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二章·论道天下（中）
“人治？”
孔丘闻言心里很是震惊，仿佛多年的疑惑在这一刻消散，庄重的起身对着姬龄一拜，姬龄连忙还礼，心中肃然起敬。
“龄之所言，丘受教了。”
众弟子见夫子朝姬龄行礼，也跟随孔丘朝姬龄行礼，不得不说姬龄的不同看法，给他们也带来了一丝明悟。
孔丘虽然认同姬龄对于人治的弊端，但却不认为人治的弊大于利，稍加思索后便开始反驳道：“龄言人治之弊，却没有看到，上古圣人治世君道澄明，百姓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崇信仁孝，天下大治。且不论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教化世人以来，就连我文王武王、周公皆是人治，可见人治，也未必是导致天下动乱。”
姬龄点头表示赞成：“夫子所言不曾，凡事皆阴阳两面，人治虽有弊端，可若是君王贤明，那么天下自然大治，这也充分说明了，人治完全依赖当权者是否贤明，敢问夫子天下是贤明者多，还是无能昏聩者多？”
孔丘认真地回答道：“天下贤明者少，愚者、无能者众。”
宰予是孔门弟子之中最善辩论的人，听闻夫子与姬龄的对话，他不着急插话，等两人问答结束后，才向孔丘、姬龄行礼提出自己的疑惑。
“夫子，龄君，予有一问。”
“子我请说。”
“方才闻龄君之高论，已深知人治之弊，可当今之世，自燧人氏钻木取火世间便一直奉行人治，就算人治有弊，可也只是当权者无能昏聩的缘故，只要让贤明者当权主政，这些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子我所言，倒是解决人治之弊的好办法，但这犹如庸医治病，只治其症，不治其根，况且子我太过理想，忽略了人心险恶，一个精明强干君王或许对国家有利，可对于贪权弄权、企图谋私的臣子们相当不利。”
子夏是孔丘弟子中最擅长文学，他性格阴郁，勇武，为人“好与贤己者处”。
他是孔丘弟子中最具有独创性因而颇具有异端倾向的思想家。他着重关注的问题已不是“克己复礼”，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
在听到姬龄论述以后，他的心中已经掀起了汹涌浪潮，顾不上礼节，朝着孔丘、姬龄行礼后，连忙追问道：“龄君勿怪，我刚才听姬龄之高论，细细品味，如醍醐灌顶，可正如正如子我师兄所言，当世人治推行已有千年，虽有小弊，可当下却无更好的办法去替代人治。”
姬龄见子夏这般急切，却笑道：“谁说没有？”
孔丘、子渊、子我、子夏等一众弟子闻言皆是一震。
只有子贡因为曾在姬龄治下出仕过，所以对于姬龄的想法，自然也是知晓。
孔丘不由自主地连连拂须，在也无法保持自己礼仪风度。
姬龄见众人皆是一副无比震惊的模样，便才开始为众人缓缓解释道：“人治有弊，何不推行法治，以律法条文治理国家。”
“法治！！”
孔丘本以为孔丘会说什么开创性的意见，却不曾想竟然是以刑罚威慑百姓。
孔丘一生提倡仁政，曾不止一次地教导弟子们“苛政害民”。
“刑罚虽有治世之效，可一味的刑罚只会使臣民畏惧，惜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
孔丘误会姬龄是要推行刑罚，以残酷的刑法威慑百姓、家臣，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只要子贡最清楚姬龄所谓的法治，不是一味地推行严刑峻法，而是以明文的形式，规定了家臣、百姓的职责，从百姓的角度来看，虽有触犯律法的危险，可百姓若是老老实实的，自不会受到刑罚。
子贡见夫子有些恼怒、脸色难看，连忙出声解释道：“夫子误会龄了，龄之法治，不同于刑罚之道。”
姬龄见孔子脸色稍微好看一点，便又开始朝着众人解释道：“我之法治，非一味以酷刑威慑，而是制定律法，明确官吏、百姓职责，譬如长垣律，规定，凡我官吏，皆有遵守律法、推行官府政令之责，官吏若非公事不得扰民，妨碍民生。
所谓，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法律政令皆出官府，无论我官府大小官吏，在法令一出，必须皆以官府法令为主，任何人不能违背。
我听子贡说孔子曾在泰山下见一老妇被山中猛虎迫害，因此发出感慨曰：苛政猛于虎。
我以律法规定官吏职责，一使官吏家臣不敢依仗权势擅出苛政，二使民政有法可依，若是发现官吏有违法之处，可以依法告举官吏，废止苛政。三使以律法明罪刑罚，使得百姓在遇到纠纷，或官吏在审理案事，不滥用刑罚，处处以法为准。
