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当我困惑于他如何消化那半年的颓废时光时，短发女经理推门而入。她要他把此前重复过多次的不满再次重复一遍，中途他被她的手机铃声打断，他却没有表现出不厌其烦的神色，“卑鄙的伎俩，她不过是想消耗我们的耐心。”他冷笑着将合同页摊开。半晌，短发女经理重新步入待客室，像是一台机器人一样无休止地询问她早已谙熟的信息。当他们谈到合同细节的时候，他再度问询她的公司是否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时，女经理斩钉截铁地说当然，还煞有介事地按照字面意思解释了一番五百米以内经营店面的准则。

    “我们当然知道‘距加盟店五百米内的主干道两侧不开设第二家品牌店’，但这不意味着以五百米为半径辐射的所有区域，据我们了解，那家新店面并不开设在主干道两侧，而是在距离主干道五到六米的地方……”

    “强词夺理，强词夺理。”怒火在他胸中燃烧，但丰富的阅历使他保持着基本的风度。

    “这是贵公司的解释，还是你的解释？”我问道。

    “这是公司的看法，也是这份合同的意思。”女经理始终带着一丝笑容，看起来她已无数次面对过这样紧迫的场面。

    “那么，在他开店过程中，公司允诺的帮扶政策和市场指导都没有到位，也是公司的看法和合同的意思喽？”我继续问。

    “不，我们的市场专员对他寻找店面和操作设备进行过认真、负责的指导……”

    “大言不惭，在寻找和装修店面的过程中，你们的市场专员只来过一次，并且只在店里待了两个小时，店里的监控镜头能证实这一点。”他仍然竭力压制着怒火。但她受到了些许触动，就像被人抓住手腕无法动弹一样，牙齿轻轻咬了咬下唇。她把水杯拿到嘴唇上抿了抿茶，像是想到了什么绝密的招数，说合同里规定的协作、指导是一种宽泛的表达，有时候处于开店的高峰期，市场专员一时分身乏术，常常出现这种顾此失彼的情况，她可以就此向加盟商表达歉意，后续工作中公司会继续派遣人员上门服务。他冷笑了一声，像是在听一个勉为其难编出来的笑话一样。

    “也就是说作为公司的代表，你也认为贵公司在辅助加盟商开店的过程中存在相当程度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和违背合同的行为？”我追问道。

    “不能这样说，公司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市场专员时常去宁夏、广西、甘肃、云南出差，这一去就要十天半个月，对本地有资源的客户没有辅助到位也是常情，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可是我只关注自己的店，没有调配好工作是贵公司的事情，为什么要我们理解？”他急切地反驳。但我没有等她回答他的问题，继续之前的话题：“你的意思仍旧是公司没有辅助到位，没有严格按照合同履行职责，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她在两个咄咄逼人的问题面前显得有些凌乱，因为她的确承认了公司存在这种缺陷——无法贯彻合同上的要求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屡次敷衍塞责。但我的提问没有结束。我试着将她引向一个理性人的思维领域，试着告诉她合同所有的概念和表述是基于一种认知常识，当合同设定主干道两侧五百米这样的限定语时，事实上就意味着以该加盟店为中心的半径五百米内不许开设第二家店，如果按照女经理的诡辩解释，只要不靠近主干道，新店面开在加盟店五米以外似乎也不违背合同，而这显然是违背常识的。我在讲述这个逻辑的时候，仍旧采用法律意义上的表达，就像一个笨拙的掉书袋者，我为自己笨拙的表达感到困窘，但我能感受到对方笃信那套诡辩的心理正在崩塌。她咽下了半杯茶后才说公司的法务人员会回答我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不认为贵公司就严重违反合同的情况考虑赔偿的事宜，也不打算终止在五百米以内开设新店的侵权行为？”我再度发问，表情比任何时候都严肃，尽管这种严肃中带着几分怪异的窃喜。她终于开始怀疑起我的身份，并反问我是否有录音行为，我点了点头，并且认定对方同样也在录音。我在和她对视了一会儿后忍不住笑出来，就像在一场葬礼上忽然流鼻血一样不合时宜且莫名其妙。她对我的发笑感到困惑不解，认为是自己精心修饰过的面容出现纰漏，下意识地用手指轻轻抚摸下巴和鼻子，但我的眼神没有在她的脸上停留太久，而是转过脸来告诉那个惆怅的男人，协调和核实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这种情况除了诉诸法院之外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他坚定地点了点头，和我起身离开。女经理将我们送出待客室，她若有所思却坚持使用居高临下的口吻，她说情况一定要放在法庭上解决的话，只会无限期拖延客户的经营，除了律师没有人从中受益，况且这种诉讼对公司而言不会带来任何伤害。颤抖的语气使她临别时的风度严重受损，从电梯里走来的年轻人带着盈盈的笑容将午餐递给她，她没有接过来，只用黯然的眼神送我们离开，在电梯门关上的瞬间她扭过头去。

