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蜡炬成灰
八十年代，整个中国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沿海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
大街上，桑塔纳渐渐取代了自行车；中产家庭里，各式家电琳琅满目。外国的商品和企业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一起进来的，还有外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生活节奏不断加快。
看过电影和电视剧之后，人们激动难眠，扔掉过去一直深爱的书本，出入于各式娱乐场所。酒吧、歌舞厅、KTV……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大都市的繁华地带，多少人开始追求纸醉金迷的生活，这种风气与改革开放所倡导的理念可说背道而驰，年轻一代看不到路在何方，人们的心灵需要净化。
这时期，以张国荣、罗大佑等为代表的一代港台歌手的歌声如春天的暖风一般吹遍亚洲，他们成为了一代人的偶像，在他们的歌声里，不仅传递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积极的文艺气息，而且也将华语歌坛推向了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影视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全面侵蚀。
那时，陈孟凡听到了张国荣的歌，知道自己已经寻觅到了音乐上的知己，张国荣用歌声传达出了陈孟凡一直在寻找的那种音乐精神。他曾写信给张国荣，在心中表达了对这位巨星的敬仰之情，同时阐述了自己的音乐理念，并附上自己创作的两首乐曲。
几天后，他收到了张国荣的回信，张国荣对他的才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邀请陈孟凡到香港。这令陈孟凡激动不已，倘若真的能去香港，加之“哥哥”的提携，前途不可限量，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越想越兴奋，已经幻想与张国荣同台演出了。
这时候，吴振宏拄着拐杖走了过来，问道：“孟凡，是不是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快说给我听听。”
陈孟凡本想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可是转念一想，觉得不妥，便说道：“是天昊发来的短电报，他参加了一项绘画比赛，获得一等奖。”
吴振宏不禁喃喃自语道：“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有出息的。”
陈孟凡从幻想中回到现实，随着吴振宏的出现，他知道去香港已是不现实的事情，这事只能留待以后再说，自己的身上还有一副沉重的负担。吴振宏体弱多病，经不起长途颠簸，他已经离不开陈孟凡了。陈孟凡也不会扔下他去谋个人的发展，陈孟凡不是那种人。
他当然也曾考虑过带上吴叔一起去香港，但是香港还处于英国的治下，吴振宏曾说过不愿意踏足这片还未回归的土地，况且他的身体也难以消受这长途跋涉。陈孟凡深知吴振宏离不开自己，需要自己的关怀与照顾。陈孟凡错过了这个机会，只能把个人的前途无限期地往后推延，因为张国荣在信中也向他承诺：“随时可以来找我！”
到如今，为了吴天昊，陈孟凡几乎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可是，他无怨无悔，他很珍视这样的生活，并不是说他没有远大的理想，而是因为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对于陈孟凡的所作所为，父母并不知情，一直被蒙在鼓里，这也得益于陈国威的配合。在吴天昊出国两年之后，陈孟凡从弟弟那里获悉，父母消除了旧日的隔阂，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那位家庭教师梁思芸，因不堪舆论批评，断然离开了陈祖铭，去往上海，从此与陈家再无瓜葛。这个家庭已经破碎过一次，破镜难以重圆，但是只要努力修缮，远观依然还会光滑如初。
陈孟凡十分欣慰，他多想回到家里，与父母团圆，一家人过上幸福安宁的日子，就像童年时那样。他不求家里宾客盈门，只求家人健康幸福。但是现在他还不能回家，因而，他只能默默地关注着这个家庭，只要家人幸福，他也就乐在其中了。
有时他也会想：也许此生我难以享受到常人的幸福，但是，我何不去追求另外的一种幸福，一种以奉献自我为生活方式的幸福。他越是这样想，便离宗教越近，他甚至开始崇尚基督徒的精神，假使他生于西方，也许早已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
陈孟凡的慷慨不仅仅给予吴天昊，而且还无私地给予那些需要的人。他自己的生活很拮据，教师的收入十分微薄，但是他节衣缩食，每当在路上遇到行乞的儿童或是老人，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施舍，他知道这改变不了什么，可是受着良心的驱使，他每次都会这样做。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宅心仁厚，但绝大多数人认为他太傻。
同一学校的李老师就时常对他说：“你这样做对你自己乃至整个社会，到底有什么好处？他们今天不再受困于饥饿，可是明天呢？更远的将来呢？”
陈孟凡答道：“我不知道除了这我还能做点什么？”
“你可知道这个城市，这个世界有多少乞丐吗？你可解万民于水火？”李老师年龄偏大，因而说话总是带着长者的训斥语气，他继续说道，“在你的心里，你很想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是这样做无形之中也会给自己套上一副沉重的枷锁，总有一天你会在这枷锁的重压之下直不起身来。这些事情，是社会的事，国家的事，你用不着替政府操这个心的。”
