过荒年，可地方官员为了向王安石表功，纷纷向下摊派指标，强迫百姓借款还息，弄得民怨沸腾。又例如农田水利法，本意是为了兴办农业，可同样有不少地方官为了争功邀宠，盲目修建水利工程，增加百姓负担，也造成了公财的耗费。这便是新法的弊端了。”
赵昀听到这里，开口道：“那如果朝廷纠正此类过失，严惩摊牌指标、争功邀宠之人，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此类弊端了？”
范钟答道：“道理上原是如此，可是陛下试想，如果新法真的符合百姓的利益，百姓必然自发服从，又何须去摊派指标强迫他们去干呢？”
赵昀道：“此言有理。治民如治水，只要政策惠民，百姓便会流向仁政之所在。只是我看新法诸般条例，的确都没有增加民众负担，可谓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为何百姓会不拥护呢？”
左相郑清之终于开口道：“虽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却增加了士大夫的负担。说到底，新法也要靠文官去推行，这些文官过去数十年都是依循旧例，新法大费周章却没有让他们获益，所以变法自然推行不下去。陛下想要均田赋、抑兼并也是如此道理，士绅过去数百年来一直免税，陛下却要从他们身上挖出一块肉来，只怕到时更要沸反盈天了。”
赵昀听得心中一凉，看来这关键的两项新政是推行不下去了。难怪历朝历代都避免不了灭亡的结局，流水的帝王家，铁打的豪强，无论谁想要动士绅的利益，他们都宁愿换个主子也要保住自己的私产。
这时右相乔行简忽然奏道：“陛下果真想要均田赋、抑兼并，微臣倒有一策，不过有些不合时宜罢了。”
赵昀眼前一亮，道：“但说无妨。”
乔行简道：“如今农民有税，士绅无税，要均田赋不一定要向士绅加征税，也可以给农民免税，农民免了税，也不必再依附豪强，自然也就抑制了兼并。如此则是重现汉文帝之仁政。只是如此一来朝廷财用必然不足，北方夷狄还在虎视眈眈，军费开支必不可少，因此说是不合时宜。”
赵昀听了，心中默默计算：农税每年是二千万贯，如果朝廷能通过海外贸易每年增收两千万贯，那么免掉农税倒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自己将来要北伐中原，战事一起花钱如流水，因此这事短期之内恐怕还无法实现。但只要将来收复汉家故土，占据长城以南，据险而守，则可以大大降低军费开支，到那一天免除农税也就不再是梦想了。
说一千道一万，国家的兴衰还是要在军事上见分晓。试想一下朝廷为何会滥发会子，还不是因为过去宋军孱弱不堪，每次筹备大批钱粮对金国作战，结果都是败多胜少，损耗物资无数，才会越打越穷。如今自己一战破金，几乎没有付出什么损失，却缴获了大批钱粮辎重马匹，反而赚了一大笔钱。
打了胜仗就能省钱，有了钱就能强军，军强了才能打胜仗。如果能坚持这般良性循环，则国家可保安泰无虞。
想到这里，赵昀的心中总算安定了一些，于是暂缓“均田赋、抑兼并”之策，采取折中的方式，将官府的公田出租给佃户们耕种，如此农民虽没有田产的所有权，却也能保证耕者有其田，也可防止破产农户依附于豪强，是为“公田法”。
最后一事便是要稳定物价。赵昀任命裴颐章为户部度支司主事，以国库中查抄史党家产所得的一亿多贯铜钱为基准，印发新版会子，称为“宝庆会钞”，让工部的顶尖工匠镶嵌防伪标签，于各州府县放置样本会钞供民众比对鉴别，同时颁布法令举报造伪钞者一经查实可获得犯罪人全部家产，以此严厉打击伪钞。
新版会子与旧版会子二十贯置换一贯，收回旧版会子后集中焚毁，保持会子与实际流通中铜钱严格等值。
如此诸般新法陆续出台，赵昀忙忙碌碌直到五月。忽有金国使者来到，说金国老皇帝驾崩，庙号宣宗，新君继位之后希望与宋朝交好，放回俘虏的宋军一万多人，今后免除岁币，此后愿与宋朝结为兄弟之邦，金国称宋国为兄。
虽说送还俘虏是一件功德无量的美事，但要与金国和谈，赵昀心中实在是不甘心。但若收了俘虏却不和谈，未免在道义上有亏。
外交战略事关重大，赵昀只得再度召集朝廷重臣商议此事，朝臣几乎全部赞成和谈。
郑清之分析道：“金国在对蒙古的战事中连连失利，野狐岭之战中损失三十万主力，元气大伤，后来十几年间几乎尽弃关外和河北之地。金宣宗在位时，采取‘取偿于宋’策略，频频发动南征，侵我国土，在前朝名将赵方、孟宗政等人的抗击之下未能取得什么战果。如今他们新君继位，为防腹背受敌，所以要与我国和谈通好，原是明智之举。”
赵昀道：“辽太祖曾言‘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本以为金人骁勇善战，没想到蒙古人比他们更加厉害。看来今日之局势与徽宗年间颇为类似，不过辽变成了金，金又变成了蒙古，当真是世道轮回了。”