    随后我去了一趟八里桥商业街，瞧了瞧两家店面的位置和周边店铺的经营情况。这条商业街只是这个城市众多市民采购蔬菜和食品的商业街中最不起眼的一条。两侧店铺的门牌大多已经陈旧褪色，并保持着古怪的色调统一性，运送蔬菜的板车上坐着一个摆弄手机的长发青年，戴着遮阳帽的妇女推着婴儿车从一个蒸包摊上匆匆离开，社区卫生所紧闭大门，街角的垃圾箱上挂满黑塑料袋和蔬菜叶子，送外卖的摩托车从南向北一路而去。我在接近完成装修的豆品店里坐了一会儿，将这场官司推演了一番，它的结果不难预料，但还是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他将香烟递给我，并为我点上火。我接到刘俞皓的电话，本想回绝他的盛情邀请，况且此刻已是下午，但他坚持要我去一趟——迷踪事务所的主管也像和我碰碰面。下午四点，我终于赶到冰雪谷大厦，在装修精致、布局考究的办公楼里走动了一会儿，又同等待良久的熟人寒暄，在待客室里同主管人员聊了一刻钟，像是完成一次非正式的面试。我没有什么可展示的东西，这一点对方能轻易察觉，况且我表现得有些心不在焉，像是被什么麻烦事纠缠住一样，神色游移、语气断续，但我耐心地听完对方对律师助理的岗位的分析。

    “最好的律师不是站在辩护席上滔滔不绝的律师，而是坐在办公室里运筹帷幄的作为事务所合伙人的大律师。”他以简约的措辞诱惑住我，为我描绘了一幅从未见过的壮丽画卷。“作为合伙人的大律师，只需要为源源不断的案源选择最适合的部下，弹指一挥间，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只有牵扯关系极其复杂、涉及领域极其广泛、资金数额极其巨大的案件才会引起你的兴趣，你把它看做是对自己的挑战，是对多年来熟练运用的法律和辩护技巧的一次复习，而在判决结果出炉前，你就能在辩护席上露出成竹在胸的笑容，那是你就是律师业界的神话，是为数不多的青年才俊之一，所有人都会向你投来钦佩和嫉妒的目光，你难道不为这样的前景动心吗？”他几乎没有关注我的眼睛，没有回味我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兴奋和渴望，以及那一刻难以言明的陶醉感，仿佛我已经是他所言的那种功成名就的青年才俊，在办公室里、辩护席上自由挥洒大律师的风采。可是这种熏熏欲醉之感只在我的眼睛里停留了片刻，也许更短的时间，我就匆匆忙忙逃离幻觉，回到我可能被多客事务所裁掉、可能被迷踪事务所拒绝、可能四处投简历和面试的现实生活里。白日梦只会让我感到更加失落，尽管它会帮我消耗原本用作焦虑的时间。我带着疲惫的脸色向刘俞皓道别。

    “不要让悲观的情绪占据你的大脑，”刘俞皓无意识地摩挲着手表带，“主管说这次见面比他想象得好得多。”

