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十

    京军三大营

    五军营:五军营分为中军、左﹑右掖和左﹑右哨。军士除来自京师卫军外，又调中都留守司及山东﹑河南﹑大宁三都司卫所马步官军轮番到京师宿卫和操练，称为班军。隶属五军营的还有掌随驾马队官军的十二营，掌操练上直叉刀手及京卫步队官军的围子手营，以及幼官舍人殚忠﹑效义诸营。

    三千营:以三千蒙古骑兵为骨干，实际人数不止三千，全部为骑兵。分五司，分掌皇帝的旗﹑舆服﹑兵仗金鼓、御用宝物等，是明朝京军的主要机动力量。

    神机营:是明代京城禁卫军三大营之一(其余两营为五军营及三千营)，是军队中专门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队。中军分设四司，掖﹑哨各分设三司，掌铳﹑炮等项火器。

    隶属该营的还有五千营，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三大营各设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统领。

    各军﹑各司分设坐营官﹑把总﹑坐司官﹑监枪内臣﹑把司﹑把牌不一。洪熙时(1425年)，命武臣一人总理三大营营政。

    平时，五军营练习营阵，三千营练习巡哨，神机营练习火器。

    当皇帝亲征时，三大营环守于皇帝大营，一般是神机营居外，骑兵居中，步兵居内。

    关宁军

    关宁铁骑是明末组建的一支兵力并不很多、但战斗力相当强的骑兵部队，是明末最精锐的部队，能与后金的八旗军正面交锋(明末三大军)。

    “关“是指山海关，“宁“指宁远，山海关、宁远、锦州等辽土是大明抵御后金的重要防线，“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因此在归附的辽民中精选身体强壮者充实军队，同时大力栽培祖大寿、满桂、赵率教等一大批辽将。

    天雄军

    明末名将卢象升的军队，是明末最强的军队之一，手持劲弩，军纪严明。

    由于都是老乡、朋友、兄弟、家人等等构成，往往一个人战死，就可以激发大部分人的愤怒，战斗力强劲。

    崇祯二年(1629年)清兵犯境，京师(今BJ)报警。卢象升起兵勤王，后清兵退走。次年，进右参政，为防清军再次来犯，受命整治大名(今属河北)、广平(今河北永年)、顺德(今河北邢台)三府兵备，严明军纪，加强练兵，军容大振，人称“天雄军“。

    崇祯六年(1633年)起，参与镇压李自成等农民军有功，又升任右副都御史，总理河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兼湖广巡抚，后升任兵部侍郎，再迁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州、大名、山西军务。

    崇祯七年，任右佥都御史，击溃张献忠农民军。

    戚家军

    戚家军(又称义乌兵、浙军)，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成军于浙江义乌，总兵力四千人，主力是义乌的农民和矿工。主将戚继光(1528~1588)明朝名将，民族英雄，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蓬莱人。

    其七世祖为河南卫辉府人，六世祖戚祥年幼时与母亲为避战乱，随舅父一家迁居AH定远昌义乡(“从外氏避乱濠梁，居定远之昌义乡“)。

    五世祖戚斌袭世职登州卫指挥佥事，经六世至戚继光。

    戚家军因为戚继光从而得名，是明朝的一支很有名气的军队，戚家军赖以成名的，是严明的军纪，职业化的训练水平，东亚最先进的装备，百战百胜的战绩和高达十余万级的斩级记录。

    戚家军被誉为“16至17世纪东亚最强军队“。

    秦兵

    明末时代最精锐的部队之一，陕西边军构成，约10000人，由孙传庭组建并统领。

    崇祯对孙传庭寄予厚望，临行前亲自召见了他，一番寒暄之后，孙传庭提出了兵饷不足的困难，请求皇上支持。

    崇祯表示钱没有，政策倒是有一条。这个政策就是孙传庭可以采用多种形式，自行筹措经费，用以招兵买马，朝廷不加干涉。

    经验证明，给政策往往比给钱更有用。政策是来钱的渠道，有了渠道，何愁没钱?当然，好政策也要有人去落实才行。

    孙传庭到陕西以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以秦兵卫秦地，以秦地养秦兵“的理念，实行屯田，发展经济。经过治理，年收税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孙传庭以此招募训练了一只劲旅。