陈孟凡反驳道：“可是，我们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进入这个社会，理当为社会承担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责任来，这份责任属于这个大千世界中的每一个人，总有人要去做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李老师自然不会偃旗息鼓，他继续说道：“你知道吗，你施舍别人，便是将自己置于一个施与者的位置，那些受施之人只会仰望你，人的尊严会扭曲，而且，真正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很多人可以自食其力，却靠着乞讨为生，社会的精神风貌，便是这样被泯灭的。”
陈孟凡也不甘示弱，他说道：“这些人衣食无着，连生存都是个大问题，你觉得他们还会在乎我们所看重的尊严以及社会风尚吗？”
李老师是个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他当然受不了别人这样说，他气得脸颊铁黑，眼眶几乎迸裂，他眼看就要爆发，准备以更为尖锐的言辞回击陈孟凡。但是陈孟凡不愿意纠缠下去，径自离开了，李老师气的肺都快炸开。
除了施舍钱物给街上那些可怜人外，他还从微薄的工资里抽出一部分钱，以此资助学校的两名贫困儿童。这两名学生，一名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父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使得他难以将心思放在学习上；另外一名儿童是一名孤儿，父母双亡，他和奶奶生活在一起，生活十分清贫。如果不是陈孟凡，那么这两个儿童可能早已辍学。
为了赚更多的钱，陈孟凡在上班时间之外，不得不在课余时间做家教，有时还不得不去做一些零工。从年龄上看，他可算是两个孩子的哥哥，但是他却将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
陈孟凡每天拖着一副疲惫不堪的身体回来，还要照顾吴振宏，这是多少人所不可想象的生活。但是，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他每天都活在快乐之中。
年轻就是资本，对于年轻人而言，在青年时代参与到生活之中，感受贫穷的折磨，像孺子牛一般忍受生活的苦楚，胸怀他人，这将是人生中极为难得的财富。
他的付出，不仅让两个孩子得以继续学习，同时，他也以自己的爱心照亮了两个孩子的心灵，让他们能够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最令陈孟凡欣慰的是，这两个孩子都品学兼优，他们每一天都愉快地学习和成长。
由于资助这两个孩子，陈孟凡从心底升起一种强烈的愿望——假如有朝一日能建立一个慈善基金会，专门资助那些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那该多好。当他从新闻报道中了解到西部地区还有大量的儿童连小学学业都未能完成之时，他的这种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宁愿自己遭罪，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也要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他们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成全别人，牺牲自己，并以此点亮自己人生的灯塔，这样的灯塔一经点燃，便再难以熄灭，因为从里面所放射的，乃是爱的光芒。
大街上，桑塔纳渐渐取代了自行车；中产家庭里，各式家电琳琅满目。外国的商品和企业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一起进来的，还有外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生活节奏不断加快。
看过电影和电视剧之后，人们激动难眠，扔掉过去一直深爱的书本，出入于各式娱乐场所。酒吧、歌舞厅、KTV……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大都市的繁华地带，多少人开始追求纸醉金迷的生活，这种风气与改革开放所倡导的理念可说背道而驰，年轻一代看不到路在何方，人们的心灵需要净化。
这时期，以张国荣、罗大佑等为代表的一代港台歌手的歌声如春天的暖风一般吹遍亚洲，他们成为了一代人的偶像，在他们的歌声里，不仅传递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积极的文艺气息，而且也将华语歌坛推向了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影视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全面侵蚀。
那时，陈孟凡听到了张国荣的歌，知道自己已经寻觅到了音乐上的知己，张国荣用歌声传达出了陈孟凡一直在寻找的那种音乐精神。他曾写信给张国荣，在心中表达了对这位巨星的敬仰之情，同时阐述了自己的音乐理念，并附上自己创作的两首乐曲。
几天后，他收到了张国荣的回信，张国荣对他的才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邀请陈孟凡到香港。这令陈孟凡激动不已，倘若真的能去香港，加之“哥哥”的提携，前途不可限量，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越想越兴奋，已经幻想与张国荣同台演出了。
这时候，吴振宏拄着拐杖走了过来，问道：“孟凡，是不是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快说给我听听。”
陈孟凡本想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可是转念一想，觉得不妥，便说道：“是天昊发来的短电报，他参加了一项绘画比赛，获得一等奖。”
吴振宏不禁喃喃自语道：“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有出息的。”
陈孟凡从幻想中回到现实，随着吴振宏的出现，他知道去香港已是不现实的事情，这事只能留待以后再说，自己的身上还有一副沉重的负担。吴振宏体弱多病，经不起长途颠簸，他已经离不开陈孟凡了。陈孟凡也不会扔下他去谋个人的发展，陈孟凡不是那种人。
他当然也曾考虑过带上吴叔一起去香港，但是香港还处于英国的治下，吴振宏曾说过不愿意踏足这片还未回归的土地，况且他的身体也难以消受这长途跋涉。陈孟凡深知吴振宏离不开自己，需要自己的关怀与照顾。陈孟凡错过了这个机会，只能把个人的前途无限期地往后推延，因为张国荣在信中也向他承诺：“随时可以来找我！”