    我再一次度过了一个无眠之夜。那时春晓对我的唉声叹气和彻夜不眠已经见怪不怪。她改变了早起拉琴的习惯以避免吵醒尚在浅睡眠里喘着粗气的我。她不再阻挠我吸烟，有时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等着我从阳台吸完两根烟后走回客厅，我们拥抱着彼此，可是我只想远远避开人群，躲在孤独的窠臼里等待命运的宣判。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就是这样平平静静度过的，我认为自己在见习期学到的皮毛此刻都烟消云散，没有任何内容可言，尽管我隐隐觉得这种工作模式并不适合我，或许是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又或者我对这份工作的艰辛程度估量不足，一个月下来我只收获了一副被晒得黝黑的皮肤和一张面无血色的沧桑的脸。这无趣且万物凋敝的季节。我垂头丧气地赶往尔湾大厦，破天荒地在一层优雅地吃过早餐，带着一杯加了半勺糖的咖啡挤上电梯，整理好情绪后才来到熟悉又陌生的工位前。我心里还有一点念想，就是豆品店的老板会打来电话，委托多客事务所帮他打官司，但一想到他可能已经没有诉讼的钱和时间，想到昨天下午道别的时候他脸上游移不定的神色，我就不免悲观起来，可是距离第一单案源如此之近使我不能不患得患失。一上午我再没有打过电话，只是反复翻越这场官司可能用到的法律条文，反复整理办公桌上的文件夹和散碎的纸页。纸页发出的脆响声会让我看起来正在忙碌，正在处理某些看似棘手的事务。中午，我在办公桌上小睡了半个钟头。我的鼾声想必让邻桌的同事无法忍受，这时一杯浓郁的咖啡香气唤醒了我。

    扈一晴用指关节叩了几下桌子，我事实上已经醒过来了。“你的客户找上门来了。”她的话让我顿时来了精神，我站起来挠一挠头发，希望浮肿的眼睑不会给人留下邋遢的印象，可事实上我比任何时候都邋遢，我没有系领带，神情颓丧且嘴角带着口水痕迹，西服袖子被我的额头压出了折痕。我本准备去卫生间洗脸顺便整理一下乱糟糟的头发，可迎面正好碰见豆品店的老板，他说他将委托我们向豆乐公司提起诉讼。

    “你想好了吗？”我揉搓着双手，有种从未有过的紧张。

    “当然，而且你昨天的热心肠很让人触动。”他指了指这套办公间，“你们公司的格局和我从前上班的地方很相似，狭窄的办公位给人一种备受压迫的印象。”说完，他把皮包里的材料递给我。

    我把一杯咖啡递给他，然后向他介绍了一下诉讼的基本流程。“我需要把你的情况向主管做一个全面的汇报，一会儿就有专业的律师和你继续沟通。你在待客室稍等一下，里面有杂志和报纸。”当他走进待客室以后，我悬着的心终于稳稳落地，扈一晴以惊讶的眼神打量了我一番，“你果真找到案源了？难以置信。”我向她和一位前辈介绍该客户的情况时，还把录音和合同复印件拿出来，此外两家店面的照片、豆乐公司的加盟宣传单和公司介绍也一一递给他们。

    “我早就说过，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女主管带着赞赏的语气。

    “如果今天没有这一单，我可能就要被裁掉了，形势逼人。”

    “谁说要裁掉你了？”女主管用愕然的语气问道。

    “这不是事务所的规则吗？”我拧着眉毛问。

    扈一晴摊了摊手，那位前辈带着释然的笑回答说，事务所没有这种规则，律师助理不会因为找不到案源而被辞退，此前被辞退的员工大多是试用期内的表现难以达标。

    “可是，你应该明确地告诉我这一点。”我语气僵硬地朝向女主管。

    她仍旧摊摊手，“谁能想到你会这样想呢，你在这里实习了这么久，居然连员工离职的原因都没有关注过。”她推了推近视镜，“不过也好，这种紧迫性让你在正式入职第一个月就找到了案源。”

    惊喜之情并没有维持太久时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陆续搜寻到几个案源。我对案源的嗅觉也变得异乎寻常地灵敏，能在别人的通话或者闲聊中捕捉讯息，也能在人们的迟疑间找到零星的诉讼碎片。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享受是完全矛盾的。我几乎没有娱乐生活，不再观赏油画也很少听音乐，我的眼睛常常警觉地留意手机，以备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错过客户或同事打来的电话。我变得越来越颓废，回到家里做一点饭，然后半躺在沙发上看一会儿电视，一遍遍过滤这一天里关于案件或案源的信息，我和春晓很少交流工作上的情况，她能凭借我的神态和动作判断情况进展得是否顺利。大部分时候，我都呈现出一种悲观无望的表情，我们的交谈变得越来越少，有时只是简单的关心和床上的亲热，仿佛只有肉体之欢才证明我们仍旧处在热恋阶段。好在我的收入水平逐月提升，我再也不必为房租和生活费发愁了，当我把一叠现金交给春晓的时候，春晓小心翼翼接过去，有时候数一数，有时候直接放进包里。然而我们的生活还和从前一样朴素。我连书也很少购买，一个月只有四天休息时间，而这四天的绝大多数时间我都会躺在躺椅或者沙发上睡觉。睡眠让我处在一种蛛网状的平衡感中。我任意活动着僵硬、疲惫的肢体，听唱片机里嘟哝着杂乱无章的噪音，听楼上或者楼下时时响起的钻机声。这种声音不比练钢琴的声音更糟糕，尤其是那种经过连续数月的练习仍然弹奏得磕磕绊绊的曲子。