    这只劲旅就是秦兵。

    白杆兵

    白杆兵，明朝末期四川石砫土司秦良玉为其丈夫马千乘训练的一支善于山地作战的特殊兵种。

    此兵种所持的白杆枪是用结实的白木(白腊树)做成长杆，上配带刃的钩，下配坚硬的铁环，作战时，钩可砍可拉，环则可作锤击武器。

    狼兵

    狼兵是起源于明朝中期，是当时壮族土司组建的地方武装。又叫“俍兵“。

    广西狼兵曾以保家卫国的忠义之血，书写过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壮族先民在明代被称为俍人，狼兵乃俍兵音转，有学者认为“狼“有歧义，坚持称俍兵。

    狼土兵，来自湖广、广西两省。在湖广的是湘西永顺、保靖两土司的红苗;在广西的是壮瑶，分别征自江水、右江一带的南丹、东兰、那地、田州，以及归顺、恩思两府。此外还有广东莞蛮蜑杂的一支土兵，善用长牌砍刀，亦经飞檄征调。

    锦衣卫

    锦衣卫是明朝专有军政搜集情报机构，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

    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所押囚犯转交刑部审理;同时下令内外狱全部归三法司审理，将锦衣卫废除。明成祖时，锦衣卫又得以恢复，并由北镇抚司专门处理诏狱。

    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也有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如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收集了大量的日军军情。其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

    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

    有学者认为发端于唐宋时期的中国火器制造技术，在明朝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时的火器不仅仅种类多，而且制造技术以及性能均有极大提高。火箭与鸟枪是明朝军队的主要轻型火器，地雷在明朝也很盛行，管形火器的发展尤为显著。明中期，佛郎机以及红夷大炮等西洋火器传入，使得明朝得以汲取其瞄准器的长处，以改良自产的火器性能。当时中国的冷兵器时代即将终结，火器时代正在来到，中国完全有机会赶上西方的火器技术水平。可惜这一过程却随着明朝的灭亡而中断了。

    有学者指出，中国比西方早两个世纪使用热兵器，到了15世纪技术开始被葡萄牙人超越，后来清军利用了明朝和西方的技术和经验，多次改良并制造出比明朝更有威力的火器，到了三藩之乱期间，中国的热兵器技术已接近西欧国家的水平。然而这些观点并不是非常严谨，首先14世纪--18之间，都属于早期热兵器解读，相比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的火器，发展还不是非常完善。不过从16世纪以后，中国开始借鉴欧洲的火器规格和经验来改造本土的火器，另一方面，中国明朝的弓弩技术也非常优秀，因此火器和弓弩并存使用，其中火器比例更高。

    因为明朝引入了一些欧洲火器，所以在火器方面与欧洲差距还不是那么大，但是在火器体制上要远远落后欧洲。

    另外，按照美国学者蔡斯的观点，认为早期火器仅仅社会在农耕区内部的战争适用，他提出，早期火器仅仅适合对付农耕区的重步兵方阵和机动性较差的重装骑兵，但对付来自东欧草原和沙漠，机动性强的的轻骑兵则作用有限。

    早期的单兵火器操作不便，发射效率低下，火炮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比较笨重，不利于机动作战。对比俄军的军事发展，由于俄军和东欧国家长时间主要以对付东欧草原上的鞑靼人为主，故而火器发展较晚，而东欧国家由于既要对付游牧民族，还有对付农耕区的军队，因此东欧火器的发展，相比西欧要缓慢许多。无论是俄国，东欧，中国，还是西亚的奥斯曼帝国的骑兵依旧大量装备弓箭。

    等到18世纪后半叶，火枪的发射效率更高，火炮实现机动化，加上工业革命，机械动能超越了畜力机动，才使得游牧民族的骑射手变得不堪一击。

    而日本方面，由于是农耕社会，国土多山，平原少，且碎裂分布决定了机动空间非常狭小，战争模式也是农耕区域的城市攻防作战和小规模的野外作战，很少发生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因此，在16世纪后半叶，欧式火器在日本很受欢迎，但是时间进入17世纪以后，日本内乱平息，开始长期的和平时期，但是因为日本的社会问题，在战乱结束后，火器开始不受到重视，因为武士阶层的存在，决定日本在江户时代不会刻意的发展火器，因为这会威胁到武士阶层在社会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