到如今，为了吴天昊，陈孟凡几乎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可是，他无怨无悔，他很珍视这样的生活，并不是说他没有远大的理想，而是因为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对于陈孟凡的所作所为，父母并不知情，一直被蒙在鼓里，这也得益于陈国威的配合。在吴天昊出国两年之后，陈孟凡从弟弟那里获悉，父母消除了旧日的隔阂，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那位家庭教师梁思芸，因不堪舆论批评，断然离开了陈祖铭，去往上海，从此与陈家再无瓜葛。这个家庭已经破碎过一次，破镜难以重圆，但是只要努力修缮，远观依然还会光滑如初。
陈孟凡十分欣慰，他多想回到家里，与父母团圆，一家人过上幸福安宁的日子，就像童年时那样。他不求家里宾客盈门，只求家人健康幸福。但是现在他还不能回家，因而，他只能默默地关注着这个家庭，只要家人幸福，他也就乐在其中了。
有时他也会想：也许此生我难以享受到常人的幸福，但是，我何不去追求另外的一种幸福，一种以奉献自我为生活方式的幸福。他越是这样想，便离宗教越近，他甚至开始崇尚基督徒的精神，假使他生于西方，也许早已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
陈孟凡的慷慨不仅仅给予吴天昊，而且还无私地给予那些需要的人。他自己的生活很拮据，教师的收入十分微薄，但是他节衣缩食，每当在路上遇到行乞的儿童或是老人，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施舍，他知道这改变不了什么，可是受着良心的驱使，他每次都会这样做。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宅心仁厚，但绝大多数人认为他太傻。
同一学校的李老师就时常对他说：“你这样做对你自己乃至整个社会，到底有什么好处？他们今天不再受困于饥饿，可是明天呢？更远的将来呢？”
陈孟凡答道：“我不知道除了这我还能做点什么？”
“你可知道这个城市，这个世界有多少乞丐吗？你可解万民于水火？”李老师年龄偏大，因而说话总是带着长者的训斥语气，他继续说道，“在你的心里，你很想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是这样做无形之中也会给自己套上一副沉重的枷锁，总有一天你会在这枷锁的重压之下直不起身来。这些事情，是社会的事，国家的事，你用不着替政府操这个心的。”
陈孟凡反驳道：“可是，我们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进入这个社会，理当为社会承担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责任来，这份责任属于这个大千世界中的每一个人，总有人要去做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李老师自然不会偃旗息鼓，他继续说道：“你知道吗，你施舍别人，便是将自己置于一个施与者的位置，那些受施之人只会仰望你，人的尊严会扭曲，而且，真正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很多人可以自食其力，却靠着乞讨为生，社会的精神风貌，便是这样被泯灭的。”
陈孟凡也不甘示弱，他说道：“这些人衣食无着，连生存都是个大问题，你觉得他们还会在乎我们所看重的尊严以及社会风尚吗？”
李老师是个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他当然受不了别人这样说，他气得脸颊铁黑，眼眶几乎迸裂，他眼看就要爆发，准备以更为尖锐的言辞回击陈孟凡。但是陈孟凡不愿意纠缠下去，径自离开了，李老师气的肺都快炸开。
除了施舍钱物给街上那些可怜人外，他还从微薄的工资里抽出一部分钱，以此资助学校的两名贫困儿童。这两名学生，一名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父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使得他难以将心思放在学习上；另外一名儿童是一名孤儿，父母双亡，他和奶奶生活在一起，生活十分清贫。如果不是陈孟凡，那么这两个儿童可能早已辍学。
为了赚更多的钱，陈孟凡在上班时间之外，不得不在课余时间做家教，有时还不得不去做一些零工。从年龄上看，他可算是两个孩子的哥哥，但是他却将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
陈孟凡每天拖着一副疲惫不堪的身体回来，还要照顾吴振宏，这是多少人所不可想象的生活。但是，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他每天都活在快乐之中。
年轻就是资本，对于年轻人而言，在青年时代参与到生活之中，感受贫穷的折磨，像孺子牛一般忍受生活的苦楚，胸怀他人，这将是人生中极为难得的财富。
他的付出，不仅让两个孩子得以继续学习，同时，他也以自己的爱心照亮了两个孩子的心灵，让他们能够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最令陈孟凡欣慰的是，这两个孩子都品学兼优，他们每一天都愉快地学习和成长。
由于资助这两个孩子，陈孟凡从心底升起一种强烈的愿望——假如有朝一日能建立一个慈善基金会，专门资助那些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那该多好。当他从新闻报道中了解到西部地区还有大量的儿童连小学学业都未能完成之时，他的这种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宁愿自己遭罪，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也要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他们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成全别人，牺牲自己，并以此点亮自己人生的灯塔，这样的灯塔一经点燃，便再难以熄灭，因为从里面所放射的，乃是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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