    冬季我们开通了暖气。来到云城头一次感受到一个温暖如春的冬季。有时我仍然思念躲在暖桌里的感觉，暖烘烘的温度从脚掌传播到手指，像是经受一种精巧的按摩一样。我和春晓在暖桌上下象棋。我和柴思榕仍旧定期联系，但我们可谈论的话题并不多，那篇中篇小说如石牛入海般没有引起任何波澜，我认定自己失去了靠耕耘文字谋生的可能性，后来工作忙碌，我再也无心涉猎文学，倘若有可能我倒希望自己有时间阅读最新出版的小说。这几年的图书市场比之前更加萎缩。这种情况不难预料。网络文学将年轻人吸引到一种极其注重故事架构的愉悦情绪的异次元世界里，现实越来越阴冷，写实小说不再受到关注，出版物的价格一再攀升，然而没有多少人愿意以高价购入那些质量参差不齐的作品。那个冬季对我来说有些潦草，我有大半年没有听过春晓演奏小提琴，也很少再回到云城大学的校园里追觅往事，虽然有时候不免产生伤春悲秋的情绪，但步入正轨的工作和没完没了的诉讼构成了我生活的主旋律。虽然我并不喜欢这种生活。在年假前的最后一天事务所举行年会活动的时候，扈一晴把我叫到另一个包厢，将一叠钞票交给我，说是事务所发放的年终奖，作为过去半年里我勤恳工作的奖赏。也就是在这次年会上，我第一次同多客事务所的创办人见面。

    “你就是邱阁，”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多客需要更多你这样的年轻人。”他举着酒杯。运营经理提醒我站起身来同总裁先生敬酒。我带着局促的笑容走过去同他碰杯，古先生意识到了我的拘谨，就说年会的酒桌上不应当拘泥于职位高低。他很耐心地同我攀谈了一会儿，我们攀谈的时候，交杯换盏的声音断断续续，服务生为客人们一杯杯斟满白酒。可是我不敢多喝，我感到头晕目眩又害怕喝酒导致肠胃炎，因此将酒杯拿开，只小酌着一点饮料。春晓打电话问是否需要过来接我。创办人对我的工作方式很感兴趣，他有意让我在众多同事面前分享自己的心得，“你半年来的业绩比许多前辈更出色。”可是我认定没有什么可供分享的，我并不愉悦，也不享受这种工作方式。我只是一枚经过细致打磨的螺丝钉。但我仍然发了言，像一个先进模范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觉悟那样假模假样地分享自己的心得，车轱辘话是领导们的心头好，谁也说不清他们究竟是真爱听还是假装爱听那些乏味的话。夜色渐浓，年会的第一阶段结束后，我们随即乘车前往一家夜总会，众人准备在那里一直熬到黎明。

    那样的夜晚很容易忘记。我坐在沙发上吸烟，每个人都在吸烟喝酒和寻找自己擅长的曲目。可是我喝醉了，我变得不由自主地健谈起来。

    “说说吧，寻找案源的秘诀。”同事打开一瓶葡萄酒。

    “你不会喜欢的。就像跑销售、在众人面前推销产品那样，从一家公司到另一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然后观察他们的神色，留心他们的交谈。我不喜欢这种方式。大二那年夏季我曾为赚取生活费而去一所小学推销儿童读物，那是一些格调不佳、绘图敷衍的读物，在图书市场上也属于下乘之作，可是它们利润高，很值得在校园里一试。可事实上我根本进入不了学校，而放学的时候，家长们急匆匆地把孩子接走，无心听我向他们推销。我想过许多推销方案，在培训班外面做推销，在少年宫、儿童游乐场和亲子活动室做推销，可惜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我只好把自己分成的一多半让给小学老师，以此促成在校园获准销售，那位老师把其中几册交给班上学习最好的小朋友，不久这些读物就销售出去了。在这以后，我再没有跑过销售，它带来的营收和我的付出是不匹配的，况且我不擅长与别人沟通，尤其不擅长与怀有敌意的人沟通交流，因此在入职多客的第一个月，我无数次想过放弃，这不是律师应该做的，但话说回来，如果无法找到案源，好律师也不免被埋没。”