子贡曾在长垣为政，想来他对长垣的情况最清楚不过，若我所言不实，就请上天惩罚我。”
“龄，此言太重了，誓言不可轻盟，恐上天罪之。”
子贡见姬龄都发誓了，便连忙向夫子和师兄弟们解释，补充道：“夫子，龄之所言，句句属实，我曾蒙龄托付，使我为长垣宰，在我审理过庶民作奸犯科的盗窃案，审理过军中临阵脱逃丢失兵器，审理过百姓日常纠纷中，的确是依照龄所制定的律法为准，其中以罪行不同，皆有不同刑罚，最重者，不过死刑，况且凡涉及死罪，皆要经过廷问，公布罪行，在无疑虑以后，三月后方可执行，若处三月期间，罪人有悔过之心，又可改为众生牢狱，免除死刑。
再者凡触犯律法之人，皆有立功降罪之计会，赐认为龄以律法治世，非夏商之酷刑，可以比拟的。
赐自代政长垣以来，亦曾翻阅长垣律法，虽有不妥之处，可却是使得上下官吏，不敢违背长垣律法，擅自盘剥百姓，私行恶政。
龄在劝慰弟子大胆施政时，曾言，律法之功在于惩恶扬善，律法刑罚就好比一把利剑，利剑锋利虽有杀人之弊，可宝剑无罪，关键在于执剑人是善是恶。
一把锋利宝剑在君子的手中，或许是保卫国家家，保卫百姓的利器，可一把钝锈的剑在恶人手中，却照样可以杀人。
弟子遵循龄君良言，一直慎用刑罚，不敢私自加罪，处处以律法、前人的做法为准。”
孔丘对于自己的弟子，那自然是想当信任的，不过对于子贡方才的“宝剑无罪，罪在执剑人”的论述却是大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赐所行，龄所言，皆是至理，尔等需谨记在心，若日后出仕从政，可以此为绳，更需谨记，剑为利器，不可轻用，是杀人？救人乎？皆在于已身也。”
孔丘虽认同这番论调，可在他心中还是更偏向于人治、礼治。
毕竟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们都是人治，正因尧推行孝道，所以他的国民人人向善，乐于助人，以孝顺父母长辈为荣。
孔丘一直都希望天下能一位君王，他拥有尧帝的仁德，舜帝是贤明，禹帝的无私。
可是遍观当世，除了鲁国先君周公旦之外，无人能做到。
因此他的理想，既是对周礼的最后坚守，更是对那个梦想中的“大同世界”最后的坚守！
哪怕弟子，世人们质疑自己，诸侯不愿意重用自己，孔丘依然坚信只要天下迎来，一位集三皇五帝所有美德一身的君王，哪怕天下大同将不在是幻想。
孔丘闻言心里很是震惊，仿佛多年的疑惑在这一刻消散，庄重的起身对着姬龄一拜，姬龄连忙还礼，心中肃然起敬。
“龄之所言，丘受教了。”
众弟子见夫子朝姬龄行礼，也跟随孔丘朝姬龄行礼，不得不说姬龄的不同看法，给他们也带来了一丝明悟。
孔丘虽然认同姬龄对于人治的弊端，但却不认为人治的弊大于利，稍加思索后便开始反驳道：“龄言人治之弊，却没有看到，上古圣人治世君道澄明，百姓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崇信仁孝，天下大治。且不论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教化世人以来，就连我文王武王、周公皆是人治，可见人治，也未必是导致天下动乱。”
姬龄点头表示赞成：“夫子所言不曾，凡事皆阴阳两面，人治虽有弊端，可若是君王贤明，那么天下自然大治，这也充分说明了，人治完全依赖当权者是否贤明，敢问夫子天下是贤明者多，还是无能昏聩者多？”
孔丘认真地回答道：“天下贤明者少，愚者、无能者众。”
宰予是孔门弟子之中最善辩论的人，听闻夫子与姬龄的对话，他不着急插话，等两人问答结束后，才向孔丘、姬龄行礼提出自己的疑惑。
“夫子，龄君，予有一问。”
“子我请说。”
“方才闻龄君之高论，已深知人治之弊，可当今之世，自燧人氏钻木取火世间便一直奉行人治，就算人治有弊，可也只是当权者无能昏聩的缘故，只要让贤明者当权主政，这些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子我所言，倒是解决人治之弊的好办法，但这犹如庸医治病，只治其症，不治其根，况且子我太过理想，忽略了人心险恶，一个精明强干君王或许对国家有利，可对于贪权弄权、企图谋私的臣子们相当不利。”
子夏是孔丘弟子中最擅长文学，他性格阴郁，勇武，为人“好与贤己者处”。
他是孔丘弟子中最具有独创性因而颇具有异端倾向的思想家。他着重关注的问题已不是“克己复礼”，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
在听到姬龄论述以后，他的心中已经掀起了汹涌浪潮，顾不上礼节，朝着孔丘、姬龄行礼后，连忙追问道：“龄君勿怪，我刚才听姬龄之高论，细细品味，如醍醐灌顶，可正如正如子我师兄所言，当世人治推行已有千年，虽有小弊，可当下却无更好的办法去替代人治。”