乔行简道：“当年大宋以辽国为大患，为收复燕云十六州与金国订立海上之盟，南北两面夹击辽国，虽然一时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但是辽国灭亡之后也同时失去了抵抗金国的屏障，所谓唇亡齿寒，这才有了后来的靖康之耻。臣以为教训不远，我们应当与金国结好，利用他们去抵御蒙古，而我朝可坐观渔人之利。”
眼看诸大臣纷纷附和赞同，赵昀道：“那这事就这么办吧。”
退朝之后，新科榜眼、枢密院承旨董槐私下求见官家。赵昀命其到御书房召见，董槐一进来先请求屏退左右，赵昀准奏。
“卿有何事要秘奏于朕？”
“臣乃为与金国议和之事。”
“此事在朝堂上刚刚议论过，卿为何不在朝会上公开表奏，却等会开完了再来找朕？”
“臣闻陛下讨平潘甫叛乱时，不曾与任何朝臣商议，直接下旨集合兵马，上午出兵下午就已弭平叛乱。用兵之要，原在于出其不意。臣斗胆猜测，以陛下之英明圣断，在朝廷上商议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借着一众朝臣的口安抚金使的心，陛下的心中自有另一番打算。因此臣虽有一些浅见，也不敢在朝廷上公然说出，只好冒昧私下求见陛下。”
赵昀抚掌大笑道：“好！好！你可知这枢密院为何要叫枢密二字么？朕就是这个枢，你就是这个密。朕把你放到枢密院，还真是恰如其分了。你且说说，对此事有何计议？”
董槐道：“刚才朝会上，重臣都提起海上之盟的教训，臣认为此乃舍本逐末之论。”
赵昀眼中一亮，道：“此话怎讲？”
董槐道：“徽宗年间形势，是金最强，辽其次，宋最弱，因此金灭辽后，宋更非金之敌手，所以从事后诸葛亮的立场来看，的确是应该联辽抗金，把辽国作为屏障，抵挡金人之强盛。但陛下试想，金人既然最强，那么灭辽也是早晚之事，到时宋一样难以自保，故而即便联辽抗金，无非多苟延残喘几年光景而已，最后一样难逃被灭的命运。臣以为，无论联辽抗金，还是联金灭辽，都只是表面上的策略而已，如果不能改变宋军实力最弱的格局，那么结果并无本质区别。”
赵昀心绪有些激动起来：“继续说。”
“陛下继位以来，励精图治，文武迭兴，年初落雁谷一战，以少胜多，足见我大宋军力远非当年可比。如今宋、金、蒙三国之中，金已经是最弱，宋与蒙古谁强还不好说，但金国既然最弱，位置又夹在当中，其灭亡已成定局，那么宋、蒙之间早晚必有一战，到时谁能率先吞并金国的国土、人口、物资，则将占据巨大优势。试想如果坐视蒙古吞并了金国，则我们将面对一个远比靖康年间的女真更强大的敌人；而如果我们吞并了金国，则可以全取潼关、黄河以南之地，到时倚仗关河地形之险，中原人口之稠密、物产之丰饶、战士之骁勇，抵御蒙古就更有胜算。”
“陛下亲政还不满半年，联金抗蒙不过是权宜之计，只需让金国先抵挡蒙古数年时间，大宋抓住机会富国强兵，整军备战，到了实力足以战胜蒙古的时候，则可以大兴北伐之师，坐收渔人之利，先灭金国，再破蒙古，恢复中原，还于旧都。”
赵昀叹道：“满朝公卿，见识还不如一个刚入仕的书生。如果大宋不能使自己的实力变得最强，那么无论联金还是联蒙，最终都逃避不了灭亡的命运。所谓外交战略，不过是锦上添花的技巧而已。抛开实力去谈技巧，的确是舍本逐末之论。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们却都想不明白。”
董槐道：“要富国强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千难万险。微臣有幸得遇明主，愿为陛下竭尽愚忠。”
忽然殿外传报，说有京口神威军送来的八百里急奏，原来正是赵隐听闻了金使来访之事，立即上奏进言，所说内容与董槐略同，也是要官家暂时与金国通好，一边积极整军备战，以蒙古为最终对手。
不过赵隐信中又更进一步，劝官家一并交还在落雁谷之战中俘虏的万余金兵，同时要在这批俘虏中广施恩信，让他们回到中原之后广为传颂宋朝的仁政，以备将来北伐民心之用。
赵昀将奏章拿给董槐看，董槐道：“赵参军深谋远虑，学生不如也。”
赵昀道：“赵隐在京口练兵已有些时日了，不知成效如何了。你陪朕一同去看看，顺便去见见那些金国俘虏。”那一万多名俘虏正在京口屯田，由神威军监视着。既然赵隐建议自己施以恩信，那莫过于自己这个大宋皇帝亲自去探望他们一番。
于是赵昀命乔行简代表朝廷接待金使，同时负责处理接收战俘归国事宜，愿意留在军中的接受考核重新定级编伍，不愿继续参军的每人发十贯钱，遣散回乡。自己就带着董槐和十余随从前往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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