    “然而有什么办法呢，人们不希望走到打官司的地步，没钱的人宁愿铤而走险也不愿相信法院和律师建构的正义，权利受侵害的时候，人们总要考虑打官司的时间成本和花销，法院的台阶那么多那么高，违法成本却极低，人们宁愿咽下屈辱和损失的几千块钱也不想敲开律师事务所的大门，他们担忧律师费、诉讼费、误工费比他们的损失更多。一场官司可以拖延半年、一年甚至数年之久，后期的执行情况难以预料。法律保护公民，也可能无法保护。”一位同事带着醉意感叹着。

    “可是我们首先需要解决自己的困难。”扈一晴既像是安慰，又像是表达另一个角度的见解，“你们不久要拿出律师资格证，然后还要买房和结婚，将来还要生孩子、攒钱养老，这是你们眼前的实际问题，没有比这些问题更棘手的了，相比而言，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改善就是遥远的宏观叙事了。”她朝向我，像是等待我由衷的认同似的。我别无选择地点点头，明明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却一时想不到反驳的理由。每一次我的大脑被激情占据的时候，我总会提醒自己出身寒门并且一无所有，如果一定要反驳别人也必须在语气恳切、谦逊的同时拿出足以服众的论据，如果不在法庭上，驳倒对方对我来说是毫无必要的，反而常常意味着一些难以觉察的风险。我没有再接话，是因为我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新一年开春以后，我的记忆再度变得淡薄起来。我和刘俞皓时常碰面，那时何娉婷已经成了他的恋人，两人在冰雪谷大厦一层的星巴克里约会，讨论着春季流行的衣帽服饰。星巴克是我们最常见面的地方，那里的音乐还算舒适，顾客不会制造刺耳的噪音，点上两杯咖啡可以坐上一下午。春晓外出表演的七天里，我的余暇都是在星巴克里度过的。我曾用一个下午读完略萨的《胡利娅姨妈和作家》，暗自觉得姨妈的爱情故事不及泛美电台的职场纷争吸引人，傍晚的时候又开始阅读德里克·沃尔科特的长诗《奥麦罗斯》，恍惚间发现里尔克的魂魄在西印度群岛的散发海腥味的混血诗人身上转生，不禁为之赞叹，那时桌子上的咖啡已经凉透了。

    我少数的休闲时间仍然用于睡眠。自从劳累牢牢锁住我的夜间睡眠以后，光怪陆离的梦境就距离我越来越远。这并不是说我终于摆脱了梦中女巫的纠缠，而是我的梦常常与现实连接在一起，既像是现实的预演又像是生活的理性的延伸。早年间我的梦境里总是出现那些可望不可及的东西，每当我去享用的时候总会从梦中醒来，而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能在梦中感受到食物的美味和肉体的缠绵，但我仍然恐惧睡眠，恐惧睡眠在无声无息之间不断蚕食时间。“时间没有仁慈可言，”我跟刘俞皓说，像是在讲述什么惊人的秘密一样，“我能感受到它在汲取我皮肤的蛋白和眼睛的光泽。”然而工作的第一年没有带给我那种强烈的建功立业的信念感。真奇怪，我只是收获到意料之外的淡漠感和铁石心肠。刘俞皓说他收获了一段美妙的爱情以及意料之中的赞美。收获赞美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引人注意的橘黄色披风，一种光滑的大理石触感。他说自己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摒弃别人或真情或假意的歌颂，他们在会议桌上、咖啡馆里或者客厅的餐桌前用相似的词语描述他认为理所当然能做好的事情，他们的赞叹带着一种急迫的渴望，在某些时候会让他得意洋洋，后来他就变得谨慎起来。