姬龄见子夏这般急切，却笑道：“谁说没有？”
孔丘、子渊、子我、子夏等一众弟子闻言皆是一震。
只有子贡因为曾在姬龄治下出仕过，所以对于姬龄的想法，自然也是知晓。
孔丘不由自主地连连拂须，在也无法保持自己礼仪风度。
姬龄见众人皆是一副无比震惊的模样，便才开始为众人缓缓解释道：“人治有弊，何不推行法治，以律法条文治理国家。”
“法治！！”
孔丘本以为孔丘会说什么开创性的意见，却不曾想竟然是以刑罚威慑百姓。
孔丘一生提倡仁政，曾不止一次地教导弟子们“苛政害民”。
“刑罚虽有治世之效，可一味的刑罚只会使臣民畏惧，惜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
孔丘误会姬龄是要推行刑罚，以残酷的刑法威慑百姓、家臣，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只要子贡最清楚姬龄所谓的法治，不是一味地推行严刑峻法，而是以明文的形式，规定了家臣、百姓的职责，从百姓的角度来看，虽有触犯律法的危险，可百姓若是老老实实的，自不会受到刑罚。
子贡见夫子有些恼怒、脸色难看，连忙出声解释道：“夫子误会龄了，龄之法治，不同于刑罚之道。”
姬龄见孔子脸色稍微好看一点，便又开始朝着众人解释道：“我之法治，非一味以酷刑威慑，而是制定律法，明确官吏、百姓职责，譬如长垣律，规定，凡我官吏，皆有遵守律法、推行官府政令之责，官吏若非公事不得扰民，妨碍民生。
所谓，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法律政令皆出官府，无论我官府大小官吏，在法令一出，必须皆以官府法令为主，任何人不能违背。
我听子贡说孔子曾在泰山下见一老妇被山中猛虎迫害，因此发出感慨曰：苛政猛于虎。
我以律法规定官吏职责，一使官吏家臣不敢依仗权势擅出苛政，二使民政有法可依，若是发现官吏有违法之处，可以依法告举官吏，废止苛政。三使以律法明罪刑罚，使得百姓在遇到纠纷，或官吏在审理案事，不滥用刑罚，处处以法为准。
子贡曾在长垣为政，想来他对长垣的情况最清楚不过，若我所言不实，就请上天惩罚我。”
“龄，此言太重了，誓言不可轻盟，恐上天罪之。”
子贡见姬龄都发誓了，便连忙向夫子和师兄弟们解释，补充道：“夫子，龄之所言，句句属实，我曾蒙龄托付，使我为长垣宰，在我审理过庶民作奸犯科的盗窃案，审理过军中临阵脱逃丢失兵器，审理过百姓日常纠纷中，的确是依照龄所制定的律法为准，其中以罪行不同，皆有不同刑罚，最重者，不过死刑，况且凡涉及死罪，皆要经过廷问，公布罪行，在无疑虑以后，三月后方可执行，若处三月期间，罪人有悔过之心，又可改为众生牢狱，免除死刑。
再者凡触犯律法之人，皆有立功降罪之计会，赐认为龄以律法治世，非夏商之酷刑，可以比拟的。
赐自代政长垣以来，亦曾翻阅长垣律法，虽有不妥之处，可却是使得上下官吏，不敢违背长垣律法，擅自盘剥百姓，私行恶政。
龄在劝慰弟子大胆施政时，曾言，律法之功在于惩恶扬善，律法刑罚就好比一把利剑，利剑锋利虽有杀人之弊，可宝剑无罪，关键在于执剑人是善是恶。
一把锋利宝剑在君子的手中，或许是保卫国家家，保卫百姓的利器，可一把钝锈的剑在恶人手中，却照样可以杀人。
弟子遵循龄君良言，一直慎用刑罚，不敢私自加罪，处处以律法、前人的做法为准。”
孔丘对于自己的弟子，那自然是想当信任的，不过对于子贡方才的“宝剑无罪，罪在执剑人”的论述却是大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赐所行，龄所言，皆是至理，尔等需谨记在心，若日后出仕从政，可以此为绳，更需谨记，剑为利器，不可轻用，是杀人？救人乎？皆在于已身也。”
孔丘虽认同这番论调，可在他心中还是更偏向于人治、礼治。
毕竟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们都是人治，正因尧推行孝道，所以他的国民人人向善，乐于助人，以孝顺父母长辈为荣。
孔丘一直都希望天下能一位君王，他拥有尧帝的仁德，舜帝是贤明，禹帝的无私。
可是遍观当世，除了鲁国先君周公旦之外，无人能做到。
因此他的理想，既是对周礼的最后坚守，更是对那个梦想中的“大同世界”最后的坚守！
哪怕弟子，世人们质疑自己，诸侯不愿意重用自己，孔丘依然坚信只要天下迎来，一位集三皇五帝所有美德一身的君王，哪怕天下大同将不在是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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