    “自尊心让我越来越像一只愚蠢的猎犬。”他用富含深意的话感叹生活。可是他的感叹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向玩具们撒气。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他的自尊心。他在入职云城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以后很快收到了父母馈赠的汽车和住所，我曾去他家拜访过一次，看着他像喝矿泉水一样咕咚咕咚灌下半瓶起泡葡萄酒，在黑色书桌上摆弄咖啡机，我注意到室内墙上的挂画毫无美感，就提议他去圃薇的画室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画作。我在那所房子里走来走去，摸一摸转角楼梯上的铜把手，碰一碰胡桃木桌上的石膏像，注意到一幅用蜀绣装饰的文言文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他说他母亲是一名主治医师，医学元素是他生活中无法抹去的色彩。“尽管定期去教堂听福音，我其实是个不可知论者。”但他从不在他母亲面前表露对信仰的怀疑，在祈祷的时候他也会迎合母亲的习惯，跪坐在圣母像前沉思。他的确是天之骄子，这一点从他广泛的涉猎、优雅的谈吐和开阔的胸怀上就能展现出来。我认为自己当初对他存在一些偏见。因此在那次家宴上，我主动向他表达歉意，他却为我的拘谨而心怀怜悯。他把葡萄酒递给我，又为我点上香烟，试着倾听我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看法。可是他很快就意识到我对这些东西缺乏兴致，我的思路也常常被一些忽然冒出来的念头带走，像是故意避开他关心的话题，直到落脚在东西方文化和理念差异的课题上，他才来了精神，同我热烈争论起来。可是随即他就发现我根本没有争论下去的意思。他大惑不解地发问：你真的不关心是非对错吗？

    我无法回答他的提问，就把童年时期的一则小事讲给他听。我的故事很简短，却是他从未经历过、从未想象到的奇遇。我说这就是我无心关注是非对错的原因。并不是价值观混淆或者世情冷漠的缘故，而是你知道是非曲直，却对发生在身边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正义无能为力。出于不使自己持续受到心灵鞭挞的理由，我只能避开那些是非对错的判断。我没有力量，你没有意识到我没有回击的力量。无论我做多么深邃的沉思，我的力量都埋藏在大地深处，有些年份我梦见自己把身体掩埋，就像沉入一团无底的流沙里，当呼吸越来越弱、恐惧的情绪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脚底越来越烫，地火正在灌注到我骨骼和肌肉的每个间隙，可是那时我快要死了。我唯一感到悲哀的是，真正有力量的时刻就是快要死去的时候。我的表达不免带给他更多困惑和歧义，他需要更严谨和更确切的表述，而我只能提供一种感性的诗意的观点，因此对是非对错的争论逐渐演变为对争论本身的争论。“我们有无数值得一试的观点，可事实上它们早就存在并且永远存在下去，但就是不会有付诸实践的那一天。”我做出总结，摊开手掌。他喝完葡萄酒，问我要不要来一杯咖啡。在这之后我们再没有争论过任何话题。可是我们在讨论某个诉讼、交流某种看法的时候仍然会不由自主地落入两难的困境里。只不过我们眼前的困境有所不同。

    这一年夏季，我、春晓约刘俞皓、何娉婷以及安璐在微山湖路新开的草鱼馆聚餐。我们表现得格外熟络，只是炎热的夏季让人感觉困倦和浮躁。我不只一次说过自己憎恨夏天。我曾在一次寻找案源的路上被晒伤，七天后胳膊脱了一层皮。我被不速而至的雷雨袭击过，雨水将我的头发、鞋子和皮包浸透，手机由于进水而无法拨打电话。夏季的空气里有一股烧石子的气味，从黎明时分到太阳落山，它就像肥厚的云层一样笼罩在云城上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被这种气味捕获，为此我只好往衬衫上喷洒浓重的白花香水。我在夏季对香水和爱情的依莲比任何时候都强烈。每次下班回家，我都会和春晓热烈地接吻，就像刚沉浸于恋爱时那样投入。汗水从头发和鬓角一滴滴落在地上，我闻着晚香玉和金桔交融的香气倒在恋人的怀里。事实上我格外脆弱，脆弱到听某首乐曲或者看某段旧日照片的时候都有一种想哭的冲动。那时春晓已经换过两台相机，有两张照片被摄影杂志选中，其中一张是她为学院的合唱团拍摄的一张逆光照。阳光将乐团成员的面孔和头发涂上一层金黄，半透明的衣袖包裹着线条柔和的肌肤，右下角有一枚充满怀旧色彩的浅红色光晕，使草地给人一种毛茸茸的温暖的印象。看着它，我会想到收麦子的场景，想到在小学操场上疯跑，在小学老师家里摩挲翠绿的口琴。可是我已经写不出诗来了。我含着眼泪跟春晓倾诉。我写不出来，同样也无法表达出这种感受，我像是被困在一个地下牢笼里，被封住口、缠住手脚，修辞和韵脚在某个时刻与我永别。春晓只是抱着我，就像初次与我同眠时那样抱着我的身体，聊一些发生在音乐学院里的小事。她并不相信我真的失去了写诗的能力，也不相信我脆弱得连楼上切菜和搬桌子的声音都难以忍受，他认为我恐惧燥热和琐事对精力的无谓损耗，认为我担忧太多不值得忧虑的东西，而这一幕——每一年夏季最热的时候都会反复上演。在那次聚会上，我避而不谈夏季的鬼魅生活，仍然将注意力放在案源、官司和被解构得难以形成完成逻辑链条的法律条文。刘俞皓正沉浸于爱情里，何娉婷几乎每时每刻都挽着他的胳膊，吃饭的时候发出羞涩而爽朗的笑声，安璐神情专注地看着手机上的新闻，她偶尔抬起头来听一听我们的话题，偶尔和春晓谈论因为频频炮制魔鬼料理而受到学生们批判的学院餐厅。

    “多客的薪水根本无法维系你的生活。”刘俞皓笨拙地挑着鱼刺，向我推荐冰雪谷大厦的另一家律师事务所，“你可以获得一份丰厚的薪水，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做充足的准备。”

    “我也在等待多客的加薪，这个夏天的业绩上佳，如果秋季迟迟不动，我想的确应该考虑换个地方了。”我头一次赞同他的见解。春晓对我的话颇为意外，她侧着脸低声问我是真的吗。我点点头。她又问在新单位还会和现在一样焦心吗。我迟疑了一会儿，说有这种可能性，但不会比多客更焦心。

    “我早就盼望着你摆脱那个鬼地方了。”春晓咬牙切齿地笑起来。

    “你们准备毕业以后就结婚还是继续目前这样的生活？”安路忽然问我。

    我没有马上回答，而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刘俞皓和何娉婷。

    “我们都需要深造。她准备考研究生，我也不急着结婚，我们还年轻呢。”刘俞皓拿着小酒杯，“在这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许多未婚的乐趣还没有享受完。”何娉婷似乎不认同他的想法，她说考研究生和结婚是两回事，她很希望在大学毕业后就能找到余生的归宿。

    “我还没有和春晓认真谈过婚姻的问题，”我挠一挠头发，像是描述一个高于自身的庞然大物一样，“在乡下，我这个年纪可能已经成婚了。”春晓认为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她拨弄着筷子，以少有的斩钉截铁的语气说毕业之后我们就会结婚，任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说完她还以嘲讽的眼神看着我，仿佛在询问她托付的人是不是一个懦夫。我没有回应，只是感觉自己的胳膊有些疲累。

    那个晚上我一直感觉胳膊处在一种透支的状态。春晓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复杂程度，在那个我决意换一家事务所上班的秋季，春晓似乎无心关注研究生的报考情况。她在合唱团的实习工作中也表现得心事忡忡。晚些时候我才知道她和她妈妈在电话里发生了激烈争吵。理由不难猜到，她妈妈希望在我备好婚房以后再谈结婚的事宜，这时与她多年未有联系的父亲也站出来做类似的表态。春晓对此不屑一顾，但她妈妈频频打来电话要求她向自己承诺不轻易做出结婚的抉择。当春晓以轻蔑的语气将这件事告知我的时候，我很温和地抚摸她的头发，安慰她这是为人父母常有的看法，况且我们未必一定要在她毕业后马上结婚，有无婚书对我们而言其实没什么实质影响。

    “我最初也是持这样的想法。我们这样亲密无间地度过了三年时间，是不是需要结婚证显得无关紧要，可是我最厌恨别人对我的感情生活指手画脚，尤其是试图主宰我的生活，以某种他们以为的那种神圣的名义，却丝毫不考虑这个名义是否站得住脚。那个女人在电话里指指点点，她假模假样的关心让人作呕，她不知道每一笔汇来的钱都返还到她的存折上了吗？她应当感激我仍然愿意接听她的电话，而不是用那套小布尔乔亚的狭隘逻辑往别人身上套。希望扬州湿热的天气没有让她发昏，我现在考虑的是，如何照顾好卧病在床的外婆，而不让她身上那股拜金的怪味弥漫到外婆家里。”春晓没有继续说下去，她看见惆怅的神色挂在我的眉间。当我获知她外婆，那个乐观、幽默而又沉迷于麻将牌的老太太抱病在床的时候，我就开始催促春晓早回扬州，并将寒假时光都用来陪伴和照顾她。